第43章 离离“原上草”(4)

　　赶制“文革”的标语牌？何必这么匆匆忙忙；修理囚徒们用的劳动工具？更没必要这般急切。想来想去，一种不测的凶兆，顿时涌上了我的心头：此地是实行土葬的，会不会是张沪她清醒之后，病兆又继续恶化了？抑或是张沪根本就没有清醒，赵光弟为了安慰我的心，有意传递给我虚假的讯息？……我的心又跌进了万丈深渊。

　　门锁响了，符ＸＸ走了进来。我的目光急切地迎了上去，想从他脸上的表情找到一点消息。他没有回避我的目光，那张吹火嘴一开，便对我说：“不亏你过去是个记者、作家，心电感应倒挺灵敏的。瞒你也没用，刚才我去了木匠张汉文家，他家属告诉我，张汉文为张沪去钉棺木了。说是，张沪曾醒过来会儿，那不过是回光返照。从维熙，我本不该告诉你这一些，但我符ＸＸ也是个人，先给你捎个话儿，省得你精神上准备不足，增加严管号的麻烦。”

　　我只觉得血涌心扉，一下躺倒在土炕上。

　　生死轮回无常--死者生，生者死

　　截止到１９７０年“一打三反”之前，我虽然身陷大墙之内，对命运这个字眼，始终认为那是一种巫术的代称。张沪事件使我第一次深思了这个带有禅机含义的名词。在严管班，我把进劳改前夜看过的《六月雪斩窦娥》，与劳改中四月雪夜的张沪自杀，本能地联想在一起，对“命运”二字，有了不同于过去的认知。之后发生在张沪自身、与另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之间的生死关系上，似也使我加深了对“命运”二字的理解。

　　钉棺木那个夜晚，给予我的精神折磨和感情煎熬，等于我也经历了一场无疾的死亡。特别是先闻喜讯后知悲耗的反差，像是一把剪刀，把我的灵肉一剪为二。我不想在这方面多浪费笔墨，我想详细叙说的是，发生在这天夜里之后，生与死，令人难以置信的--并十分富有戏剧性的生死轮回变幻。

　　第二天早上，我如同戴铐的一具活尸，躺在炕上绝食。我的理性全部死亡，除了昨夜钉棺木之事外，还因为早晨严管班接到了通知：上午九时在广场开批斗大会。在我看来，把僵死的张沪，再拉到广场上来“轰炸”一下，不仅过于残忍，而且灭绝人性。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以死来抗争，尽管这种抗争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我如仍苟且偷安以求生存，则是对自己良知的严重亵渎。

　　可是当我排队在严管班之首，被勒令坐在空场上，经历的却不是与张沪的死别--一个刑满释放留在砖厂就业的“二劳改”被五花大绑推到了被斗席上。因为这一刻的感情转换对我来说反差太大，他的名字虽然随着逝水东流，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但那替死鬼的相貌衣着，至今仍如刀刻般的深刻：他身材不高，方型脸庞，是山西本土人（因为他交代“罪行”时，说的满口山西话）。他上身穿一件人造革的黑夹克，下身穿一条铁灰色的裤子。因而从头到脚，给我留下了一个黑不溜秋的印象。

　　于连长却依然精神勃发，讲话时他习惯于双手插腰：“球！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又出现了一个往枪口上撞的反革命。这个反革命家住山西ＸＸ，在运动中不老实交代罪行不说，他还想逃跑！球的，你往哪儿跑，哪儿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也好，你不愿意在班组里交代，就在这儿向全体劳改犯交代吧！几天前，钻出个右派反革命，今天又揪出个刑事犯反革命，这真应了毛主席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告诉你们，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对敌人绝不手软，ＸＸＸ，现在你开始交代你的罪行。”

　　“……其实……其实……俺没犯其他的罪错。俺家人口多，口粮喂不饱肚子，俺曾倒卖过粮票，不是为了赚钱，只是用买来的粮票弄点粮食。‘一打三反’，俺害怕了。俺是老实人，不说半句瞎话。就这！”

　　“那你为甚要逃跑？”

　　“逃跑就是对抗‘一打三反’！”

　　“逃跑就是抗拒无产阶级专政！”

　　“给他加温--”

　　在一片呼喊的口号声中，跳上几个牢头，给这个五花大绑的黑脸汉子背在后边的双手捆紧，然后拼命往上提拉，只听得“啊”的一声尖叫，黑脸汉子脸变得煞白。接着，他的身子像根木桩一般，咕咚一声躺在了地上。

　　“他在耍死狗--”

　　“别被他装死所蒙骗--”

　　“宜将剩勇追穷寇--”

　　在“同窗”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这个山西的“二劳改”再没有被拉扯起来。事后，我才知道他犯有心脏病，背后“吊鸡爪”的绳子一勒，他顿时一命呜呼。

　　批斗会草草收场。

　　我重新回到了严管号房之中。

　　张沪正在阎王殿前徘徊，我不知其生死，却先目睹了身穿黑夹克的“同窗”，奔往了鬼城丰都。尔后回忆起来，似乎是一场恶梦，而在当时鬼魂排队奔往丰都的“文革”年代，并没感到有多么新奇。我当然为这个冤枉鬼而感伤，但我更关注张沪的生死--她太冤枉了，只是向沈队长谈谈她的１９５７年结论，就被铐起双手，天下的公理何在？！

　　到了第三天下午，身材矮小的郭干事，走进严管号房中来。他没有理睬符ＸＸ的询问，直接走近我的身边，用他手中那把钥匙，捅开我腕上的铁铐。他让我先甩动几下被铐得麻木的双臂，然后帮我把披着的那件棉衣穿在了身上，用头示意了一下窗外，我就跟着郭干事离开了那间严管号。

　　“她被抢救过来了。”他走在前面，对跟在身后的我说。

　　我“嗯”了一声。

　　“这件事不怨劳改干部。”他在对我表白。

　　我听得出来，他弦外之音是指于连长。

　　“为这事，吴排长跟于……还发生了一次冲突。当然这是我们干部内部之间的事，不该对你说，你能知道在运动中，我们许多干部的为难之处也就行了。”

　　我相信郭干事这些话都发自于肺腑，并且绝对真实可信。我没说什么感谢政府抢救张沪之类的话，铐起她来本身就是个错误，没有那双手铐，就没有她的自戕；如果我要感谢的话，是那个矮矮瘦瘦的何医生。

　　“这些话，你都听见了没有？”郭干事见我一路缄默，停下脚步询问我说。

　　我点点头，太多太多的悲怆，已然哽噎住我答话的喉咙，但我沉吟了一会儿，还是质询了郭干事一句：

　　“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希望不会。”郭干事本分地说，“但也很难预料，她是从死亡状态中生还过来的。所以，又派个姓李的家属，和张丽华一块去护理她，暂时她还不能回你这间窑洞。”

　　到了我和她住的四号窑洞前，郭干事递给我一把开门钥匙。原来自从我被铐上双手送往严管班之后，赵光弟也被勒令搬离了这间号房，门上换了一把新锁。我进了这间窑洞，颓然地坐在炕上，仔细回味着近日发生的事情，简直无法相信这都是真的。但无论怎么伤感，张沪毕竟是活了下来，这多多少少带给我几分酸楚的惬意，一场“文革”有多少冤枉鬼奔往丰都，能闯过鬼门关也算是不幸中的幸事了。

　　我想找到狱医何医生询问一下情况，最初没能如愿。他正在处理那天吊死的山西鬼，劳改队死了人要填表上报。有一次我提着暖壶去打开水，正好与他相遇，这外表矮矮瘦瘦，细脖大脑壳的大夫，没容我向他表示谢意，就忙不迭地对我说：“真是张沪命硬，那口棺材本来是给她打的；阴阳错位，没想到咱那山西本土的‘二劳改’当了替死鬼。”

　　“何大夫，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他提着暖壶匆匆而去。走了约十几米，他突然停下脚步，回头对我说：“咱想，还有一周的光景，张沪或许能下地走路了。至于让不让她回你们那间号房，那是于连长拍板的事。”

　　何医生的话没能兑现。我独居那间号房两个星期，张沪也没能回来。一天深夜，吴排长一人独自进了窑洞，他告诉我张沪暂时不会回来，由于各种情况，双料货（指夫妻双双进劳改队的）可能要转移改造地点。

　　我沉默地听着。我愿意马上离开这块土地与这间号房。它留给我过于沉重的记忆；无论是张沪的死而复生，还是我为此而戴上了三天手铐，都会像大山山褶般深邃，使人因见景生情而失去安宁。

　　“那些书，我的意思你就别带走了。”吴排长关切地说，“虽然都是些文学名着什么的，容易招惹是非。”

　　我点点头。书和知识对我还有什么用处呢？但我还是向吴排长提出，我要求索回两三本我最喜欢的书。那是雨果、果戈理和杰克·伦敦的着作。我的理由是：他们的作品能给我力量。

　　吴排长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他告诉我：“你自己在５０年代出版的那两三本书，怕是很难找了，它不在我手上，正在劳改干部中传来传去。”

　　我说：“如果你能找到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那些书已是我身外之物，我并不想再保留它们。”

　　“该怎么说呢，百分之八十的劳改干部，对你们夫妻内心是同情的，但是你也知道，因为各种缘故，谁也不敢流露这种心境。”

　　“谢谢吴排长。”

　　他伸出一只手。

　　我忐忑不安地也伸出了自己的手。

　　“要转移的消息不要外传。”

　　“放心，我是不会给吴排长添麻烦的。”

　　大约到了五月中旬，我和张沪以及那些“双料货”被押上同一辆卡车。卡车下边装行李，我们坐在行李上边。与吴排长事先传递给我的消息不同的是，除了“双料货”之外，另外几辆卡车上坐满了“同窗”与“同类”。不知道哪儿的一座超级瓦斯煤矿，等待建井采掘，那儿需要大批的劳改人员去开挖乌金。

　　使我永生难忘的是，于连长不坐在别的卡车上，也不坐在车舱里，而偏偏与我们这些“双料货”坐在同一辆露天的车斗里。是有意显示他的军人风采，还是对张沪一事处理不当，他多少有点良知的内疚？不知道！他虽然全副戎装，腰间还别着一把带皮套的手枪，脸上却比昔日多了几丝微笑。

　　张沪经历近一个月的囚居生活，由于不见阳光，因而面色苍白，体质弱不禁风。时至五月，同车人穿着夹衣，她上身还穿着棉袄，她与我并排坐在车斗里，头倚靠在我肩上，任汽车在山路上左摇右晃颠颠簸簸。

　　从晋南向晋东南转移，卡车要爬过巍巍的中条山脉。山路崎岖如蛇，道路十分难走，致使转移囚徒的车队不得不走走停停。当车行至大山环抱中的山腰时，有个女号突然喊了一声：

　　“看--那儿有一只兔子！”

　　于连长拔出皮套中的手枪，立刻瞄准了那只奔跑的狡兔。可惜那儿林木葱茏，那狡兔三蹦两跳就逃出了我们的视野。这时，张沪对我低声耳语了一句：

　　“我好像就是那只兔儿！”

　　这是在漫长的山间驿路上，她对我说的唯一的话。我觉得她的这句自喻并不十分准确--严酷的“文革”年代，迫使中国多少知识分子，性格分裂成了善于逃遁的狡兔；而张沪不是狡兔，是傻兔，是扑向枪口的一只傻兔。她的生命内核蕴藏着的是永不屈服。如果她遭遇了张志新的处境，她会成为第二个飞蛾扑火的张志新。

　　我无意谴责前者。

　　但我更敬仰后者。

　　如果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环境中都变成狡兔性格，中国还有希望吗？民族还有希望吗？

　　当然张志新的不屈事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只知道，卡车正在穿过山脊，奔向下一个劳改驿站。

　　在王铁匠家栖身

　　卡车车队在中条山整整穿行了一天，黄昏时分我们一行才到了位于晋东南的一座劳改矿山--它的对外名称叫“晋普山煤矿”。

　　中条山与太行山互为毗邻，卡车过了一岭又是一岭，爬过一峰又是一峰。卡车所过之处，林木葱茏；有些山连山的地方，看不到村落和炊烟。在我劳改十多年的光景里，还没有见到过如此美丽的山峦，呼吸过如此清新的空气。一直闭合双目的张沪，此时此刻大概也忘记了死亡的经历，本能地抬起头来，领略这大自然的赐予。但是当卡车绕过了中条山后，绿色渐渐凋零，股股浓烈的臭气扑面而来--那是当地乡民烧的一座座硫磺小窑，空气中飘散出来的黄色烟尘。

　　不久，车过一个县城，农民们举目观看几辆卡车上的“动物”，我们也向他们遥望--这时我发现了商店的木牌牌上，写有沁水县的字样。我突然想起来这儿是赵树理的老家，难怪他的小说土得掉渣呢，就凭那一座座硫磺小窑冒出的臭气熏天的黄烟，就足以代表了这方水土的原始色泽。车队再往前开，冒着浓烟的小窑不见了，群山像魔术师变的魔术那般，一律变成了光秃秃的和尚头，山峦与山腰上没有一棵树--我在煤矿下井几年之后，才懂得了凡是腹内藏有乌金的山，山上都是不长树木的。所以，我们看见“和尚头”的时候，就临近煤都晋普山了。

　　在矿山总部前广场上，例行过劳改队千篇一律的点名以后，不带家属的成员，扛着行李搬进了山脚下的一排排监舍；我们这几户特殊的双劳改，因监舍太满容纳不下，便被安排到离矿山有半里多路的小村去住。那个小村名叫南坪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当我们这些“劳改鸳鸯”，肩上背着行囊手里提着网袋等杂什，走进小村的时候，简直若同是过庙会一般。男人、女人，老人、娃儿都拥到村口，像看什么稀罕东西似的，上上下下打量着我们；那一双双眸光中，无异于观赏一群奇怪的动物。在劳改队碰上这样的目光，对我们并不产生任何作用；但是在这山沟沟的小村，这目光却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的，因为这些乡民，并非专政人员。这让我们感到“文革”的神经脉络无处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神经末梢，竟然伸延到这大山沟里的小山村来了。

　　走过“列队欢迎”的夹道，我和她被安排到小村西口的一家落脚。户主姓王，是这个家庭中的唯一男性。他上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妻子给他生下了一堆女娃。老王四十出头，人长得个头高高；方颧骨，黑脸膛，是附近小镇上的铁匠；他下面的几枝花儿，分别名叫改枝、改兰、改秀……不言而喻，这是全家期盼生个“万斤”男儿之意。平心而论，这一家人中的多数，并没有歧视我们，唯一使我俩伤透脑筋的是那个长女改枝。在我们刚刚搬进他家西北角的一间约有六米大小的耳房时，在门框上就看见没擦净的粉笔痕，经过辨认还可以看出模模糊糊的字迹。左侧门框上写着“只许规规矩矩”，右侧门框上写着“不许乱说乱动”；横批为“接受劳改”。大概是出于改枝文化水平的限制，笑话出在那条横批上，她误将“接受”的“接”字，错成了“结”；“接受”的“受”字，又误写成了“束”--因而“接受劳改”，变成了“结束劳改”（详见我的纪实体中篇小说《伞》）。这女娃为何写上之后，又把它擦掉？直到我们住过了一段日子之后，才知道是在我们进宅之前，铁匠老王强迫擦掉的。破旧门框上的木纹很深，无法擦去留在木纹中的残痕，就留下了我们初到矿山时，一个深邃而又难忘的记忆。

　　这是一个十分贫苦的农家。小院里虽然有正房和两边的耳房，正房还是两层土楼，但因年久失修，已经十分破落。它就像是一棵老树一样，枯枝枯杈虽在，但是没有了绿色，死了挺拔向上的生气，因而和我们的心绪倒挺近色。我们已经走了十多年的风雪驿路了，这儿又是一个新的驿站，我--特别是她更感到心力交瘁，在这老宅老屋里静一下心神，相濡以沫地舔一舔彼此的伤口，倒也很符合我们的心境。大墙、电网、岗楼、监舍……这么多年像是我们的影子一样，一直伴随着我们。在这寒酸的老屋生活上一段日子，倒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