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离离“原上草”(13)

　　“阿弥陀佛，你上有老下有小，多亏没有出啥意外；不然，我夜里睡觉都要做噩梦了。”张师傅笑了起来，“我听你的口音是北京人，怎么到山西去工作了；听你们这些人谈吐，都不像是半大老粗……怎么……”

　　我赶紧打断了他的话：“真是要感谢张师傅了，不然的话，连带队的车间头头，回去都没法交账。”

　　我必须以谎言取代真诚，尽管这是使我内心痛苦的事情，我还是得那么做。有那个瞬间，我的良知曾叩打我的心灵，想在救我一命的老师傅面前，说出其中的真情--但是，那后果比我被烧伤还要严重，我只好把两面人的角色扮演到底了。

　　夜已很深，我催张师傅回家。因为他进屋时曾说他的家离这儿很远，他是骑着自行车特意来看我的，此时我正好用这一点劝老师傅早点回家。他对我笑笑，并用力握了握我的手，走出了病房。他一出屋，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我觉得我对不住这位张师傅的心--在那个谎言成灾的年代，我也是一个不得不说谎的人。因而，在我们临离开张家口之前，我拆去脸上的绷带，面颊上还留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张师傅来我们的住所为我送行时，我有意回避了张师傅。

　　“同类”们说：“你得去见见张师傅。”

　　我说我不能去见他。

　　“为什么？”

　　我说：“我怕功亏一篑，露出咱们的马脚来；对他撒谎，我的灵魂实在不得安宁！”

　　但是张师傅还是在一间空房里找到了我。他用那铁钳一般的手掌，紧紧攥住我的手说：“哎呀，你成了没毛的和尚了。不要紧，头发和睫毛都长得很快--三个月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在临登上归途的火车之前，他再一次向我祝福：“记住，大难不死，必有后贵。”

　　我是带着张师傅的吉利祝福，坐上返程的火车的。白白来了一趟张家口，什么化工技术也没有学成，我心情之灰暗，可想而知。再加上我的头发和眉毛，都已荡然无存，我在火车上只好拉低了棉帽帽檐，以遮挡我的丑陋--人没有眉毛的形象，是非常难看的，这只有自己最有体会。该怎么说呢？那样子比太监还要难看十倍。带队的队长告诉我，他在临离开张家口时，已经请示了场部：鉴于我的情况，允许我在北京养病两周；待面部伤好之后，再返回农场。“同类”们对此都面露喜色，我则没有一丝快慰之感，因为老母亲和我的儿子，见我的脸烧成了这副模样，一定会悲伤至极；与其三个人难过，还不如我一个人背起这个十字架为好。

　　“你不该这么想，化工车间一开工，你想回家怕是都没有时间了。”

　　“在家里养病，怎么也比在农场要好；我们想回家看看，还没有条件呢，这也算是因祸得福。”

　　我说：“我愿意把这个福分，让给你们享受。一句话，我不想让老人和孩子，为我心里难过。”

　　“你真是一根筋，你怎么不想想，你母亲现在是多么想你，你的儿子是多么想你。”其中的一个“同类”提示我说，“能在家里休息两周，与母子相聚一段日子，那是多大的乐事。至于面部难看，怕街邻白眼相待，那也非常好办，现在正是冬天，鲁迅先生昔日曾写过一首诗，诗中有这么一句：‘破帽遮颜过闹市’，你把两扇棉帽耳朵往下一拉，便一丑遮百丑了；咱们都到了这个份上，还怕人家的白眼？！”

　　这个“同类”的话使我悖然心动，我想母亲和孩子，可能是会为此而难过的，但是也有劫后相聚的快乐。因而，在火车快要驶进北京站的时候，我向队长提出，感谢场部的照顾，我不用两周时间养伤，十天内一定返场。

　　魂去来兮

　　母亲和孩子都不知道我会从天而落--当我帽檐低垂，走进我家那阴山背后、终日不见阳光的十米小屋时，正是个残冬的夜晚。母亲戴着老花镜，正在为孙儿缝补衣裳，孙儿伏案于一张木桌上，在做作业。

　　我拉开那扇吱吱乱叫的木门，走了进去。母亲愣住了，儿子回头看见是我回来了，高声叫了一声：“爸爸--”母亲赶快捅开蜂窝煤的炉子，让炉火更旺一些。她见我帽子捂得严严实实，一定是认为我很冷很冷。屋里的灯光很暗，一老一小还没看见我是面部带着伤回家来的。

　　“快烤烤火，我说这两天我总是左眼跳个不停呢！”母亲一边端详着我，一边绽露出笑容，“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我告诉母亲，我是灾后来探家的。因为我在家中不能永远戴着那顶棉帽，索性把它摘了下来：“妈，您看--”不等这一老一小询问，我就把发生在张家口的事情，一股脑儿抖落给母亲和孩子听--当然，我尽量说得像小病小灾那般轻松。

　　母亲的眼泪立刻流了下来。已经十六岁、正在读初中的儿子，身高已超过了我半头，他平视着我说：“奶奶，爸爸连眉毛都烧没了！”

　　母亲颤巍巍地站起了身子，我忙把老母亲按坐在床上，尽量装出欢快的样子，安慰这一老一小说：“大夫说了，眉毛还会再长出来的，脸上也不会留任何的疤痕，您可以一百个放心。”我弯曲下身子，让坐在床沿的母亲看个清楚，并冲淡着小屋内的沉郁气氛。“大难没有倒下，将来必有后福。您说对吧？！”

　　母亲用她的手心，抚摸了我的脸好一会儿，才放下了手掌--我闯过了这个感伤的关口，就是一个不小的胜利。俗话说“母子十指连心”，老母亲能不为此而过度悲戚，我也就松了一口气。母亲在为我深夜做饭的时刻，儿子为我脸上涂抹着我带来的止痛药水，本来这一老一小都该是受我照顾的，而我一个汉子，此时却只能被这一老一小关照，悲情不禁油然而生。我怎么了？１９５７年的那些往事，越来越被历史的发展证明，一些直言国是的人的话，绝大多数是正确的--怎么历史已过去了十几年，只不过说了一点点真话的我，依然是这副模样？不！我比过去还不如了，过去我还有梦，而今连梦境也没有了--这不是一具会出气的活尸了吗？！

　　回眸我养伤的那几天，在我的改造史上虽然十分短暂，但可以说对我的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疗程。那十七岁就历经了五花大绑的英木兰，还有攀登四十米高大烟筒的巾帼之勇，我在生活的重轭之下，就没了一点任何突围的勇气--尽管现实是一块铁，但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一书中，不就是描写在死亡线上，勇敢地面对铁的现实，而自我突围，并获得了生命的故事吗？！当然，每到孩子去了学校的时候，母亲总是用宿命论的观念，叫我安于现状活下来就行了。可是每到夜晚，我与母亲和儿子挤在一张大床上睡觉的时候（当时我家只剩下一张木桌和一张木床了），一个非我和一个真我，就展开灵魂上的对话：

　　“你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对待生活的。你为了磨炼意志，曾经舍弃坐火车，而从二百多里之外的茶淀农场，以自行车的轮子，代替火车的轮子，进行自我磨炼的‘马拉松’！”

　　“我累了，我不想再自我折磨了。”非我回答说，“人是在希望中生活的，去了山西我更看不见这种希望了。”

　　“希望常常孕生于失望之中。从１９５７年起，你的生活占有是个富翁--尽管你现在没有表现这一底层生活的机会，你要去争取这一机缘。”

　　非我说道：“我只想随遇而安了，因为这个历史的暗夜太长太长了。”

　　“你大概早把雪莱的诗忘光了吧？他在诗里写道：‘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你也学过几天辩证法，古语中说的‘物极必反’，‘文革’走得相当远了，是不是快到了它寿命的边缘？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

　　当真我把非我问得哑口无言的时刻，我就会从梦境中醒来。在这一刻，我听到母亲的轻微呼噜声。她说过，只有我睡在这个家里的时候，她才能睡得安心，她才能有鼾声。我从她的鼾声中得到了认证，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她的身边来呢！为了母亲和儿子，我再不能自甘随波逐流，我应该为改变命运而付出努力。

　　可能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声音，摇撼了当前的非我，我在那几天除了去医院看病换药之外，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走访昔日的朋友当中。燕祥家我去过，厚明家我去过，绍棠家我当然更是跑了几趟。但是非常不巧，三个人中间，我只见到刘厚明（记得燕祥当时在搞个什么剧本，人未在京；好友绍棠，那几天正在老家通县。绍棠爱人曾彩美，想叫绍棠回来与我一聚，因我归程在即，没有应下彩美之意。她说，绍棠已经给我往大辛庄农场发出了信件）。之所以能够破帽遮颜在北京城内穿行，大概是得益于真我的苏醒--因而我把这次回京，看成我生命中一次不凡的思想变化历程。

　　重新回到大辛庄农场，张沪除询及我的烧伤经过，当然也非常关心家中的情况。之后，她拿出了两封信给我，一封是绍棠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

　　维熙：

　　你有了想重新进入文化圈子的念头，是个重大的变化。我觉得不管你能不能进入长治文坛，已然在思想上是个升腾。因为它证明，你的文名，你的创作能力，在主导你恢复自信。只要政策幅度再宽一些，长治想要你，恐怕还求之不得呢！

　　我寄希望于未来。中国的发展与繁荣，要靠现今四五十岁的人才；北京文苑的百花盛开，也要靠咱们这些“二度梅”的开放。浩然一个人，太寂寞了。万紫千红才是春。近日我写了一首诗，摘以下四句给你：

　　恶竹根除尽

　　雨后发春笋

　　请君拭目待

　　新苑花似锦

　　你的处境已大大改变，小众（我儿子）即将自立，更无后顾之忧。一定要趁年富力强，写作和储蓄一些作品。今日无用，将来未必无用。书到用时方恨少！……跟你这封信同时来到的，是我二弟自武汉寄来的贺年信。前些日子，武汉流行着我的小说，李冰和吉学霈向我二弟打听我的情况，深表惋惜之情。我也惋惜李冰和吉学霈，他们不是也没有新作问世吗！我妹夫与周立波住在同一个居民楼，每天都看见他，气息奄奄，朝不虑夕矣！跟他相比，我们有年纪的优势。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

　　我昔日与绍棠有约，他给我写信是不留名的（其实这是自欺，劳改单位要想查写信人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他那笔十分漂亮的钢笔字，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因为我在北京没能与他见面，这真称得上是见字如面了。另一封信是山西省作家协会段杏绵大姐来的，由于这封信已丢失，无法在这里引其原文；但信中的大意，因其与我的文学生命关系甚大，我至今还记得其内容。信的大意如下：她说她接到我的信十分惊喜，她不知道我已在山西多年。关于我能否离开劳改农场，去文化单位工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她已与有关同志商量，看看能不能想些办法--但是无论如何，组织部门也要了解你的档案的，不知山西劳改局是否存有你的材料。她让我接到信后，把我被劳改的“原罪”，简单扼要地写一份寄给她。信尾只署了她一个人的名字，马烽同志并未署名。

　　我与张沪仔细地研究了杏绵大姐的来信，得出结论是：道是无情却有情。表面看上去，杏绵谈了一些困难，但是在字里行间，闪烁着人间难觅的真情。马烽同志没有署名，应是情理当中的事情，不久前在报纸上似乎看见他曾随江青去过大寨，政治上是属于炉火纯青的类型--但我们也分析到，杏绵这封回信，绝对是经过马烽同志过目的--除非他当时不在杏绵身边。

　　两封来信，都给我带来了希望。绍棠给了我力量，杏绵的信则让我看见了一丝曙光。是的！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５年，时间已然流逝了１７个年头，要是以日为单位计算，１７年３６５天乘在一起，我已经劳动改造了６２１５天--人的一生有多少个６２１５天？而在这庞大的数字里，我修理地球中的感受自然不少，但是丧失了我多少可贵的写作时间？似乎我的文学梦醒于这两封来信之后，这是张家口的一场大火烧出来的觉醒，是在北京养伤期间自我拷问后的心灵独白--我要写--我要写，我是生活占有的富翁，尽管我当时穷得买不起稿纸。

　　从大辛庄的供销社里，我买了最为便宜的窗纸，开始了在上面勾勾画画。那些类似远古象形文字的符号，只有我自己清楚它们的含意是些什么--它们都是我十七年中悟性最深的东西。当时化工车间，已建筑起外形，时间不允许我写出成型的作品。但是我庆幸，我死去多年的梦，于一朝苏醒……

　　随风飘逝--蒲公英飞过了黄河

　　感谢１９７４年夏天的骄阳，天上那一轮火球，不仅给自然界的万物以生机，还给了我生命的原色。那一年春天，我的脸上还留有青一块、紫一块的烧伤烙痕；夏日的炎阳一照，我的面部完全恢复了原来的肤色。眉毛长出来了，头上又是一头黑白间杂的头发了。在春天参加劳动时，化工车间的同号，还常拿我取笑：和尚，尼姑，修女……不一而足，到了盛夏，我又是一个男子汉了。

　　截至到该年，我在劳改生涯中，已经经受过四次生死大劫：在北京郊区开山的年代，我差一点成为独眼龙；在矿山井下挖煤时，一次透水事故和另一次煤块塌落，都因我命大而幸免；最后一次就是被烈火包围，我又从死神的怀抱中逃了出来。好友姜葆琛学过《易经》，他说人的一生，都有两次以上的劫难；能大难三次而不倒者，当真会有后福。“你算是受过四次大劫了，当然晚年福缘更厚。”

　　我笑笑说：“这么说，你也该属于有后福之人，你受的折磨也不少。比如在云南……”

　　“所谓劫难者，是指外力而言。”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我的出逃差点送命，是咎由自取；这与外力形成的灾难，不能同日而语。”

　　“你可以当个算命先生了。”我开他的玩笑说，“我想听听你对你自己的命相分析。”

　　“不，还是先谈你。”他煞有其事地说，“比如，你最近接到山西文联的来信，把内容跟我说说。”

　　“你的戏法露了馅了。你所以知道山西给我来了信，我听张沪说过了，那信寄到了化工车间，是你收转给她的。”尽管我知道，葆琛君是凭借着他的聪明，在我的所谓命相问题上胡说八道；但是我还是把两封来信的内容，一块儿告诉了他--他是我可以信赖的朋友。

　　他听得十分认真，并时不时提出他没听懂的问题。之后，他沉默了好半天，对我表示祝贺道：“你我可能要分手了，信不信由你。你的事情惊动了山西文艺界元老的夫人，文曲星归位当不会久远。”

　　我俩当天是在他的设计室聊天的，室内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因而说起话来百无禁忌。我笑笑说：“行，假的我也当真的听。那么你说说你自己的命相，让我长点见识。”

　　他的脸色顿时沉郁下来。本来他的脸就瘦削，再消失了刚才的欢快神色，病态的苍白立刻爬满了整个面部。我甚至有点后悔跟他开这样的玩笑，但是话已出口，无法收回；在他没有作出反应之际，我站起身来说：“葆琛，我回去还要擀面条儿去呢，咱俩改日再聊吧！”

　　他也匆匆站了起来，拦着我说：“你别走，我谈谈我。人总有一天要死的，我的命相中劫难还没有到头。说了你别害怕，我有着血光之灾。被杀头？看起来是不会了！我的风湿性心脏病，早早晚晚是会开膛破肚动大手术的--怕是我难过那一关。”

　　我忙安慰他说：“西双版纳你都闯荡过来了，上帝还能把你怎么样？”

　　“上帝分配健康与死亡是不公平的，反正我会走在你的前边。”他说，“你记住，要是那一天到来的时候，看在我们患难之交的份儿上，你到我的坟头前常转转来。还记得茶淀的坟场吗，埋死人的地方是在大芦花荡里；这儿也不会比那儿强到哪儿去，要是坟前的木牌倒了，你把它扶扶正；要是看着黄土少了，你给上边加点土--省得黄鼠狼之类的野物，把我的尸骨给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