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

　　今日的思想，从极左到极右，都看不见一点自己想过的思想，也看不见一点根据现实状况的思想。做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梦的，固然不曾思想。囫囵吞下马克思、考茨基、列宁、孙中山的，也算不得曾经思想。

　　究竟从思想上看，中国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问题是“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

　　种族上，问题是“不能适于生存而有被淘汰的危险”。

　　社会的制度与心理习惯上，问题是“不能适于生存而有堕落的危险”。

　　经济上，问题是“不适宜于现代世界的经济生活而脱不了落伍的危险。”

　　思想上，问题也是如此。

　　思想上的不适宜有两个方面：

　　（1）思想中有根本大不适宜的部分；

　　（2）思想的方法的不适宜。

　　（上）不适宜的思想

　　吴稚晖先生曾说：

　　中国在古代，最特色处，实是一老实农民，……安分守己，茹苦耐劳。惟出了几个孔丘、孟轲等，始放大了胆，像要做都邑人，所以强成功一个邦国局面。若照他们多数〔乡下〕大老官的意思，还是要剖斗折衡，相与目逆，把他们的多收十斛麦，含鼓腹，算为最好。于是孔二官人也不敢蔑视父老昆季，也用乐天知命等委蛇。晋唐以前，乃是一个乡老（老庄等）局董（尧舜周孔）配合成功的社会，晋唐以来，唐僧同孙悟空带来了红头阿三的空气，徽州朱朝奉就暗采他们的空话，改造了局董的规条。

　　稚晖先生这个见解大致不错。中国古来的思想只有两大系，我姑且叫他们做：

　　积极的，有为的一系（局董系）

　　消极的，无为的一系（乡老系）

　　后来又加上了印度的和尚思想，乡下老的无为思想便得了一个有力的大同盟。乡下老，道士，和尚成了大同盟，其势力便无敌于天下；局董受了他们的包围与熏染，便也渐渐地变懒了，同化了。他们虽摆起了局董面孔，其实都不肯积极有为。故中国思想的“正宗”实在已完全到了“无为派”的手里。我们试看最有势力的俗语：

　　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靠天吃饭。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所以我们今日研究中国思想是否适宜于现代的环境，其实就是研究这个正宗思想系统是否适宜。

　　这个正宗思想系统，简单说来，有这么一些方面：

　　（1）宇宙观

　　主张自然变化，不信上帝造化，在思想史与宗教史上有解放的大功用。

　　但普通人并不懂这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故魏晋以后，堕落成道教。宋以后的道学也从这里出来，但中古宗教的势力太深，道学运动对于自然主义已不能像王充、王弼诸人那样的彻底，故徘徊于太极阴阳之间，成一种不分明的调和的宇宙论。

　　在这个现代世界，自然主义的宇宙论有昌明的可能，但须站在自然科学的新基础之上，扫除阴阳太极种种陋说。

　　（2）人生观

　　因为太偏重自然，故忽略人为。“胡为乎，胡不为乎？夫固将自化。”（《庄子》）误认“自然的”为“最好的”，故有适性之论，主张自由，而自由的意义不明白，遂流为放浪旷达，人人以不守礼法为高。上层阶级自命颓放，而下层社会便更堕落。自然主义主张命定论，命定论自有破除迷信的功用，而因为这种命定论缺乏自觉性，故信命反成了一种迷信。

　　学者以“不齐”为物之情，故不讲平等。平常人也承认命定的本分，故以“安分守己”为常德，不努力进取求提高生活与地位。

　　自然科学的旨趣在于征服自然以为人用。中国单有命定论，而没有自然科学，故把天然看作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绝大势力，故造成一种“听天由命”、“靠天吃饭”的人生观，造成一种懒惰怕事不进取的民族性。

　　崇拜自然变化为合理的。（the national=the rational）故淡于是非之见。老子倡不争，而庄子倡“不谴是非”：“辩也者，有不见也。”（庄子）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齐物论》）

　　什么东西都是好的，都有他相当的地位，故我们最不讲究辩证是非真伪的风气，以“和光同尘”为美德，以“议论人长短”为大戒。

　　什么事总是“差不多”。七百年的“格物”“考证”的学风不能改革这根深蒂固的乡愿风气。

　　“自然”是对于“人为”而言的。崇拜自然，必流入于轻视一切人为的事业。老、庄本来反对文化，反对制度，反对知识，反对语言文字。这种过激的虚无主义虽然不能实现，然而中国一切文化事业（建筑、美术、技艺、学术）的苟且简陋，未尝不由于这种浅薄的自然崇拜。知足便是苟简。

　　（3）政治思想崇拜自然而轻视人事，在政治上便是无为主义。无为之治只是听其自然。

　　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淮南子》）

　　一切只是跟着自然变化跑，不可自作聪明，勉强有为。

　　无为政治的造成，确有历史的原因。秦始皇、李斯一般人的确想大有为，但不久都失败了。汉帝国的安定全靠惠帝到文景五六十年的无为之治。盖公、曹参、窦太后等都是有意的实行无为之治。

　　统治一个绝大的帝国，没有方便的交通器具，势不能不放任，但求相安无事，已为万幸了。况且一班无知识的纨绔子弟、老太婆、太监，若放胆有为，也有危险，不如劝他们无为无治为妙。

　　二千年“天高皇帝远”的大帝国的长期训练，遂使无为而治的观念深入人心，牢不可破，成为中国政治的唯一法门。

　　无为的观念最不适宜于现代政治生活。现代政治的根本观念是充分利用政府机关作积极的事业。十八九世纪的放任主义已不适用，何况无为？

　　现代政治重在有意识的计划、指挥、管理（Conscious Control）。

　　而无为之治重在“不易自然”。这是根本相反的态度。

　　况且无为的政治养成了人民不干预政治的心理习惯，以入公门为可耻，以隐遁为清高，更不适宜于民权的政治。

　　自然无为养成的懒惰怕事的习惯，也是最不适宜于这个多事的局面的。

　　不争不辩的道德，也是不适宜于民主政治的。道家的人生观名义上看重“自由”，但一面要自由，一面又不争不辩，故他们只好寻他们所谓“内心的自由”，消极的自由，而不希望实际的，政治的自由。结果只是一种出世的人生观，至多只成一种自了汉，终日自以为“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其实也不过是白昼做梦而已。他们做的梦也许是政治的理想，但他们的政治理想必不是根据事实的具体计划，只是一些白昼做梦式的乌托邦理想而已，或者，一些一知半解的道听途说而已。最近的例子如康有为的《大同书》，便是乌托邦理想；如四十年中的新政计划，——人说废科举，我也说废科举，人说兴学校，我也说学校，……便是道听途说。

　　以上说正宗思想系统的种种方面，除了宇宙论会有相当现代性之外，可以说是完全不适宜于应付现代需要。约而言之，我们可以说：

　　（一）现代社会需要积极作为，而正统思想崇拜自然无为。

　　（二）现代社会需要法律纪律，而旧思想以无治为治，以不守礼法为高尚。

　　（三）现代文化需要用人力征服天行，而旧思想主张服从自然，听天由命。

　　（四）现代社会需要正直的舆论作耳目，而传统思想以不争不辩为最高。

　　（五）现代科学文明全靠一点一滴地搜寻真理，发现知识，而传统思想要人不争不辩，更甚者要人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六）现代社会需要精益求精地不断努力，而传统思想要人处处知足，随遇苟安。

　　（七）现代社会需要充分运用聪明智慧作自觉的计划设施，而传统思想一切委任自然，不肯用思想，不肯用气力。

　　（八）现代社会需要具体的知识与条理的思想，而传统思想习惯只能教人梦想，教人背书，教人作鹦鹉式的学舌。

　　四五十年的新文化的接触，新教育的设施，新思潮的输入，新运动的澎湃，到如今有什么结果呢？思想上可有什么变化改善的倾向吗？

　　说也可怜，如果有什么变化，都只是皮毛的改换颜色，我就看不出什么脱胎换骨的思想。

　　今日的思想，从极左到极右，都看不见一点自己想过的思想，也看不见一点根据现实状况的思想。做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梦的，固然不曾思想。囫囵吞下马克思、考茨基、列宁、孙中山的，也算不得曾经思想。

　　根本的毛病还在思想的方法。

　　我们的传统思想习惯是不肯用心思去想。这叫做无为的思想方法。说得玄妙一点，叫做“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又叫做“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说得粗浅一点，叫做懒如死蛇。二千五百年前，老子教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现在的人也还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都是懒人的思想方法。

　　需要证据吗？梁任公先生自己说：

　　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彀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近着》下，238）

　　梁先生是个老实人，能说这样老实的话，叫我们知道三十年前的维新党人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其实是没有方法，这种思想其实是不思想。不思想的结果是什么呢？自然是瞎眼的维新。梁先生在同篇（《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估量五十年中国学问和思想方面的进步，指出：

　　这里头最大关键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到戊戌维新前后，当时所谓新党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前后约十年间，经了好几次波折，到底算把这件文化障碍物打破了。……用历史家眼光看来，不能不算是五十年间一件大事。

　　科举的废止是维新党人的第一件大罪案，而他们却引为大功劳。科举制度的弊病在两点：（1）是考试内容的无用，（2）是有了捐官的捷径，科举出身的人才不能不受其影响。今不革其流弊，而遽废一个世界最有特色的制度，岂非因噎而废食？

　　他们以为有了学堂，便可以不用科举了。殊不知道学堂是造人才的地方，科举是国家选用人才来办公家职事的方法。新式的学校可以替代老式的学堂，而不能替代国家考试用人的方法。他们不知道，只有新的考试制度，可以替代旧的科举制度。他们废了科举，却不曾造出一种新式的考试制度。于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二十五年来全没有一个公道的，公开的，用客观标准的文官考试制度。

　　二十五年来，政府机关用人还是靠八行书，靠荐信，靠贿赂，靠亲戚朋友，遂造成二十五年的政治腐化的现象！

　　思想不精确，为害如此之大！

　　康有为死了，梁启超也死了，戊戌（1898）距今有三十年了。

　　三十年的不同，只是康、梁盲目地大声疾呼嘉富尔、俾士麦、大彼得，而三十年后的青年却大声疾呼马克思、列宁、布鲁东而已！

　　十三四年前，我同一位美国朋友谈天，我说，“我们中国人有一点特别长处，就是不抵抗新思想。譬如‘进化论’，在西洋出现之后，打了五六十年的官司，至今美国的大学还有禁止教授的。然而一八九八年有个严复译了一部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之后，真是不翼而飞，有许多人自己出钱刻版送人。一二十年中，“天演”、“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都成了文人常用的话头。有些人竟用这些话做名字，陈炯明号竞存；有一家朋友，哥哥叫天择，弟弟叫竞存。我自己的名字也起于“适者生存”的话。从没有人出来反对《天演论》的。反对之声乃出于徐家汇的天主教教士。”

　　我的朋友想了一会，答道：“胡先生，贵国人不抵抗新思想，不一定是长处。欧美人抵抗新思想，不一定是坏处。不抵抗也许是看不起思想的重要，也许是不曾了解新思想的涵义。抵抗之烈也许是顽固，也许是不轻易相信，须心服了然后相信。”

　　我听了这句话，心里很惭愧。我就问自己，“我相信生物进化论，究竟有多少科学的根据？”我当时真回答不出来！只好费了许多功夫，抱了不少佛脚，方才明白一点生物学上，比较解剖学上，胚胎学上，地质学上，古生物学上的种种证据。

　　有一天，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Furnald Hall碰见张某某先生，我问他，“你相信进化论吗？”他说，“自然哪。”我又问，“你有什么证据？”他支吾了一会，指着窗外的Broadway说道：“你瞧，这些电线，电灯，电车，哪一件不是进化的凭据？”我说，“这样容易证明的一个学说，为什么要等到达尔文才能发现？”他回不出了。

　　我又去问别人，从Furnald Hall直问到了Hartley Hall，几十个中国学生，现在大都成了名人名教授了，当时都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这个故事值得使我们想想。

　　人家的思想是实际状况的产儿，是多年研究实验的结果，——例如达尔文、马克思，——到了我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抽象名词，一句口头禅，一个标语。我们不肯思想，更不肯调查试验来证实或否证一个思想。我们的思想方法完全只在纸上变把戏。眼光不出纸上，心思不透过纸背。合我的脾胃的，便是对的思想；不合我的脾胃的，便是不对的。这叫做“寂然不动，物来而顺应”。

　　分开来说，有种种毛病可指，如笼统，如轻易相信（盲从），如用个人成见的武断，如浅薄，……但其实只是一个根本病，只是懒惰，只是不肯用气力，不肯动手脚，不肯用自己的耳朵、眼睛而轻信别人的耳朵、眼睛。话到归根，还只是无为的思想方法。

　　试举“笼统”作例吧！

　　笼统是用几个抽象名词来概括许多性质不同，历史不同的事实。

　　如“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文化侵略”……等等都是一些范围广漠的名词，所包含的意义有地域上的不同，有历史上的不同。然而这些名词一到了我们的手里和嘴里，一个个都成了法宝。

　　你要咒诅谁，只消口中念念有词，喝一声“资本主义”，画一道符，写上“封建势力”，那人就打倒了，那制度也就永永被咒诅了！

　　这些名词所包括的制度和事实，有利有弊，有历史的原因，有Hartley Hall，哈利大楼。

　　民族的特性，而我们一概不问，只想画几道符，念几句咒，贴在他们身上，遂算完了事。例如“资本主义”，有十七八世纪的资本主义，有十九世纪上半的资本主义，有十九世纪下半的资本主义，有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思想未发生以前的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思想已发生影响以后的资本主义。即如Henry Ford的资本主义，已不是马克思所指摘的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早已变了，而我们还用这一个老名词，来包括无数新制度，这便是笼统。

　　在去年十一月出版的一部《社会科学大纲》里，有这么一句话：

　　资本家欲在世界上占势力，互相竞争，便不得不设法产生贫乏。欲产生贫乏便不得不压迫劳动者，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银。

　　这种话给现代的资本家听见了，真要笑掉牙齿，现代的资本家的第一要素是“设法产生富裕”，人民越富裕，越有剩余资本可以买股票，买债券，保寿险，做储蓄；人民越富裕，购买力越大，才能多买资本家所造出的商品。故设（说）资本家不得不设法产生贫乏，竟是梦话。

　　至于“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银”的方法，也是一种已渐渐成为过去的方法。现在的资本主义，早已明白工作时间的减少和工银的增加都是增加效率的法子，效率愈增加，得利更大。Henry Ford便是一个绝好的例：他的工厂里，工作时间比人家少，工银比人多，货价比人低廉，而得利比谁都大。苏俄政府近年极力宣传Ford的传记和着作，也正是因为这种绝大的效率，虽名为私有资本主义，而Henry Ford（1863-1947），即亨利·福特，美国汽车工程师与企业家，世界上第一位使用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汽车的人。

　　最可以作国家社会主义的模范。

　　我们又读了这一段话：

　　一方面资本一天比一天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别方面小资本家渐变成贫穷的，贫穷的一天一天变成无产者。……这是所谓“资本集中”的现象。但是这又是马克思的梦想，和五六十年来的事实完全不对。马克思只看见资本集中，而不看见资本的管理权虽集中，而资本的所有权仍可以分散普及，如一个一万万元的公司，不妨分作一万股，也可分作十万股，也可分作一百万股。其中的股东，可以是一个人，但平常的公司往往是几千人以至几万人。马克思主义说：

　　我们看一看美国金融资本的独裁者吧！一百多个王侯，和他们的董事，管理了五百亿金元，掌握了一切经济生活上最最重要的部门。

　　但他们忘了告诉我们，这五百亿金元的所有者至少有几千万人！其中七分之一是保寿险费，所有者便是那几千万的保户！

　　马克思主义者又对我们说：

　　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个特征是不单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必要而生产物品，特别是为了商品而生产的。

　　但我们不要忘了“人类的必要”是时时变迁的，不是固定的。商业制度在文化史上的大贡献正在于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多量的物品，使多数人能购买。又用广告的功能，引起人的欲望，使人感觉某物品的需要。文化的抬高全靠人类欲望的抬高，需要的增加。从前我们认为少数人的奢侈品的，现在都渐渐变成人人的必需品了。我们现在认电灯为必要了，将来不久应该认厨房电炉为家家必需之物，应该认无线电收音器为家家必需之物。“人类的必要”的增加，大都是广告宣传之功。资本主义为商品而生产，然而间接直接地抬高了无数人的欲望，增加了无数人的需要，所以有人说商业是文明的传播者。所以为商品而生产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罪状，也可以说是他的一大功绩呵！

　　我举这几个例来说明思想笼统的危险。“资本主义”有种种的意义，在资本集中的方面说，是一种生产方法；从私有财产的方面说，是一种分配方法。从生产的方面说，资本集中而未尝不可以同时所有权分散在无数人。生产力增加而未必减少工钱，增加工作时间，更未必增加物价。故凡种种劳工保障法，如八时工作，如最低工资保障，皆是资本主义的国家里的现行制度。从分配的方面说，私有财产的国家里，未尝没有级进的所得税，级进的遗产税，未尝不根本推翻“财产权神圣”的观念。故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所得税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遗产税有超过百分之五十五的。故我们不可用一个抽象名词来抹杀一切复杂的情形，须知共产集权的国家之中也往往采用资本集中的方法，而资本主义之下也往往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存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