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论禅札记 (10)

　　但是我搜寻禅宗史料的动机，则是想找出8世纪中的所谓禅宗创立时的真相而已。这样我不但找到了神会和尚的语录，同时我也找到了唐代文献中所提到的伟大的[南宗、北宗争法统的]作战纪录。这纪录是我在伦敦、巴黎两地所藏的敦煌经卷里找到的。

　　我在伦敦所发现的残卷也很有趣。那是中国所流传下来的[有关神会纪录的]659字中的一部分。但是这残卷却是这纪录最早的钞本。这件唐代写本与现存的国内流传的神会著作，仅有丝微的不同。

　　以上四种，便是我于[1927年在巴黎和伦敦]所影印的敦煌卷子。后来我把几份卷子与我自己所写的神会的传记，一起详加考订之后，便于1930年合成一册[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定名为《神会和尚遗集》。我那90页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可能是当今中国用现代观点所写的惟一的一本完全的和尚的传记了。

　　好了，我究竟发现了些什么样的故事呢？上文曾提过，1926年以前，中国佛教史家所可找到的神会和尚的作品，不过寥寥659个字而已。但是我的书在1930年出版之后，神会的著作便递增至二万多字，这样我才能写出一本神会全传来。这本完全的传记中，包括我对神会思想的初探；对他观念的诠释；和我自己研究的结论。我认为[一般佛学家和佛教史家，都当作慧能所著的]所谓《坛经》，事实上是神会代笔的。《六祖坛经》是过去1200年禅宗佛教最基本的经典；也是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一部圣书。但是我以[禅宗]内部的资料，证明它是神会的伪托！根据我的考据，神会实是《坛经》的作者，因为《坛经》中的许多观念都和我在巴黎发现的《神会和尚语录》及其他有关文献，不谋而合。

　　以上便是我发现中最精彩的部分。但是这一发现影响之大则非始料所及，因为它牵涉到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的问题。由于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真正作者，但是在近几百年来，他却是在禅宗史上被人忽略了。其原因便是当南宗的地位最后被朝廷肯定为禅宗正统——甚至也可说是整个佛教的正统——之后，显然一时弄得举世扰攘，所有的和尚都要挤进来分一杯羹。因而佛教中的所有门派都自称与南派禅宗有历史渊源，从六祖慧能上溯至菩提达摩。时日推移，这一自达摩至慧能的谱系因而一分为二：一门禅宗自称祖述怀让，怀让是慧能在湖南的大弟子；另一宗则自称出自慧能在江西的大弟子行思。

　　在八九两世纪中，湖南、江西二省原是禅宗的中心，两省之中所有的[老和尚]都自称是慧能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后来这两支都发展起来，蔚成大观。例如著名的临济宗便出自这两支。当他们得势之后，他们就改写历史，各以己支一脉相延是正统嫡传。日子久了，神会之名就渐被遗忘，甚至完全不提了。

　　怀让、行思两支后来居上，竟然变成禅宗里的正统嫡传。《景德传灯录》便是如此下笔的。我是治佛教史的少数作者之一，读佛教史时在字里行间，发现了神会和尚的重要性。我认为神会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事实上，他的重要性，在9世纪的一位有学问的和尚宗密，也曾经证实过的。

　　我写神会和尚实在也就是改写禅宗史，给神会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并指出他向北宗挑战是何等的重要，终使他死后被迫封为禅宗的七祖；间接的他也使他师傅慧能被追升为禅宗的六祖。

　　事实上，这一追谥，还是神会死后100多年的事。当时并经唐代两大作家柳宗元和刘禹锡的记述。柳、刘二人均于慧能正式被朝廷追升为“六祖”时著有碑铭的。

　　还有一件使我高兴的事，则是我的神会传记出版后两年L1932]，另一神会遗作的敦煌卷子，又在日本被发现了；由我的书作参考，证明其为神会遗作。这一份并无标题的敦煌经卷落入一位日本收藏家石井光雄之手。但是日本学者则是参阅我的神会传，而证实为我所发现的神会遗作《神会和尚语录》之一部。这一个题目[《神会和尚语录》]原是我加上去的，我们始终不知道这个卷子的原题是什么。

　　1959年，另一位日本学者入矢义高，又在斯坦因收藏的敦煌经卷中，发现了另一同样内容的卷子。这卷子之前有一篇短序，题目叫做《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

　　石井光雄的卷子发现之后二年，1934年，铃木大拙博士与一位友人，乃把它参校“胡适本”之后，予以付印出版。那是个活字版印本，书名为《禅宗大师神会语录》。这份石井光雄发现的卷子共有15000字。其中有一半与我发现的第一件《神会和尚语录》雷同。其中有一部分显然是从《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中抄下来的。稍后铃木先生在“国立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敦煌经卷中，又发现另一文件。他把这文件付印出版，并加一篇他自己写的导言，说这一文件的内容与《六祖坛经》颇为相似；那与我所阐述的神会观念也是相同的。

　　许多年过去了。一直到1956年，当铃木博士与他的一位学生路过巴黎时，法国学者告诉他，他们又发现了一卷显然是神会的遗作。但是他们无法通晓其内容，所以我也就买了一份该项卷子的影印本。我现在[1958]正在校勘这份卷子。其实这份卷子中包括两种神会遗著，其一便是《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中的一大段节录：另一件则包括我在1930年所出版的第三件。所以现在“定是非论”已经有20000字左右，差不多已经是全璧了。

　　最近法国学者又发现了一些文件。伯希和死后，他们显然是从伯氏以前所收集一些无标题的卷子之中，又发现了另一份残卷。那卷子里不但有一卷神会，而且有两卷神会。第一件中大部分都是神会的战书[“定是非论”]；另一件也很有趣，那是和铃木在“国立北京图书馆”所发现的是同种而较佳的经卷。但是那较早发现的老卷缺少个题目。那件无题经卷，铃木只是疑惑它也是神会的遗作[但是他还不敢确定]，而这份新发现的卷子不但完整无缺，并且还有一个题目。这题目一开始便书名“南阳和尚”。南阳是河南的一个重要县治。“南阳和尚”这一头衔毫无疑问的是当地人民对神会的尊称，因为神会曾在一座南阳的寺庙内住过十年。在南阳期间他以博学善辩闻名于时，所以才有“南阳和尚”的称呼。

　　所以铃木博士多少年前在发现那宗文卷时所引起的大疑案，终于在我的襄赞之下完全证明了。这些便是我近年来有关中国思想史的最近的著述。

　　【原载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方括弧[]是唐德刚所加】

　　13胡适禅学研究记事

　　1925

　　1月 写《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

　　1926

　　9月 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发现了三种神会的语录。

　　11月 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发现神会的《显宗记》。

　　本年对中国禅宗真史料的存在作了一个初步设想，即指出在日本和敦煌可能还能找到其真迹。

　　1927

　　1月 在大西洋上撰写《海外读书杂记》，记载巴黎、伦敦发现敦煌写本的细节。

　　4—5月 归国途中，在东京会见高楠顺次郎、常盘大定、矢吹庆辉，知矢吹亦从伦敦得敦煌本《坛经》。

　　8月 在伦敦《泰晤士附刊》周刊文学发表书评，评论铃木大拙的英文《禅佛学论集》【Essays in Zen Buddism Firesteries】，指出集中关于禅的文章是较弱的篇什。

　　8月 写《菩提达摩考》。

　　1928

　　3月 写《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

　　7月 写信给汤用彤教授，讨论禅宗史的纲领。

　　7月 写《禅学古史考》。

　　1929

　　9月 写《菩提达摩考》。

　　1930

　　1月 写《跋曹溪大师别传》【《坛经考之一》】。

　　4月 出版《神会和尚遗集》，在这部以史料为主的集子中，写作了长篇的《荷泽大师神会传》。

　　1931

　　1月 在致朝鲜学者金九经信中说了读铃木大拙的英文著作《楞伽经研究》的感想。指出自己与铃木的异同：“铃木先生的楞伽研究……有一部分的见解，他和我很相同。但有些地方，我不能完全同意，他似乎过信禅宗旧史，故终不能了解楞伽宗后来的历史。”

　　11月 为金九经编校《楞伽师资记》写序。

　　1932

　　1月 在《中国社会和政治评论》【Chines Social and Politicai Seiene Review vol．Is，No．4】发表《禅宗在中国的发展》【Development of Zen Buddhismin China】。

　　5月 完成《中国中古思想小史》，原拟写14章，仅写了12章，第八章之后是关于佛教禅宗的。

　　1933

　　11月 在横滨会见铃木大拙。

　　1934

　　3月 写《跋日本京都崛川兴圣寺藏北宋惠昕本坛经影印本》【《坛经考之二》】。

　　6月 与铃木大拙会晤于北京大学。

　　12月 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中国禅学的发展》【共四讲】，自称此次是第一次讲中国禅学的发展。

　　1935

　　4月 写《楞伽宗考》。

　　1936

　　9月 日本学者今关天彭将胡适研究佛教禅宗的6篇论文译成日文，集为《中国禅学之变迁》，由东方学艺书院出版。

　　1952

　　7月 写《朱子论禅家的方法》。

　　9月 写《六祖坛经原作檀经考》【以后又改正此说】。

　　12月 在台湾大学作题为《治学方法》的演讲，其中说禅宗史研究者颇多。

　　1953

　　1月 在【台北】蔡元培先生诞辰84岁纪念会上发表演讲《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

　　4月 《禅宗在中国：它的历史与方法》【Ch'an 【Zan】 Buddhismin china its History and Method】发表在《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3，No．1】。同期另刊有铃木大拙的文章《论禅：对于胡适博士的答辩》，两人就禅佛教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6月 重抄旧作《宗密的神会略传》。

　　是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1954

　　本年，托人影印了1934年的演讲《中国禅学的发展》。

　　1958

　　7月 写《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

　　8—11月 完成《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

　　8月 写《【宋高僧传>里的<唐洛京荷泽寺神会传】》。

　　12月 与台湾记者畅谈，称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贡献和永久的影响”。并说，等《神会和尚全集》出版后，等于完成了中国思想史的第二部【中古思想史】的首篇。

　　是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关于研究中国禅宗史中，称自己的工作是“耙粪工作”【muckraking】——把[佛教]这种中国文化里的垃圾耙出来。

　　1959

　　2月 写《王梵志的道情诗》。

　　4月 致信日本学者入矢义高，感谢他发现神会的《问答杂征义》。

　　5月 写《记日本“入唐求法”诸僧的目录里的“南宗”资料》【又名《读书随笔一篇》】。

　　5月 致信入矢义高，询问日本各寺所存入唐求法僧所带回禅宗史料情况，并希望日本的佛教史学家能在日本各大寺的经藏中作一番“大索”的工作。

　　11月 写《北宋惟白和尚关于西天祖师偈颂来历及<宝林传>、<圣胄集>等书的记载》，指出12世纪初年努力改写《祖偈因缘》的惟白和尚，虽然不很引人注目，正证明了那一个大故事是很不可靠的假历史。

　　11月 写《跋宝林传残本七卷》。

　　1960

　　1月 写《能禅师与韶州广果寺》。

　　1月 致函入矢义高，称赞铃木大拙在禅宗史料搜集方面所作“大贡献”，并期望铃木能倡导“大索”事业。

　　2月 为日本庆祝铃木大拙90岁寿诞纪念册写《呼吁系统地调查多年散失在日本的唐代早期禅宗史料》【An Appeal for a Systematic Search in Japan for Long-Hidder T'ang Dynasty Source-Materials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Zen Buddhism】载《佛教与文化》【Buddhism and Culture】【京都1960】

　　2月 演讲《禅宗史：真历史与假历史》。据胡适自称，内容与铃木大拙祝寿文相同。

　　3—4月 写《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刘澄集>》。

　　6月 作《记中央图书馆藏的宋宝祐本<五灯会元>》。

　　1961

　　1月 写《【金石录>里的禅宗传法史料》。

　　1月 致信日本学者柳田圣山，畅论禅宗史。

　　2月 写《<佛法金汤编>记朱熹与开善道谦的关系》。

　　8月 写《跋裴休的<唐故圭峰定慧禅师传法帖>》。

　　10月 写《<七修类稿>里的“六祖”》。

　　1966

　　12月 《神会和尚遗集》增订两版。

　　1970

　　6月 《胡适手稿》第7—10集刊行。

　　1974

　　12月 柳田圣山编《胡适禅学案》由日本东京中文出版社出版。书前有柳田的长篇题解《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