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禅海钩沉(11)

　　越到后来，禅学的“话头”越奇妙了，遂有人嫌“有为”之说为太浅薄了，于是又造出更深奥的一段话，如《传灯》诸录所载：

　　十月一日到金陵。帝问：“朕自即位而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数，有何功德？”祖云：“并无功德。”帝云：“何得无功德？”祖云：“此但人天小果，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帝云：“如何是真功德？”祖云：“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可以世求。”

　　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祖云：“廓然无圣。”帝云：“对朕者谁？”

　　祖云：“不识。”帝不领旨。祖于是月十九日潜渡江北。十一月二十二日届于洛阳。

　　（此用宋僧悟明的《联灯会要》卷二229页）

　　这一段记事里，不但添了“真功德”“廓然无圣”“对朕者谁”三条问答，并且还添上了详细的年月日，7世纪人所不记，8世纪人所不能详，而11世纪以下的人偏能写出详细的年月日，这岂非最奇怪的灵迹吗？（参看忽滑谷快天《禅学思想史》上，307页，论“廓然无圣”之语出于僧肇之《涅槃无名论》）这一件故事的演变可以表示菩提达摩的传说如何逐渐加详，逐渐由唐初的朴素的史迹变成宋代的荒诞的神话。传说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其实禁不住史学方法的日光，一照便销溶净尽了。

　　达摩的传说还有无数的谬说。如菩提达摩（Bodhid harma）与达摩多罗（Dharma trata）本是两个人，后来被唐代的和尚硬并作一个人，竟造出一个最荒谬的名字，叫做菩提达摩多罗！于是6世纪还生存的菩提达摩，竟硬被派作5世纪初年（约413年）译出的《禅经》的作者了！

　　又如《传法记》（最澄引的）说菩提达摩曾遣弟子佛陀耶舍先来中国。《历代法宝记》也记此事，却把佛陀耶舍截作两人（见敦煌唐写本）！这真是截鹤之颈，续鸭之脚了！

　　书《菩提达摩考》后

　　我假定菩提达摩到中国时在刘宋亡以前：宋亡在479年，故达摩来时至迟不得在479年以后。我的根据只是道宣《僧传》中“初达宋境南越”一语。

　　今日重读道宣《僧传》，在《僧副传》中又得一个证据。传中说僧副是太原祁县人，性爱定静，游无远近，裹粮寻师，访所不逮。有达摩禅师，善明观行，循扰岩穴，言问深博，遂从而出家。义无再问，一贯怀抱，寻端极绪，为定学宗焉。

　　后乃周历讲座，备尝经论，并知学唯为己，圣人无言。齐建武年，南游杨辇，止于钟山定林下寺。……萧渊藻出镇蜀部，遂即拂衣附之。

　　……久之还返金陵……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梁）普通五年也。

　　齐建武为西历494-497年。梁普通五年为524年。僧副生时当464年，即宋孝武帝末年。建武元年他才有三十岁，已快离开北方了。故依据传文，他从达摩受学，当在二十多岁时，约当萧齐的初期，485-490年之间。其时达摩已在北方传道了。

　　以此推之，达摩到广州当在宋亡以前，约当470年（宋明帝泰始六年）左右。

　　他在南方大概不久，即往北方。他在北方学得中国语言，即授徒传法，僧副即是他的弟子中的一人。

　　他当520年左右还在洛阳瞻礼永宁寺，可见他在中国约有五十年之久，故虽隐居岩穴，而能有不小的影响。他大概享高寿，故能自称一百五十岁。

　　又记道宣在“习禅”门后有总论，其中论达摩一宗云：

　　属有菩提达摩者，神化居宗，阐导江洛。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然而诵语难穷，厉精盖少。番其口慕，则遣荡之志存焉；观其立言，则罪福之宗两舍，详夫真俗双翼，空有两轮，帝纲之所不拘，爱见莫之能引，静虑筹此，故绝言乎？

　　“诵语”二语，是指他的学徒虽众，真能传道的很少。“遣荡”是指壁观，“罪福两舍”是指他的四行。

　　“详夫”以下不是单论达摩，乃是合论僧稠与达摩两宗，故下文云：

　　然而观彼两宗，印乘之二轨也。稠怀念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旨幽赜。可崇则情事易显，幽赜则理性难通。

　　“念处”是禅法的“四念处”。僧倜传的是印度小乘以下的正宗禅法。达摩只有壁观而已，已不是正统了。道宣是律师，故他论中推崇僧稠及南岳天台一派，而对于达摩一派大有微词。

　　又记

　　《慧可传》中明说，“达摩灭化洛滨，可亦埋形河涘。……后以天平之初，北就新邺，盛开秘苑。”这可见达摩死于东魏天平（534-537年）以前，其时尚未有北齐。北齐开国在550年。故今本《续僧传》传目上作“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摩传”，这“齐”字是错误的。

　　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

　　《白氏长庆集》卷二十四有《传法堂碑》，也是9世纪的一种禅宗史料。

　　传法堂碑（校改本）

　　王城离域有佛寺，号兴善。寺之坎地，有僧舍名传法堂。先是大彻禅师宴居于是寺，说法于是堂，因名焉。有问师之名迹，曰，号惟宽，姓祝氏，衢州西安人，祖曰安，父曰皎。生十三岁出家，二十四具戒，僧腊三十九，报年六十三，终兴善寺，葬灞陵西原，诏谥曰大彻禅师元和正直之塔云。有问师之传授，曰释迦如来欲涅槃时，以正法密印付摩诃迦叶，传至马鸣；又十二叶，传圣师子比丘；及二十四叶，传至佛驮先那；先那传圆觉达摩，达摩传大弘可，可传镜智璨，璨传大医信，信传大满忍，忍传大鉴能，是为六祖。能传南岳让，让传洪州道一，一谥曰大寂，寂即师之师。贯而次之，其传授可知矣。有问师之道属，曰，自四祖以降，虽嗣正法，有冢（原作家）嫡而支派者。犹大宗小宗焉。以世族譬之，即师与西堂藏，甘泉贤，勒潭海，百岩晖，俱父事大寂，若兄弟然。章敬澄，若从父兄弟。径山钦若从祖兄弟。鹤林素，华岩寂，若伯叔然。当山忠，东京会，若伯叔祖。嵩山秀，牛头融，若曾伯叔祖。推而序之，其道属可知矣。有问师之化缘。曰，师为童男时，见杀生者，肃然不忍食，退而发出家心。遂求落发于僧昙，受尸罗于僧崇，学毗尼于僧如，证大乘法于天台止观，成最上乘道于大寂遭一。贞元六年（790年）始行于闽越间，岁余而回心改服者百数。七年驯猛虎于会稽，作胜家道场。八年（792年）与山神受八戒于鄱阳，作回响道场。十三年感非人于少林寺。二十一年（805年，即永贞元年）作有为功德于卫国寺。明年（806年），施无为功德于天宫寺。元和四年（809年）宪宗章武皇帝召见于安国寺。五年（810年）问法于麟德殿。其年复灵泉于不空三藏池（也）。十二年（817年）二月晦，大说法于是堂，说讫，就化。其化缘云尔。有问师之心要，曰，师行禅演法垂三十年。度白黑众殆百千万亿。应病授药，安可以一说尽其心要乎？然居易为赞善大夫时，常四诣师，四问道。第一问云，既曰禅师，何故说法？师曰：无上菩提者，被于身为律，说于口为法，行于心为禅，应用有三，其实一也。如江湖河汉，在处立名，名虽不一，水性无二。律即是法，法不离禅。云何于中妄起分别？第二问云，既无分别，何以修心？师曰，心本无损伤，云何要修理？无论垢与净，二切勿起念。第三问云，垢即不可念，净无念，可乎？师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虽珍宝，在眼亦为病。第四问云，无修无念，亦何异于凡夫耶？师曰，凡夫无明，二乘执着。离此二病，是名贞（真）修。贞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执着，忘即落无明。其心要云尔。师之徒殆千余，达者三十九人。其入室受道者。有义崇，有圆镜，以先师常辱与予言，知予尝醍醐嗅蔔者有日矣。师既殁后，予出守南宾郡，远托撰述，迨今而成。呜呼，斯文岂直起师教，慰门弟子心哉？抑且志吾受然灯记，记灵山会于将来世，故其文不避繁。铭曰：

　　佛以一印付迦叶，至师五十有九叶，故名师堂为传法。

　　此为马祖嫡派造出的传法世系，大可注意。此说与诸家皆不同。篇末铭云：

　　佛以一印付迦叶，至师五十有九叶。今试倒数上去：

　　（50）（51）（52）（53）（54）（55）（56）（57）（58）（59）佛驮先那-达摩-可-璨-信-忍-能-让-道-惟宽这个世系是根据于僧祐《出三藏记》。此书载佛大跋陀罗的宗师相承，自阿难第一到佛大先为第四十九，达摩多罗为第五十。若加上大迦叶为第一，则佛大先为第五十，而达摩为第五十一，与此世系正合。故知其出于此。

　　又此碑云：

　　释迦如来……以正法密印付摩诃迦叶，传至马鸣；又十二叶，传至师子比丘；及二十四叶，传至佛驮先那；先那传圆觉达摩……按《出三藏记》的次第，马鸣第九，师子第二十一，其间正是十二叶。惟师子第二十一而佛大先第四十九，其间有二十八代，疑白碑本作二十八叶，讹为二十四叶，此皆可证此派主张的世系是根据《出三藏记》。

　　白碑甚精确，所记惟宽的“心要”四项，正合道一的学说，故此碑不是潦草应酬之作。大概道一一派也加入当日争法统之争而不满意于当日各家捏造的世系，故他们依据《出三藏记》建立这“五十代说”。

　　权德舆作《百岩禅师碑》（《唐文粹》64）说怀晖作有《法眼师资传》一编，“自鸡足山大迦叶而下，至于能秀，论次详矣”。怀晖也是道一的门下，其书今不传了，但我们可以推想他的主张也许是这“五十代说”。

　　惟宽死在817年，此说可算是8、9世纪之间的一种说法。

　　海外读书杂记

　　我去年到欧洲，除会议及讲演之外，居然能在巴黎的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和伦敦的英国博物院（British Museum）读了不少敦煌写本。我在巴黎读了五十卷子，在伦敦读了近一百卷子。我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关于禅宗史的唐代原料。在这一点上，我的成绩可算是很满意。但这些原料一时还不能整理出来，须待将来回国之后细细考证一番，才可发表。现在我且把一些零碎的材料，整理出几件来，送给留英学生会的杂志主任，也许可以引起海外留学的朋友们的注意，也许可以勾引他们也到这破纸堆里去掏摸一点好材料出来。

　　在我的杂件之前，我不能不略说这些古写本的历史与内容。

　　一、敦煌写本的略史

　　敦煌的千佛洞中，有一个洞里藏有古代写本书卷，大概是一个“僧寺图书馆”。这一个洞自从北宋仁宗时（约1035年）就封闭了，埋没了，年代久远，竟无人过问。直到八百多年后，约当光绪庚子年（1900年），此洞偶然被一个道士发现，人间始知道这洞里藏着二万多卷写本经卷。那时交通不便，这件事竟不曾引起中国人士的注意。1907年，英国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到中亚细亚去探险，路过敦煌，知道此洞的发现。斯氏不懂汉文，带去的翻译也不是学者，不知道如何选择，便笼统购买了六千多卷，捆载回去。到了第二年（1908年），法国伯希和氏（M．Paul Pelliot）也到此地，他是中国学的大家，从那剩余的书卷堆里挑了约有二千多卷子，带回法国。后来中国的学者知道了此事，于是北京的学部方才命甘肃的当局把剩余的经卷尽数送到北京保存。其时偷的偷，送人情的送人情，结果还存六七千卷，现在京师图书馆里。

　　这一洞藏书，全数约有二万多卷，现在除去私家收藏不可稽考之外，计有三大宗：

　　（A）伦敦约6000卷

　　（B）巴黎约2500卷

　　（C）北京约7000卷

　　这二万卷里，除了几本最古印本（现在伦敦）之外，都是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