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论禅札记(4)

　　我在《坛经考之一》里，曾指出《坛经》的元明刻本的祖本是北宋契嵩和尚的改本。其中有一部分是契嵩采自《曹溪大师别传》的。（《曹溪大师别传》，日本入唐求法僧最澄“请”了一本到日本，今收在《续藏经》的二编乙，第五册。）如“宣诏”一章里的“神龙元年（703年）上元日则天中宗诏”，也是出于《别传》的“神龙元年高宗大帝敕”。《别传》的作者是一个没有知识的和尚，他竟不知道高宗死在弘道元年（638年），到神龙元年他已死了二十二年了！此敕文字也经过了大改削。《别传》的敕文原本更幼稚的可笑，大致说：

　　……安秀二德……再推南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记传，传达摩衣钵，以为法信顿悟上乘，明见佛性。……朕闻如来以心传心，嘱咐迦叶，迦叶展转相传，至于达摩，教被东土，代代相传，至今不绝。师既秉承有依，可往京城施化。……此诏的两个本子当然全是假的。我在三十年前说：“如果此敕是真的，则是传衣付法的公案早已载在朝廷诏敕之中了，更何用后来的争端，更何用神会两度定其宗旨，四次遭贬谪的奋斗呢？”

　　编纂《全唐文》的官儿们收采这样的假诏敕，真可说是荒谬。日本的现代学人，如宇井伯寿教授，还引此假文件作史料，那更是不可宽恕的荒谬了。

　　德异宗宝本《坛经》“宣诏第十”还有“其年九月三日”奖谕惠能的诏旨，当然也是假造的。《全唐文》不曾收此诏，是由于谨慎吗？还是偶然遗漏了呢？

　　（二）所谓，“代宗遣送六祖衣钵，谕刺史杨碱敕”

　　（《全唐文》四十八，叶五）

　　朕梦感（能）禅师请传法袈裟却归曹溪。今遣镇国大将军刘崇景顶戴而送。朕谓之国宝，卿可于本寺如法安置，专令僧众亲承宗旨者严加守护，勿令遗坠。

　　此敕仅见于德异宗宝本《坛经》末尾附录的《宋塔沙门令韬录》。此录也是个无知妄人写的，其开端说开元十年（713年）令韬和刺史柳无忝对话，而末尾记宪宗赐谥，柳宗元、刘禹锡撰碑文的事，都在元和十年至十一年之间（815-816年），这中间隔了九十四年，都还是令韬记录！

　　这篇假敕也是从《曹溪大师别传》那部荒谬伪书出来的。

　　上元二年（761年）……敕曹溪山六祖传法袈裟及僧行滔……赴上都。

　　乾元二年（759年，此年在上元二年之前三年！）正月一日滔和上有表辞老疾，遣上足僧惠象……送袈裟留京七年。永泰元年送回。

　　《坛经》附录里记此敕是永泰元年（765年）五月五日下的。《别传》记此敕是下给刺史杨鉴的，开头还有“卿久在炎方，得好在否”一句。《坛经》附录里，刺史作杨缄（《大正藏》48册，页364）。《全唐文》作杨碱，大概是根据另一个明、清刻本的《坛经》。

　　此诏的来历与中宗召惠能敕是同样的不可靠的妄人伪书。

　　《金石录》里的禅宗传法史料

　　赵明诚《金石录》记的第一二九八件是《唐曹溪能大师碑》，宋鼎（吕无党抄本误作“宋泉”）撰，史惟则八分书，天宝十一载二月。这碑文是神会请宋鼎写的，我已有讨论的文字了。

　　昨夜翻看《金石录》，又看见两件：第一三七八，《唐山谷寺璨大师碑》。房琯撰，徐浩八分书。“元年建辰月。”第一四九十，《唐镜智禅师碑》。独孤及撰，张从申书，李阳冰篆。大历八年（773年）十二月。

　　这两件都很有史料价值，都是禅宗争法统的材料。镜智禅师即是僧璨的赐谥。

　　房琯此碑的全文见于《宝林传》卷八，“第三十祖僧璨大师章，却归示化品第四十一”。此碑大概也是神会请求他写的，其中主旨好像都是神会的意思，故文中说：

　　如来以诸法嘱群龙，以一性付迦叶。迦叶付阿难。至菩提达摩东来付可，可付大师。传印继明，累圣一体。自迦叶至大师，西国有七，中土三矣。至今号为三祖焉。

　　又铭中有云：

　　……迦叶至我兮，圣者十人。

　　貌殊心一兮，相续一身。……

　　这都是神会的西国八代说。详见我的《神会遗集》页178-179，又《神会传》页24-33，又《新校定的神会遗著两种》，页849，又页871。

　　但我当时不知道房琯此碑作于何时，立于何年。《金石录》记此碑的年月是“元年建辰月”，即是肃宗废除年号的“元年”（761-762年）的建辰月（旧三月）。其时神会尚未死（看《遗著两种》的校写后记页873-875年）。神会死在“元年建午月十三日”。而此碑文仍持西国八代之说。故立碑的年月（1）可见神会始终没有修正此说；（2）可见二十八之说是神会死后才起来的新说。

　　独孤及的《镜智禅师碑》全文见于《文苑英华》《唐文粹》，及他的《昆陵集》九。集中碑文之后有附录二件：一为大历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中书门下牒，一为无名氏碑阴文。赐谥之牒下于大历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碑立在八年十二月，那是因为独孤及正作舒州刺史，故作碑在七年，立碑在八年。

　　《金石录》所收唐碑，用“元年建□月”纪年月的，凡有四种：

　　（1）一三七七《唐赠太保郭敬之碑》苗晋卿撰，萧华正书，元年建寅月。

　　（2）一三七八《唐山谷寺璨大师碑》房琯撰，徐浩八分书：元年建辰月。

　　（3）一三七九《唐吕公表》元结撰顾诫奢八分书：元年建巳月。

　　（4）一三八十《唐玉真公主墓志》王缙撰侄粲书：元年建巳月。肃宗上元二年（761年）九月壬寅下诏：“……钦若昊天，定时成岁……惟以纪年，更无润色。至于汉武、饰以浮华。非前王之茂典，岂永代而作则？自今以后，朕号唯称皇帝，其年号但称‘元年’，去‘上元’之号。其以今年十一月为岁首，便数‘建子’‘建丑’‘建寅’每月以所建为数。……”这是一件最合理的改革。可惜这件废除年号的大改革只行了几个月，就推翻了。我曾为那个“元年”寻得几条历史遗迹（《集刊》29本，页874-875）。现在我补证《金石录》记的这四个碑的年月，作为唐肃宗废年号的一点历史纪念。

　　揭穿认真作假的和尚道士

　　在思想方面，我曾提过，我几乎把一部禅宗史从头改写。一般说来，我对印度思想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佛教”一直是被国人认为是三教之一（另外两教是“儒教”与“道教”）。可是无疑的道教已被今天的一般学术界贬低为一团迷信了。道教中的一套“三洞、七辅”的所谓圣书的《道藏》，便是一大套从头到尾认真作假的伪书。道教中所谓“三洞”的“经”——那也是道藏中的主要成分，大部都是模仿佛经来故意伪作的。其中充满了惊人的迷信；极少学术价值。

　　至于佛教，它至今还是日本、韩国、越南、缅甸、泰国的“最主要的”宗教“甚或是国教”。许多人也认为中国虽然不完全是个佛教国，但也可说是部分的佛教国。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可说是破坏性的居多。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事实上我对整个的印度思想——从远古的“吠陀经”时代，一直到后来的大乘佛教，都缺少尊崇之心。我一直认为佛教在全中国“自东汉到北宋”千年的传播，对中国的国民生活是有害无益，而且为害至深且巨。

　　当然打翻了牛奶，哭也无用！（这是一句美谚。孩子们打翻了牛奶，总是要哭的。）做了就是做了，木已成舟，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我把整个佛教东传的时代，看成中国的“印度化时代”（Indianization period）。我认为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发展上的”大不幸也！这也是我研究禅宗佛教的基本立场。我个人虽然对了解禅宗也曾做过若干贡献，但对我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却不稍动摇：那就是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我这些话是说得很重了，但是这却是我的老实话。

　　就拿神会和尚来说罢。神会自己就是个大骗子和作伪专家。禅宗里的大部经典著作，连那五套《传灯录》——从第一套在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沙门道原所撰的《景德传灯录》到13世纪相延不断的续录——都是伪造的故事和毫无历史根据的新发明。

　　这便是我的立场。我这个立场，在中国、日本，乃至那些由于禅语晦涩难解，反而为人所喜爱的英语国家里，都不为研究佛学的人所接受。因为天下就有专门喜欢把谰言、骗语当成宝贝的人啊！（唐德刚按：这里适之先生气得胡子乱飘的情况，是他老人家太“科学”了。研究宗教，他过分侧重了学术上的“事实”，而忘记了那批搞禅宗佛学的人，却很少是研究“思想史”或“训诂”“校勘”的人。他们所追求的往往侧重于生命的意义和情感上的满足。“禅”这个东西，在这些方面是确有其魅力的！）我个人对那种自动的把谰言、谎语等荒唐的东西，当成宝贝，就是没有胃口！所以我坚持“中国的印度化时期”，是中国国民生活上一个大大的不幸！

　　关于这种不幸，可证明的方式实在太多了，这里我不想深入讨论。我只是坦白地招认，我的任务之一，便是这种“耙粪工作”（muckraking），把这种中国文化里的垃圾耙出来罢了。我是有我的破坏的工作好做的。大体上说来，我对我所持的对禅宗佛教严厉批评的态度，甚至有些或多或少的横蛮理论，认为禅宗文献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欺人的伪作——这一点，我是义无反顾的。在很多公开讨论的场合里我都迫不得已，非挺身而出，来充当个反面角色，做个破坏的批判家不可！

　　唐德刚注：

　　夏威夷大学的哲学教授老朋友张钟元先生有一次告诉笔者，他在纽约华埠某次宗教集会内。遇见了一位来自台湾的相当有名望的佛教法师。他二人盘道之余，这位法师竟然不知道《景德传灯录》是个什么东西。这把张教授可吓得面色发青。其实这位法师修行起来可能就比那些熟读《传灯录》的所谓“学问僧”，要早成正果！笔者在前文就曾提过，宗教与学术原是两回事，做和尚就做和尚（尤其是禅宗里的和尚），进涅槃就进涅槃。做和尚、进涅槃又不是读博士、考科举，要参加“口试”，对付“岁考”管他什么《传灯录》、“点灯录”呢？胡适博士要明乎此，他在这篇回忆录里，就不会对我们的大和尚、老法师们，那样恶言恶语的了。

　　先生考定“是人”“是凡夫”须是用在主格的时候方才有“所是人”“所是凡夫”的意思，这一点，我特别佩服。841页中段“乃命是人”，我的解释确是错了。多谢先生的教正。

　　841页“清流岂惮于风激”，是我失校，原写本正是“惮”字。此外，先生的校勘诸条，我都记录了。多谢谢。先生提及《敦煌杂录》，此书我未见，似是许国霖的辑本，此间朋友有藏本，当借来一校勘。

　　先生的大作，关于王梵志的三篇，我已匆匆看过，因为我读日本文颇困难，故须请朋友帮忙，方能完全了解。我是最早提倡王梵志的人，但当年在客居上海的时候写《白话文学史》，手头参考书不够用，所以很多遗漏。如《云溪友议》，如皎然、《诗式》，当时都不曾检用，真是太疏忽了！

　　近年来我常指出皎然引的王梵志诗的末二句：

　　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

　　真是好白话诗。“还你，天公，我”一句更是最大胆的句法。先生以为何如？

　　现在我要报告一件事。承你指示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记有《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一卷，刘澄集，我5月初出医院之后，就仔细检查《大正藏》所收日本入唐求法诸僧的目录，我写了一篇笔记，今寄呈先生一看。

　　使我最惊喜的是，不但《问答杂征义》著录在圆仁录里，“《南宗定是非论》一卷，河南府独孤师（沛）撰”已著录在圆行录（839年）里，“曹溪山第六祖惠能大师说《见性顿教直了成佛决定无疑法宝记檀经》一卷，门人法海集”也已著录在圆仁的第三录（847年）里了。

　　圆珍（入唐在853-858年）的五录里也有：《曹溪山六祖能大师坛经》一卷，《能大师金刚般若经诀》一卷，《南宗荷泽禅师问答杂征》一卷，荷泽和尚《禅要》一卷。

　　永超在宽治八年编《东域传灯目录》，还记有《南阳和上问答杂征义》一卷，《六祖坛经》二卷（惠昕的二卷本）。

　　我请先生切实批评我这一篇读书随笔。

　　但我要问一个重要问题：最澄请来的《曹溪大师别传》是至今保存的。圆行、圆仁、圆珍三位请来的神会《南宗定是非论》，能大师《檀经》，神会《问答杂征义》，神会的《禅要》，全都散失了吗？是不是还可以在日本的古大寺里发见这些在唐末被请到日本的禅宗史料呢？

　　先生和日本的佛教史家能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呢？你们能再“大索”一次吗？

　　我已完全恢复健康了。敬祝先生平安！

　　胡适敬上

　　前寄抽印本六册，想已收到了。赵元任先生想已见了。吉川幸次郎先生乞代问好。

　　之二

　　入矢先生：

　　昨夜，我写了一封信，提出一个问题，表示一个希望，希望贵国的佛教史家能在日本各大寺的经藏里“大索”一番。倘能寻出晚唐时期请来日本的《六祖坛经》，神会《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问答杂征义》（语录），神会《禅要》诸写本，可以同敦煌出土的《坛经》《南宗定是非论》《问答杂征义》《顿悟无生般若颂》各种写本相比勘，这岂不是世间第一大快事！

　　我在三十三年前（1926年）就作一大胆的假设，所谓“禅宗”或“南宗”的真史料，如神会的文件等——只有两个大宝藏或者还保存了一些原料：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