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附记(2)

　　这些敦煌写本大致是第5世纪至11世纪（自北魏至北宋一段时期）的遗物，前后包括了六百多年。这写本总共有10000卷以上，一直在甘肃敦煌一间石室之内被密封了将近一千年。

　　敦煌原有几座佛寺，多建筑于岩洞之旁。其中有一座千佛寺，寺内有一间密封的石室。其中藏有万卷以上5世纪以后的经卷写本，许多也至迟是11世纪早期北宋初年的遗物。这一间被密封起来的石室，封外的墙壁上都绘有壁画。那可能是战争期间，庙内的和尚在逃走之前，把这个图书室封起，并画上壁画，使人不疑壁画之后还有藏经。

　　这千佛寺原为一座佛寺。但是在公元1900年前后已经是僧道杂居了。一次有一位王道士做打扫工作，无意发现这壁画之后似乎有门的迹象。他把这门打开了，便发现了这些经卷写本。这位道士既不识字，人又愚蠢，他乃打主意把这些卷子出售给附近乡民（作为仙方）以医治牙痛或头痛。一般愚民也就向他购买这些仙方破片，烧成灰烬，加水吞食，冀图治病。他们这样对古物的摧毁已经有相当年月了，所幸敦煌人口稀少，所以这些“仙方”亦无从大量出售。他们这样的买卖一直到1907年始为学者们发现。那一年瑞典籍的考古家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从印度进入中国，沿途考古，一直到了敦煌。他听说这宗大量发现的中古写本，乃亲往查访。他向那位道士行了点约值七十两银子的小贿，便运走了七大车的卷子写本，经印度而去，终为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所收藏。

　　翌年，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M．Paul Pelliot）也闻讯往访，也就从敦煌运走了大约三四千卷。伯希和因为能读汉字，又懂一些中亚细亚一带的方言，所以他说服了这位道士，让他在千佛寺内住下，慢慢选择。所以他后来运往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些卷子，都是经过选择的。那些只是重抄的佛经，他都一概留下不要，他取去的都是些普通佛经以外的佛教著作，以及有关道教、儒教的写本，或是一些注明年代和人名的佛经钞本。他并且把汉文以外的卷子，如梵文及中亚细亚方言等等写本，都全部拿去了。所以巴黎所藏的敦煌卷子实是一部选集，和一些有年代和人名纪录的钞卷。

　　伯希和自敦煌取道北京返国，在北京他找了些中国学者来帮忙查对这些中文卷子。这样才惊动了中国的学术界，学术界人士才报告了政府，清廷中央政府乃立即通知甘肃地方政府，不再许外人窃取，并明令把全部卷帙运京保存。这一来全部敦煌经卷的古董价值乃举世皆知。因此在该项钞卷运京时，又被沿途偷窃。为应付点验起见，偷窃的人又往往把长卷剪成小卷来充数。由于监守自盗的结果，上千上百的卷子又被偷走了。所以后来敦煌卷子，除了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北平图书馆”所收藏之外，还有千百卷被零售给中国和日本的私人收藏家。这便是这宗敦煌钞卷的一段沧桑史，也可算我个人自述的一个注脚。

　　长话短说，当我在1926年到欧洲去的时候，我想如有可能的话，我决定遍访伦敦、巴黎两处的敦煌藏卷。看一看这一些唐代钞卷，对于中国佛教史，特别是禅宗史有没有新发展。我在伦敦看了100卷，在巴黎看了50卷。使我且惊且喜的则是我居然发现了有许多有关中国禅宗史的重要资料，尤其是有关8世纪中国北派禅宗和其同时的其他禅宗各支的资料。

　　我在巴黎所发现的便是三卷未注明人名和年代的有关神会和尚的史料，在伦敦我也找到一份类似的残卷。由于个人研究兴趣所在，我对搜访这些史料是早有准备的。所以这些资料我一看便知。因而我把它们照样复制，回国之后再加以校勘，便在1930年把它们出版了。出版的日期是我发现了它们的后三年。我把这本书叫做《神会和尚遗集》（民国十九年，亚东图书馆出版）。这本书的问世实在是重治中国禅宗史的一个里程碑。

　　在1926年之前我们所知有关神会和尚的著述只寥寥659个字。这个短篇对这位禅宗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了解实在太有限了。可是在1926年我竟然找到了约有20000字上下的资料。

　　我在巴黎所发现的三份钞卷，过去一千两百年都无人知晓。其一便是《神会和尚语录》，此卷甚长；第二件是有原标题的，叫《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这是一份战斗文献，是神会对北派禅宗的道统真伪与教义是非的公开挑战。因为南北两派都自称是祖述达摩的正统。另一残卷则显然也是上述战斗文献的一部分。（唐德刚案：英文稿此处语义混杂不清。译文系参考《海外读书杂记》重校的。）这份战斗文献活生生的纪录了神会和尚和一位名叫“崇远法师”的对话录。崇远法师是一位问难者，他向神会提出问题由神会加以解答，就像现代电视上新闻节目里的主持人（moderator）一般。这位崇远法师也是位性格人物，他把这幕剧弄得更为戏剧化。

　　在这次问难中，崇远法师问曰：“（北宗）普寂禅师名字盖国，天下知闻……何故如此苦相非斥？岂不与（神会大和尚，您自己）身命有雠？！”

　　神会和尚答曰：“我自料简是非，定其宗旨。我今弘扬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众生知闻，岂惜身命？！”（原文录自《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读者亦可参阅柳田圣山主编《胡适禅学案》，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281页。）这便是这位神会和尚的精神！当然，我并不是说神会这一挑战是什么样的天才。我而且怀疑他这一挑战是公正有据的。或者他的挑战正和北宗所自我夸耀的一样无据。我必须说，一部禅宗史包括神会在内，百分之九十都是伪造的。这是我的估计。

　　但是我搜寻禅宗史料的动机，则是想找出8世纪中的所谓禅宗创立时的真相而已。这样我不但找到了神会和尚的语录，同时我也找到了唐代文献中所提到的伟大的南宗、北宗争法统的作战纪录。这纪录是我在伦敦、巴黎两地所藏的敦煌经卷里找到的。

　　我在伦敦所发现的残卷也很有趣。那是中国所流传下来的有关神会纪录的659字中的一部分。但是这残卷却是这纪录最早的钞本。这件唐代写本与现存的国内流传的神会著作，仅有丝微的不同。

　　以上四种，便是我于1927年在巴黎和伦敦所影印的敦煌卷子。后来我把几份卷子与我自己所写的神会的传记，一起详加考订之后，便于1930年合成一册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定名为《神会和尚遗集》。

　　我那90页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可能是当今中国用现代观点所写的惟一的一本完全的和尚的传记了。

　　好了，我究竟发现了些什么样的故事呢？上文曾提过，1926年以前，中国佛教史家所可找到的神会和尚的作品，不过寥寥659个字而已。但是我的书在1930年出版之后，神会的著作便递增至二万多字，这样我才能写出一本神会全传来。这本完全的传记中，包括我对神会思想的初探；对他观念的诠释；和我自己研究的结论。我认为一般佛学家和佛教史家都当做慧能所著的所谓《坛经》，事实上是神会代笔的。《六祖坛经》是过去一千二百年禅宗佛教最基本的经典；也是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一部圣书。但是我以禅宗内部的资料，证明它是神会的伪托！根据我的考据，神会实是《坛经》的作者，因为《坛经》中的许多观念都和我在巴黎发现的《神会和尚语录》及其他有关文献，不谋而合。

　　以上便是我发现的最精彩的部分。但是这一发现影响之大则非史料所及，因为它牵涉到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的问题。由于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真正作者，但是在近几百年来，他却是在禅宗史上被人忽略了。其原因便是当南宗的地位最后被朝廷肯定为禅宗正统——甚至也可说是整个佛教的正统，之后，显然一时弄得举世扰攘，所有的和尚都要挤进来分一杯羹。因而佛教中的所有门派都自称与南派禅宗有历史渊源，从六祖慧能上溯至菩提达摩。时日推移，这一自达摩至慧能的谱系因而一分为二：一门禅宗自称祖述怀让，怀让是慧能在湖南的大弟子；另一宗则自称出自慧能在江西的大弟子行思。

　　在8、9两世纪中，湖南、江西二省原是禅宗的中心，两省之中所有的老和尚都自称是慧能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后来这两支都发展起来，蔚成大观。例如著名的临济宗便出自这两支。当他们得势之后，他们就改写历史，各以己支一脉相延是正统嫡传。日子久了，神会之名就渐被遗忘，甚至完全不提了。

　　怀让、行思两支后来居上，竟然变成禅宗里的正统嫡传。《景德传灯录》便是如此下笔的。我是治佛教史的少数作者之一，读佛教史时在字里行间，发现了神会和尚的重要性。我认为神会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事实上，他的重要性，9世纪的一位有学问的和尚宗密也曾经证实过。

　　我写神会和尚实在也就是改写禅宗史，给神会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并指出他向北宗挑战是何等的重要，终使他死后被追封为禅宗的七祖；间接地他也使他师父慧能被追升为禅宗的六祖。

　　事实上，这一追谥，还是神会死后一百多年的事。当时并经唐代两大作家柳宗元和刘禹锡的记述。柳、刘二人均于慧能正式被朝廷追升为“六祖”时著有碑铭。

　　还有一件使我高兴的事，则是我的神会传记出版后两年（1932年），另一神会遗作的敦煌卷子，又在日本被发现了，由我的书作参考，证明其为神会遗作。这一份并无标题的敦煌经卷落入一位日本收藏家石井光雄之手。但是日本学者则是参阅我的神会传，而证实为我所发现的神会遗作《神会和尚语录》之一部。这一个题目（《神会和尚语录》）原是我加上去的，我们始终不知道这个卷子的原题是什么。

　　1959年，另一位日本学者入矢义高，又在斯坦因收藏的敦煌经卷中，发现了另一同样内容的卷子。这卷子之前有一篇短序，题目叫做《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

　　石井光雄的卷子发现之后二年，1934年，铃木大拙博士与一位友人，乃把它参校“胡适本”之后，予以付印出版。那是个活字版印本，书名为《禅宗大师神会语录》。这份石井光雄发现的卷子共有15000字。其中有一半与我发现的第一件《神会和尚语录》雷同。其中有一部分显然是从《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中抄下来的。稍后铃木先生在“国立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敦煌经卷中，又发现另一文件。他把这文件付印出版，并加一篇他自己写的导言，说这一文件的内容与《六祖坛经》颇为相似；那与我所阐述的神会观念也是相同的。

　　许多年过去了。一直到1956年，当铃木博士与他的一位学生路过巴黎时，法国学者告诉他，他们又发现了一卷显然是神会的遗作。但是他们无法通晓其内容，所以我也就买了一份该项卷子的影印本。我现在正在校勘这份卷子。其实这份卷子中包括两种神会遗著，其一便是《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中的一大段节录：另一件则包括我在1930年所出版的第三件。所以现在“定是非论”已经有20000字左右，差不多已经是全璧了。

　　最近法国学者又发现了一些文件。伯希和死后，他们显然是从伯氏以前所收集一些无标题的卷子之中，又发现了另一份残卷。那卷子里不但有一卷神会，而且有两卷神会。第一件中大部分都是神会的战书（“定是非论”）；另一件也很有趣，那是和铃木在“国立北京图书馆”所发现的同种而较佳的经卷。但是那较早发现的老卷，缺少个题目。那件无题经卷，铃木只是疑惑它也是神会的遗作，但是他还不敢确定，而这份新发现的卷子不但完整无缺，并且还有一个题目。这题目一开始便书名“南阳和尚”。南阳是河南的一个重要县治。“南阳和尚”这一头衔毫无疑问是当地人民对神会的尊称，因为神会曾在一座南阳的寺庙内住过十年。在南阳期间他以博学善辩闻名于时，所以才有“南阳和尚”的称呼。

　　所以铃木博士多少年前在发现那宗文卷时所引起的大疑案，终于在我的襄赞之下完全证明了。这些便是我近年来有关中国思想史的最近的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