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墨子·的哲学智慧(1)

　　简识墨子·

　　墨子·名翟姓墨子·。有人说他是宋人，有人说他是鲁人。今依孙诒让说，定他为鲁国人。

　　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定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这个问题，古今人多未能确定。

　　有人说墨子·“并孔子时”（《史记？孟荀列传》），有人说他是“六国时人，至周末犹存”（《毕沅《墨子·序》），这两说相差二百年，若不详细考定，易于使人误会。毕沅的话已被孙诒让驳倒了（《墨子·间诂？非攻中》），不用再辨。孙诒让又说：

　　窃以今五十三篇之书推校之，墨子·前及与公输般鲁阳文子相问答，而后及见齐太公和（见《鲁问篇》，田和为诸侯，在周安王16年），与齐康公兴乐（见《非乐上》。康公卒于安王20年），与楚吴起之死（见《亲士篇》。在安王21年）。上距孔子之卒（敬王41年），几及百年。则墨子·之后孔子益信。

　　审核前后，约略计之墨子·当与子思同时，而生年尚在其后（子思生于鲁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盖生于周定王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盖八九十岁（《墨子·年表序》）。

　　我以为孙诒让所考不如汪中考的精确。汪中说：

　　墨子·实与楚惠王同时（《耕柱篇》、《鲁问篇》、《贵义篇》），……其年于孔子差后，或犹及见孔子矣。……《非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战亡，事在“春秋”后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则为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并当时，及见其事。

　　《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又言：“唐叔、吕尚邦齐晋今与楚越四分天下。”《节葬》下篇言：“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明在勾践称霸之后（《鲁问篇》越王请裂故吴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亦一证），秦献公未得志之前，全晋之时，三家未分，齐未为陈氏也。

　　《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般请以机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即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输》篇：

　　“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公输子自鲁南游楚作钩强以备越。”亦吴亡后楚与越为邻国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书既载其以老辞墨子·，则墨子·亦寿孝人欤？（《墨子·序》）汪中所考都很可靠。如今且先说孙诒让所考的错处。第一，孙氏所据的三篇书，《亲士》《鲁问》《非乐》上，都是靠不住的书。《鲁问》篇乃是后人所辑。其中说的“齐大王”，未必便是田和。即使是田和，也未必可信。

　　例如《庄子》中说庄周见鲁哀公，难道我们便说庄周和孔丘同时么？

　　《非乐》篇乃是后人补做的。其中屡用“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一句，可见其中引的历史事实，未必都是墨子·亲见的。《亲土》篇和《修身》篇同是假书。内中说的全是儒家的常谈，哪有一句墨子·家的话。

　　第二，墨子·决不会见吴起之死。（《吕氏春秋？上德篇》）说吴起死时，阳城君得罪逃走了，楚国派兵来收他的国。那时“墨子·者钜子孟胜”替阳城君守城，遂和他的弟子一百八十三人都死在城内。孟胜将死之前，还先派两个弟子把“钜子”的职位传给宋国的田襄子，免得把墨子·家的学派断绝了。

　　照这条看来，吴起死时，墨子·学久已成了一种宗教。那时“墨子·者钜子”传授的法子，也已经成为定制了。那时的“墨子·者”已有了新立的领袖。孟胜的弟子劝他不要死，说：“绝墨子·者于世，不可。”要是墨子·还没有死，谁能说这话呢？可见吴起死时，墨子·已死了许多年了。

　　依以上所举各种证据，我们可定墨子·大概生在周敬王20年与30年之间（西历纪元前500至前490年），死在周威烈王元年与十年之间（西历纪元前425至前416年）。墨子·生时约当孔子五十岁六十岁之间（孔子生西历纪元前551年）。到吴起死时，墨子·已死了差不多四十年了。

　　以上所说墨子·的生地和生时，很可注意。他生当鲁国，又当孔门正盛之时。而他的学说，处处和儒家有关系。《淮南要略》说：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

　　墨子·究竟曾是否“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我们虽不能决定，但是墨子·所受的儒家的影响，一定不少（《吕氏春秋？当染篇》说史角之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可见墨子·在鲁国受过教育）。我想儒家自孔子死后，那一班孔门弟子不能传孔子学说的大端，都去讲究那丧葬小节。

　　请看《礼记？檀弓篇》所记孔门大弟子子游、曾子的种种故事，哪一桩不是争一个极小极琐碎的礼节？（“如曾子吊于负夏”及“曾子艺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诸条。）再看一部《仪礼》那种繁琐的礼仪，真可令现在的人惊讶。墨子·生在鲁国，眼见这种种怪现状，怪不得他要反对儒家，自创一种新学派。墨子·攻击儒家的坏处，约有四个理由：

　　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然后起，杖然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篇》）。

　　这个儒墨子·的关系是极重要不可忽略的。因为儒家不信鬼（孔子言：“未知生，焉生死”，“未能事神，焉能事鬼”。又说：“敬鬼神而远之”。《说苑》十八记子贡问死人有知无知，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耶，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死者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亲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这还是怀疑主义。后来的儒家直说无鬼神。

　　故《墨子·公孟篇》的公孟子曰：“无鬼神”，这就是最直白的无神论，所以墨子·提倡“明鬼”论。因为儒家厚葬久丧，所以墨子·提倡“节葬”论。因为儒家重礼乐，所以墨子·提倡“非乐”论。因为儒家信天命（《论语》子夏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孔子自己也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说：“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所以墨子·提倡“非命”论。

　　墨子·是一个积极热心救世的人，他看见当时各国征战的惨祸，心中不忍，所以提倡“非攻”论。他认为从前那种“弭兵”政策，都不是根本之计。根本的“弭兵”，要使人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就是墨子·的“兼爱”论。

　　但是墨子·并不是一个空谈弭兵的人，他是一个实行非攻主义的救世家。那时公输班替楚国造了一种云梯，将要攻宋。墨子·听见这消息，从鲁国起程，走了十日十夜，赶到郢都去见公输班。公输班被他一说说服了，便送他去见楚王，楚王也被他说服了，就不攻宋了（参看《墨子·公输篇》）。

　　公输班对墨子·说：“我不曾见你的时候，我想的是宋国。自从我见了你之后，就是有人把宋国送给我，要是有一毫不义，我都不要了。”墨子·说：“……那样说来，仿佛是我已经把宋国给了你了。你若能努力行义，我还要把天下送给你咧。”（《鲁问篇》）看他这一件事，可以想像他一生的慷慨好义，有一个朋友劝他道：“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义气的事，你何苦这样尽力去做呢？我劝你不如停手吧。”墨子·说：“比如一个人有十个儿子，九个儿子好吃懒做，只有一个儿子尽力耕田。吃饭的人那么多，耕田的人那么少，那一个耕田的儿子便该格外努力耕田才好。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义气的事，你正该劝我多做些才好。为什么反来劝我莫做呢？”（《贵义篇》）这是何等精神！何等人格！那反对墨子·家最利害的孟轲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话本有责备墨子·之意，其实是极恭维他的话。

　　试问中国历史上，可曾有第二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么？墨子·是一个宗教家。他最恨那些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却讲究祭礼丧礼。

　　他说：“不信鬼神，却要学祭礼，这不是没有客却行客礼么？这不是没有鱼却下网么？”（《公孟篇》）所以墨子·虽不重丧葬祭祀，却极信鬼神，还更信天。他的“天”却不是老子的“自然”，也不是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天。墨子·的天，是有意志的。天的“志”就是要人兼爱。凡事都应该以“天志”为标准。

　　墨子·是一个实行的宗教家。他主张节用，又主张废乐，所以他教人要吃苦修行。要使后世的墨子·者，都要“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这是“墨子·教”的特色。《庄子·天下篇》批评墨子·家的行为，说：

　　墨子·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子·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

　　又却不得不称赞墨子·道：

　　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认得这个墨子·，才可讲墨子·的哲学。

　　《墨子·》书今本有五十三篇，依我看来，可分为五组：第一组，自《亲士》到《三辩》，这七篇，皆后人假造的（黄震、宋濂所见别本，此七篇题曰经）。前三篇全无墨子·家口气，后四篇乃是根据墨子·家的一些余论所作的。

　　第二组，《尚贤》三篇，《尚同》三篇，《兼爱》三篇，《非攻》三篇，《节用》两篇，《节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乐》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所有的这二十四篇。大部分都是墨子·家学者仿效墨子·的写作风格所作的。其中也有许多后人加入的材料。

　　《非乐》《非儒》两篇更可疑。第三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的书，也不是墨子·家学者记录墨子·学说的书。我认为这六篇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别墨子·”做的。这六篇中的学术问题，绝不是墨子·时代所能发生的。况且其中所说和惠施、公孙龙的话最为接近。惠施、公孙龙的学说差不多全在这六篇里面。所以我认为这六篇是惠施、公孙龙时代的“别墨子·”做的。我从来讲墨子·学，都把这六篇提出，等到后来讲“别墨子·”的时候才讲他们。

　　第四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这五篇，乃是墨子·家后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辑聚来做的，就像儒家的《论语》一样。其中有许多材料比第二组还更为重要。

　　第五组，自《备城门》以下到《杂守》凡十一篇。所记述的内容都是墨子·家守城备敌的方法，跟哲学没多大关系。

　　研究墨子·学的，可先读第二组和第四组，后读三组，其余二组，可以不必细读。

　　墨子·的应用主义哲学

　　儒、墨子·两家根本上不同之处，在于两家哲学的研究方法不同，在于两家的“逻辑”不同。《墨子·耕柱篇》有一条最形容得出这种不同之处：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论语》作“近者悦，远者来。”）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这就是儒墨子·的大区别，孔子所说的是一种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个“所以为之若之何”的进行方法。孔子说的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怎样”，这是一个大分别。《公孟篇》又说：

　　子墨子·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

　　儒者说的还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为什么”。这又是一个大分别。

　　这两种区别，都非常重要。儒家最爱提出一个极高的理想标准，作为人生的目的，如论政治，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或说“近者悦，远者来”；这都是理想的目的，却不是进行的方法。如人生哲学则高悬一个“止于至善”的目的，却不讲怎样能使人止于至善。

　　所说的详细情况，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与国人交，止于信。”全不问为什么为人子的要孝，为什么为人臣的要敬；只说理想中的父子君臣朋友就是该如此如此的。所以儒家的议论，总要偏向“动机”一方面。“动机”如俗话的“居心”。

　　孟子说的“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存心是行为的动机。《大学》说的诚意，也是动机。儒家只注意行为的动机，不注意行为的效果。推到了极端，便成董仲舒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只说这事应该如此做，不问为什么应该如此做。

　　墨子·的方法，恰与此相反。墨子·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例如造一所房子，先要问为什么要造房子。知道了“为什么”，方才可知道“怎样做”。知道了房子的用处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才可以知道怎样布置构造方能避风雨寒暑，方能分格男女于内外。人生的一切行为，都是如此。

　　如现在的人讲教育，上官下属都说应该兴教育，于是大家都去开学堂，招学生。大家都以为兴教育就是办学堂，办学堂就是兴教育，从不去问为什么该兴教育。因为不研究教育是为什么的，所以办学的人和关心教育的人也无从考究教育的优劣，更无从考究改良教育的方法。我去年回到内地，有人说，我们村里，该开一个学堂。我问他为什么我们村里该办学堂呢？他说：某村某村都有学堂了，所以我们这里也该开一个。这就是墨子·说的“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的理论。墨子·以为无论何种事物、制度、学说、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

　　换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个用处。知道那事物的用处，方才可以知道它的是非善恶。为什么呢？因为事事物物存在既是为了被应用的，若不能应用，便失去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便应该改良了。例如墨子·讲“兼爱”，便说：

　　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爱下》）这是说能应“用”的便是“善”的；“善”的便是能应“用”的。比如我说这笔“好”，为什么“好”呢？因为能书写，所以“好”。又比如我说这会场“好”，为什么“好”呢？因为它最适合开会演讲用，所以“好”。这便是墨子·的“应用主义”。

　　应用主义又可叫做“实利主义”。儒家说：“义也者，宜也。”宜即是“应该”。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墨子·家说：“义利也。”

　　（《经上篇》。参看《非攻》下首段）便进一步说，说凡事如此做去便可有利的即是“义的”。因为如此做才有利，所以“应该”如此做。义所以为“宜”，正因其为“利”。

　　墨子·的应用主义，之所以容易被人误会，都因为人把这“利”字“用”字解错了。这“利”字并不是“财利”的利，这“用”也不是“财用”的用。墨子·的“用”和“利”都只指针对人生行为而言。如今且让他自己下应用主义的定义：

　　子墨子·曰：“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贵义篇》）子墨子·曰：“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耕柱篇》）这两条都是同一个意思，迁字和举字同意。《说文》说：“迁，登也。”《诗经》有“迁于乔木”，《易》有“君子以见善则迁”，皆是“升高”、“进步”之意，和“举”字“抬高”的意思正相同（后人不解“举”字之义，故把“举行”两字连续，作为一个动词解释。于是又误改上一“举”字为“复”字）。

　　六个“行”字，都该读去声，是名词，不是动词。六个“常”字，都与“尚”字通用（俞樾解《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一章说如此）。“常”是“尊尚”的意思。这两章的意思，是说无论什么理论，什么学说，都需要能改良人生的行为，才可以推崇。若不能增进人生的行为，便不值得推崇了。

　　墨子·又说：

　　今瞽者曰：“钜者，白也（俞云，钜当作岂。岂者皑之假字）。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