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汉之宗教(4)

　　吕后的行为是最不人道的，她鸩杀的人，如赵王如意、赵王友、赵王恢等，不可胜计。她吃戚夫人的醋，“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史记》九）在这样的黑暗时代，一班稍有头脑的人都感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为不如无为，良法美制都无用处，不如少出主意，少生事端。只要能维持国内的太平，使人民可以休息，可以恢复十几年兵祸毁坏的生产力，这便是大幸事了。《汉书·食货志》说：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史记？平准书》作“米至石万钱”）。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白天子不能具醇驷（四匹马一色），而将相或乘牛车。

　　经济的状况如此，也不是可以有为的时势。所以鲁国的儒生对叔孙通说：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

　　所以陆贾也主张无为的政治（见上章）。最奇怪的是当日的武将，“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的平阳侯曹参，也极力主张无为的政治。

　　曹参和韩信平定了齐地，高祖把韩信调开了，封他的长子肥为齐王，用曹参做齐相国（前202年）。曹参以战功第一的人，做韩信的继任者，他岂不明白高祖的用意？司马迁说：

　　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

　　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前202～193），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惠帝二年（前193），……参去，嘱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史记》五四）

　　曹参在齐相国任内，行了九年的清静无为的政治，已有成效了。故他到了中央做相国，也抱定这个无为不扰民的主义。

　　参代萧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之约束。择郡国吏，木（《汉书》三九木字作“长大”二字，孟康说，年长大者）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

　　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恶之，无如之何，乃请参游园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希冀）相国召按之。乃反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参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惠帝看了曹参的行为，有点奇怪，叫他的儿子曹窋去规谏他。曹窋回去问他父亲为什么“日饮，无所请事”。曹参大怒，打了他二百下，说：“天下事不是你应该说的！”第二天，惠帝只好老实说是他叫曹窋去说的，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

　　参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惠帝曰：“善，君休矣。”

　　这里明明说出他的无为政治的意义是：“我们都不配有为，还是安分点，少做点罢。”其实惠帝自己在吕后的淫威之下，也只能“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史记》九），不久即短命而死，只有二十三岁。后来王陵做右丞相，因为反对诸吕封王的事，就做不成丞相了。陈平和审食其做左右丞相，陈平也只能喝酒玩妇人，然而还免不了谗害。

　　吕媭……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墨子·于陈平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媭之谗也。”（《史记》五六）吕太后听说陈平喝酒玩妇人不治事，为什么私心独欢喜呢？这就是说，当权的人不但自己不配有为，并且都不愿意谁有为。最庸碌的人如萧何，尚且时时受他的老朋友刘邦的猜忌。故萧何不能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高祖知道了便“大悦”。

　　但萧何提议许百姓入上林空地去种田，高祖便大怒，把他“下廷尉，械系之！”（《史记》五三）吕后的喜，和她丈夫的大悦大怒，正是同一种心理作用，都是不愿人做有益的事功。这都是无为政治的背景。但无为的政治却也有很好的效果。司马迁论曹参道：

　　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五四）他在《吕后本纪》的后面也说：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九）班固《汉书·高后纪》的赞（《汉书》三），全抄此段。班固又在《食贷志》里说：“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汉书》二四）

　　可见当时的政治尽管龌龊，而“政不出房户”，人民便受惠不少。几十年的无为，有这样大成效：

　　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前202～130）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万万为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吏不可时时更换，至生长子孙而不转职），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史记》三十）孝惠、吕后之时的无为政治，如曹参的尊重盖公，实行黄老的思想，便已是有意的试行无为主义了。孝文、孝景二帝的政治也都含有一点自觉的无为政策。

　　史家虽不明说文帝是黄老信徒，但他在位二十三年，所行政策，如除肉刑，除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律，减赋税，劝农桑，以及对南越及匈奴的和平政策，都像是有意的与民休息。他的皇后窦氏便是一个尊信黄老的妇人，她做了二十三年的皇后，十六年的皇太后，六年的太皇太后，先后共四十五年（前179～135）。《史记》（四九）说：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即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窦太后当文帝时，便因病把眼睛瞎了（《史记》四九）。故她的读老子、黄帝书应该在她早年。我们虽不知道文帝曾否受她影响，也不知道是否因文帝尊崇黄老而影响到她。但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位瞎眼睛太后是十分尊崇黄老哲学的，而她的权势足够影响汉家政治至几十年之久。

　　当景帝时代，儒生辕固生说《老子》是“家人言”，得罪了窦太后，便被送到兽圈里去刺野猪（《史记》一二一）。武帝初年的赵绾、王臧的大狱，也是一件儒家与道家斗争的案子，值得史家的注意。《史记》说：

　　建元元年（前140），……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除（关门之税），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谪诸窦宗室无节行者，除其属籍。

　　这是儒家、赵绾、王臧的变法政纲。

　　时诸外家列为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史记》一〇七）二年（前139），御史大夫赵绾请毋奏事东宫（《汉书·武帝纪》作“请毋奏事太皇太后”）。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耶？”（以上用《汉书》五二）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以上用《史记》二八）。免丞相婴，太尉蚡。以许昌为丞相，庄青翟为御史大夫。（《汉书》五二）《史记？万石君列传》也说：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皇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石奋）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史记》一〇三）这也是有意排斥儒生的一个例子。但这位瞎眼的太皇太后不久就死了（前135）。七十年与民休息的政治，已造成了一个人给家足的中国，可以大有为了，于是武安侯田蚡为丞相。

　　儒教

　　一、儒教在汉代被确立为国教考

　　本文试图叙述儒家学说在公元前200～100年期间的变迁史，并指出由于汉王朝把它奉为国教，因此而产生的后果，一直影响中国两千年的真正性质。

　　1.当秦始皇统一了整个中国，并建立起第一个中华帝国时，他和他的大将及政府官员们对盛行在战国时代的无数哲学学派抱非常敌视的态度。

　　耗时空谈的时代过去了。提上日程的问题是怎样来统治这新成立的帝国。他们废除了世袭的诸侯分封制度，把帝国划分为三十六个郡县，建立起全国统一规格的道路，统一的文字书写形式和标准的度量衡制度。

　　这些为了控制全国而计划进行的庞大的政策，常常遇到守旧的学者们的非难。政府为了镇压反抗就不得不使用激烈的迫害手段。几乎有五百人被活埋致死。公元前213年，政府下令一切属于私人所有的书必须烧掉。著名的焚书令中说：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秦帝国只持续了十五年（公元前221～206）。经过七年剧烈的战争，国家重新统一在汉王朝的统治下。到公元前195年内战仍未结束。长时间的革命和战争使国家遭到破坏，新建立起来的帝国到处是一片废墟。米价五千钱一石。由于战争和饥荒，人口减少了一半，帝国政府不得不颁布政令，允许人民为了生存可以出卖他们的孩子和移居西边各地。

　　朝廷穷困到甚至找不出四匹同样颜色的马作为皇帝出门时乘坐的马车。大臣和将军们常常只能用牛车代步。

　　他们确实是处在困难时期。除了最迫切需要的和平和下令容许人民休养生息以外，其他都是不切实际和多余的。所以汉初的政治家们实施和平和放任政策。学者和思想家们都倾向于崇尚道家教人清静无为、顺乎自然的哲学。

　　在某些情况下是有意识地鼓励这种道家哲学的做法。汉初的丞相之一曹参是道家盖公的信徒，有意实施放任自流的政治哲学。在他担任丞相的三年期间，他每天饮酒，他的部下来向他提新的建议时，他就请他们一同饮酒，直到酩酊大醉，无法谈论他们想提出的新建议方案时方休。

　　另一位信奉道家哲学的统治者是窦太后（死于公元前135年），她是汉初四十年间最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她严格要求她的所有儿孙们学习老子哲学。

　　所以，汉初七十年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派是道家。道家这一名称是这一时期提出来的，是公元前二世纪时出现的著名的折衷主义哲学，它试图把先前哲学上众说纷纭时代涌现出来的各种思想学派中的基本学说都包括在内。

　　这种不拘于一家之言的中心见解就是老子的自然主义哲学，和具体体现了“道”的概念的庄子，因此称为道教或道家。这一折衷主义学派的最著名的著作是《淮南子》，是由一群哲学家在汉高祖的孙子淮南子的支持下编纂完成的。

　　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一篇文章里进一步概括地阐明了这种折衷的见解。他说：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子·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这就是道家哲学，它是顺从自然主义的、唯理主义的和宿命论的。这种主张革命者和改革者是不赞成的；但保守者也反对。它的政治含义是自由放任政策。由它顺从自然趋势，并保持这种状况。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这种态度正好与当时的时代趋势相适应，使人民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享受着和平和繁荣昌盛。

　　太史公司马迁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武帝，公元前140～87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从这些同时代的证言，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时代的来到——这是一个物产丰富，资财集中并崇尚奢侈豪华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到来，使一项更加独断的政治计划和帝国的向外扩张的时机成熟了，为更具独断精神的权势和儒教政治哲学安排好了活动的舞台。

　　2.汉代是第一个由下层社会人民建立起来的王朝。开国皇帝是个酒徒和无赖。他的一些大将曾经是屠夫和流氓。他们对知识阶层毫不尊重。

　　汉高祖是出名的不喜欢儒家学者，用最轻蔑的方法去对待他们。他曾经摘掉儒生的帽子并用污物把它弄脏。他边接待儒生来访边由两名女子侍候为他洗脚；以憎恶的眼光看待学者阶层穿的飘拂的长袍。那些去求见的儒学经师为了避免受到嘲弄，不得不在供职时穿上短衫。

　　不过儒家学者在王朝初建的时候是有用的人，因为他们通晓历史传统，并精通社会和宗教的典礼仪式。他们还懂得法律和制度，并能用丰富的历史实例来谈治国方案。

　　所有这些对于一个刚登上开国皇位的新军阀来说都是有用的。当儒生陆贾在汉高祖面前引用儒家经典时，高祖立即打断他的话并叱责说：“你这个书呆子，老子在马背上得到天下，你的经书对我有什么用？”

　　陆贾反驳说：“是的，陛下，您能在马背上得天下，但是您能在马背上治天下吗？”皇上想想可能是那么回事，就让他写一本关于秦朝为什么会灭亡的书。这本书很快地写了出来，皇上一章接一章地读下去，他高兴了，给书取名为《新语》。这书一直保存至今。

　　另一个小故事在汉初的儒教史上也是很重要的。汉高祖首先宣布：所有旧的朝廷礼节制度对于他的那些原来出身低微、从来不讲礼貌的新任将军和贵族领导层来说统统废除不用。

　　于是这些人在朝廷举行的酒宴上互相打骂，喝醉了酒大声喊叫，甚至拔出佩剑在宫廷的墙壁和柱子上乱砍乱刺，使汉高祖感到大大地受到了伤害，十分恼火。

　　一位儒家学者叔孙通为此提出建议：要有一套朝廷觐见的礼仪制度以维持秩序。高祖说：“可以试试。但要简单明了，对我来说要容易执行。”

　　于是叔孙通从孔夫子的老家山东请来了三十名儒生，由他们协助，再加上他自己的弟子们。

　　他开始为朝廷设计新的朝觐仪式。（朱晓按：当时有两个儒生不肯加入叔孙通的剧组，说叔孙通侍候过的主人将近七个了，又说哪能随便讲礼呢，要行百年仁政始能讲礼。叔孙通讥笑他们是“鄙儒，不知时变”。正因为通达时变，叔孙通才成为汉代儒教的真正创始人。）设计出来后，又带着这些儒生到远离都城的郊野，模仿朝廷典礼进行演习。这样进行了一个月以后，邀请皇上观看了他们的排练。高祖说：可以。并命他的朝廷的全体成员都要学会这套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