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记忆的碎片之二；我的童年、少年与青年

　　题记

　　从我出生以来，转眼间已走过了65个春秋，进入了人生的晚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可谓人生苦短，弹指挥间。回首往事，竟如昨天。昨天，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刹那，然而对于我的人生之路来说，又是十分漫长的，时间在一分一秒度过，历史在一步一步伸延，岁月的风掀起了记忆的碎片，岁月的雨打湿了如梦的画卷。我从雨雪中走过，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我在风霜中历练，感受到人世的寒暑冷暖。当我打开记忆的闸门，可以说酸甜苦辣咸五味俱陈；生旦净末丑尽在人间。那一幅幅生动的画面，那一个个生活的细节，那感人肺腑的情节，那扣人心弦的故事，那稚气的童趣，动听的歌谣，天真的梦想，青春的激扬，一桩桩、一件件，都活生生地浮现在眼前。这里没有像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那样的虚构与演绎，而是一份不饰雕琢的单纯，不带夸张的真实，亲身经历的体验。我用笔作针，时间作线，把记忆的碎片穿织起来，就是我的童年、少年与青年。当此“黄土谣丛书”即将出版之时，这份单纯和真实就是献给读者的最好礼物，让朋友们走进我的童年、少年与青年，看看走过的岁月与银川的变迁，也许这段心路历程会给朋友们带来一点启示。

　　下面说的几层意思，是想表述一下自己对人生的认识与感悟。

　　其一，艰难困苦是人生的财富。正如中国古代圣贤孟子所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我不是圣者贤人，只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然而，“愚者千虑，尚有一得”。多少年来，我存身立命的人生格言是“人生的宗旨在于对社会的进步有所表现，有所贡献；人生的价值在于有为，有味，有威，有位；人生的品格在于为人正派，光明磊落；人生的精神在于追求卓越，锲而不舍。”我做人处世的信条是“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做事，兢兢业业尽职，老老实实处世”。在这种宗旨和信条的指导下，我尽可能地找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位置。“为人之道，莫过于扬长避短”，所以，弃己之短，扬己之长，把自己所学文学之专业与音乐爱好之特长结合起来，毕生致力于音乐文学及音乐的创作，力求将其发挥到极致。在这条路上，我像一头老黄牛，以极大的毅力和韧性，苦苦耕耘，不事张扬，低调做人，坚持出作品，出成果，让事实出来说话，让人民去评说。

　　值得欣慰的是，我所创作的一些音乐文学作品在客观中得到了检验，在社会的大环境中得到了认可。比如有部分歌词在《词刊》发表之后，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妈妈，苦豆子花》《黄河湾》《根在宁夏川》《人生是一支唱不完的歌》等，先后分别在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优秀作品”评选中获一等奖；在《新世纪华夏英才优秀作品精粹大系》代表作品研讨会上被评为一等奖；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国当代诗词·格言名家精品集》中，同时被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评为特等奖，并授予本人“中国当代文学之星”荣誉称号；入选《中国歌词作家作品选》《中国当代歌词选》《2003中国年度最佳歌词》等书集中。《黄河湾》一词自《词刊》发表后，全国先后有上百位专业或业余曲作者为之谱曲。有人评论，这些歌词语言朴实、生动鲜活，具有真情实感和较强的文学性、音乐性。在文学修辞手法运用上，诸如比兴、夸张、对仗、合辙押韵等方面，也都比较讲究到位。因此博得了国内外文学艺术界业内人士的好评，这也说明有一定艺术含量的歌词，还是会有人喜欢的。

　　对于一件事情的成败得失，有人往往看重过程，而我却更看重结果。因为成功自有成功的道理，失败自有失败的原因。成与败都是事情发展的结果。为着自己追求的成功，在奋斗过程中，我付出了汗水和艰辛，每当前面有山有河，有沟有坎，那童年、少年与青年的梦便在我眼前重演：王家湖“刀山上”割芦草的“苦其心志”，旧满城和泥脱坯的“劳其筋骨”，“低标准、瓜菜代”时平田整地的“饿其体肤”，新长征途中徒步日行一百三十里路的“空乏其身……”，这一幕幕昨天艰难困苦的镜头，使我身上顿时充满力量，就觉得面前没有不可逾越的“山与河”“沟与坎”，总是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下定决心，鼓足勇气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人要想成大器，必先予之，付出百倍努力，方可取之。我不为大器，既未早成、中成，也未晚成，算不上成功。但我有志向，有追求，即使今生的努力统统化为乌有，我也绝不遗憾。因为做一个平常之人、平淡之人，该努力的努力了，该做的做了。这个世界的未来没有我，我也绝不怨天尤人。不怨天、不怨地、不怨父母、不怨社会，只怨我自己。怨我不是一个智者，没有聪明和才气。虽然辛苦一生，冲不上去，但也没办法。因为世界总是智者、强者的天下，由智者、强者来主宰，当然也得有机会和运气。也许我一生的追求，都是一个心造的幻影，不名一文，然而，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无怨无悔！

　　其二，淡泊名利，顺乎自然，无欲而安，知足常乐。中国古代圣贤孟子还有一句话：“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意思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国内没有有法度的贤臣良将辅佐治理，国外没有与之抗衡的邻国和自身对外患的忧惧担心，那就容易被灭亡。可见忧患足以使人生存，贪图安逸享乐足以使人死亡。这个道理大至国家，小到个人，都具有指导意义。对于文学艺术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有忧患，才能时时警觉，找到不足，奋起直追，进行超越。人一生不可没有奋斗目标，没有目标就会失去前进的勇气；人一生不可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就难得有动力。古今中外的一切有志之士、成功之士，都在用自己的坚忍不拔和聪明才智，追求卓越，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心中有目标，就有努力的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名利思想，功利主义。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蒲松龄等写下传世之作的人，他们生长在那个时代，绝不会想那么多功利，如果他们是为功利而写作，相反不会成就他们的巨著。他们所想的是为人类、为社会的文明进步留点东西。但这东西是金是土、是玉是石？他们在当时是无法作出判断的。世界音乐大师贝多芬，生前他也不知道他的作曲手稿，会在死后的一百多年后竟能拍卖几千万英镑。如果知道，无论如何也不会在生前让他的手稿积满灰尘，扔得满地都是。乾隆皇帝一生作诗逾万首，但留下来的有几多？而汉高祖刘邦的一首数十字的《大风歌》却流传千古。好的文学艺术作品，应当是用朴实、准确、形象、鲜明的语言，写出一种感觉和气魄，具有吸引力、煽情力、感染力，绝不在于辞藻的华丽。比如，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就是这样。无怪乎1936年，国统区的文人政客读了之后，感叹不已，赞不绝口。人类的历史长河，总是大浪淘沙、泥沙俱下，只有沉下来，扎根人民群众心上的东西才是金玉。正因为自己一生很平静地看待功名利禄，不求刻意，顺乎自然，无欲而安，知足常乐，所以抱着这种心态去创作，总希望自己或多或少写一点能引起人民情感共鸣的东西来。但是能否在人民生活的土壤中最后积淀下来，那不是我自己考虑的事，也不应该那样考虑。因为千秋功过，后人自会评说。历史是无情的，但我相信，它会善待有心的人，用心的人，有贡献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又是公正的。不是吗？翻开史册，我们不难发现，古往今来，历史总是记住那些曾历经艰难困苦、付出不懈努力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有所作为的仁人志士；记住那些置身刀光剑影、不顾生死安危而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独立与统一建功立业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有所建树的圣明君王、贤臣良将。他们成为后人效法的楷模，被人民推崇和敬仰。相反，那些曾经权倾朝野、享尽荣华富贵而又平庸无为的帝王将相、达官显贵，虽然他们生前豪门大宅、车水马龙、显赫一时，但最终还是“粪土当年万户侯”，蜷缩在被遗忘的角落里；至于那些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更为世人所不齿。这就是公正的因果法则。所以走正道，勤努力，不怕社会不承认，不回报，就怕自己没能耐，没贡献。

　　其三，吃水不忘挖井人，涌泉相报新中国。从我个人的这些记忆的碎片中，读者朋友会看到，我是一个生在旧中国、长在新中国的人。对旧社会只有儿时的一些记忆，而更多的岁月是在新社会度过的。从这些时代的记忆，历史的影子中，会看到我成长的心路历程：假如不是毛主席、不是共产党、不是老一辈革命家、英雄先烈们出生入死打江山，迎来新中国的解放，我的父辈们不可能有安居乐业的日子，我也不可能由一个土里土气的放牛娃走进学堂，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乃至登上艺术殿堂，度过一个自认为对社会还是有所表现的人生。所以，我感恩毛主席，感恩共产党，感恩革命先烈，感恩改革开放，感恩我亲爱的祖国和生我养我的黄土地。尽管我的人生也曾有过坎坷与挫折，但那毕竟是一己之我，比起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大业，不足称道。写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与我熟识的董小吾、潘振声、曹中先生。他们这些名噪宁夏乃至全国的艺术家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经一度跌入人生低谷，起起落落、坎坎坷坷，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跌倒，再爬起来，就这样，他们坚韧顽强地走着自己的路，为人民的音乐文化事业拼搏着，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董小吾先生谈到那段革命战争年代的经历时，对毛主席、对贺老总、对革命军队的情怀竟是那样真挚，那样感人肺腑。记得2007年9月间，我们文化厅的一批离退休老干部，前往六盘山区红色旅游景点去观光。在参观彭阳县“任山河烈士纪念陵园”时，年近90高龄的董小吾先生，拄着木棍，自告奋勇，把我们这些老干部们叫到他周围，讲述着他参观烈士陵园的感慨，讲到动情处，竟然泣不成声，所有在场的人都心里沉沉的，酸酸的，落下了眼泪。在我与董小吾先生相处的时间里，我没有听到他对共产党、毛主席、革命军队说过“不”字。著名儿童音乐家潘振声先生，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文革”时期，他曾受过致命的冲击，但在我们面前，他从来没有因为个人身心受到过摧残而诉苦。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合唱指挥后为宁夏政协常委、宁夏音协常务理事、《宁夏歌声》主编的曹中先生，因为“右派”问题被下放宁夏，在唐徕渠上，管水管渠十几年，任劳任怨，并没有因为自己被打成“右派”而怨天尤人。我想，这就是他们这些艺术家的高风亮节、民族气节、精神境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得宽容些，允许别人犯错误，改正错误，总不能把个人恩怨得失，置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之上吧。

　　以上是我致力于音乐文学创作的几点体会。关于对音乐创作的认识与思考，留待丛书的《花儿风·歌曲集》再行论述。

　　我的童年

　　1.半夜里来了带枪的人

　　大约是在我两岁多的时候，也就是1946年的秋天。一天夜里，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突然有人把我从被窝弄醒。原来是我的哥哥从外面回来，还带着一支明晃晃的枪。据妈妈讲，哥哥前两年也就是在他15岁的时候被马鸿逵抓了兵，驻扎在永宁县的望洪堡。那天夜里，他冷不丁回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妈妈忙着给他做好吃的，他便逗着我玩儿，教我学打枪。对枪这玩意儿，我是第一次见，既陌生，又好奇。我搬搬这里，摸摸那儿，爱不释手，后来哥哥告诉我说枪里有子弹，一旦走火，就会打死人，说着便把那上面的弹匣取了下来，退出子弹。说话工夫，妈妈把饭端了上来。哥哥刚端上碗，扒了几口饭，便听见外面枪响。只听有人喊着：“抓逃兵！抓逃兵！”妈妈一听，觉得势头不妙，便带着哥哥、大姐、二姐，还有我向着房后不远的高粱地跑。不想为躲在后院不远地方的马匪兵发现，将哥哥五花大绑带走了。妈妈前去拖拽哥哥，不想被马匪军推倒在地，并且恶狠狠地对我们说：“你要是再敢动，把你们全家人都崩了！”吓得妈妈不敢吱声，眼睁睁地看着哥哥被马匪军拉走。打那天以后，妈妈经常流泪哭鼻子，担心哥哥出事。夜里一有风吹草动，妈妈便拉着我们一家老小躲到房后不远的高粱地里。高粱地，是我们全家躲避兵荒马乱的藏身地方。哥哥自那天走后，有两三年，我一直没见到他，直到1949年宁夏解放了，他才回到家里。

　　2.老湖滩里“狗刨刨”

　　贺兰金积桥南端远远望去有一片明晃晃的湖泊地，距我家仅有100来米。每逢夏季，芦苇、蒲草荡漾，水鸟飞逐，蜻蜓旋舞，别有一番原始的自然形态之美。那时，我年龄很小，也就是四五岁。常常和同村的小伙伴到那里耍水，有时家里待腻了，我也独自一人去泡在湖里的浅水处，享受这湖水给我的沐浴。在这里，别样的游泳样式没学会，倒是蛙式的“狗刨刨”耍得挺带劲。两只小手撑在湖底，两只小腿轮番在水中打扑通，溅起的水花飞上天，在太阳映照下亮晶晶的。有一次，我正在湖里耍“狗刨刨”，村里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娃长得肉墩墩，个儿也比我高一头，也跑到湖里耍水。于是我俩先是站在水里打水仗，打着打着，他跑了过来，把我的头按在水中，不让起来。我哪里能受得住，咕嘟咕嘟喝了几口水，呛得直翻白眼。那小子一见，也害怕了，急忙把我抱上岸。我缓了一会儿，总算喘过气来，撒丫子跑回家，给妈妈告了状。妈妈一听，二话没说，掂起烧火棍，就往那小子家跑去。幸亏左邻右舍连拦带拖相劝，才算免了这场火拼。打这以后，妈妈不放心，经常看着我到老湖滩耍“狗刨刨”。

　　3.驴背上的“小英雄”

　　1949年宁夏解放前夕，父亲已意识到离宁夏解放不远了，决意把家再从贺兰金积桥迁回老家盈南村。那时搬家麻烦得很，又没啥搬家的交通工具，只有一匹大姐夫家的白马。于是，我爹便利用这匹白马作交通工具，频繁地来往于金积桥和盈南村之间。从金积桥到盈南村至少有30来里路程，走一趟得用半天时间。父亲在白马上驮些要搬家的东西，然后在马背上找个窝窝，把我安顿在上面。起初，我感到很新鲜，一路上望着远处的贺兰山，天上的白云，飞旋的小鸟，花丛的蝴蝶，可是走着走着，望着望着，两只眼睛便不听使唤，上下眼皮打起了架，一个不小心，便糊里糊涂地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父亲见景，赶快把我从地上抱起，好在我年纪小，身体轻，皮实得很，摔了下去，倒还安然无恙。父亲从那以后，就不愿再带我，但我总跟他闹，他没办法，只好照样把我安顿在马背上。来来回回摔了好几次，但每次都相安无事。马背上练就了我的一点骑术。后来50年代初，我与同村的小伙伴一起放驴、放牛，在“两军”对垒时，便成了“赛驴”高手，被小伙伴们称为驴背上的“小英雄”。

　　4.刮板下爬出“泥娃娃”

　　大约是1950年农历端阳节前后，我家正在浪稻田。那时农村还不兴条播、插播，多用撒播。撒播之前，先要把犁好、晒好的土坷垃地灌上水，再用牛或骡马，拉上捆好的刮板把地刮平。刮板一般多用长短相宜的两根圆木捆在一起，至少也有四五十斤重，在刮板两头拴上绳，连在套架上。当时是我大姐夫来帮忙干活。为了能把地刮得平一些，大姐夫就让我光着身子站在刮板上，手里拽着前面的牛缰绳。谁知牛在拉拽刮板中突然一停，把我摔了个前栽葱，掀在泥田里。然后牛突然又向前走，刮板便从我身上刮过。大姐夫一见势头不好，急忙扔了手中的鞭杆，在泥水里找我。还好，很快从泥水中发现了我。当他拉起我时，只能看见我的眼睛还在闪光，周身上下都沾满了黄澄澄的泥土，俨然是一个“泥娃娃”。父亲见景，急得用鞭子直抽大姐夫。泥水中爬出来的我，似乎安然无恙，有惊无险。事后有一次，我大姐夫在全家相聚之时，还当笑话，旧事重提哩。

　　5.小南湖，心中的“白洋淀”

　　在我家南面与砖渠村之间，还横着一片不大不小的湖，让我暂且称它为小南湖吧。20世纪50年代初，我经常和同村的小伙伴到那里玩耍。那里长满蒲草和芦苇，但相比之下没有王家湖那般丰盛茂密。湖中的蒲草和芦苇有些连成片，有些则点点丛丛，可以看到波光粼粼的湖面。有点像宁夏五A级旅游景点沙湖的样子，只是岸上没有沙，只有水稻田。儿时，我常常和同村的小伙伴摇着小木船，到村边的小南湖荡来荡去，悠哉游哉，吃蒲笋，挖芦根，摸小鱼，掏小鸟，苦中作乐，倒也无拘无束。那种充满野趣的生活，至今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那长满芦苇和蒲草的小南湖不啻于孙犁笔下的白洋淀。在这充满泥土气息、鸟叫蝉鸣的大自然怀抱里，还常常听村里人喊船歌、吆场歌、漫“花儿”、唱牧歌，久而久之耳濡目染，这些村歌民谣“花儿”调便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儿时的感觉是纯真的，儿时的记忆是清晰的，儿时的音调是美妙的。虽然时隔久远，但却沉积在我的灵魂深处，在我后来音乐的编创演绎中，不时爆发出灵感的火花，成为可以信手拈来的音乐素材。

　　6.放牛娃的“叫阵歌”

　　1950年到1952年，那时我还没有上小学，是家里的放牛娃。记得当时家里有两头牛，还有三四头毛驴，父亲、母亲忙着家里家外的事，大姐、二姐嫁了人，妹妹都还小，于是放牛的差事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的身上。从开春时，一直到秋后庄稼上场，这期间，我的白天便是跟着牛屁股、驴屁股转。我和村上的孩子把牲畜赶到没有种庄稼的草滩上，任凭骡马牛驴啃草，我们一群土孩子便尽兴玩闹，比如赶毛毛球、“赶狗”、单腿斗鸡、老鹰抓小鸡、打铜元、打花棍。有时同村的放牛娃集结一起，与邻村的放牛娃“叫阵打仗”，并且还唱着自编的顺口歌：“走噢噢，撂过你的爹呀，撂过你的妈呀，你们爷爷跟你打仗来了噢嗬呀嗨嗬……”没有想到这些放牛民谣，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竟成了我们进行宁夏歌曲创作的音乐素材。由本人作词、郝振明先生作曲的《宁夏山川好热闹》就是根据我们当时放牛“叫阵打仗”的调调创作出来的。这首歌曲一问世，就受到了群众和业内人士好评，以强烈的个性化音乐语言，给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歌曲由歌舞团的民歌手张月梅演唱逾百场，在宁夏20世纪80年代的歌坛上，确确实实火了一阵子。当时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经常播放，火车上经常可以听到这首歌。自打张月梅同志这样一个演唱这首歌曲的个性化演员退出宁夏歌坛之后，这首歌也随着沉寂了，虽然后来其他人也曾演唱过此歌，但却缺乏歌曲原本的韵味。据说著名作曲家徐肇基同志依然用《宁夏山川好热闹》的音乐，经过重新改编延伸拓展后，成了他为广东省某市庆典演出时的舞蹈音乐。据徐先生自诩，还得了一笔不小的作曲酬金。

　　7.“打花棍”打出《山娃子》

　　1988年，也就是自治区成立30周年前夕，根据文化厅要求，区歌舞团要为区庆30周年准备一台主打歌舞晚会。当时吉千同志任歌舞团业务副团长，我是歌舞团编导室主任，负责策划这台节目。团部要求，编导室要绞尽脑汁，设法挖掘一批新的有特色的节目。于是便想到放牛娃的“打花棍”：“一呀、二呀、三三三呀，打得野汉子没处钻呀；四呀、五呀、六六六呀，爷们今年就顺溜溜呀……”就是这么一个放牛娃的“打花棍”，经郝振明先生和我七凑八凑，说给了舞蹈编导金燕同志。金燕同志顿生灵感，便用这样一个具有舞蹈动感很强的“打花棍”，在排练场上“打”了起来。经过认真编排，终于打出了一个在北京演出很叫响的“山娃子”，也打出了西北汉子的威风。

　　《山娃子》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曾经火爆了好几年。舞蹈音乐是时任区歌舞团团长的王华元同志编创的，音乐素材还是用的那个放牛娃“叫阵打仗”调。

　　8.凑热闹，赶大戏

　　在我当放牛娃的那几年，除了放牛放驴之外，还经常帮家里挖猪草、积肥、打柴、抬水，总之，父母让干啥就得去干啥，父母剜光阴，我总不能游手好闲吧。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我也忙里偷闲，经常跟着村里人、亲戚朋友到处赶戏班，瞧秧歌、瞭皮影，听和尚、居士、道士念经，那种钟磬之声不绝于耳，笛管镲钹之声此起彼伏的气氛，不时引发我的好奇和新鲜，赶的大戏有《抱火柱》《抱火斗》《岳云》《梁秋燕》《二十把镰刀》《夫妻识字》等，皮影有《王翦平六国》《李彦贵卖水》《火焰驹》等。那时，也还经常听乡下人唱一些民歌小调，比如《刮地风》《长工调》《孙殿英打宁夏》等，久而久之，耳濡目染，脑子里便记了不少民歌调调。儿时的记忆是清晰的，音乐的启蒙是美好的，也许儿时脑子一片空白，大脑细胞都用在记音乐上了。

　　我的哥哥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年轻的时候，他经常利用下工之余，用竹笛吹奏一些佛教会上的调调，我也说不出个道道，反正觉得挺好听。以后，受他影响我便花了两毛钱买了一支笛子；也跟着学、跟着吹，不久以后，我便能吹出许多民歌小调了。

　　9.糊里糊涂上学堂

　　1952年，虽然新中国成立已经两三个年头了，但是当家做主的农民，始终沉浸在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我们村上及周围村子的四邻八舍们，时不时举行各式各样的庆典活动，而每次活动都伴随着以“镰刀”“斧头”为首的高跷队、秧歌队。农民的那种得意劲、兴奋劲，简直甭提有多高了，是我这一生再也没有看到过的场景。那时候的农民真个是一呼百应，村上、乡上有个啥活动，都像赶庙会一样去参加，白天闹生产，晚上办夜校，劲头异常大，兴致异常高。我便是在这种热潮推动下，糊里糊涂地随着同村的小伙伴，到离家有五里路的毛家庙报了名，走上了小学之路。毛家庙，大约在今盈南村四队旁边的一条弯弯曲曲的渠堤上。为啥说我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小学，其原因是我家距离新城比较近。新城一小的办学规模，在家乡那一片可以说数一数二，而我却舍近求远，没有到好的学校上学，反倒跑到一所破庙里。要是让现在的人看，还不觉得我有病吗？再者，我报名时连父亲、母亲都不知道，就自己闯进了庙堂。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农民自有住房住上了人，分得地主老财的房子也都住上了人，只有庙堂是公用地方。记得村周围的庙宇多得很，只要走上三五里，就能看见一座庙。气魄宏大的庙宇，在我的印象中有新城的关帝庙、盈南村的来福寺、砖渠村的韦陀庙等，这些庙里的菩萨、“爷爷”都塑造得金体玉衣，绘声绘形，栩栩如生，真让人佩服当时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能工巧匠。遗憾的是，在1953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运动中，统统被拆除而夷为平地。如果真保留到今天，说不定还是名胜古迹呢。

　　10.“龙王爷”监学

　　我清晰地记得，庙堂的正中是三尊泥塑金雕的龙王爷，两边站着八个龇牙咧嘴的虾兵蟹将、巡海夜叉。此外，便什么也没有。没有课桌、板凳、黑板。开学后，村上动员村民用土和泥，连砌带抹地制了一些泥桌凳、泥黑板，比孙猴子花果山里的石桌、石凳差远了。老师站在龙王爷的“龙座”下，领着我们大声地念着：“学校门儿大大开，念书娃娃上学来，新书好念人人爱，旧书当做烧火柴……”这便是我们开启心灵天窗的第一课。现在看来，这样的课文要比如今娃娃上学的第一课难多了。龙王爷坐在上面，睁大眼睛瞪着，虾兵蟹将、巡海夜叉龇牙咧嘴地看着，整天监督着我们上学。只要谁敢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就让你心惊胆战吓一跳。赶紧抬起头，目视前方，盯着老师。

　　我们一班有二三十人，大至十七八岁，小至七八岁，“骑着骆驼拉着鸡，大小饺子一锅煮”，参差不齐，都是一年级小学生，统统挤在这个破庙堂里。

　　11.向国旗敬礼

　　过了不久，我们便从“毛家庙”搬到娑罗庙。这地方大约在今盈南村一、二队处。当时，村里、乡里为了建这个学校，大兴土木花了不少力气。记得娑罗庙门前的十几棵高高大大的白杨树，一夜之间被放倒了。木头不干，做不成桌椅，于是烟熏火燎，强化烘干。尔后迅速打造了一批桌椅板凳，搬进了新盖的教室。教室里生上了土炉子，学生上课的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取名为盈南初小。在初小念书时，学校显得较为正规。每天早晨，举行升旗仪式，学生们要在国旗下唱国歌，向国旗敬礼。学校老师也给我们教唱一些歌曲，比如歌剧《白毛女》中的插曲：“东家住高楼，佃户来收租，这样的日子怎样活呀，何时熬到头？”

　　让我记忆犹新而且有趣的是，我们那个年级有三个班，即甲班、乙班、丙班。那时，我经常被换班，学习成绩上升了，就提到甲班，学习成绩掉下来了，就打到丙班，不好不坏就分到乙班。成绩好了，就奖给一个本子或一支铅笔，不好了啥也没有。我常常在这三个班中轮回。

　　搬到娑罗庙后，学校离家更远了，有七八里路，每天往返一趟，有时还得两趟。虽说童年无忧无虑、精力旺盛，但走多了、走长了，还是让人蛮发愁的。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整整跑了6年，要算起来，这些路程加起来，恐怕是个天文数字哩！

　　12.“棍棒教育”长记性

　　记得在小学一年级的夏天，我9岁刚过。有一天，和一位小伙伴到新城的街上去玩耍。回家的路上，他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点葡萄丝给我吃。绿绿的葡萄丝，我吃了几根，觉得酸酸的，挺好吃。于是我便问他，这葡萄丝是从哪里搞到的？他神秘兮兮地拉着我的手，直奔长出葡萄丝的地方。原来在一家农舍前，长着两架葡萄树。小伙伴用手指着葡萄架，对我说：“那葡萄架下的葡萄丝多得很，你去掐，我给你放哨。”我犹豫了一下，不敢去。他便边推我边说：“快去！快去！有我呢，怕什么？”我大着胆子悄悄溜到葡萄架下。抬头一看，架上不仅长满了葡萄丝，还挂满了一串串滴哩嘟噜的小葡萄，让人一见就流口水。我欣喜若狂，仿佛是太阳山上拣金子的老大，只顾将金子往口袋里装，哪管太阳出来会烧死。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便贪婪地摘起了绿葡萄，连葡萄丝也顾不上掐了。刚摘了两三串，便被人从身后把我抱住。原来我偷葡萄时被葡萄主人发现，人家在暗处，我在明处，自然束手就擒，成了葡萄主人的“瓮中之鳖”。葡萄主人拧着我的耳朵，一边大声呵斥着、责骂着，一边拉着我向前走：“你这个小贼，今天饶不了你，走，到你家里去，找你爹妈说说理！”我吓得又哭又喊，再一看小伙伴，早已不见踪影，不知溜到哪里去了。就这样，我被葡萄主人连推带搡，又打又骂带到我家里。见到我爹时，耳朵差点儿给拧掉了。父亲一听葡萄主人说起我偷葡萄的事儿，便火冒三丈，找来一根短木棍，冲着我的浑身上下就是一顿乱打，打得我跪在地上直求饶，嗓子都哭哑了，这才住了手。母亲当时不在家，要是在，还能给我护个驾。母亲回来后，见到我被打成这样，跟父亲大吵大闹了一场，怄了几天气。这一顿“棍棒教育”，让我在家躺了好几天。这回我可是真正尝到了触及皮肉的苦头。人常说，“棒头出孝子，棒头长记性”，打那以后，我再没偷过东西，只有被人偷。其实父亲对我也很疼爱，一直没有打过我，就是那次偷葡萄美美揍了我一顿。事后，我也很理解父亲，他当时也是没办法，葡萄主人两眼瞪得出了血，不依不饶，不打我，下不了台，收不了场，再说也是我惹的事，挨打受罚理所应当。

　　13.越俎代庖，现学现卖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条件逐年有所改善，学校由初小变成完小，更名为盈南小学。尽管如此，学校师资短缺，特别是音、体、美小三门，形同虚设，往常都是由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老师兼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学校便在我们这些学生中选了几个音乐潜质好一点的，派到新城一小学唱歌。学会了，便给班上的同学教唱。我便是被选者之一，记得那时主要教的歌有《王大妈要和平》《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歌唱祖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真是乐死人》等。

　　由于我在这一方面多少有点儿能耐，倒也被老师看中。学校、学区的演出、会演，总把我推上台去出洋相，好在我的脸皮厚，倒也不怯场。记得当时到新城学区去会演，真可是出尽了风头，一个八九分钟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连串相声，居然倒背如流，不打一点磕巴，赢得全学区2000多名师生的热烈掌声，夺得学区文艺演出的大奖。现在想来，真不可思议，不知缘何，那时的记忆力为何那般好。

　　14.做管子差点儿削掉了手指头

　　村上有一个人，天性聪明伶俐。虽然识文断字不多，但学啥会啥，搬砖弄瓦，砌墙盖房，提耧下种、磨耙保墒，样样能拿得起，这且不说，笙管笛箫，钟、磬、鼓、镲，也都能敲在点子上，还常常跟着居士念经，跟着阴阳下葬，帮老百姓盖房看风水。在我看来，十八般武艺，他无一不晓、无一不通。有一次，我奉父亲之命，到他家不知办啥事，适逢他正在吹管子，声音低沉浑厚，如诉如歌，十分好听，我不由得迷上了这玩艺儿。看了看管子的样，上面有七八个窟窿眼，手指头按在上面，倒也不算十分复杂。我很好奇，也想学，但没有这玩艺儿就学不成。回到家后，我想了个办法，找了一截粗芦苇，用铁火棍烧红后，在上面也照葫芦画瓢，烫了七八个眼眼，就算是自制管子。谁知在做哨嘴时，不小心，刀子削在了左手食指上，差点儿把指头削掉了。管子没学成，倒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直到现在，我的左手食指上还留着一道清晰的刀痕，一个永久的纪念。

　　15.竖笛，音乐的启蒙老师

　　在我上小学时，家里的生活条件已较解放前有了相当改善，但仍然不十分富裕。记得次年春天四、五月间，我还穿着一条老棉裤。有一次放学的路上，无意间碰到了从永宁一带打工回来的哥哥，他看着我穿着大棉裤走不动路的样子，感到十分震撼。回到家后，就赶紧买了布料，给我做了一条单裤。在这种条件下，不可能接触到其他名目繁多的乐器。买一支几毛钱一吹就响的竖笛，伴着自己，就很不错了。我用它照着歌谱吹奏，吹了不少调调，吹民歌小调，吹当时流行的歌曲、眉户、秦腔等，倒也有板有眼。这种乐器虽说简单，但携带方便，可随身相伴。我对音乐“首调”的认识，就是源于竖笛、竹笛。它的确是我音乐上的启蒙老师，帮我完成了民族民间音乐的积累。人常说：背会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对于音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脑子里记的民歌小调多了，不就可以随口唱来、信手拈来吗？我后来写的一些歌曲、器乐曲，正是得益于此。有些评论家评论我创作的音乐作品时，称之为正宗的宁夏风格音乐，大概是与我儿时的音乐积累有关。

　　16.心爱的黑头羊

　　大约是1955年的冬天，差不多离当年春节有两个月时间，父亲从贺兰山西边的阿左旗，花了15元钱买了一头黑头绵羯羊。这头羊除头脸为黑色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只有2寸多长的两个小犄角，其他周身上下均为白色。刚买来时，羊有些瘦骨嶙峋的样子，身上没有膘。后来，父母亲把它交给我喂养。于是，每逢放学回来或一有空就照料它，我把从牛、驴口里夺来的食，偷着喂给它，什么黑豆、玉米、高粱、糜子、谷子等等，说也奇怪，不到一两个星期，黑头羊便长得膘肥体壮，而且对我有着深深的依恋之情，我走到哪里，它便跟到哪里，甚至连早晨上学，它也不依不饶地跟在身后，直到放学后，它又跟了回来。记得有时我去赶庙会、看大戏或随家人逛新城，它也跟在后边。也怪，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它也能盯住我，紧追不舍。有几次，由于人多拥挤，还以为把它弄丢了，但过不多久，不知它又从哪里冒了出来，依然跟在我的身后。这头羊真是太有灵性了，比起当今人们盛行养殖宠物狗来，其灵性我以为有过之而无不及。春节眼见就要到了，父亲跟母亲说要把它宰了过年。我一听，火冒三丈，就跟父母闹了起来。父母见状，只好对我说不宰了。谁知有一天我出远门到永宁望远胜利村小姑妈家，在那里住了两日，回来后，黑头羊不见了。原来父亲趁我不在的时候，把它宰了。我一听，哇哇大哭起来。为这事，一直哭了好几天，伤心得有好几顿饭都没吃。

　　17.再见了，马老师

　　还有一件事让我难以忘怀。就在小学五年级的第二学期，一天上午上语文课时，一位叫马永祥的语文老师，突然声调低沉地近于悲哀地对全班同学说：“老师在这次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以后就不能再为你们上课了。今天这堂课也是给你们上的最后一堂课……”听着他那哭腔般的话语，不知为什么，我和同班的好多同学都落泪了。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这位老师是一位既谦和又很有才华的老师，平常对待我们和颜悦色，循循善诱。特别是那一手工工整整的粉笔仿宋体板书，写得又快又好。此外，他的画画也很出众，得到师生们的交口称赞。果然，上完这堂课后，再也见不到他回到我们的教室，有时偶尔在校园里看见他穿着蓝大褂在打扫卫生，干一些又脏又累的活。

　　到小学六年级以后，直到现在，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究竟他是宁夏人还是外地人，我闹不清楚，不过他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倒是说得很流利、很动听。在他给我们上语文课的时候，我的作文他经常在标题旁批上98、96、97……总之，当时没有下过92分。而且，我的作文经常被他作为范文，在全班同学面前念。不能不说，对激发我的文学兴趣与爱好起了很大作用。

　　那些年，我曾到处打听他的下落，但渺无音讯，所以想看他的念头也就断了。

　　我的少年

　　1.勤工俭学建校舍

　　1958年秋，我被盈南小学保送上了新城初中（现在银川六中的前身）。记得当时我们班有5名同学被保送，有的上了新城的中学，有的上了老城的银川一中初中部。

　　那时的新城初中在新城一小旁边。刚去学校时，无一校舍，借读于新城一小。为解决校舍问题，学校决定勤工俭学。于是，我们差不多每周周天下午都要到旧满城的城墙上挖土、和泥、打土坯，回忆起来，那地方就在现在的新城剧院周围。土坯打好后，一旦晾干，便要用学生的脊背背到学校，整整齐齐摞好，为建校备料。我们进校的那一年，是新城初中创办的第二年。前一届已经招了两个班，我们那个年级又招了两个班，总共四个班有200名学生左右，于是全校师生、上下动员，积极建校。学校雇了几名搬砖砌墙的泥瓦匠，小工的重担无疑落在了四个班的学生身上。师生们日夜奋战、加班加点，总算在当年入冬前后，有了四幢起脊平房教室和几幢宿舍、食堂用房。自此以后，新城初中总算有了自己的校舍。虽说有了校舍，但在初中的学习生活中，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似乎是办学的宗旨和主导，尽管劳动频繁，师生的精神风貌说来出奇的好，从无怨言，真是做到了党叫干啥就干啥。

　　2.脱土坯，打炕面

　　从上小学之后，我和大多农家子弟一样，除了每天背着书包上学堂之外，必须承担家里家外的必要劳动，比如抬水、拾粪、垫圈、积肥、挖野菜、打猪草，帮父母种田；收庄稼、打场、放牛、放驴等，甚至每天早晨背着背篼拣粪，人粪、牛粪、马粪、驴粪，甚至狗粪都要拣。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没有肥，就不会有好庄稼。单干时的自家田里需要粪，大集体时的自留地也需要粪，即便是大集体，垫圈积肥也是生产队下达的任务，和工分挂着钩。这都是我们这些所谓半大小子常备不懈的工作任务，为了生存，不干也得干。

　　除了上述常备活以外，便是几项生财之道。回忆起来，大致有三，一是脱土坯、打炕面；二是挖甘草、刨芦根；三是割青草、割马莲。

　　那几年，每逢暑假，我便去打零工。无非是人家盖房，我们去抬泥、填坑、糊墙，每天一个小工可挣一元陆角伍分，可是那时的钱真顶花，1块钱可以买30个鸡蛋，5分钱可以买一块又甜又酥的面糖，学校的学费书本费也不多，一个学期少则几元钱，多则十几二十元。像我这样十一二岁左右的半大小子，打普工嫌挣钱少，便自谋生路，干上了脱土坯、打炕面子的活，那时1块土坯是1分2厘5，一天从太阳出来干到太阳下山，拼命干可打500个土坯，挣6元钱，这可是高工资、高薪水了；打炕面子也可打上五六十块，每块炕面子是1毛钱，一天到晚也可挣上五六元钱。但是整天跟泥水打交道，人都变成了泥人、黑人。晚上回到家，连吃饭的力气也没有了。

　　3.挖甘草，刨芦根

　　那些年，为了帮家里谋生路、剜光阴、筹学费，我还常常挖甘草、刨芦根。挖出甘草和芦根主要是卖给药材部门。现在看来，这是破坏生态，但在五六十年代，人们还没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每逢学校下学或星期天，我便与叔叔的儿子结伴，一道挖甘草。那时，渠堤上、田埂上、荒滩上、坟地里的甘草很多，我们一有空闲便去开挖。挖出来，用水洗干净，然后捆好，积攒多了，便拿到城里去卖，或多或少，也能有所收益，既筹了学费、书本费，也解了家里经济拮据的燃眉之急。

　　每年到了冬天，湖里结冰之后，我便和叔叔的儿子一起到王家湖刨芦根。王家湖位于现在的宁夏大学南校区、农林科学院、六盘山高级中学一带，在五、六十年代，那里是一大片布满芦苇、蒲草的望不到边的大湖，我们经常在那里放牛放驴。每年入冬，湖面结冰之后，湖周围的村民便足履薄冰，争先恐后地一拥而上，不到两天工夫，原本一片芦花飞絮的金黄世界，便被扫荡一空，只能看到露出芦茬、蒲茬的明晃晃的冰世界。我们家偶尔也跟邻居们一起去抢占先机、大砍一把，有时时机把握得不好，便无获而归。剩下的便只有芦根可供我们猎取。湖里芦苇长得很厚很多，也不知道积淀了多少年，根和须串连在一起，形成了一片巨大的如同浮船一样的平台，人们站在上面直摇晃，但却不会沉下去。我们拿着洋镐、锄头、铁锹等，在冰碴中去刨。刨出最底层的芦根，洗干净后卖给药铺，根的上半截即秆与须粘连在一起的芦块，便背回家放在草园中风干、晒干当柴烧。冰碴里刨芦根，一则卖钱养家糊口，二则烧炕取暖、生火做饭，是当地农民过冬必要的柴禾。

　　4.“刀山上”，割芦草

　　每逢夏天暑假，我也常常同叔叔的儿子结伴到王家湖割芦草。如前所述，王家湖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芦草世界，大得望不到边。由于三一支沟、四二干沟的开挖，里面的湖水顺沟而下，据说流到平罗那边的黄河里了。现在人们常说，当时的银川有七十二连湖，的确不假，单是盈南村牛家夹道周围都是湖，充满着质朴、自然、和谐的美。王家湖应该说是其中最大的湖，尤其是芦苇长得既茂密又丰盛，芦苇中的呱呱鸡从早叫到晚，还有海鸥、白鹤等多种叫不上名的水鸟。夏天我们拿着镰刀，穿过没腰深的湖水，便登上芦苇浮船，在那里割草。割草之中，经常会发现水鸟做窝后下的鸟蛋。其实芦苇浮船是我给起的名，在那上面割草同样不好受。每年人们或冬或夏都去割芦草，芦根上半截留下的芦茬经刀削后锋利无比，仿佛是地狱中的刀山，稍不小心，光脚踩在上面，便被芦茬戳出血来，血淋淋的，疼痛难忍。我们的脚上腿上，常会留下一道道伤痕。

　　还有数不清的蚊子成群结队扑来，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身上直起鸡皮疙瘩。这些蚊子本来就寄生在湖中。我们在湖里割草，好似抄了它们的家，所以它们总是不要命地叮在我们头上、臂上、脚上，打死了这个，又来了那个，总也打之不散，挥之不去。就这样，我们冒着蚊子的“围剿”、迎着“刀山”般芦茬的刺戳，在“刀山”上一天又一天割芦草。每年夏天差不多要割上十天半月的。割完后，无法拿回家。因为空手空脚在那“芦船”上行走就很艰难，如若再背上草，那就寸步难行了。后来，我们只好把这些割下的芦草，捆成捆，就地堆成垛，放在“芦船”上。等待入冬结冰后，再去背回家。谁知入冬后，还没等到我们去取，就被那先下手为强的村民们一抢而光。我们想用芦草卖钱、喂牲口、烧火取暖的劳动辛苦，都化作了一场空。

　　5.“偷懒”城里钻书店

　　大约是上初二的时候，可能因为感冒引起鼻腔充血，致使鼻黏膜发炎，每当清晨起来，发现在鼻腔与口腔结合部的通道口有鼻涕结疤的情况，口腔也感到发干，母亲天天担心，深怕引起大病，便督促我到处求医问卜，进行治疗。一会儿到医院，一会儿看私人中医，一会儿买来清朝人用的鼻烟壶点鼻烟，似乎都不大见效。这以后，每逢星期天，我便借口到城里看病，早晨从家出行，然后躲到城里的新华书店看书，整整不抬头地看一天，直到日近西山再走回去。记得当时从新城到老城的黄河路，已垫了路基，有了一条笔直的土路，但步行来回一趟也得两三个小时。回到家里，妈妈问我：“病咋样了？”我回答说：“好些了。”实际上，那些日子，我根本没有看病，天天泡书店，一会儿是鼓楼旁边的新华书店，一会儿是宝珍照相馆旁边的新华书店，总之埋头看书看小说特别入迷，甚至连午饭也不吃。那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四大名著便是那时看的。人说看了《西游记》，误了庄田地，一点儿不假。在校学习期间，我的语文一直学得很好，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这与我看小说、散文等很有关系。每当碰到好词好句，我都把它们摘抄在准备好的笔记本里，而且有些诗句，也经常默默背诵。从中学到大学，那些好词好句，记了整整几大本。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才在宁夏商都书市上看见了出版商们发行的各式各样版本的《好词好句词典》，然而距离我的“发明创造”已经晚了30多年。

　　“偷懒”泡书店，使我对知识的渴望得到了满足，鼻黏膜的炎症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6.拾粪大比拼

　　新城初中有了校舍之后，紧接着便是半耕半读。学校在相距十几里的梁渠西开了一大片荒地，种麦种稻。要学农民种庄稼，必须有肥料，于是学校在各班中掀起了积肥比赛，事先在校园里给每个班划上一方堆放肥料的地方，插上班级的牌牌，看哪个班积得肥料多、质量好。那时我是初中一年级2班的副班长，无论如何也得带个头，便动员班里同学，每天早晨上学时拣一背篼粪。当然这粪便很臭了。每个同学除了书包之外，还要背个粪背篼。早晨到校后，把拾的粪便倒在各自班牌后面的框框里，一个月一评比，哪个班的粪山高又大，哪个班就是第一名。比赛结果，我们班拿了第一，受到全校表扬。

　　7.语文试卷全校展览

　　初中二年级上半学期期中，学校组织各班进行了期中考试。在这次考试中，我的语文考试试卷得了满分，在全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成绩对于我来说，也是出乎意料的。大家都知道，在通常情况下，数、理、化拿满分是常见的事，但文科特别是语文课考试拿满分，就很少见了。学校把我的语文试卷连同其他同学数、理、化考试成绩得满分的一并进行展览，让同学们前去参观。语文课老师陆建中，对我的考卷在全班同学面前倍加赞扬。其实我也知道这是陆先生对我的关爱与鼓励，考得再好的语文试卷，难道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错吗？老师要是想挑毛病，怎么也会扣上那么几分的。这次考试，大大提升了我学习文科的积极性，增强了荣誉感，确定了我学习文科的决心。少年的心灵里萌发了继续上高中、考大学，将来成为一名作家的愿望。我决心用熔化天地万物的热情来讴歌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用深情的笔触赞美我们的家乡，赞美我们的父老乡亲。

　　8.咬紧牙关，克服“三年困难”

　　从1958年9月到1961年7月，我的初中少年时代，正是我们祖国面临“三年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在学校里是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回到家里，也是咬紧牙关渡难关。记得1960年时，1斤土豆卖到6元钱1斤，白菜、萝卜、米、面、肉等，也都价格高得怕人。而当时一名普通教师、干部的工资也就是每月三四十元钱，一个工薪阶层的收入，能买几斤土豆，几斤大米，几斤白面，那还真是不算自明的事儿。当时的生产队大集体吃的是大锅饭，除节日之外，每日三餐大都是稀糊糊充饥，还要承担繁重的农田劳动。上了初中之后，根据当时政策规定，我本人的户籍转到了学校，成为城镇户口，每月供应28斤口粮、半斤油，其中一大半是玉米面，这样的待遇已经让乡下的农民足够垂涎三尺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顾及我们全家人的生活，我便将每月定量的28斤口粮和半斤油打回家，和父母姐妹一块儿搭着吃。集体的大锅饭吃不饱，便在家里适当开小灶，那份口粮自然显得至关重要，对于缓解家中缺粮断炊的恶性状况，起了不小作用。就是这样，根据上面的指示，闲时吃稀、忙时吃干，粗粮细粮搭配，野菜充饥，想方设法改善伙食，就是这样，年老的父亲、母亲都还是一段时间浮肿了。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妹妹们还是常年坚持出工，到生产队挣工分。我也利用寒暑假和星期天到生产队劳动。干上一天活，能挣七八个工分，顶不上1元钱。记得1960年的春上，我和队里的社员到小南湖那边的稻田翻地。早晨8时出工，不到中午12时，有好几个人都被饿晕了，爬在稻田起不来。尽管这样，社员们都还是咬紧牙关坚持着。多么朴实而又富有忍耐精神的普通劳动者啊！他们真是一头头温驯而吃苦的牛。

　　9.高中，平平淡淡又三年

　　1961年9月，我从新城初中考取了银川一中高中部。那时的银川一中从南门外的陈家寨迁到了原宁夏卫校的地盘，而卫校又迁到了原一中的地方，两个学校换了校址。老一中分南、北两个校院，北校院有不少像庙宇一样的校舍和教室，住宿、上课多在这里；南校院有一个很大的操场，学校礼堂也在那里。当时，我家仍在大集体，但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似乎显得比较平顺，没有什么大起大落。课余时间看了不少电影，比如：《冰山上的来客》《可怜天下父母心》《洪湖赤卫队》《刘三姐》《阿诗玛》等。

　　记得有一次，学校师生搞联欢，音乐老师孙续用竹笛吹了一首独奏曲《喜相逢》，博得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掌声。这激发了我决心吹好竹笛的兴趣。事后，我找到孙续老师，向他请教竹笛演奏方面的知识，又到自治区图书馆借了一本《解放军歌曲》，上面载有胡结续写的《怎样吹笛子》，就竹笛的演奏方法和技巧有全面系统的介绍。我便根据书上的介绍，悉心琢磨研究，利用课余时间吹奏。当时的一些电影插曲吹得滚瓜烂熟。我的竹笛在这个时期吹得渐有长进，不时挤进校乐队混混。

　　10.高考，榜上有名

　　一晃三年就要过去了，眼见就要步入高考阶段了。对于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儿子来说，要想有个好的前程，唯一的出路便是上大学，此外，别无选择。高考前的半年，我的确玩了命。经常独自一人到银川市东门外的红花渠畔的柳荫下背诵应考的课程。

　　记得高考是在1964年7月20日左右进行的，当时要考六门功课，即政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和俄语，每科满分100分。我填报的志愿是文科。当时在宁夏招生的文科大学很少，选择余地很小，只有北京大学哲学专业，兰州大学历史系和宁夏大学中文系。我填报的是北大哲学专业和宁大中文系。考完后，考试成绩不公布，我也不知道考得如何，似乎觉得考取大学没多大问题。彼时，只有听天由命了，心急也没有用。

　　1964年8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在旧满城东北角的城墙下脱土坯，有位高中同班同学的弟弟前来告诉我，说他姐姐看了榜，我被宁夏大学中文系录取了，“榜上有名”。我听了以后心里很平静，丝毫没有“范进中举”那份兴奋劲。因为，考取大学是我意料中的事，考前我的确下了大工夫，花了大力气。“天道酬勤”嘛，难道不应该有这样的回报？北大哲学专业和兰大历史系在宁夏只各招录一名，北大没有录，兰大没有报，我想宁大录取了也很不错。再说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也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那时，我们高三年级有三个班，共有100多名学生。据前往看榜的同学说，三个班每班也就录取了十名学生左右，而绝大部分同学都榜上无名。现实很残酷，特别是一些平时学习成绩好但没被录取的同学，有的失声痛哭流涕，有的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有的竟然瘫软在地上……从实际结果看来，这个“有名”和“无名”是不一样的，在我们这帮青年学子的人生之旅中，确实拉开了差距。特别是以后大讲学历的年代，这可是个“坎儿”。

　　我的青年

　　1.古典文学第一课

　　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经过一个星期的学前教育后，各门学科按部就班开始上课。其中有一门课是古典文学，由宁夏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拾遗开讲。王教授知识渊博、涉猎面很广，据说是研究“白居易学”的专家。他有很多社会兼职，曾任自治区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会员、宁夏作协理事等，著有《白居易系年》《白居易研究》《白居易年谱》等多部学术著作。他讲课风趣、幽默，语言生动、准确、形象，有很强的表述力和感染力。他的第一节课就把全班同学吸引和折服了。他说：“中文系的学生要努力学习，练好语言基本功，将来也许你们毕业后走上不同工作岗位，会当干部、教师，甚至是作家，要用自己学到的本事为社会作贡献，开拓崭新的人生。人生一世，如不留下一点痕迹，方与草本同等耳！”他最后的这一句话打动了我，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许，王教授在讲这句话时，并不十分在意，但作为学生的我，却记了一辈子，启迪我确立了人生的标杆，成为人生的座右铭。

　　王拾遗先生在宁大教书时，我曾多次去看望他。我感念他带给我的人生启迪。前两年，我从《宁夏文艺家》报看到了他90岁高龄逝世的消息，心里沉沉的，站在地上向他飘走的灵魂深深默哀了三分钟。

　　2.大学艺术团的笛子手

　　到大学后，我深深感到：大学门难进，学好上。大学的课，分得细，专业性也很强。既然报考了各自喜爱的专业，一般来说，对于这个学生肯定相对而言有一定优势。扬长避短是为人之道。我虽在班里、系里、学校里不是个什么头目，但音乐和写作还算是强项，尤其是经过高中时期在银川一中乐队的实际锻炼，加之用心钻研，笛子吹得还算可以。刚进大学不久，就被学校艺术团吸纳为乐队的乐手，且每周安排一次两个小时的训练。经过学校举行的几次校内演出，我很快成了全校引人注目的小人物。至于写作课，我是课代表，也很深受李增林先生的看重，作文常常在班内宣读或讲评，不时受到表扬。其实，今天看来，那时的文章稚嫩得很，追求辞藻华丽、内容空乏无力、没有实的东西，确实不值一提。学习上似乎不吃力，便有了自己张扬个性的时间。说起来，我这个人爱好是比较广泛的，喜欢书法、篮球、排球、足球及单双杠，但是思来想去，在这方面肯定没啥发展，身高167cm，练这些玩意儿，还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不如钻上一两样，搞得精一点儿。决心既定，便在同学们龙腾虎跃于操场上的时候，独自找个空教室吹笛子，练曲子，经过刻苦努力，很快成为全校师生公认的笛子“一把手”。后来学校有个“草原乐队”玩管乐，我便又看上了单簧管，于是找人借了一支，也就利用空闲时间，呜哩哇啦吹了起来。虽然对西洋乐器这玩意儿没有深厚的功底，没有一定驾驭能力，但找会吹的同志一点拨，便弄通了，学得还算比较快。那时我还在新城西花园商场花了36元钱买了一把小提琴，一有空闲便吱吱扭扭拉了起来，两根弦的二胡也能锯上几个调调。为了学提琴，还真是下工夫，最后提琴没拉好，倒把左腿练成了关节炎，留下了一生的病根和遗憾。在大学上学期间，是我对音乐着迷的时代，音乐方面的能力逐渐显露出来，为我此后歪打正着而走上音乐文学及音乐创作之路，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3.一次演出的震撼

　　记得1965年的夏秋之间，甘肃省歌剧团来银川演出歌剧《向阳川》，我有幸弄了一张票前往观看。演出是在银川剧院进行的。此前听人说这部歌剧曾到北京为周总理演出过，并且得到周总理的首肯和赞扬。这样好的一次机会，我当然不能错过。大学时代，我对音乐是个疯狂分子。一大批中国民族经典歌曲，我几乎都能哼哼，虽说没有好嗓子，唱得不好听，但哼哼起来倒还是满有韵味的，加上有笛声当老师，曲调学得更快了。歌剧《刘三姐》《江姐》《洪湖赤卫队》《白毛女》插曲，还有不少电影插曲，都能哼了下来，吹了下来，当然歌剧《向阳川》的许多插曲也不例外，尤其是村民们在黄河搏风击浪时尕老汉伴随着悠扬的笛声，演唱的那段花儿，真是像仙乐一般，丝丝缕缕飘入我的耳际，让我震撼了，我不由得赞赏道：“真美，真动听！”这段“花儿”漫得绕梁三日有余音，经常萦绕于我的脑海，挥之不散，驱之不走，让心儿醉了，深深扎了根。第二天，我千方百计找来了歌谱，用竹笛模仿着演奏。很快，这段花儿，还有主题歌《中华儿女斗志昂》，我便吹得滚瓜烂熟，记得清清楚楚。从此，花儿与我结下了情缘。

　　时隔不久，宁夏文工团又到甘肃学习排演了这部歌剧，我又去看了好几遍。那时文工团的主要演员是季兰英、李桂林、张月梅、郝振明等。而这时距我童年三毛钱买个“屈效梅”，两毛钱买个“杨觉民”的时代，又过了十四五个年头。花儿哟花儿，你是我们西部民族的心音。

　　无独有偶，自打宁夏文工团演出《向阳川》之后，又过了十几年，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宁夏文工团改称宁夏歌舞团，在李杰同志任团长时又排演了这部歌剧《向阳川》。演出还是老地方银川剧院，只是朱颜改，演员换了一大批。这时我恰好是乐队伴奏的单簧管乐手。

　　4.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

　　从1964年起，宁夏大学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安排，每年都分批分期抽调一批大学师生，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1966年上半年，轮到了我们中文系68届这个班。经过一个月的先期培训，大约是4月下旬，我们便都分赴社教运动第一线。我们班的同学、兰州军区总医院的医生、兰州军区卫校的学生，还有从各县市抽调的一批干部，组成了社教团，到中卫县搞社教。搞社教时，工作团、工作队对我们要求很严格，规定了“三同”即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还有若干个不准：不准回家，不准谈恋爱，不准单独行动，不准多吃多占等等，跟过去战争年代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差不多。我当时在中卫柔远公社砖塔大队当工作队员，亲眼目睹了运动中的阶级斗争。根据工作组的安排，白天访贫问苦，晚上开会抓阶级斗争，发动社员揭发队干部们的“四不清”问题，通过这次社教运动，我深刻地认识了社会。可谓时事多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每当晚上村口钟声响起的时候，社员们便陆续涌入生产队的一个大房子里，有的坐在自带的小凳上，有的干脆席地而坐。批斗会开始后，便见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大声呼叫着“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四不清”干部的名字，让他们依次站在大屋中间，汇报一天来的劳动表现和思想动态，接受贫下中农的审讯批判。那些“五类”分子因为多次经历过这种场面，所以也就习以为常了。他们站在中间后，不约而同地低下头，弯腰屈膝，摆开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准备迎接众目睽睽下的声讨。有的“分子”如果回答提问比较顺当，还能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听候处置，有的“分子”回答提问不好，那就会迎来一片讨伐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接着便是对不老实“分子”的体罚，给他们做“土飞机”，头上顶炕面子，膝盖跪玻璃碴。有的“分子”忍受不了这种肉体折磨，干脆当众号啕大哭起来。见到这种情景，我不禁暗想：前头的路的确是黑的，假使这些受罚的“分子”们，在若干年前能先知先觉，预知今天这种挨批受罚的景况，那他们宁可拿着打狗棍去讨饭，也不会当那个有钱的地主、富农。看来“无欲而安”“知足常乐”的确是千古绝唱呀。

　　一位小队“四不清”村干部在交代问题时说：“我犯了‘四不清’的错误，背上了黑锅。我有决心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把队里的工作干好！”他这一说不要紧，我暗暗捂着嘴偷笑。文化，农民由于生活条件所限，没有学习的机会，反其意而说之的事，在这种场合经常可以听到。散会后，我在想，不是政策上讲，不准大轰大嗡搞“逼供信”吗？怎么还这么干？

　　5.起风了，下雨了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们这批宁大的社教队员接到工作队通知，让赶快回学校。究竟是啥原因，上面没有说。我们只好奉命行事，打起行囊回银川。到校后的第二天，我突然见到一些学生从女教师那里搜来了一批高跟鞋、化妆品，在校园当众销毁，感觉像是林则徐当年焚烧鸦片。校园里在通向主楼的大道两边，用芦苇席搭置了两道长长的墙，墙上糊满了各种字体的大字报，笔锋直指校党委、校领导，还有各系的学术权威、右派老师、牛鬼蛇神。看着这一切，感到很茫然，我暗暗思谋着，看来又要“起风”了，“下雨”了。我这个人政治嗅觉不够灵敏，平时对权术上的事不大关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天、二天、三天，终于弄明白了，原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过去给我们上课的一些可亲和蔼的老师，校系领导，教授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黑帮、牛鬼蛇神，一律靠边站，学生们造了领导和老师的反，掌了权。只见一些贫下中农子弟趾高气扬地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袖章，得意极了，而我这个中农出身的学生，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挂在了中间。中间力量，从来都是各派政治力量团结的对象，等着人家来团结争取吧。无事可做的我便只好整天泡在图书馆，泡在音乐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倒不是不想关心政治，只是政治没有看上我，想关心也不行啊。再说，在权力与政治的舞台上，从来也没有我的什么角色，所以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我还是像父亲那样，当顺民，随大流。

　　也就在这错前错后，年近60岁，半生留着山羊胡的父亲，下巴被剃度得光溜溜，成了“老小伙”；而小脚老太太的母亲，半生盘在脑后的头发鬏被“革”成了剪发头。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不知为啥变了味，越到下面就越被演绎得幽默滑稽，让人啼笑皆非。

　　6.第一次看到天安门

　　1966年的9月28日19点35分，宁夏大学绝大部分师生在宁大指挥部的带领下，坐上北去的列车，向祖国首都北京驶去。列车上的人很多，拥挤不堪，座位上坐着人，座位下躺着人，走道及车门两侧，也都站着人，整个车厢，挤得水泄不通，要想喝水吃饭上厕所，非常困难。但一想到很快就能看到天安门，见到毛主席，这挤呀累呀就算不了什么，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9月29日晚9点，列车抵达北京站。在北京有关方面接待下，师生们坐上早已等待在那里的大客车，向前驶去。为了能让我们这些第一次到北京的人看到天安门，大客车连成一条长龙，绕了个大弯，从天安门前驶过。以往的天安门，我们都是在电影上、报纸上、画报上看到的，而这回不同，一个雄伟的、古老的天安门将会具体地、形象地站在我们眼前，呈现一派实实在在的金碧辉煌，能不对我们这些渴望已久的青年学生产生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吗？巍峨的天安门、壮丽的天安门、神圣的天安门、神秘的天安门、向往的天安门……我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词去形容她，准确赞美她。天安门正中毛主席巨幅画像灼灼生辉，八盏大红灯笼高高悬挂，依流檐飞角而傍挂的彩灯，跳来闪去，美丽极了，在我心中升起了道道彩虹……当我们还在注目张望天安门的时候，大客车已在刹那间驶过。第一次看到天安门，在我一生中留下了既新鲜又美好的印象。这种感觉在此后的几十年、几十次，甚至常住北京一年半载的时候，也没有再找到，可见，第一次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大客车驶过天安门后，便把我们拉到东城三里屯的北京工业学校。在那里我们度过了一个幸福之夜，激动之夜。

　　9月30日，我们在北京国庆总指挥部的安排和指挥下，操练了整整一天。结束后，指挥部向我们宣布了起床、吃饭、出发时间及相关注意事项。我们便在又一个甜蜜的似睡非睡之夜中期待着。

　　7.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1966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17年纪念日。这次不是毛主席检阅陆、海、空三军，而是接见红卫兵，这是红卫兵运动中的第四次接见。

　　当天凌晨3点，住在北京工业学校的师生们在金属哨子的尖啸声中起床。起床后，大家迅速穿衣着装，洗脸漱口。十分钟以后，涌入北京工业学校食堂，在那里吃早餐。不到半个小时，所有的师生都已吃完了早饭。离开食堂时，学校早已给每人准备了一份食品，装在塑料袋里，里面装有两个苹果、两个鸡蛋、一个面包、一根香肠。凌晨4点，大家准时整队出发。几千名学生，每人手举一面小国旗，排着长长的队伍，向着天安门方向走去。约莫凌晨5点，我们已走上了长安大街，离天安门越来越近，这时，其他的红卫兵也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形成一队队红色人流，在大会指挥部的安排下，陆续到达预定地点。记得宁大师生和红卫兵，当时被安排在天安门广场西侧。整个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但却秩序井然。小红旗、大红旗、红袖章、红横幅汇成一片红色海洋。围绕广场边沿四侧，搭置了不少临时方便用的厕所洗手间，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周密细微。上百万双眼睛注视着天安门，期待着幸福时刻的到来。上午10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红卫兵的盛大游行宣布开始。游行队伍举着小红旗，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有秩序地依次从天安门走过。大约在上午11点，轮到我们宁大的红卫兵队伍，也像前面的队伍那样，举着小红旗，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从天安门前走过。走过时，我们可以比较近距离地看到毛主席、周总理。在这瞬间，每个红卫兵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以后，我在京逗留10天，期间，先后参观了故宫、军事博物馆、自然博物馆，游览了颐和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等。10月8日，我大着胆子闯进中国音乐学院，拜会了素不相识的竹笛演奏家冯子存老先生，就竹笛演奏方面问题，进行了讨教。过了几天，便返回银川。

　　8.又一次见到毛主席

　　时隔一个多月，也就是1966年11月18日，我和部分宁夏大学的学生又一次乘上列车，途经包头滞留一天后，于11月20日晚，到达北京清华园车站。在那里被军队同志接到清华附中。由部队进行集中整训，准备参加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这一次，不是由宁夏大学出面组织，而是我们学生自由结合，由北京市红卫兵接待总站安排。记得是在1966年11月26日，那天下午，上百万红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北京西郊机场等待毛主席的接见。大约下午4点，只见有几辆汽车在前面开道，毛主席站在一辆敞篷汽车上，挥着手从我们的队列前面驶过，接着是周总理站着的敞篷车，也是挥着手向红卫兵致意。这一瞬间，在场的人激动万分，本来都是坐着的，但当一看到毛主席，便纷纷站了起来，致使后面一些没有见到毛主席的人，急得哭了起来。不少人为此挤掉了鞋子、衣服、帽子、背包，有的人饭盒被踩成了“扁豆饼”……这次毛主席、周总理的车离我们很近，差不多有10米左右，我们看得真真的。

　　接见结束后，记得我们在离开西郊机场时，走到一个桥上，差点儿把人挤成肉饼。至今想起来，还有些后怕。我算是尝到了“人挤人，会送命”的苦头。因为当天被接见的红卫兵太多，直到晚上10点多钟，我们才回到了清华附中住宿地。

　　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前后不到100天，毛主席先后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接见时间是：第一次，8月18日；第二次，8月31日；第三次，9月15日；第四次，10月1日；第五次，10月18日；第六次，11月3日；第七次，11月25日；第八次，11月26日。这第八次接见，也是中国红卫兵运动的最后一次接见。此后，我们有些同学便继续住在清华附中红卫兵接待站，策划步行长征的事情。

　　9.继红军徒步长征

　　在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波及全国之后，各省、市、各地区的红卫兵运动也迅速发展，跨地区、跨行业之间的学生串联活动，来势凶猛，这就给铁路客运、公路客运、水上客运都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困难。学生们为了能够进京见到毛主席，便打起铺盖卷，徒步行走，跋山涉水，涌向北京。在毛主席的前后八次接见红卫兵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就是步行到北京的。于是在红卫兵中有了发扬红军传统，进行徒步长征的创造。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指出：“毛主席，一直是极力支持大串联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行动大大推广。”“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大串联，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步行串联的好处，可以广泛地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可以更好地向工农兵学习，在更宽广的范围内传播毛泽东思想……”在这种形势下，各地的学生们纷纷组织了不同形式、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长征队，到有影响的红色革命老区去，到心中向往的地方去。这就是我们这些大学生自发组织长征队南下徒步长征的背景。

　　12月8日晚，我们宁夏大学的几位决定参加长征的同学，搬到清华大学8号楼住宿，以便次日清晨能够顺利集结一起，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宣誓。

　　1966年12月9日凌晨4点40分，我们起床洗漱，打好被服行装，准备好必备用品，吃完早饭，于清晨6点整到清华大学东门，乘坐31路公交至北太平庄，转乘22路公交抵达天安门，8点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合。记得当时的长征队员共有17人，有男有女，都是大学生，其中有清华大学的、宁夏大学的，还有宁夏医学院的。集合完毕，便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为中国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烈士宣誓。领队的同学举起拳头，大声朗读着毛主席为纪念碑起草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我们“继红军长征队”，决心继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光荣传统，走出学校小课堂，走向社会大课堂，经风雨、见世面，了解民生，熟悉社会，锻炼筋骨，磨砺意志，增长才干，把我们培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宣誓完毕后，于8点30分，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徒步长征。

　　从1966年12月9日到1967年的2月20日，有70天的时间，我们都是背着30多斤重的背包，在徒步长征途中度过的。这期间，每天都有新鲜事，单是南来北往、东走西串的长征队，都能碰上几十个。为了给长征队提供方便，上至首都北京，下至各省、市、县、公社、大队、小队都有接待站，沿路都有住宿、吃饭、饮水点，一路为徒步长征的学生们大开绿灯。

　　这里，我只能撷取几段长征途中印象最深的插曲，写了出来。

　　10.孙犁笔下的白洋淀

　　1966年12月13日，我们长征到达河北省雄县。雄县之南便是孙犁笔下的白洋淀。白洋淀这个名字，是我在读孙犁的散文时看到的。百闻不如一见，真实的白洋淀，恰好是长征队必经之处，自然要一饱眼福，不能放过了。遗憾的是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是冬季，不是风景最亮丽的季节。所以游览起来肯定不如孙犁笔下所描绘的那样，令人赏心悦目。

　　那天傍晚，长征队一行，站在赵北口的路口向南望去，好一片汪洋大海，无边无涯。彼时，一轮红日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落入白洋淀中，那景色真个是绚丽多彩。当时我曾即兴写得顺口溜一首：

　　落日载七彩，滚滚入大海。

　　霞光飞云阁，渔人乘兴来。

　　扳桨划小舟，晚歌荡天外，

　　今日到此游，怡然畅心怀！

　　白洋淀的周围，树木很少，而船却是出奇得多。这是一个在一般湖上不常见的现象。

　　晚上，当太阳落入湖面，别有一番奇观。太阳特别特别红，而且把湖面也映得通红通红，看得人眼花缭乱。一道道红光，随着水面的波纹，向着遥远的天边延伸，逐渐扩散开来，博大而辽远，给人以无限遐想。

　　第二天上午，我们帮助当地的社员整理芦苇，以供他们编席之用。休息的时候，社员们划着小船，把长征队员带入白洋淀怀抱，让我们尽情享受大自然赐予的陶醉。这一刻，我们到了散文的天地，诗的境界。这个湖很大，湖堤长达五六十里，宽有30里。湖边经常停有很多木船，岸上堆满了一大垛一大垛的芦苇。社员们几乎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会打芦苇、编芦席。这是他们一年到头最主要的活计。

　　下午1点半，长征队从赵北口公社南大队出发，沿着白洋淀湖堤，一路走、一路看，感到白洋淀的风采真是像大海。情心所系，于是又写了一首打油诗：

　　村连湖水湖连天，天水茫茫成一线；

　　若问“白洋”有多大，依堤绕去又半年。

　　“白洋”故事一串串，装满湖边打鱼船；

　　芦席编出英雄歌，一辈一辈唱不完。

　　白洋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是非常有名的游击区。在这里，当地群众曾经流传着神话般的抗日故事。记得有部电影，就演的是这里的事情。

　　在白洋淀两天半的时间里，长征队聆听了当年的老游击队员讲述了抗日斗争的事迹。记得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就是以白洋淀人民抗日斗争的英雄事迹为蓝本而写成的。在这里，我们认识了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中牛大水和妇女主任杨小梅的创作原型。当晚也就是12月15日晚，我们住进了距白洋淀之南30里的下一个接待站北辛庄。

　　11.冀中平原看日出

　　从北京天安门出发，到12月22日整整走了13天，长征队一路向南行走，一边沿村搞社会调查，一边与当地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尽管这样，在冀中平原上已经走出了五六百里路程。这些日子，长征队所到之处，没有发现一座高山，甚至连一座小山丘也没有见到，看见的只是与高天相比，显得十分低矮的村落、城镇。整个大平原平展展的，极目望去，天和地总是连在一起，无遮无拦，视觉没有一点儿障碍物。用博大与宽广来涵盖冀中平原，是最恰当不过了。不禁让人赞叹道：“好大的冀中平原哟！”适逢农历冬至，是数九的第一天，是一年四季中白天最短的一天。看来在外长征，家乡每逢冬至必吃的粉汤饺子，是无论如何也吃不上了。早晨5点30分，我们准时起床，6点20分，便从高林的接待站出发。此时夜幕尚未褪去，能模模糊糊地辨清路向和地上的东西。走了好一会儿，晨曦从东方拓展，夜幕也随之渐渐消退。那天天气很晴朗，但是干冷干冷的，估计气温至少在零下十七八度。在这无遮无拦的平原世界，观察一下冬至的日出日落，不也是一件趣事吗？于是我们便沿着东行的路向，眼睛盯着东方，慢慢地，慢慢地天边出现了霞光。随着霞光的延伸，两边的夜色渐渐缩小了，东方的天空由紫红变成了深红，太阳快要从地平线升起来了。早晨7点20分，火红的太阳从冀中平原的东方露出了羞涩的眉眼和笑脸，蹒跚地一步步走出地平线，向上慢慢移动着。太阳由大渐小，开始是深红色，然后渐渐变成大红色、浅红色、橙黄色、黄色、鹅黄色，最后变成了白色。而此时西边天空的夜色，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7点30分，太阳完完全全、圆圆满满地从冀中平原的地平线上升了起来。

　　那天晚上，因为西边的天空有云彩，所以没有观察到平原的日落景象。当时，我看了一下表，太阳是在16点55分落下地平线的。

　　12.游济南趵突泉

　　1966年12月30日，散沙似的白雪从天空飘落下来，阴云密布，朔风刺骨。我们踏着皑皑白雪，顶着飘摇的雪花，向着济南市趵突泉公园走去。济南素以“泉城”著称，而趵突泉则为泉的代表，为此，特以趵突泉命名并建造公园，是济南市景区亮点。趵突泉公园的冬景很美。

　　刚一进公园门，下面有一座人工造就的假山，建造玲珑剔透、自然艺术。绕过假山，即见很多亭台楼阁，有的前布松柏，有的后临清泉，有的三面环水。看白雪枝头，乃是深冬景象；看清泉游鱼，又似酷夏佳景。

　　走不多远，过石制小桥，就见碧绿泉水，清澈见底，上布雾气，下长水生植物，而肥胖的金鱼、鲤鱼则在温水中游玩，无寒冷之忧，无缺食之愁。有的鱼，特别是一种青色脊背的鱼，长达二尺，重有六斤，大得很。金鱼的种类很多，样子也颇多，吃得滚滚圆。而有些鱼我们也叫不上名。

　　在趵突泉公园的西南边，墙边立有一石碑，上刻有“趵突泉”三字。那便是天下著名的趵突泉。趵突泉的泉眼很多，大的有三个，乍看起来，似锅里的开水在沸腾，不停地在翻滚。喷出来的水冒着热气，更似沸水，此真乃天下奇景。不知缘何终年喷水不止？又为何水是温水？让人迷惑不解。

　　大雪纷飞刺骨冷，趵突泉水热气腾。

　　犹如沸水天下奇，谁来破解拨疑云？

　　看完趵突泉后向北而行，靠公园西墙前，有一道沟，水自高而下，如波纹晶体一样，煞是好看，令人目眩。那里有一池子，一个王八潜于水底。我们观赏了好大一会，不见动静，以为是石头雕就的石头王八。当时，我还对同行者说：“看，这个老王八雕得多像呀！”等到我们转过一个亭再去看时，这个老王八又在水中起足而游了。原来是个真的。我感到不胜奇异。

　　离奇离奇真离奇，一个王八潜水底。

　　疑是石雕卧泉中，是真是假难辨析。

　　待到再次来观看，又见石龟浮水起。

　　至此方得解“犹疑”，原来王八是真的。

　　这个王八很大，有三尺长，二尺阔，四只足，龟壳和青石一样。看样子，生活年代久了。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大概如此吧。

　　13.“暗渡陈仓”登泰山，茫茫云海观日落

　　凡登泰山者，一般都从泰山南麓的泰安出发，拾阶而上，登临泰山极顶。而北麓登山，无成形之路可走，大都是不规则的羊肠小道，坡陡路险，登山难度很大，所以一般人都不从北麓登山，只有熟悉这一带山路的当地人，才从这里上山。如果说南麓拾阶而上为“明修栈道”，而北麓登山则为“暗渡陈仓”。假如从济南出发绕道泰安登山，虽说路好走，但却要多走几倍路程，对此，长征队经过认真研究，认为“暗渡陈仓”，从北麓登山，一则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二则可以迎难而上，经受考验，磨砺意志。路向即定，长征队便于1967年元旦下午两点从济南出发，途经英雄山和为纪念解放济南死难烈士而建的革命烈士塔，于当晚6点10分到达仲宫酒厂住宿，行程50里。

　　1967年1月2日晨，夜色深重，我们便起床了。这时是凌晨4点10分。

　　我们计划今天无论如何要赶到泰山顶上看日落和过夜。而从仲宫到泰山顶的路程尚有90余里，并且自途中南高尔以后的路都是羊肠小道，坡陡路滑，所以只有提前出发，才能使计划付诸实现。

　　西倾的下弦月照着大地，夜清凉而寂静，听不到一点儿意外的声音。我们顶着夜空，踏着月色，在尚未化去的雪地上行走着。幸而从仲宫到南高尔的路不算太难走，所以尽管是月夜行军，又是在很滑的雪地上，我们都没有摔跤。早晨7点20分，我们已完成了25里的行程，此时太阳还正在揉眼呢！

　　到了南高尔，接待站的饭还未做好，只得等着。出过汗的双脚，已冻得有些麻木了。在南高尔吃完早饭后已是8点40分了。吃完饭后，我们立即从南高尔出发，一路上翻山越岭，踏雪踩冰，行走很是艰难。站在大岭上极目四望，但见大雪覆盖，青松如针，层层梯田随着山势，爬满山坡，伸向高空。看到这种景色，不禁使我想起了家乡的六盘山，那层层梯田盘山而绕，十分壮观。

　　走到山顶上的时候，冷风刺骨，寒气逼人，大风灌得人连气也喘不过来，然而，我们精神抖擞，迎难而上，天是冷的，心是热的。风，任其呼啸；山，任其高高，困难焉能挡住我们，既然早有精神准备，又怎能惧怕风雪迷漫，高山阻路？

　　头上高山入九霄，身临冰雪万丈壕。

　　天大困难脚下踩，与我天公试比高！

　　我们沿着盘山的崎岖小道，一路观景，一路行走，兴味盎然，精神十足。

　　登泰山，跨天岭，不知不觉又一程。

　　转眼已是午未时，心急火燎朝前奔。

　　中午12点10分，我们到达牛栅口吃午饭。12点40分，从牛栅口出发，继续前行，争取在泰山日落前登到山顶。下午1点，我们开始从泰山脚下登山。难走的山路向前延伸。

　　在仲宫时，接待站的同志对我们说，泰山北麓的路很陡，很难登，宁走60里平地，也不登30里山地，加之最近山上下雪，路滑难行。希望我们多加考虑。但我们觉得，是一个锻炼的大好机会。这条路，虽则不似当年红军过雪山之艰难，但下雪后的泰山，也还是有一定可比性，唯此，我们才会比较深刻地体会到当年红军过雪山之苦。

　　我们顺着登泰山的羊肠小道，向着泰山极顶登去。泰山上的嶙峋怪石，多不胜言，有的似鹅卵屹立，有的似刀剑直入天际。巨崖上长着青松，漫山遍岭一片绿色。透过青松，但见银雪覆盖山崖，另是一番景致。泰山北面之马尾松，不太高，也不太粗。它们不畏风雪、不畏严寒，漫山皆是。看起来有人工培植，亦有天然长就。

　　我们谨小慎微地继续登山，越到山的高处，愈是步履艰难，如果不小心的话，一个滑脚，将会使你坠入万丈沟壑中去见上帝。尤其是雪未化去，经人们行走后，结成了冰，容易打滑，走一步，都得费很大劲。

　　下午5点左右，终于登上了泰山。此时太阳正在徐徐沉入云海之中。我们停了下来，立于泰山之巅看日落，但见：

　　头上蓝天烧晚霞，山下云海步天涯，

　　雾气腾腾有奇景，烟色苍茫隐落花。

　　太阳慢慢地沉入了西边的云海，万道霞光则烧红了整个天空，灰色的云海也成了红色。一般的日落是西边被晚霞烧红了，而其他处则已夜幕低垂。此处不同，山脚四周的云海都呈绯红色，愈往上面，颜色愈浅，由深红色渐变成绯红、黄色，头顶蓝天也显得愈来愈白。真个是：

　　茫茫云海三万里，晚霞千缕造神奇。

　　有缘泰山观落日，也是人生一大喜。

　　过了许久，晚霞依然未退，乃至夜幕笼罩泰山极顶，俯观西方，仍有红霞蔓延天空。

　　待落日徐徐步入云海后，我们便到泰山岱顶接待站联系住宿。当我们把铺盖放下来后，接待人员告诉我们，脊背后的棉衣都湿透了，结冰了。我们顿觉寒气袭人，浑身直打哆嗦。

　　14.泰山极顶看日出，茫茫云海呈奇观

　　当晚，岱顶特别冷，冻得人不敢伸手，气温至少在零下二十多度。夜间，我们睡在零下二十多度的碧霞祠二层小楼上，整夜未能睡着觉。睡在被子里，腿子直抽筋；口里的气呼出来后，马上在被子上、嘴边结成了冰。我们穿着棉衣钻进被窝，并且把棉帽子的帽耳也放了下来系好。就这样全副武装，三个人冻得还是挡不住，便起身向招待所借了一床被子，压在上面。尽管如此，还是冻得人打颤颤。

　　天快亮了，我似乎觉得在冰冻中恍然入梦。

　　一阵争吵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睁眼一看，已是东方发亮了。于是，我们急忙翻身起床，迅速穿好衣服。因为如果不抢时间，泰山的日出就看不上了。而我们登泰山的目的，就是一睹日出之风采，一旦化为泡影，岂不留下终生遗憾？于是，我们于1967年1月3日清晨，迎着朔风，踏着冰雪，披着棉被作斗篷，匆匆忙忙地奔向日观峰。日观峰上已经站有好多人，不少人身上也披着被子，好像是唐僧披的袈裟一样。

　　等了一会儿，只见火红的太阳蹒跚地走出云海。而此时，站在泰山顶上看四周，天边的云海呈红色，愈向上而颜色愈浅，最后呈黄色、白色。泰山两边的山峰上，金光闪闪，皑皑白雪银光耀眼，头上的蓝天也被万道霞光染成了红色。

　　太阳袅袅娜娜地渐渐离开云海，向上浮动。初出之时，呈深红色；当露出半脸之后，呈绯红色；过半之后，太阳正中有一白点，这一白点随着太阳的祥光，渐而由小变大。使得整个太阳逐渐由绯红变成金黄色，最后变成炽白。“看啊！金色的太阳升起来了。”披着棉被的学子们高兴地喊叫着。

　　天空的霞光渐渐随着太阳的升高而消失了，五彩缤纷的天空顿时变成了蓝色。

　　我们这次看日出的时间不太好，冬天泰山顶上很冷，不能仔细地观看。由于冬天气候关系，在泰山周围形成了较高的云层，所看到的日出不是直接从地平线里升起来，所以当太阳从云海出来时，才能明显地看到红黄两种颜色，偶尔还可以看见紫色和绿色。据当地人讲，三、四月和七、八月看日出最好，那时泰山周围没有云层，可以看到七种颜色。太阳出来时摇摇晃晃，由海水的波浪影射而成的情景，看得清清楚楚。

　　15.泰山之巅观文化，高天浩叹歌中华

　　看罢日出，吃完早饭，我们“继红军长征队”在泰山极顶合了影，留下了此行的纪念。接着到泰山顶的凤翔阁、日观峰、泰山极顶等景点游览了一番。

　　泰山之巅的巨石上，刻有历代名人对岱顶的称颂之词，形象而精当地道出了泰山的特色。

　　岱顶上有一个秦始皇立的碑，高有丈余，阔有三尺，厚有一尺多，上面没有刻字，碑顶有一盖，盖上有一圆石，置于碑上，似帽子一样。后有大名张铨者为其续七绝一首，曰：

　　莽荡天风万里吹，玉极金检至今疑。

　　袖携五色如椽笔，来补秦王无字碑。

　　在泰山岱顶东边的青壁丹崖上和其附近的巨石上，也刻有很多字样，尽是对泰山称颂和赞美之词。如：“泰山高岳”“俯仰乾坤”“五岳之宗”“置身霄汉”“天根云窟”“壁立万仞，天地同攸”“振起精神登绝顶，立定脚跟览泰山”。还有很多赞美泰山的题咏：“深远高大”“超然尘表”“天柱东雄”“天东一柱”“雄峙天东”“向日步云”“捧日擎天”“蹑云捧日”“俯视一切”“登峰造极”“五岳独尊”“昂头天外”“只有天在上”“一览众山小”“眼底乾坤小，胸中块垒多。峰头最高处，拔剑纵狂歌”，“高处不胜寒”“登极峰而观天下”“俯览九州自高下，仰观万象时有无”等。

　　泰山为五岳之尊，历来都是封建皇帝祭天祭地、进行封禅的地方。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都曾先后到过这里。为此，便大兴土木，修建了二十里长的石阶栈道。皇帝驾幸，权贵登山，自然会牵动无数文人骚客，挥毫泼墨，吟诗作赋，留下许多人文景观。我曾到过全国不少名山大川，但像泰山这样抬头举目皆文化的盛况，尚不多见。从这些独具匠心，落笔有神的石壁题咏中，可以见到中华民族古文化的博大精深。泰山屹立于中国东方，中国屹立于亚洲东方，泰山文化之于中华文化乃至亚洲文化，都有着一定象征意义。

　　16.“明修栈道”下泰山，石壁诗词破万卷

　　吃过午饭后，我们于下午1点钟，离开泰山岱顶，沿着明修的栈道，踏着青石阶下山。过了南天门，便是很陡的天梯。由于刚下过雪，雪化后经人踩踏就结成了冰，因此下山非常吃力，让人提心吊胆。我们顺着台阶，踏雪踩冰而下，太阳朗照，寒风刺骨，山上满是青松，在日光的沐浴下，显得格外好看。

　　台阶路的两边石壁上，依然刻有不少赞美泰山的石壁题咏：“游入佳景”“天门石碑”“日近云低”“唯天为大”“神目崇朝”“绝顶云峰”“层崖空谷”“倚石听涛”“泉响云飞”“共登青云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等。

　　下到半山腰，有一石桥，名叫“云步桥”，桥的东南方有一石亭，上刻有：“曲径通幽处，连山到海隅”，“且依石槛观飞瀑，再渡云桥访爵松”，“断崖瀑落晴天雨，一路踏入青冥端”。亭北有飞瀑，居高临下，舆称“在山泉”，题咏有“水流云在”“山高水长”“云泉飞瀑”“若登天然”“云路先声”“既雨晴亦佳”等。

　　路东的巨石上，有馀江吴迈于民国二十一年六月写的爱国诗：“接踵过中天，高山群仰止，为问熙攘人，曾否忆国耻？”

　　顺阶而下，又有壁题：“人间天上”“曲径通霄”“山辉川媚”“造化钟神秀”“天下名山第一”“且将日梦生花笔，来写千秋泰山铭”“长风莽荡日曈昽，回指天门又几重”“云海平铺三万里，所吟人在众高峰”等。

　　过“云步桥”即到中天门，又有一桥，名叫“步天桥”，再下面是“回马岭”，有“勒马回看岱岭云”题咏。旁边是“歇马崖”“金星阁”“壶天阁”，壁题“神州磊落”“名言莫声”；又见“群英楼”，路边石壁上有“勇登仙境”之句，还有“卧龙槐”“斗母宫”“步玉清”，壁题“蔚然深秀”“初步登高”。依阶而下达红门，路东有“革命烈士纪念碑”，是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所立的。碑北的题词是：“先烈们，你们的死重于东海泰山”。碑东的题词是：“功业同日月争光，先烈们的丰功伟绩永远鼓舞着我们勇敢前进，我们要为完成你们未竟事业而奋斗到底”。碑南面的题词是：“英名与泰岳并重，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虽死犹生”。这是1946年2月13日为解放泰安而牺牲的指战员和泰安解放被蒋政府美机施虐轰炸牺牲烈士立的碑。

　　碑北约数十米处，有一石刻是乙酉春黄县张振声撰的四言绝句：“泰山高高，五岳之长，举世所尊，巍巍日观，荡荡天门，青徐俯跨，星斗仰吞，左襟沧海，右带昆仑，群峰罗列，视若儿孙，苍然万古，与国并存”。

　　过红门后，再过二道石制门楼就到一天门。一天门的左右立有石碑，碑文为“盘路起工处”“天下奇观”。再向南就到最后一道门“岱宗坊”，是石制牌楼。至此，下泰山的“使命”方告完成。

　　从岱顶到“岱宗坊”，共有6566个石阶。依阶而下，行走半天，上脑壳被震得嗡嗡响，小腿肚被震得直抽筋，肿得像小油桶。及至下得山来，浑身散了架。且昨晚在碧霞祠过夜，被冻了一场感冒，身上直冒虚汗，衣服全湿透了。这不禁使我想到，宁夏六盘山区有一首山花儿叫《上河里鸭子下河里鹅》，其中唱道：“离手手的个风筝呀扯呀心心的个线呀，下山里的个容易哟上山呀难”。其实不然，通过泰山的一上一下，我还真感到这下山比上山还难哩！

　　17.观孔林

　　1967年1月6日下午1点钟，我们决定到“三孔”去观光。“三孔”即山东省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是国务院决定由山东省立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介绍，在红卫兵大串联的高潮，也就是1966年11月10日，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兵团200多名红卫兵以“带头砸开孔府的重重大门”为口号，在曲阜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砸碎了孔子的墓碑，捣烂孔像，刨平了孔坟，把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棺材打开，暴尸于众。我所见的孔林景象，只是“走马观花”的掠影，因感受较深，记述如下：

　　孔林占地3300亩，四周围有一丈多高，二三尺厚的高墙，让人感到壁垒森严，毛骨悚然。

　　刚到孔林的东门，就见社员们正在掘挖孔家坟墓。孔家的坟墓特别多，3300亩地尽埋孔家子孙，所埋之人，不计其数。

　　孔林中长有参天古松，有的古松都脱皮了，长死了。由此可见年代之久。松树长得很大，大都是合抱以上的树，墓的四周也都是松树，可谓是松柏常青，合围墓群。

　　墓的前面竖有一碑，碑上刻有御赐或皇封第某代孙某某某之墓，也有的是孔子本家自立的。孔林内的石碑大小不一，多不可计，不知全山东省的墓碑加起来是否有无孔林之多。

　　墓已被掘开，就见里面是用砖头砌就的，成长方形，然后把灌有松香并且密封得严严实实的厚棺木放入其中，再用巨石封其顶，然后把黄土堆在石顶上。据当地人说墓里有金子、玉器、翡翠、玛瑙、金钗等物，但何人所得，不得知晓。而其中之人，虽已百年、千年不等，但都没有尽为白骨，身上肌肉、皮肤俱干于上面，和骨头粘在一起，尚成完整的体型。里面的衣服、被褥尽是绫罗绸缎，尚能辨认，若经碰撞，便为灰烬。

　　孔林内有很多石门楼，都为巨石造就。有些石碑楼前置有石羊、石马、石狮等，雕刻很粗糙，艺术性很差，说明距今时间很长，最少在1000多年以前。但也有些石刻和楼屋建筑很精致，可能建成年代较晚。建造多有石、木两部分，木头尽是上等木料，可谓千年不朽之木。有些石头的建筑物很巨大，不知古时候的人是如何搬进去的。

　　孔林的南门内有一桥，石制栏杆，桥前有一牌楼上书“洙水桥”。过“洙水桥”后北往，就是孔林更衣室，室内的墙上刻有壁文。据说更衣室是给孔子扫墓或朝圣时更衣的地方。皇帝为孔子扫祭也在此处更衣。孔林南门和一般城门一样，城楼上设一古钟，观光游人经常在那儿敲，发出响亮的声音。

　　出南门就是两排千年古松，高大粗壮。不远处乃有一牌楼，楼中间刻有“万古长青”四字。牌楼外面，各有东西一亭，亭内有一个高大的王八碑，王八碑的左、右、后，各有小碑一块，上有御制孔林碑等字样，下有碑文。

　　从孔林南门到曲阜北门，约4里远的路边都植有古柏青松。好些古松已经像孔夫子一样，升天了。从孔子到孔子的第七十六代孙孔令贻的坟墓前面都立有碑，刻有碑文，有好多是当时皇帝给立的。

　　从孔林的占地面积、围墙、石碑、墓群以及墓内掘出的东西可以看出：从孔夫子到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孙孔得成，一直都是世袭的大地主。在中国也许在世界，像孔子这样连朝累代的大地主是独一无二的。几千年来，封建王朝虽说曾一度威名显赫，但毕竟有兴亡衰败之时，而孔家则几千年来香火不绝，为世人所顶礼膜拜，推崇备至，连蒋介石、山东的大军阀都曾派兵为其护卫，可见其根基深厚，影响致远。

　　观完孔林后，我们又先后观光了孔府和孔庙。

　　2008年5月，自治区文化厅组织了我们一批离退休老干部，到山东一线观光旅游，我又跟随团队，再度观光了孔林。这已是距本文所记41年后的事了。但见被掘过的坟墓上，黄土覆盖，杂草丛生，墓碑少了许多，当年掘墓暴尸、碑群林立的景象荡然无存。

　　18.微山湖掠影

　　1967年1月10日，早晨7点30分，我们从薛城出发，沿着城南的一条小公路，向南走去。不一会，我们便上了铁路，但见：

　　莽莽银世界，皑皑玉乾坤。

　　乃有长征者，踏雪万里行。

　　由于我们的行速较快，所以中午12点30分，就到达韩庄，走完了58里路。下午1点40分，又从韩庄开步，向前走去。刚出韩庄不远，就见一座长方体的建筑物很高大，差不多有三层楼高，建造很坚固，约有250米长。这是运河韩庄节制闸。闸的东面是一座水泥桥，闸两头十几米处各有一亭，建造美观精巧，甚是引人瞩目。有诗为证：

　　韩庄节制冲天闸，建造坚美实堪夸，

　　两侧小亭桥头立，力阻微山雪浪花。

　　当时我们路过时，微山湖上已经结了冰，冰上覆着很厚的雪，放眼望去，无边无涯，但见：

　　莽莽白雪连天涯，微山湖上景色佳。

　　云开六合成一体，人在景中不思家。

　　过韩庄不远，就见微山湖上有很多小岛，岛上除了看见冒的青烟外，仍是一片雪白，但见：

　　青烟冲天起，疑是渔人炊。

　　问得知情者，方知铁花飞。

　　看到微山湖，不禁使我想起了那首歌唱微山湖的山东小调：“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那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19.游中山陵

　　1967年2月3日，我们游览了中山陵。中山陵建筑在紫金山南麓的半山腰中。陵园的景色非常优美，它比北京颐和园更有其独特之处。

　　进中山门后，沿着宽广平坦的柏油马路向中山陵走去，但见路两边栽着好看的风景树，两边树上枝杈连在一起，经向人打听，方知这叫法国梧桐树。除了优美的梧桐树外，更多的是青松翠竹，满山遍野，一片绿色，四季常青。青松从山顶到山脚，一直伸向远方，伸向天边。花虽好看，但是一夜天霜，即便凋零。

　　顺着通向中山陵的大道直往前走，曲曲弯弯，走了七八里路方到中山陵。中山陵的大门是石头雕刻的牌楼，具有民族特色，朴素、美观、大方。石牌楼前面有一孙中山的立像，站于一石制平台上，全身皆为古铜色。孙中山身着西装，一手指向远方，做演讲姿，很雄伟。

　　进入石牌楼后，就是通向中山陵的大道，大道皆为方格水泥地板，沿山体而上，有一定坡度。走过一段水泥地板路后，就是石台阶路。石台阶路分中、左、右三道，中间道比较宽。每两道之前放有水泥制成的各式花盆，有圆的，有六边形的。

　　第二层殿中，有一大牌，上书“中国国民党总统孙中山先生之墓”，民国二十一年六月。殿的建筑美观，完全为巨石砌成，无一点儿木头，屋顶之椽为铜制。

　　第三层殿的建造同第一、第二层殿差不多，只是更高了些，窗子为铜窗。后面有一个半圆体建筑，犹如北京天文馆一样。殿的正中置有一个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前的坐姿石膏塑像，身穿长袍，两手放于两腿之上。东西两边的壁墙上，刻有孙中山先生起草的国民党建国大纲。所刻之字为孙中山先生的手写体。刻字的壁石特别光滑。殿的建筑亦为巨石叠成，门窗为铜制，美观好看。旁边的松树郁郁葱葱，有塔式的，也有像火一样的。

　　最里边便是孙中山先生的安葬之处。建筑为半球形，塑有孙中山先生入殓的平卧石膏像，卧姿很自然，两手平放胸前。石膏平卧像下面是一个塑制的棺材。棺材很精致。

　　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毛泽东同志曾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盛赞孙中山先生：“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假如孙中山先生没有在1925年3月12日过早地离开人世，权柄没有落在独裁者蒋介石手中，也许中国会是另一番景象。

　　20.观伪总统府

　　1967年2月6日，我们参观了国民党的伪总统府。这里现在是江苏省政协办公的地方。

　　总统府内的玲珑华丽，比起北京故宫的建筑来说，自有独特之处。原伪总统府的大门是两层门楼，门有三个，中门比较大。一过大门，就见两边是带有民族风格的厢房，正中和宫殿有近似之处，富丽堂皇，精巧雅致。从第一殿到最后一殿，约有200米长，中间经过七八道门。走廊的两旁均有房屋。

　　从伪总统府大门向西进太阳门，便是一座花园。刚进花园门，就见许许多多的假山现于眼前，假山的雕造颇见功夫，使人看去，大有悦目之感。假山有山洞、石桥，旁边松柏映衬。山后就是不大的一个小湖，湖中一舫，乃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之一。据标牌记载：为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所建。

　　太平天国时期，定都南京，时称天京。当时，李秀成在此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宫苑，方圆数里。沦陷于清兵后，被清兵所焚毁，成为一片瓦砾。因舫建于湖中，大火未能触及，故连同其周围数亭，没有为火所焚烧，至今尚存。舫很别致玲珑，诚可谓劳动人民巧夺天工。周围建筑的一些亭子、观台，甚觉赏心悦目。经由曲曲弯弯的小桥，可上楼亭。

　　伪总统府曾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首脑机关所在地，也是蒋介石的官邸。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曾在这里着实地狂欢了一阵子，得意了一阵子。蒋介石也曾在这里发号施令，出动拥有美式武器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屡屡进攻解放区，力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不料几经较量，一败再败，特别是自“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更是兵败如山倒，于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灰溜溜地离开了“总统府”，而今一观，方知“雕栏玉砌今犹在，只是朱颜改”，已是江山换色，物易他人。

　　21.徒步长征，难忘的经历

　　从1966年11月18日走出家门乘火车北上，途经包头，逗留一天后，继续坐火车至北京，到1967年2月28日由上海乘火车返回银川，整整在外地出行了一百天。这是我从出生到23岁之间，出门时间最长，行程最远的一段经历。这期间，我们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体察了各地的风土民情，拓宽了视野、增长了见识、积累了知识，每当回忆起来，觉得兴味无穷、浮想联翩，是非常值得珍视的一段经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一至理名言，的确是对人生的重要启迪。当时，我正处青年时代的高峰期，血气方刚，精力旺盛，对知识的渴求如同生命一般，见什么都很好奇，都想学，都想问，都想记。我对书法虽无深钻细研，但颇为喜欢。记得乾隆皇帝的御赐碑刻，一路颇多，只要见到，我便花气力，拓印下来。徒步长征结束后，竟然拓印了一大卷。遗憾的是，回到银川后，不慎遗失，真让我心痛和惋惜。至于长征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更是不胜枚举，让人才思奔涌，笔下流水。那些途中的打油诗，皆为随心所欲，随口而出。所历艰难困苦，如“碎片”中所述，只是一些小插曲，还有许多故事，未能赘记。有一次，我们从安徽的符离集到蚌埠，一天行程130里，到达目的地时，脚掌麻得居然没有了知觉，身上背着30多斤重的行李背包，背包下面都被汗水浸透了，衣服更不用说了。到达住宿点时，真可以说是有气无力、动弹不得了。类似这种每天上百里以上的行程，还有多次。没有亲身经历这种苦痛的人，哪会有这感觉和体验。

　　22.“职业”笛子手

　　1967年3月初，我回到了银川，到学校后，一切还归于无政府状态，大街上、各单位大字报连篇累牍、口诛笔伐，各派之间仍在斗来斗去无休无止，一场围绕权力的政治斗争居然像小娃娃摆锅锅，你捅我一下，我再捣你一下，没有一个服输的。这期间，恰好学校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是在校有名的笛子手，自然队长找到了我。我欣然答应加入文艺宣传队。此后，我的活动由文艺宣传队安排。当时，宁夏的几个专业文艺团体，整天忙来忙去，放下了锣鼓家伙，停“艺”闹革命，批斗当权派，批斗“三名”“三高”、批斗黑帮，记得著名儿童音乐家潘振声先生，就是在这期间被挂牌游街示众的。在文艺界无力顾及演出的时候，宁夏大学文艺宣传队也就被当成演出主力使唤，有些单位、部门经常邀请我们演出。记得宣传队有30多人，经常演出《长征组歌》、舞蹈《飞夺泸定桥》等，还有一些独唱、对唱、说唱节目。我经常承担一个笛子独奏节目，吹一些王铁锤编的《赶路》、赵松庭编的《早晨》、冯子存编的《喜相逢》，还有自编的《宁夏数花变奏曲》等。当时，还有一些在社会上颇为叫响的文艺宣传队，那就是农建十三师文艺宣传队、林建三师文艺宣传队。这些宣传队的成员多由高中毕业后没能上大学的青年、北京等地支宁青年组成。他们的文艺演出在社会上也很活跃。

　　23.第一次吃“满汉全席”

　　记得是1967年8月，由于宁夏大学文艺宣传队在社会上还有一定名望和影响，于是上面点将，让我们这支文艺宣传队代表宁夏到呼和浩特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典活动。那次庆典活动十分隆重，规模也相当大，接待也非常到位。那天，在呼和浩特一个规模巨大的露天体育场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充满着节日的喜庆气氛。蓝天之上挂满了带有彩幅的各色气球，彩幅上写着《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等贺语。庆典大会按照既定程序进行。讲话完毕后，便是有若干个演出单位联合组台的文艺节目，有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的、呼和浩特市歌舞团的、包头市歌舞团的节目，还有我们宁夏大学文艺宣传队的节目等等。总之，锣鼓叮当响，万众喜洋洋，歌舞飞彩绸，节日布祥光。

　　庆典结束后，便是宴会。我们宁大文艺宣传队的这些演员虽说是小人物，但毕竟代表一个省区来专程祝贺的，所以就被列入了参加宴会的名单。

　　宴会上，我这样一名无足轻重的青年学生，竟意外地被安排在与长篇小说《草原烽火》的作者马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作曲美丽其格坐在一桌，这对我来说受宠若惊。因为《草原烽火》这篇小说在20世纪60年代被炒得很火，经常可以在一些文学杂志看到有关这部小说的介绍和评论。《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自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小学一、二年级时就耳熟能详，经常哼唱。由于对他们有一种敬慕之情，所以对他俩就十分注目，多次为他二人敬酒。

　　这次宴会十分丰盛，做的菜花样繁多，香味纯正，很具特色，每道菜都不一样，炸酥鸡、炸羊腿、烤全羊等，好些菜我也叫不上名。到了这种场合，我们也得表现得斯文一些。拿起筷子，每道菜只吃一口，就这样，还没到菜点上完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吃不动了，那些年岁大一些的，就更不用说了。上的酒也是很有品位的。当时只觉得口感纯正，酒味十足。当宴会快结束时，我悄悄问旁边的人：“宴席这么丰盛，有个说法吗？”他告诉我，今天宴会上的是“满汉全席”。我咂了咂舌。这是我今生今世吃得最丰盛的一次宴席。虽然多年以来，这种酒桌饭局也领略了不少，但从未超越“满汉全席”的丰盛与感觉。那一次，我真正领教了中国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魅力。

　　24.乐手真是不好当

　　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典活动之后，宁夏大学文艺宣传队又应邀参加了北京、天津的一些演出，总共有十几场。在这些演出中，笛子独奏这个节目，因为还能常常博得观众的掌声，所以就成为宣传队每场必上的节目，岂不知我确有难言之苦。一出宁夏，便觉得口干舌燥，嘴里没有唾液，舌头动作起来就很难受，“挤”出来的声音就有一种干涩之感，加之舌头动作不灵活，吐音就跟不上，自然节奏也就跟不上，指头动作就和舌头动作不一致，往往就容易打架磕绊子。我曾向队长多次请求不上这个节目，但都得不到同意。无奈，只好硬着头皮顶吧。最后，好容易熬完了这十几场，谢天谢地！这次演出，我深深体会到，当个演员很不容易，实在太难了，何况我的天分不到位！联想到2005年春节，上中央电视台《神州大舞台·家家展风采》那一档节目时，观众看起来倒是乐滋滋的，岂不知我们录像时也很紧张，头上的汗冒得像雨点一样，真是活受罪！后来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一档有关老年人的节目邀请我们去参加，想起那次“神州大舞台”赶着鸭子上架的痛苦滋味，我婉言谢绝了。

　　25.第一次吃螃蟹

　　文艺宣传队在天津塘沽演出完之后，主人招待我们，吃螃蟹。人常说，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最勇敢的人！也许这吃螃蟹已经沿袭多少年，吃过的人多之又多，不以为然，不足为怪。但仔细回味起来，是这么个理。我虽然没吃过，但至少还听人说过，所以倒不十分觉得奇怪，更无什么“勇敢”而言。主人非常热情好客，给我们一大盆一大盆地上螃蟹。我是第一次见，也是第一次吃，见那东西，张牙舞爪，没头没脑，煞是吓人。怪不得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堪称勇士呢！见到人家吃，我也拣起一只，竟然感到有些“老虎吃天，无法下爪。”主人见我这笨手笨脚的样子，便手把手教我。经再三点拨，才算开了窍，初步学会了吃螃蟹。这次吃螃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是，当时主人招待我们的螃蟹个头很大，虽然我在此后也吃过不少次螃蟹，但像那样味道鲜美，个头大得惊人的螃蟹还是第一次。据说当时是主人为招待我们专程下海捕捞的。

　　26.编写《毛主席诗词学习》

　　1967年夏末秋初，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全国各省、区、地、市、县等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社会秩序逐渐好转，进入有序状态。及至我们从天津演出回来，学校也就复课闹革命了。工宣队进驻了宁夏大学，每个系、班都有工宣队的人，在校革委会和工宣队的共同管理下，造反的呼声已越来越低，而教学与读书的风气日渐高涨。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1月初，中文系革委会负责人之一的李存光老师，决定由中文系编写一本《毛主席诗词学习》的书。李存光其人据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头脑很清楚，思维很敏捷，平易近人，丝毫没有老师的架子，跟我们混得很熟。后来在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后，他考取了中科院文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留任学校。自考研之后，我再没有见过他。在他的积极倡导和主持下，从中文系68、69届两班中抽调了6名平时写作功底好一点的同学，参加编写，其中有68届的姚郁杰、李萍和我，69届的郭星斗、邓安平、赵廷杰。时至今日，这6名同学中已有郭星斗先生、李萍女士不幸谢世，姚郁杰先生曾任宁夏大学成人学院的院长，邓安平曾任《宁夏法制报》的副主编，赵廷杰其人后来一直从政，步步登高，干了两届宁夏政府副主席，前些年，电视镜头经常追踪他，如今已被病魔折磨得大不如前。只有我是一个“官”不入品级的白丁。编书任务明确之后，我们便在上课的同时，利用休息和假期，加班加点撰稿编写。为此，中文系专门为编写组安排了两间办公室，配置了桌椅，供编稿使用。差不多用了两个多月时间，这部书稿脱手了，交由李存光老师编修校订。于1968年春印刷成书，为24万5千字。虽说这件事不值得大书特书，但它毕竟是大家心血的结晶，是共同努力的结果。对于我们这些未出道的学生来说，也算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

　　27.下乡插队锻炼

　　1968年12月，对因文化大革命而压了下来的67、68两届大学生，进行分配。67届的大学生，不论外地还是本地的，一律安排到部队农场、西湖农场劳动锻炼，68届的毕业生统统分配到全区各市、县基层插队锻炼。我当时被分配到贺兰县。县政治处的军代表给我们办了三天学习班，然后，将所有分配到贺兰县的大中专毕业生一律分到全县各公社，再由公社、大队逐级分到生产队第一线，让我们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当时社会上有人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可见知识分子的地位之低。据说我们这批大学生分配后，有的市、县政策“左”得要命，不发工资，让和社员一样挣工分。贺兰县还算不错，发工资，但县上有个别负责人一直想在这批“臭老九”身上做文章，推行一种工分加补贴的办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也就不了了之。我和一位宁大数学系的王义，四川农学院的朱渝豹被同时分到四十里店公社光明大队七小队。记得那天我们到了大队部后，便有生产队的几名青年人敲着小鼓、小镲去迎接我们。其中就有曾任区直机关党委副书记，后任中卫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石磊同志。我们跟着前来迎接的生产队干部、青年鼓乐手们赶到了生产队。这个生产队是离大队部最远的一个队，离唐徕渠咫尺之间。很快，队干部便给我们三人找了一家贫农的一间土房住下了。吃饭将三人分派到三户贫下中农家里。以后便是听从生产队长调遣，下田摸爬滚打，什么拉粪呀、垫圈呀、积肥呀、平田整地呀等等。不过我是农民出身，干这些农活倒是没说的，不比社员差。除同吃、同住、同劳动外，便是每天早晨例行地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说起这早请示，也很不容易，大冬天天不亮，就得摸黑走上三四里赶到大队部，参加由大队党支部组织的早请示，表忠心，汇报思想和劳动情况。好在党支部把晚汇报合并到早上进行，这就省得晚上再摸黑了。早请示完毕后，我们又赶回小队去吃早饭，参加劳动。虽说劳动累些、苦些，但精神上没啥负担，倒也过得有滋有味。晚上下工后，除生产队开会参加外，其他时间都由我们自由支配，与社员们侃大山、吹牛皮、耍扑克、下象棋。我会吹笛子，惹来村里的小伙、姑娘们一大帮，围在跟前逗乐子。当时，我这个笛子手也收了几个小徒弟。数学系的王义是我的大弟子，其他青年社员都是小徒弟。

　　干了有两个月活，正赶上大兴“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大队要求各小队比赛打擂台。我们住的那个七小队，为了要在擂台出风头，夺状元，结果就把我们这几个大学生统统抽出来，向墙上喷字，喷制毛主席像，向门上、窗上贴剪纸。把整个生产队的土墙装扮得红红绿绿，焕然一新。果然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大队的评比中，我们七小队获得头魁。

　　28.天上蟠桃园，地上花果园

　　转眼间，到了1969年5月，乡下树木青青，田野铺绿，一片生机盎然。光明七小队有一片大果园。当时树龄正处挂果旺季。果园里以杏树、李子树为主，兼有苹果树、葡萄树。队长汲取往年经验，不让本队社员去看果园。因为本队社员土生土长，七大姑、八大姨太多，看园人不是明里送人，就是暗里偷给家人亲戚。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让我这个外来户去干这活计，这样，不会与同队人有瓜葛，至于我吃嘛，队长笑着说：“你就敞开肚皮吃，但是有言在先，吃坏了肚子不要找我这个队长算账！”奉队长的命令，我便把铺盖卷搬到了花果园的窝棚里。二十几亩的大果园，由我一人看管，虽说花红树绿，果杏飘香，但倒觉得孤身一人，有几分寂寞，于是我便拿起竹笛拼命吹，吹完了，便看看书，学习学习。过了几天，我便觉得这样活人不行，于是把时间作了适当调配，既读书、学习、吹笛，又锄草、挖翻园地，还在园子空闲地上打了不少种葱的沟。社员们对我的这种爱劳动的精神颇为赞赏。有人就说：“你看咱们小张这个大学生，一点架子没有，吃苦耐劳，还为咱生产队种了这么一大片葱，真是好样的！放给咱队上自己人，也懒得去干。”听着社员们夸我，心里乐滋滋的。可是在看园的三四个月，我也没少吃园里的杏子、李子、果子。园里有一树杏子，个头不大不小，核是甜核，味道也很甜美，几乎让我一个人吃光了。那几个月，我确实体验了一下神仙过的日子。孙悟空当年为王母看蟠桃园，不也是悠哉游哉的日子吗，但他不珍惜，有些胆大妄为，到处闯祸，最后触怒玉帝、佛祖，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

　　自打离开花果园之后，我再没有这个口福了。

　　29.二把刀油漆匠

　　队里一户社员请木匠做了几件新家具，但一时半会找不到油漆匠，正在发愁。适逢我被派在他家吃饭，看到这种情况，便自告奋勇，帮他家油漆家具。当时他家见我书生人家哪会干这活，再说油漆坏了，这套家具不是白费了，一句话，不放心。我便大包大揽，并说：“如果油坏了，我包赔！”这个社员听我说得斩钉截铁，蛮有把握，也就同意了。其实油漆这活，我是个二把刀，过去自己家里做家具，请人油漆，我倒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油匠走后，我便依葫芦画瓢，给自己家里油漆了几件小件家具。父母确认我油漆得不错。所以这次才敢斗胆接下这活，倒也不是胡吹冒撂、信口开河，还是有三分把握的。得到这户社员认同之后，我便去商店里买来油漆、砂纸、泥子、刮板、颜料、煤油等，开工油漆。经过刮泥子、用砂纸磨光、上颜料、打底色、刷油漆等工序，苦干实干了三天，一套崭新的家具便光彩照人地站在他们家里。这家人一见，那高兴劲甭提了，逢人便讲，见人便说，都夸我的油漆手艺。队里社员一见我手里有绝活，没做家具的也开始做起了家具，有家具没油漆的也找我，家具旧了的要刷新也找我。那些日子，我真是忙得不亦乐乎。为了让我专事油匠，社员们还到队长跟前请愿，不让我再去队里干活。记得到1969年9月中旬离开七队时，几乎每户社员的家具都让我油了个遍。我油漆是白帮忙，又不收钱，活又干得细，干得好，谁不高兴？油漆家具时东家请、西家拉，好吃好喝也是东家请、西家拉，把和我住一起的那两位大学生馋得嘴里流口水。有几户社员甚至还忙着在队里给我介绍对象，热心得很。有的小姑娘也借着跟我学笛子、学油漆匠的名义跟我套近乎，送我小手帕、小荷包、小糖果。这期间，真正做到了跟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无话不谈。当我离开小队的时候，不少社员舍不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自那次离开光明七小队之后，后来抽空又到队里去看望了他们好几回，叙了叙当年的岁月，当年的情肠。

　　30.收了个“吹喇叭”的小徒弟

　　1969年9月中旬，县里部分大中专学生，被抽调上来，驻脚县“五·七”干校，也就是当时的贺兰县园艺场。那里有一大片土地等待我们去平整翻晒，以便为冬灌作好准备。干校的人不多，偌大一座校园，空空荡荡的，大多土木结构的平房都空着，只有干校的一些负责同志，还有不多的革命老干部在那里学习、劳动。我当时25岁，正是年轻力壮，自然是干校不可多得的壮劳力。于是，干校派我去犁地。起初，扶起犁来感到不习惯，虽说过去在农村家里，也时不时跟着父亲犁几下，但毕竟练手不多。这次到干校，我这个“二把刀”又派上了用场，真个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啊！起初，我跟着会犁地的犁把式学了半天，接下来便是两匹马、一具犁，我自个儿扶犁操作了。别看这犁地的活儿不起眼，在干校的人没有几个会，只有我和个别几个常年在干校干活的人能驾驭。连续十几天，白天按顿按晌犁地，夜晚收工后，便是隔三差五地学报纸，学社论。其余的时间，我就吹喇叭。记得当时我从宁夏交际处，也就是前些年的宁夏宾馆朋友处借了一支黑管，走到哪，带到哪。这回到了“五·七”干校，便在没事时吹了起来，虽说是“半瓶醋”，但还能嘀嘀嗒嗒地响起来，能吹不少曲子。有一天晚上，一位比我年长一些的干部把我叫到他家里。当时他们全家都住在“五·七”干校。他对我说：“小伙子，我听你吹的喇叭不错，我没见过这玩意儿，你去拿来，吹给我们听！”我说行，便回到宿舍把单簧管拿了过来，当着他们一家人的面吹了起来。吹完后，他们一家人乐得直鼓掌。他老婆是宁夏贺兰县当地人，没啥文化，不知道这叫啥乐器，就说：“小伙子，你吹得这个黑驴球还真好听呢！回头没事过来，给我这个儿子教教。”说着，她手指身边的10岁左右的一个男娃娃。我走了过去，看了看那胖娃娃的小胖手，然后对他说：“你妈妈说了，你学不学呀？”那小胖胖点了点头。于是，在“五·七”干校又收了一个“吹喇叭”的小徒弟。

　　这以后，没事我就到小胖胖家，给他教喇叭。其实这小胖胖家没有这黑管，当然学起来就很困难了。只好我带着乐器，看着他吹吹了事。当时，他家有几个破旧不堪的桌子、柜子、箱子，我就自告奋勇，给他家拾掇起来，买来油漆、砂纸，整个又给擦洗刷新了一番，他家变得亮堂堂的。全家都很高兴，便跟我交了朋友。从跟他们的谈话中得知，这位干部是贺兰县委组织部的，跟当时区革委会组织部头头脑脑的都很熟悉，有着广泛的社会交往。半年后，我调入自治区歌舞团，都是他鼎力相助，极力推荐，才使我如愿以偿。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说起来，我也没有报答他个啥。

　　31.小文章引起了“小轰动”

　　在贺兰县“五·七”干校待了不到两个月，适逢当年征兵工作开始，于是围绕县里中心工作的我们这些“中心”干部，又被临时抽调到贺兰县征兵办公室，配合县武装部下基层征兵。我被分到丰登公社，根据分配名额，落实考察应征入伍人员的政审、体检等相关材料。这件工作于当年12月中旬宣告结束。结束之后，便又有新的“中心”工作，那就是在全区各地、市、县农村开展的两条道路斗争教育。这次我又被分到了丰登公社工作组。具体抓西新大队的工作。这项工作是在县委和公社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公社党委的部署，队员们都深入基层第一线，访贫问苦、摸清情况，看哪些人有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哪些人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分门别类进行排队，以便进行有理有据地针对性教育。这期间，有位公社的副主任分管我们西新大队的工作，经常让我写材料，搞汇报。每次我写的材料，他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板着面孔教训我。说我写得这也不行，那也不对，总之一无是处，有时甚至当着全体工作队员的面教训我。在我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便与他各执一词，争吵起来，搞得工作队员会不欢而散。散会后，有的工作队员就为我鸣不平，说道：“我们觉得你的材料写得很具体，很生动。反正我们觉得写得好！”但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暗暗憋了一股子火，就把我写的那些材料一气之下寄到了《宁夏日报》，不几天，《宁夏日报》就把我写的那些稿子登了出来。记得有一篇《运用典型引路，推动春耕生产》的稿子，还在《宁夏日报》头版重要位置登了，这下子在全县引起了震动，更在我驻脚的公社引起了震动。在公社召开的工作队员会议上，西湖、西新两个大队的支部书记首先站了起来，为我鸣不平，指责公社副主任，搞得那位副主任下不了台，脸涨得像紫茄子。我在这次会议上，出乎意料地被评上了先进工作队员。自此以后，虽然我与那位副主任见面很尴尬，但至少我不再遭受他的白眼。

　　三月初，为期三个月的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结束了，我被调到了县委政治处负责全县的宣传报道。回想起来，这都是《宁夏日报》那几篇小文章的功劳。在政治处工作，又专门负责宣传报道，那真需要花力气、下工夫。记得我当时深入基层，写了一篇《管钱管粮十五年一尘不染记贺兰县习岗公社黎民八队会计吴尚义》的长篇通讯，寄给了《宁夏日报》，《宁夏日报》又以大半版的版面登载了。这下子更引起了县政治处、县委领导的重视，这以后我在领导心目中似乎有了一点儿印象。不久，吴尚义因这篇文章，成了自治区农村工作的积极分子，得到了不意而来的殊荣。由于我的努力工作，致使当月在宣传报道发稿方面，贺兰县由全区倒数第二，排到了全区顺数第二，领导们对我的卖力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赞赏。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别看这些小文章，使我捷足先登，命运一步步得到了转变。而这期间，相当一部分大中专学生还在乡下基层劳动锻炼。

　　32.苦乐相兼

　　1970年4月，县上又有了新的“中心”，那就是挖沟开渠，为4月底青铜峡渠首的正常开闸放水作好准备。当时从全县12个公社所属各大队抽调了数万名民工，以民兵军事建制为单位会战惠农渠。为与汉延渠相贯通，新的惠农渠渠体基本上是重新建造。工地上红旗招展，履式拖拉机、推土机、手推独轮车、两轮小胶车等运载工具，穿梭般奔忙在渠堤上下，锹、铣、镐、锄等挖土工具铮明瓦亮、上下飞舞。民工们在这惠农渠上凝聚成一股巨大力量改天换地。距工地不远的社员住家里，会战指挥部临时借用了几间房，作为战地指挥部办公室。我和一位从县文化馆临时抽调的美编老马，还有一位原文教厅下放到县上的老田，组成战地快报编印组，负责整个工地战况的宣传报道。临时办公室设施简陋，房屋阴湿、寒气逼人。但是为了做好宣传报道，及时反映战况，为民工们打气鼓劲，编印组只能迎着困难上。战地指挥部要求，每天出一期快报，压力咄咄逼人。我们三个人既要下工地，来回奔波采稿，又要编稿、刻印、下发，忙得团团转。好在我们三人各扬其长，通力合作，快报办得上上下下还挺满意。白天忙碌一天，晚上三个大男人睡在一铺炕上，便侃大山、讲故事，每人轮番出段子。如若讲不了，便学狗叫、驴叫和猫叫。通过测试，老田同志大显身手，让我和老马赞叹不已，深感望尘莫及，甘拜下风。能者多劳嘛，我和老马便硬逼着老田讲故事，不讲就不让他睡觉。老田是北京人，不知是因家庭问题嘛还是个人的问题，总之被下放到与张贤亮在一起的贺兰县金星农场。这个老田口齿伶俐，语言表述能力特别强。先是讲故事，讲着讲着，就来邪的了。《笑林广记》的那些笑话和黄段子经他添油加醋，演绎得活灵活现，绘声绘形，非常生动，很有感染力。他的这能耐真可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那些说书人一决高下。他讲的故事、笑话、黄段子，为我们平添了不少乐趣。前几年，我也看过《笑林广记》，但从中始终没找到他的那份演绎与夸张。

　　《战地快报》办了一个星期左右，由于经常坐在阴湿的室内写稿，我的左腿因练小提琴时留下的关节炎病犯了，胃因阴寒所致觉得一片冰凉，加之那天工地上为大家改善伙食，杀了一头牛，结果煮得半生不熟，吃了以后，闹了几天肚子，这就使我患上了胃寒症。每逢在阴湿之屋坐久了，便旧病复发，灵验得很。这病我曾在银川中医院名师处连吃了50剂药也没奏效。近几年来，有人常见我胸前挂个大包，说不雅观。其实我也知道有些滑稽，但没办法。我这胃一见风寒就疼得厉害。过去曾戴过棉兜兜，但试了试，不如胸前挂个大包效果好。

　　大约是4月23日，惠农渠大会战如期结束，我们在25日就看见一条金色的长龙，从遥远的渠首奔来。

　　接下来，县里给我们放了几天假。就在这几天放假休息时，我在自治区文教组办好了到宁夏歌舞团的调令。

　　记得1970年5月4日那天，我到县里办理调动手续。县政治处的同志感到震惊。时任政治处主任的郭良祖看完调令后，不同意放我，说要在县上重用我。但我要调走的决心已定，已无法挽回。在郭主任那里没有办成，我便又去找了县委副书记兼县武装部政委李春济同志。这人是个军人，组织观念很强，便在调令上签了字，同意调动。郭主任一见，书记都点了头，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放了吧。便令手下办事员给我办了调动手续。我拿着办好的手续，就赶忙到宁夏歌舞团报了到。报到时我刚刚进入26岁，还是光棍一条。从此以后，便干上了专业文艺工作，一干就是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