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谈词论曲说写歌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宁夏人，喝着黄河水，吃着宁夏的大米饭，哼着家乡的土调调，步入人生旅途。自幼喜爱音乐，常随家人一起赶庙会，看皮影，做道场，吼秦腔。每逢乡里人婚丧嫁娶，便跑去凑热闹，听吹鼓手吹吹打打。久而久之，耳濡目染，灌了一肚子民间民俗音乐。儿时的记忆是清晰的、美妙的、动听的。它启开了我进入音乐殿堂的大门。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因工作的需要，我一直进行着音乐文学及音乐的创作。其中之甘苦，一言难述之。记得1974年阳春三月，我受宁夏歌舞团的指派，到西吉县深入生活写歌词。时任县委副书记的胡启立同志热情接待了我，并亲自骑着摩托车带我走社串队，访贫问苦。那时，刚满30岁的我，精力还很旺盛，两周时间写了30首歌词。心想，这回该满载而归了。谁料，回到歌舞团后，那些作曲家们都不以为然，认为我写得那些歌词文绉绉的，不够生活化、口语化。结果连一首也没派上用场。这犹如一瓢凉水浇在我的头上，把我打击得晕头转向。我感到很委屈，甚至觉得作曲家们没水平。时隔多年，我才有了切身体会：不是人家作曲家没水平，而是我当时未脱学生写文章的稚气，写的东西，花里胡哨、空空洞洞。不过，打这以后，我的态度开始端正了，写出来的词，经常征求作曲家的意见，不断修改完善，歌词的采用率也相应提高了。

　　还记得1976年10月，我自己作词作曲，写了一首歌，当时因为是第一次为词谱曲，怕人家笑话，不敢说是自己写的。拿去征求作曲家张令赫先生的意见，他在钢琴上边弹边唱，完后，连声称赞：“好歌！好歌！”他问：“这是谁写的？”我只好以实相告，张先生说：“没想到张弛还有点内秀呢。”这首歌为张令赫先生所言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宁夏报送的区、市两台节目中只选了这首歌，在全国播放。这虽然说是个小插曲，然而却给了我敢于作曲的勇气和自信。此后，我这个音乐上的二把刀，半瓶醋，也时不时即兴而歌，为自己写的词或别人写的词谱曲。但前提是有感而发，绝不无病呻吟。多年来，我写过歌舞剧、歌剧、音乐剧、电视剧、电视片、音乐风光片，写过不少歌词、歌曲、器乐曲，涉猎范围较广。这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成功了，我不以此而满足；失败了，我仍然以最大的毅力和韧性挺起身子再干。正如原文化厅厅长王邦秀同志在为我编著的“黄土谣丛书”的序诗中写道：“艺海茫茫苦作舟，音乐文学长竞走。笔端流出乡土调，情系塞上绕神州。不慕虚荣凭韧劲，但求歌入百姓口。桃李不言下成蹊，勤奋躬耕一黄牛”。的确，在蕴藏宁夏音乐文化的黄土地上，我是一名脚踏实地的耕耘者、拓荒者。

　　几十年的创作甘苦，磨砺了我，也锻造了我。我常想，作为一名宁夏音乐工作者，写出来的歌，首先应当让宁夏的老百姓所认可。家乡人不愿意唱，那么外地人就更不消说了。我在歌曲创作中，无论是作词还是谱曲，一直追求宁夏风格、本土特色、民族韵味、时代动感，极力追求和体现一种曲线美、流动美、韵味美和个性美。在把握宁夏风格上，注重融宁夏民歌、“花儿”、眉户、秦腔为一体，希图走出一条属于自己音乐创作个性的路子。评论家、散文家张涧同志在《宁夏日报》评介我的歌曲创作时谈道：“张弛的音乐创作，最鲜明的特点是民歌风格。不仅仅是中国民歌风格，也不仅仅是西北风格，而是宁夏风格”。银川人民广播电台、宁夏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曾多次介绍我的本土原创歌曲，认为宁夏特色浓郁，口语特点明显，在群众中具有传唱性。我与徐肇基同志创作的《宁夏川，我可爱的家乡》虽然没有拿过任何奖项，但从20世纪80年代初唱到今天，飞遍宁夏山川，家喻户晓。在2004年“颂歌唱宁夏”征歌活动中，网民投票，位列榜首；在2009年银川市市歌评选活动中，市民投票，又位居前列。我自己作词作曲的《羊皮筏子打浪的桨》曾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十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专业民族组和业余民族组的复赛中演唱，还在全国其他一些重大活动中演唱，并在多家电视台播放，制成VCD发行。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女声独唱《根在宁夏川》《黄河流来艳阳天》有着宁夏川的质朴与华美；《西部恋歌》《难割难舍的爱》等歌曲，尽显粗犷豪迈、热烈奔放之西部情韵；《富饶美丽的宁夏川》有着千里莽原、一马平川的宽广与博大；而《天下黄河富宁夏》则有飞流直下、大起大落的起伏与跌宕。

　　在歌曲创作的路上，摔摔打打跌绊了许多年，最突出的体会是：一首好歌，总是寓文学性于音乐性之中，把富有音乐特色的文学美和闪耀文学光彩的音乐美集于一身，使之具有艺术张力和感染力，具有一种像水一样的流动感和韵味美，具有一种融音、舞、诗、画为一体的立体艺术美。好词要配好曲，好曲也要有好词，词曲并茂，相得益彰。应当积极寻求词曲之间的密切结合。这种结合含有两层意思：一是词曲作家之间的互相沟通，默契配合；二是作品之中的词曲结合，要天衣无缝，水乳交融，不能词不搭曲，曲不理词，形成两张皮。

　　歌词在歌曲创作中，具有生动、具体、准确、鲜明的艺术形象，在揭示作品主题、表现作品内容，描写生活图景等方面，具有任何纯粹音乐所不能取代的清晰性和明朗性，是确定歌曲走向的重要表征。要写好反映宁夏的歌词，必须在把握宁夏人民精神气质和捕捉潜在音乐文化意蕴上狠下工夫。力求从旧的思维框架中跳出来，以新的视觉去观照和审视当代宁夏人的生活，从更高的审美领域和意识层次去认识今天的宁夏人，创造性地将他们的思想感情融入整个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中，并与时代融为一体，不应当满足对表现客体作表面的浮光掠影式的再现，应当对浅层次的猎奇式表象化倾向实现突破与超越。宁夏民歌、民谣、“花儿”中，蕴藏着许多极为丰富、生动、形象的群众语汇，只要我们潜心学习，悉心研究，精心采撷，必将为我所用，甚至直接采用那些带有浓郁乡土气息及原始形成的词汇，不仅能很好地体现宁夏人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憧憬，而且也会使塑造的艺术形象或创造的艺术意境更加明朗，更富于个性化，使宁夏人听起来具有亲切感。在语言的运用上，力求通俗化、口语化，既要情真意笃，又要明白如画，既要凝练含蓄，又要流畅上口，白而不俗，雅而不淡，务求于朴实中寓深意，于形象中见真情，于练达之中见丰富。能从平凡的生活中开掘出不平凡的意境，能用平凡的语言表达不平凡的情感，能用平凡的笔墨塑造不平凡的形象。好的歌词应当是石砾中筛出来的沙，是沙漠中澄出来的水，是诱发作曲家激情和灵感的兴奋剂。

　　旋律的曲线美是音乐的“精魂”，是歌曲腾飞的翅膀。没有优美动听的旋律，歌曲好比是折断翅膀的鸟，只能关在笼子里望天兴叹。要创作优秀的宁夏歌曲，曲作家应当把自己植根于宁夏民族民间音乐的肥土沃壤中，从中捕捉富有宁夏特色、民族风格、时代动感的音乐元素，作为自己创作的动机和素材，经过悉心研究、认真消化，引申发展，写出自己满意群众也满意的曲调。然而这种取材，绝不是对原生态民歌的照搬和模仿，而应当是一种高层次的复归与升华、突破与超越，这样写出来的歌，起码根在宁夏土壤中，容易引发群众感情上的共鸣。一般来说，对于流行于宁夏当地的民歌、“花儿”，宁夏音乐工作者还是比较熟知的，对于老面孔，对于熟悉的东西，久而久之，便会出现一些习惯性的表现手法，产生习惯性的思维定势。一谈宁夏歌曲创作，便会想到、“花儿”表现。这种思维定势，势必束缚词曲作家的思路，致使歌曲创作单一化、雷同化、模式化。人们对于过分熟悉的东西，往往容易囫囵吞枣，不加深究。生活在同一环境的人，对同一事物外延的感应和内涵的理解却不尽相同。这是生活中常见的事。熟知不留心，就会永远停止在表面现象上；熟知不思考，就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宁夏词曲作家来说，熟知的民族民间音调，如果能对其达到真知的境界，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假如对其只是作为音调仓库，那么，有可能作茧自缚，便不会写出好歌来。为了突破创新，既不能墨守成规，也不能离调感太强。离调感太强了，容易失去原汁原味，变得不伦不类，难为群众所接受。这里面蕴涵着深刻的艺术辩证法。众所周知的《洪湖水、浪打浪》《阿里山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其节奏并不复杂，结构也很简单，但曲调却很朴素优美动听，有起有落，张弛有度，演唱起来朗朗上口，群众非常爱听爱唱。这类歌曲的创作，真正体现了音乐旋律的曲线美。

　　在宁夏歌曲创作中，倘若能把民族性、本土性、大众性、科学性体现于作品之中，那就是一种希望、一种成功。强调歌曲创作的民族性和本土性，实际上就是强调歌曲的风格特色；强调歌曲的大众性和科学性，就是强调词曲作家在创作歌曲时，在坚持旋律线性化原则的前提下，必须心里想着群众，既要想到专业演员，更要顾及业余歌手和众多老百姓。否则，言必称“海C”，语必夸“海D”，那老百姓只能望而生畏，退避三舍了。歌曲的传唱效果何以体现？潘振声同志所写的少儿歌曲，音域大体在9度以内，就是从少儿发育期的生理特征考虑的。我在写歌曲时，特别注意音域的跨度和节奏的规范，深怕音域过宽或跨度太大，群众难以演唱。

　　歌曲作为一种听觉艺术和时空艺术，其显著的特点是入耳为乐，口碑性强。诸多民歌的长期流传，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歌唱爱好者和人民群众是歌曲最方便、最直接的载体。大家愿意唱你写的歌，那么载体就名副其实；大家不愿意唱你写的歌，载体也就名存实亡。在当今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条件下，利用书刊、电视、电台、CD、VCD等视听传媒，积极创造歌曲传播腾飞的条件，反复唱，反复灌。群众耳音灌满了，自然也就熟记在心，乐于演唱了。这是实现歌曲先入主、入耳为乐的重要手段。这样才能造成声势、打出宁夏歌曲的品牌。

　　宁夏地处西北腹地，古老的黄河流经这片热土，这里曾经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有着悠久的文化渊源，所流布的回族音乐文化、西夏音乐文化、黄河音乐文化，既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表达思想感情与愿望的心声，也是西部音乐文化和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宁夏的音乐文化工作者，用热情的笔触去描写宁夏各族人民的劳动生活、精神风貌以及他们的理想、智慧、愿望、感情、气质等无疑是理所应当的事。我们应当积极地、严谨地、科学地进行宁夏歌曲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