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苏子呼朋醉(2)

　　黄宗羲说,科举制兴起后,师道就亡了。每次科考,都能批量产生一堆恩师和门生的关系。的确许多“师生”关系徒有其名,实质上不过是一种应酬的对象和攀援的途径罢了。但苏轼与欧阳修虽也由科举成就,性质却截然不同。他们是中国文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师生,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而且是相知、默契的友人。奖掖和推崇不难,难的是被奖掖的名副其实,被推崇的不负众望。

　　竹溪花浦曾同醉——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

　　波声拍枕长淮晓,隙月窥人小。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

　　竹溪花浦曾同醉,酒味多于泪。谁教风鉴在尘埃?酝造一场烦恼、送人来!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十一月,东坡到高邮与秦观相会,秦观(字少游)一直把他送过淮河才依依作别。秦少游有词:“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相见急、别离久,谁又能轻易割舍,等待下一次相会?

　　东坡与少游,是宗师与门生,是诗友也是知己,秦观还是传说中的苏小妹的情郎。“苏门四学士”中,东坡最得意的便是这位“有屈、宋之才”的秦少游。

　　秦观乃“古之伤心人”,写的词都像在泪水中浸泡过一样,揪心的愁恨从心底源源不断地流出,“便做春江多少泪,流不尽,许多愁”。东坡或许受其感染,这阕《虞美人》也凄恻婉转得令人心碎。

　　苏轼的成名,得助于文坛前辈欧阳修的提携,若无醉翁“让此人一头地”的名人效应,东坡或许还要多等几年才能被流俗“发现”。自古而今,文脉不绝的秘密就在于薪火相传,庄子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一旦苏轼登上文坛盟主的位子,他便将自己曾得过的礼遇施于后进。

　　众星拱月乃天然之理,释迦牟尼有十大弟子,孔夫子有七十二贤人,苏轼也就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四人日后都名满天下,黄庭坚还开创了江西诗派,得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但他们在人微名贱时,却是苏轼慧眼识英,将他们从无名之辈中拣选出来。苏轼自己说:“四学士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

　　晁补之最早拜入苏门。补之知苏轼之名,读苏轼之书时,年仅十五岁。十七岁时,晁补之随父亲晁端友赴任杭州新城令,持记述钱塘风物的《七述》一文拜谒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苏轼赞道:“吾可以搁笔矣。”晁补之曾为苏轼“不谐音律”的新词辩护,称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苏轼早在杭州任上时就见过黄庭坚的诗文,并击节赞赏。六年后,黄庭坚投寄书信和赠诗给苏轼。再九年后,两人才终于见到第一面。此前的十五年里,两人相知相慕、心神两契,诗词唱和多达百篇。后人观此方知,以文会友并非虚言。

　　张耒因苏辙结识东坡,拜入师门后终身秉持苏轼的文章之道。苏轼、苏辙兄弟和其他苏门学士相继亡故后,张耒独守师道,惨淡坚持。南宋高宗即位后,给苏轼等人平反,赠张耒集英殿修撰,诰词说:“四人以文采风流为一时冠,学者欣慕之及继述之。”

　　说起苏轼与他们每个人的相遇相知,都是一段佳话。但最具传奇色彩的,还是苏轼与秦观的结缘。

　　两人未相识时,秦观得知苏轼将经过扬州,于是模仿苏轼的笔迹和文风在一山寺中题诗。苏轼来了之后,大吃一惊,竟然辨不出和自己的“真迹”有何区别。后来见到孙莘老,后者拿出秦观的数十篇诗词向苏轼推荐,苏轼读过之后才恍然大悟,意识到之前那个题字的“多事少年”是秦观。

　　秦观少年豪俊,壮志凌云,攻读兵书,一心征战沙场,自信满满地认为“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一个才致高蹈,一个年少风流,苏、秦交游自然留下不少典故。

　　苏轼填词总是暗中与柳永较高下。一次秦观入京见苏轼,苏轼批评他:“不意别后,你却学柳永作词。”秦辩称:“我虽无识,也不至于如此。”苏轼只好念出秦观新词中“销魂当此际”一句,秦观方默然不答。

　　后人则附会了更多的典故,如苏小妹的故事。苏轼并无妹妹,冯梦龙却在《三言二拍》中有鼻子有眼地“记载”了《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说苏小妹“比文招亲”,秦少游过关斩将……

　　故事之所以吸引人,往往是因现实的艰难苦涩。“竹溪花浦曾同醉”当然是有的,“人人尽道断肠初。那堪肠已无”却是秦观更深的感触。秦观37岁才中进士,43岁才谋得秘书省正字一职。与苏轼的交往并未给秦观带来多少好运,他反被苏轼的厄运连累。苏轼被流放岭南时,秦观即被当做“余官之首”遭受迫害。

　　秦观有苏轼的风流,无苏轼的达观,遭贬后满纸都是“乡梦断,旅魂孤”、“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绝望消沉之际,他自作挽词,为即将结束的生命提前哀悼。

　　苏轼到雷州半岛时,遇到了已先贬至此的秦观。秦观告诉苏轼其他三位苏门学士的下落:“起初,朝廷起复张耒为黄州判官,今又移知兖州;晁补之本为信州监酒税,今又迁为史部郎中兼国史院编修;黄庭坚不赴鄂州监税,畅游眉山去了。”昔日的雅集盛会,而今已被雨打风吹散。苏轼感叹:“我今已老矣,不知能否与他们相见。”

　　不幸中的万幸,苏轼与秦观在天涯尽头还相见一场。那天晚上,天降滂沱大雨,苏轼作《雨夜宿净行院》诗:“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

　　苏轼得知秦观自作挽词时已有不祥预感,但他没有料到的是,少游的凄凉竟来得如此急迫。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哲宗驾崩,迁臣多被召回,苏轼和秦观都在列。当年五月秦观行至滕州,出游光华亭,索水欲饮,水至,笑视而卒。这位命运多舛的才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终于看破了生死大限。

　　苏东坡听闻秦观死讯,“两日为之食不下”,叹云:“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他自会想到“竹溪花浦曾同醉”,也应记起“静无灯火照凄凉”。朋友就像上天随意撒下的礼物,你不知道何时会被派来,也不知道何时会被收去。当朋友到来时,你满心欢喜;当他离去时,你怅然若失;当他一去万里不复返时,你无可奈何。

　　诗人相得古来稀——八声甘州·寄参寥子(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1]。

　　记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2]。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参寥即僧道潜,是与苏轼同时代的著名诗僧。顾名思义,诗僧即能诗的僧人。根据唐人刘禹锡的观察,诗僧多出于人杰地灵的江东地区,参寥也不例外。他的家乡在于潜,今天的浙江境内。诗僧之诗与俗士之诗有所不同,正如白居易《题道宗上人十韵诗序》所说:“文为人作,为法作,为方便智作,为解脱性作,不为诗而作也。”

　　东坡在徐州任上与参寥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之交。参寥以精深的道义和清新的文笔为东坡所推崇,称之为“新诗如玉屑,出语便清警”。东坡贬谪黄州,参寥不远千里赶去,在东坡贫蹇的家中住了一年光景。东坡离开黄州时,参寥与他同行,两人结伴去游庐山。在这次游庐山期间,或许是与参寥辩论佛法时受了启发,东坡作出了那首颇富禅理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与东坡相比,参寥是真正的闲云野鹤,他在朋友危难时赶来陪伴,在朋友渡过艰难、否极泰来后重又遁迹山林。之后两人依旧诗书往还不断,但参寥却再没能与东坡长时相处。

　　离开黄州后,东坡本打算寻一处江山静好之地安享晚年,所谓“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但命运偏不遂人愿,它强行将一只脚已踏进田舍的东坡安排进一条官场的顺风快船。

　　神宗皇帝驾崩,小皇帝继位后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法,主政后全力摈斥新党,起用保守派大臣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人,“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东坡被这股东风吹着扶摇而上,一年之间擢升三次,最后做了四品中书舍人,负责替皇帝草拟诏书。

　　这等如意事是该弹冠相庆的,但却不合东坡的心愿。在一首诗里,他得了便宜卖乖似的写道:“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坡。”山坡是马儿的赛道,但东坡这匹马却对旧赛道心生倦意。他想要换一个不需要比赛的地方,悠然来往,没人羡慕也没人嫉恨。面对不得不回归的官场,东坡在给米芾的信里说:“衰病之余,乃始入闹,忧畏而已。”

　　东坡也许早就料到,自己不能在青烟缭绕的朝堂里撑持太久。因为在京都,繁华富贵背后的真实逻辑其实是钩心斗角。而这正是东坡最不擅长。果然,未过几年,不期然成为“蜀党”领袖的东坡不堪党派交攻,自请外放,再次来到杭州。

　　东坡相信他前生曾居住在杭州。

　　有个故事,说某天东坡去游寿星院,一进门觉得所见景物像梦中一样熟悉,他告诉同游者走九十二级便到向忏堂,果真如此。不仅如此,他还把寺院后面的建筑、庭院、树木、山石,向同行人一一描述。

　　当他任满又一次告别杭州时,依依之情自然满怀。而这一次,还多了一个理由让他难启离程——参寥。东坡在杭州的这几年,参寥恰在这里。这首《八声甘州·寄参寥子》便作于此时。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潮来潮去,人聚人散都有定数,有情、无情只是诗人的妄念。但诗人相得乃世间稀事,东坡对僧友谈妄念也情有可原了。

　　民国作家里,鲁迅和林语堂都是后人敬慕的人物,林语堂写过《苏东坡传》。一次宴席,鲁迅和林语堂都在场。事后鲁迅在日记中记了一条:“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毕露。”林语堂也有日记:“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一件鸡毛小事,打碎了两个完美形象。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文人相轻自古以来就是陋习,也是魔咒。其缘由古人早已说过:一由相尚殊,一由相习久,一由相越远,一由相形切。正因为相轻是常态,所以相得、相友便是值得浓墨重笔来书写的。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李白、杜甫的交谊让闻一多如此激动:“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东坡与参寥,不需要这样夸张的声势和拔高的意义。他们的交往甚至没想到会被后人记住,默契与得意都在轻薄的书简中悄悄传递,只有极少数典故流传下来,给后人作想象的酵母。

　　其中一则是苏轼在自己的笔记《东坡志林》中记录的:东坡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参寥携一卷轴来访。卷上有诗一首,其中两句云:“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东坡纳闷,清明改火是习俗,但泉为什么也是新的?参寥答:“在清明节淘井也是习俗。”醒来之后,东坡想,当续成其诗,以记其事。

　　这种事有什么可记的呢,无非是一个闲梦,两句闲事,再搭上两个闲人。而且这两句参寥在东坡梦中作的诗,算来还应该是东坡作的。但东坡提笔记下这个梦的时候,肯定想到了他第一次读到的参寥的诗句:

　　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

　　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

　　那“与林逋上下”的清绝和天然流露的自由野性,像一滴清露压弯新叶一样,打动了东坡,也为后来的梦种下前因。

　　[1]忘机:消除机心。《庄子·天地篇》云:“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2]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据《晋书·谢安传》载,谢安东山再起后,时时不忘归隐,但终究还是病逝于西州门。羊昙素为谢所重,谢死后,一次醉中无意走过西州门,觉而大哭而去。词人借这一典故安慰友人:自己一定不会像谢安一样雅志相违,使老友恸哭于西州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