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悲欢共手足(2)

　　但东坡仍是旷达,短短的感性伤怀后,他依旧理性地安慰自己。月亮运行自有其道,就像再亲密的人都离离合合一样,此事古难全,人力难强求。与其跟不通情理的月亮较劲,倒不如许点实际的心愿。苏轼想到的,也应是“千里”之外苏辙想到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但愿人长久”就像“努力加餐饭”一样有力,它道出了亲人间再朴素不过的愿望。平平安安,不贪富贵贪长久。儿时母亲的精心呵护,长大后父亲的谆谆诱导,他们最大的愿望便是儿子们一辈子的开心平安。而今父母早已西去,世间只剩下手足二人互相扶持、彼此慰藉了。纵不能联席共枕,共赏婵娟也好。

　　此生此夜不长好——阳关曲·中秋作(暮云收尽)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中秋,苏轼完成了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后世的评家称:“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词评者在意的是那词工精湛,却不曾想东坡在乎的却是那寄词的对象——苏辙。

　　好比“举杯消愁愁更愁”,华美的词章非但不能缓解思念之苦,反而会引发更多的思念。一个月后,苏轼就又写了一首《画堂春·寄子由》:

　　柳花飞处麦摇波。晚湖净鉴新磨。小舟飞棹去如梭。齐唱采菱歌。

　　平野水云溶漾,小楼风日晴和。济南何在暮云多。归去奈愁何。

　　东坡得知,苏辙在这个月(熙宁九年九月)将离开济南掌书记任,前往京城。这看起来是个好消息,因为王安石的新党刚刚失势,苏辙为了抓住难得的政治时机,连家眷都没有带,只带了要进呈皇帝的重要奏章就匆忙出发了。于是苏轼在密州作了这首词为弟弟送行。

　　在这首词的上阕,苏轼追忆了五年前与苏辙同游陈州柳湖的情景。

　　那年,苏轼被外放任杭州通判。苏轼自然并不愿意离京。在之前的几年间,他接连上书神宗皇帝,驳斥新法,要求罢免王安石。但他没有赢得皇帝的信任,只招来了王安石新党的记恨和攻击。在苏轼被排挤出京的这一年,反对变法的旗帜人物司马光也被罢归洛阳,这意味着新党的全面得势。

　　此前,同样反对变法的苏辙已经离开京城去地方上任。苏轼去杭州上任时经过陈州,而苏辙此时正在陈州任州学教授。兄弟俩相晤甚欢,共同度过了一段悠闲快乐的时光。州学教授是个闲散清贫的差事,苏辙又养了好几个孩子,日子过得窘迫。苏轼曾经写打油诗嘲笑弟弟居住的房子:“常时低头颂经史,忽然欠身屋打头”。仕途遇挫,生活困顿,却不妨碍兄弟俩悠游畅叙。苏轼在陈州待了很多天,一直过了中秋才走。在那些日子里,兄弟二人常到陈州的柳湖去划船,有时候到傍晚才回去。

　　水面像新磨的镜子一样平净,看着夕阳静静地映在水中,兄弟俩边走边聊,谈论着家事、政治和各自的前途。跟苏辙相比,苏轼更容易激动,尤其在谈到朝中正得势的那批人的时候。苏辙便常拣合适的机会向哥哥提出劝告,让他出言注意谨慎,以免祸从口出。

　　这首《画堂春》上阕的“湖”是记忆中的,下阕的“水”是现实中的。水的模样虽然差别不大,但在苏轼眼中,这与记忆中的湖水并不相同,因为水上没有那艘熟悉的小舟。

　　苏轼问济南何在,济南不就在西边吗?可是西天的云彩遮住了视线。天色已晚,该回去了,可是人能回去,心中的愁怎么办?只能等到下一次相聚了。

　　题头的《阳关曲·中秋作(暮云收尽)》本来是一首诗,名为《彭城观月诗》,用《阳关曲》唱出来就成了词。这首《阳关曲》或《彭城观月诗》见证的是苏氏兄弟又一次难得的相聚。我们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苏轼十八年后在《书彭城观月诗》文中回忆过:“余十八年前中秋夜,与子由观月彭城,作此诗,以《阳关》歌之。”

　　熙宁九年底,苏轼被调离密州,改派到河中府任职。履新之前他首先要去一趟京城开封,于是苏轼先去济南和苏辙的家眷会合。两家人久别重逢,欢喜非常,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在济南盘桓了一个多月,次年春,两家人启程去开封。一行人马刚走到黄河边上,开封城还在几十里之外,就遇到了前来迎接的苏辙。分道多年的兄弟俩至此终于重逢。

　　我们无由得知他们兄弟在刚刚重逢的这几天里互相说了什么,可以确定的是,一行人马接下来走得更慢了。子由带来一个消息,苏轼调到河中府的任命已被取消,改任徐州太守。四月,苏辙随兄来到徐州任所,一直住到中秋过后才离去。

　　这真是一段珍贵得近乎奢侈的团聚,竟然还可以在中秋节一起赏月。“千里共婵娟”就像梦一样留在过去,而现在月下同酌、赋诗作对也像梦一样美幻。哥哥写了《阳关曲》,弟弟也留下了一曲《水调歌头·徐州中秋》:

　　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

　　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1],相对永登楼。

　　离别七年,七度“千里婵娟”终换得一次“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但重逢却往往与再次离别紧密相挨,苏辙心想,中秋一过,自己又要告别兄长了,前方宦途难测,自己兄弟千万不要像怀才不遇的王粲那样,后半生流落天涯。

　　子由的忧虑恰恰也是东坡的忧虑。“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在最幸福的时刻,他们兄弟不约而同想到的却是:今夜的美好不是永远的美好,今夜的月亮明年又要飞越千里了。当悲伤产生共振,那将不止是两倍的悲伤。

　　而命运的残忍恰在于,两人的悲观预测竟被后来的事实给“验证”了。十八年后苏轼写《书彭城观月诗》怀念这次彭城赏月时,他正在又一次被流放的途中,他的目的地是遥远而潮湿的岭南。然而异乎常人的是,当悲剧真的发生时,东坡的表现却是“殊未觉有今夕之悲,悬知有他日之喜也”。

　　他没有觉出悲伤,反而料定他日喜事会再次驾临。这种乐观怎一个“乐观”了得!

　　[1]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三国时曹魏名臣,后到荆州依附刘表。王粲不被刘表重用,曾作《登楼赋》表达怀才不遇之忧。

　　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中秋和子由(世事一场大梦)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中秋,苏轼初到儋州,而苏辙在雷州。同遭贬谪的兄弟二人,隔海相望。多年前的那个中秋,苏轼在密州,苏辙在济南,苏轼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是壮年时对后半生的期望和约定。而今,人来到了天涯尽头,生命也似乎到了尽头,各自保全残命,唯有把酒对望、两相凄然。

　　世事一场大梦:六十年前在眉山呱呱坠地,懵懂无知;四十年前与子由同时及第、名震京都;十八年前遭“乌台诗案”,险些丧命;十二年前蒙太后恩宠,八面风光;三年前形势急转,与众多朋友一起流放蛮荒。这一切,不正是一场过眼而逝的梦?

　　这样的梦,《枕中记》中的卢生做过,《南柯记》中的淳于棼也做过。

　　唐开成七年,有位姓卢名英的书生,穷困潦倒。他在住店时遇到一位姓吕的老翁,吕翁从行囊中取出一个枕头赠给卢生,说这个枕头可以让他心想事成。卢生枕着这个神奇枕头睡着的时候,主人正在蒸黄粱。

　　在梦中,卢生娶世家大族之女为妻,中进士,升官,破贼立功。子孙皆仕宦,卢家成为天下望族……八十岁,卢生寿尽而终。死亡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唯一途径,于是他醒了。而这时店家的黄粱还未蒸熟。经此一梦,卢生大彻大悟,不再想上京赴考的虚事,转身入山修道去也。

　　汤显祖的《南柯记》写的是相似的故事,只是主人公换成了淳于棼,梦中的地点换成了蚂蚁族的大槐安国。但汤显祖多设置了一个情节:当淳于棼被逐出大槐安国时,梦虽醒,酒尚温,他明白了自己所结下的情缘、所享过的官运,都不过是蚁穴里的一场幻梦。但他还是割舍不下,他乞求禅师将并不存在的亡妻及其国人普度升天。若非老禅师斩断情缘,淳于棼还要在公主身边流连不返。

　　明知是梦,却不愿醒来。美在梦中,睡比醒好,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真实,但的确每个人都渴望美好。与乏味寡趣的现实相比,幻象世界是那么美妙缤纷、应有尽有。佛家讲六道:天、人、阿修罗是三善道;畜生、饿鬼、地狱是三恶道。生生死死,轮回不息。六道轮回,回回都是梦幻。

　　世称“东坡多雅谑”,东坡爱开玩笑是众人皆知的,他以此见爱于世人,也因此得罪当道。他称死脑筋的司马光为“司马牛”,他嘲笑泥古不化的程颐是“糟糠鄙俚叔孙通”,他还给朝云所生不幸早夭的那个儿子写过一首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罗贝尔·埃斯卡皮在《论幽默》中说:“在我们这个极度紧张的社会,任何过于严肃的东西都将难以为继。唯有幽默才能使全世界松弛神经而不至于麻醉。给全世界思想自由而又不至于疯狂,并且,把命运交给人们自行把握,因而不至于被命运的重负压垮。”

　　东坡的幽默缘于旷达,而旷达是因为看透了这个世界不过是一场梦而已。再痛苦的梦,也会有解脱的一天。再欢乐的梦,也会有终结的那刻。人之穷与达,在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东坡早年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曾作著名的《和子由渑池怀旧》诗,首四句为: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人生在世,来来往往,偶然留下一些痕迹,就像随处乱飞的鸟雀,不经意在雪地上留下一些爪印而已。杜甫讥刺那些无名之辈:“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可谁又能废得了江河万古流呢?“王杨卢骆”可以吗?杜甫、李白可以吗?苏东坡可以吗?东坡显然是有自知的。

　　聚散一梦中,人北雁南翔。

　　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

　　江山是铁打的营盘,人是流水的兵。知兄莫若弟,苏辙在《祭亡兄端明文》中形容道:“涉世多艰,竟奚所为?如鸿风飞,流落四维”,可谓是雪泥鸿爪最好的注解。

　　莎士比亚说过:“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是一个在舞台上大摇大摆指手画脚的戏子,下台后就永远沉寂无声。”一个人死后,他的命运就交给了历史。不管风光还是沉沦,都与本人无关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叫嚣“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是清醒的。

　　“九死南荒吾不恨”,苏东坡早已打算终老海南,可是他没有“如愿”。他在有生之年赶上了又一个新皇帝继位。遇赦北归后,东坡颇觉庆幸,他自己说:“七年远谪,不自意全,万里生还,适有大幸。”可惜天不假年,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病逝于常州。

　　临终前,他的老友维琳方丈让他多想来生,东坡轻声答道:“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不过是一种妄念而已。活着的不是这个人,也不这个人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而是这些脚印在后人心中激起的一些回响罢了。不管怎样,已然梦觉的东坡大概不会希望继续活在人们心中。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曾经有这么一个人,在风雨中坦然走过一遭。他最伟大的功业,是从来没有失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