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身如不系舟(1)

　　凤翔、杭州、密州、徐州、黄州、惠州、儋州、常州……苏轼的身后，有一长串的地名留下了他的印记。他一世坎坷，被他淡淡嘲作一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所幸，苏子放达，轻身如不系之舟，他学会与苦难安然相处，用心铭记流离中的每一道风景。

　　不做世间闲客——南歌子(日出西山雨)

　　日出西山雨,无晴又有晴。乱山深处过清明。不见彩绳花板[1],细腰轻。

　　尽日行桑野,无人与目成[2]。且将新句琢琼英。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

　　诸葛亮初出茅庐时,博望坡一把火烧出了威名。苏轼也要走出茅庐,进入仕途了,却不知前方有没有“一战成名天下闻”的机缘。

　　丁母忧返京不久,苏轼便被派往陕西凤翔做通判。弟弟苏辙则留在京城陪着父亲。两个人在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对方,恋恋不舍之意全在诗中: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忆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在凤翔这座文化古城,苏轼小试身手,也初遭挫折。年轻的士子这时还不懂世道的沉重,他固执地用旺盛的生命力泼出了几道属于自己的色彩。当你听到他吟唱“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时,切莫以为他在凤翔做了几年与世无争、得过且过的“好好先生”。苏轼在自己的诗词中做了一辈子的“闲客”,在现实中却从来都是个“不忍事”之人,留下了一则又一则的“不平则鸣”。他“鸣”时,多因公事,但也为私情。

　　凤翔府中小吏知苏轼文名、慕其风流态度,故呼之为“苏贤良”。不意苏轼的上司凤翔知府陈公弼听到之后勃然大怒,“一个判官而已,有何贤良”,竟把小吏杖打一顿。陈公弼并非嫉贤妒能的恶官,只是平素律人律己皆严,且向来不苟言笑。但苏轼与他的梁子自此便结下了。

　　后来苏轼写一些《府斋醮祷祈》之类无关痛痒的小文,陈公弼也总是挑刺,一次一次地要求改写。到了中秋节,与上司素来不睦的苏轼借故不去拜谒,而跑去庙里看《石鼓文》、写《石鼓歌》,结果被知府处分,罚铜十斤。

　　苏轼心中当然有气,但一直隐而未发,他在等待一个报复的机会。机会终于来了,一次陈公弼在家中建了一个亭台,名唤“凌虚台”,要立一块碑,点名要苏轼来写碑文。苏轼写好呈上:

　　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凌虚台记》节选)

　　陈公弼立碑刻文之意,原不过为新建的亭台寻点场面话、吉利语,苏轼却大发“兴亡衰替”的牢骚,以历朝历代的“破瓦颓垣”教训起知府来。写出“欲以夸世而自足”这样的话,简直是目无长上、妄自尊大。苏轼的本意是逗一逗知府,出口恶气,做好了打回重写的准备。他呈上碑文后,忐忑着等待“迂老头”大发雷霆。但他没有想到,陈公弼看到碑文之后,却命令一字不改,照原文刻在了碑上。他更没有想到,后人竟把《凌虚台记》当做古文中的范本来学习、朗诵。

　　当年,陈公弼还当场说了一番话:“我待苏洵如子,待苏轼如孙,平素之所以不假辞色,是因他年少暴得大名,怕他满不自胜,所以有意抑损。苏轼竟然真的生我的气了。”苏轼自此方知陈公弼的良苦用心,在日后为陈公弼写传时,袒露道:“轼官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颜色,已而悔之。”

　　苏轼与陈公弼之争,意气使然,不足为训。后人鉴之,当谅陈公弼之宽厚,戒苏轼之虚骄。苏轼性情却由此暴露无遗。他有气必争,有仇必报,逞机巧、炫辩才,使看客酣畅淋漓,令亲友胆战心惊。反正,他不愿做一个闲客。不得不说,他的“争”也是他多年后在政坛上失败的诱因。

　　苏轼的智力和精力若全用在同僚之间的意气之争上,也就不能称其为苏轼了。世人往往不假思索地以为,为公事而争与为私情而争是两码事,一个人只能顾其一,却不知道,委曲求全惯了的人,会淡漠“不平则鸣”的本性,关键时刻往往成了乡愿。

　　在凤翔,苏轼便为民利“争”了几次。

　　凤翔一带每年要砍伐上好竹木,编成竹筏、木筏,从渭河入黄河,给京城开封送去。官府要求每年运送竹木的时间就在河水暴涨之时。因此,每到运送竹木的季节河中经常发生颠覆事故,水工淹死无数。苏轼得知后深感痛心,于是建议修订衙规,准许“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苏轼还多次呼吁官府把垄断经营的茶、盐、酒等货物开放,不要夺民之利;他还呼吁免除凤翔百姓欠官府的不合理债务,当时朝廷已有赦免债务的诏书,但地方官员却故意违逆,于是他愤而上书:“天下之人以为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诏书也。今诏书且已许之,而三司之曹吏独不许,是犹可忍也?”

　　苏轼自己说,若遇不平不快之事,则“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他可以做雅客、俗客、诗客、词客、酒客、农客,却唯独做不成闲客。东坡钟情于山水、古迹、名玩,却也勇于任事。他不愿做繁琐呆板的官僚,却乐于做察民情、发民声的士大夫。他的政治宣言中,浪漫情怀多于可行性建议,但赤诚之心却天真无瑕。

　　[1]彩绳花板:指打秋千的游戏。宋洪觉范《秋千》诗:“花板润沾红杏雨,彩绳斜挂绿杨烟。”

　　[2]目成:两心相悦,以目传情。

　　亲射虎,看苏郎——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是个书生,温文尔雅,对《诗》、《书》、《礼》、《乐》是行家里手,诗词歌赋是家常便饭,但绝不会把他和“弯弓射大雕”的壮士联系起来。这一次,是苏轼自己给自己塑造了一个英雄好汉的形象。它不是文人的英雄梦,而是实有发生的真事。

　　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东坡任密州知州。当时,密州大旱,苏轼率众前往附近的常山祈雨,后果得雨,于是又一次去常山祭谢。归程途中,绕道常山东南的黄茅冈习射会猎,参与这次狩猎的还有同官梅户曹。这次打猎所获甚多,苏轼十分振奋喜悦。

　　兴奋之余的苏轼不光写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史上第一首”豪放词,还作了一首诗——《祭常山回小猎》: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

　　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

　　回望白云生翠巘,归来红叶满征衣。

　　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

　　将一词和一诗结合来读,我们能看到更完整的盛况。事实上苏轼是先写的诗,觉得意犹未尽,然后才创作了《江城子·密州出猎》。但后人广为传颂的却是这首词。诗词的命运像诗人的命运一样难测。

　　自称“老夫”的苏轼在这一年近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苏轼却自称“老夫”,是不是他宦海浮沉已身心疲惫?

　　打猎的队伍千骑呼啸,席卷平冈。广袤的围场内,呼鹰策马,箭镞纷飞,紧张而热烈。健马奔跑,如龙一般,带着阵阵疾风。苍鹰为了追逐狡兔,掠地低飞,几乎擦到了草尖。城中百姓听闻太守田猎的壮举,于是倾城而出,蜂拥至黄茅冈前。正在兴头上的太守,看着密密麻麻的围观者,豪情更增,心中暗暗下劲,一定不要负满城父老的信任。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头猛虎向苏轼的坐骑猛扑过来。苏轼拈弓搭箭,瞄准那猛虎的前额,只听,嗖——

　　对历史典籍熟稔于心的苏轼心想,自己此时的风采定然不输三国的孙权。孙权曾被他的敌人曹操赞赏——“生子当如孙仲谋”。孙仲谋自幼文武双全,早年随父兄征战天下。某次征战归来途中,在庱亭乘马射杀猛虎。不过如果看史书的详细记载,故事没有那么干脆利落。孙权射虎之后,受伤的老虎把孙权骑的马伤了,跌落地上的孙权将“双戟”向虎投去,老虎倒退,然后在一位随从的协助下,把这头虎俘获了。

　　也许苏轼在黄茅冈打猎时并未真的射杀过老虎,但亦足见猎手意气风发。他有此本事,应当去战场杀敌,报效国家。此时,堂堂大宋正在被西夏这个蕞尔小国欺侮。熙宁三年,西夏大举进攻环、庆二州,熙宁四年占抚宁诸城。

　　谁说文人不能征战?在“五胡乱华”的南北朝乱世,西凉主簿谢艾就曾“白马轺车破麻胡”,打破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谬见。谢艾本是一名儒生,西凉又国小兵寡,但谢艾如韩信再生,曾三次大败中原来的胡族大军。谢艾临阵时“乘轺车,戴白窥”,一副儒生打扮,但并不妨碍他屡建奇功。

　　《乌台诗案》记了苏轼自己对“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两句的解释:“意取西凉主簿谢艾事。艾本书生也,善能用兵,故以此自比。若用轼为将,亦不减谢艾也。”苏轼的确是想去西北战场杀敌报国。但是,“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汉文帝时云中太守魏尚抗击匈奴有功,但因报功不实,获罪削职。后来文帝听了冯唐的话,派冯唐持节去赦免魏尚,仍叫他当云中太守。苏轼是以无辜被贬的魏尚自比,隐晦地表达朝廷对自己的忽视和不公。他盼着“冯唐”持节来密州,带来让他再书“谢艾”传奇的机会。尽管心有不甘,但此时的苏轼仍是豪情满怀: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对这首词很是惜重,他致书友人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在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词风之外另立格局。

　　苏轼之前的词都是婉约词,但却并无“婉约”之称。本来,词就是花间月下、倚红偎翠的点缀。直到苏轼开创出豪放词,之前的词才有了“婉约”的正名。

　　虽说有词评家论词至东坡,其体始尊。但亦有人不买苏轼的账。李清照就觉着东坡词是“句读不萁之诗”,读来“往往不协音律”,不符合词的本色。《后山诗话》的作者陈师道也讥笑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可是东坡词当真不能歌么?当然不是,东坡词亦可歌,只是换了一种格调。

　　《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最早的一首豪放词,作出之后,苏轼招来多名山东大汉,让他们“扺掌顿足而歌之”,与世俗常见的十七八女孩手中的红牙板不同,苏轼选用的伴奏是“吹笛击鼓”,其效果是“颇壮观也”。壮观之歌不是歌?

　　不忍轻别是徐州——江城子·别徐州(天涯流落)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1]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东坡自熙宁四年出京后,便成了一只流落天涯的孤鸿。杭州三年、密州两年、徐州两年,刚刚熟悉一方水土、结识一方朋友,就要忍痛分离,赶往命运安排的下一站。现在又到了与徐州告别的时候。这是孤鸿的命运,不得违、不得怨,纵痛如刀绞也仅有哀鸣几声的权利。可是东坡的几声哀鸣,竟能穿越千年,勾出你我心中的凄凄恻恻。

　　之前的几次“分手”经验让东坡对整个流程都熟稔起来,宴席、赋诗、折柳、道别,但这丝毫没有缓解楚楚离情对内心的撕扯。他自己说,对徐州是“乐其风土,将去不忍”。两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错就错在他掬了一把徐州的热土铺在心头,又从泗水中舀起一瓢清澈,从此依恋的种子悄悄发芽。他甚至打算退休之后要买田于泗水之上,终老徐州。

　　相逢既晚,离去却匆匆。当时有多美好,现在便有多残忍。

　　携手佳人。这里的佳人不是东坡相好,而是官伎。在唐宋时代,地方长官赴任离任时由官伎为之导路是官场惯例。这是唐宋风流的注脚,朝廷也从不会觉得红粉佳人的出现有伤风化。经元明杀伐之世,这一习俗逐渐式微,到了风流消散、一派肃穆的清朝,更是被悬为厉禁。

　　但在当时,美人姣好,折花相赠。春已晚,花凋残。残红不悲,最悲是离人泪。泪与花相照,泪犹残红,残红溅泪。问东君,春色还有几许?问也是白问,剩多剩少又有什么关系?无人相伴,无情可寄,徒增烦恼罢了。

　　东坡不忍别徐州,徐州亦不忍别东坡。当东坡离任徐州时,悲戚呜咽的管弦漫笼全城,无数吏民攀辕挽留,情词恳切。人们纷纷“洗盏拜马前,请寿使君公”,说得最多的话是“前年无使君,鱼鳖化儿童”。苏轼抗击洪水之功,永远不会被徐州父老遗忘。

　　两年前苏轼刚到徐州就任,民情还未熟悉,洪水后脚就跟到了。黄河在徐州以北五十里处突然决堤,水势向东南蔓延,水淹四十五个州县,三十万顷良田。洪水很快就到了徐州城边,水势被城南的高山阻遏,在城下汇集。水面不断抬升,达到二丈八尺,一度超过了徐州城内的街道。

　　徐州城危如累卵!苏轼率领吏民全力抢救城池。让情况更糟糕的是,当此存亡之际,富有之家纷纷逃难。若听任富民逃走,势必人心惶惶,徐州城就更保不住了。苏轼赶到城外拦住逃难者,把他们赶回城里,并当众立誓:“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苏轼的镇定和坚决,稳住了整整一座城池的心。

　　于是,苏轼穿草鞋、拄手杖,从泥水里跋涉过去,亲身来到军营向官兵喊话:“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官兵们感佩不已,慨然允诺,加入筑堤保城的大军。

　　雨水日夜不止,心急如焚的苏轼直接住在城上,往来奔走也“过家门不入”。在最危急的时刻,洪水离堤岸只有“三板”。最后洪水退去,朝廷下诏褒奖苏轼。虽然苏轼谦称“水来非吾过,去亦非吾功”,但徐州父老明白,当时若无苏轼,徐州人恐怕都成了“鱼鳖”。

　　万恶的洪水无意中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升华了东坡与徐州百姓的情谊。生死与共的下一步就是患难之交。东坡可以在徐州“敲门试问野人家”讨茶喝,徐州的年轻女子也会“旋抹红妆看使君”。

　　苏轼对徐州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作过详细考察,从内心里爱上了这个自古多豪杰的地方,博取杂收的他还学过本地的方言土语。如果说苏杭的特点是温柔富贵,那么徐州的迷人之处在于能令人拍手大笑、兴奋发狂。且看苏轼《登云龙山》:

　　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

　　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

　　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

　　乐则乐矣,已成过往。水流溶溶,杨柳依依,被离愁障目的诗人看每一样景物都情意无限。可它们哪一个又真正懂得诗人的心思呢?昔来徐州,杨柳依依;今别徐州,杨柳还是依依。

　　天上一排鸿雁正往北飞,头朝家的方向奋力展翅,而东坡却要走与它们相反的方向。一为归家,一为流落;一自做主,一听安排。好一番凄凉的对比。

　　走走停停,步子慢一分,离别的过程就长一点。拉长离别过程是一种折磨,但总好过戛然而别,连一点余温都存不下。眼见回首已望不到徐州城了,东坡又发现一件遗憾的事:徐州的泗水只与淮河相通,流不到自己将要去的湖州。徐州故人若想要寄“千点相思泪”过来,都没有办法。

　　当你恋上一个人,你会拼命寻找与她相同或相似之处,家乡、经历、名字、生日……再细微的巧合都会让人兴奋,再细微的不合都会让人失落。当你恋上一个地方,这个症状同样会发作,这正是东坡为“流不到,楚江东”而失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