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身如不系舟(2)

　　苏轼是一个“既来之,则安之,既安之,则爱之”的人。他一生爱过许多地方:杭州、徐州、黄州、汝州、惠州、儋州……他中意的养老之地,也不止徐州一处。这是一种恋旧的情节在作祟。而一个人之所以恋旧,是因为“旧”有他的付出、他的经营、他的期冀。苏轼不管到哪里,都从不敷衍自己与这个地方的缘分,他总是那么乐此不疲。所以一圈走下来,每个地方都值得他留恋、回忆。

　　[1]隋堤:隋炀帝大业年间,开通济渠,沿渠筑堤,并植杨柳,后人称为隋堤。

　　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

　　缺月挂疏桐。漏断[1]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定慧院是苏轼在贬所黄州的第一处寓所。在这首词里,写了一人一鸟。上阕写孤鸿见幽人,下阕写幽人见孤鸿。只有了解苏轼写作此词时的处境,才能明白,词中人即飞鸿,飞鸿即人。那是一场风暴刚刚过去,侥幸逃过一劫的苏轼惊魂未定,心有余悸。

　　在那场后来被称为“乌台诗案”的文字狱中,李定、舒亶等新党御史摘取苏轼一封谢恩表和众多诗词中的语句,以诽谤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

　　灾祸起于《湖州谢上表》。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时,依例向神宗上表致谢,这本是官样文章,可苏轼一向疾恶如仇,遇有不平不吐不快,于是表中出现了这样的牢骚:“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意思是说:我自知生不逢时,无缘跟你们这些新进的政治暴发户共事;朝廷大概是看我年纪大了,在下面也兴不起什么风浪,才派我去管管小民。于是,他“讥讽朝廷”的帽子就被扣上了。

　　一干宵小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意图置这位常令他们如芒在背的舆论领袖于死地。苏轼一贯反对新法,但此时新党炙手可热,原来的反对派都已退居各地、默不作声,唯有苏轼仍然不时发出反对之声,屡屡在诗文中对所见新法弊端表达不满。众人装睡,一人独醒,醒着便是罪过。

　　苏轼在湖州太守任上被逮捕。面对气势汹汹的官差,苏轼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藏在屋里不敢出来。经同僚劝说出来之后,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向官差自言:“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在被押送进京的途中,他甚至想过跳水自杀,由于担心把灾祸转移给弟弟才作罢。到了京城,苏轼被投入御史台审判。

　　事已至此,苏轼的诗词、文章、书信统统成了罪证。其中有些确属讥刺时政,有些则是政敌无中生有、穿凿附会。苏轼的文字向来广为世人传诵,他巧妙而犀利的讥讽很容易变成众口相传的笑话,所以那些人才会对他如此嫉恨。他们甚至劝神宗皇帝违背“与士大夫共天下”、“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训,处死苏轼而后快。

　　这件大案牵涉了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时风雨凄凄、人心惶惶。幸好神宗皇帝尚存爱才之意,以及正义之士的救援,苏轼逃过一死。最后皇帝下诏,苏轼被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并无权签署公文。

　　苏轼脱了死罪,无疑令他的政敌十分失望。但这场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把恐惧打入了苏轼的意识。黄州之前的苏轼,就像一只唧鸣不已的黄鹂,动听的歌喉为它引来无数赞赏,也无形中招来嫉妒和忿恨。哗啦一声电闪雷鸣,暴风雨洗刷出这世界原本的残酷面目。等待命运判决时的无助和风吹雨淋的切肤之痛,终于让他懂得了隐藏和沉默才是求全之道。

　　写作此词时,已是苏轼到黄州的第二年。但惊悸如蛇,始终缠绕不休。

　　“缺月挂疏桐”,一句白描将人带入静谧幽深的夜里。漏已断、人已静,心思沉重之人独自在月下树影里徘徊。让人不禁联想到东坡几年后又一次夜里漫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记承天寺夜游》)

　　两个闲人在无名之地的“无聊”散步,竟被写得如此潇洒、隽雅,诗意盎然。读这篇小文,就像眼前有一条溪水涓涓淌过卵石,弹出清新的曲调。美,仅此而已。但解说家总要从中读出点深刻的含义,比如有人认为“闲人”包含苏轼郁郁不得志的悲凉心境。东坡不得志不假,但他若每首诗词都要对此怨念一遍,那该是怎样一个无趣的伪东坡?

　　东坡在承天寺夜游时有张怀民相伴,但此刻,他在定慧院深沉的夜色中,只有“孤鸿”与自己为朋。与《记承天寺夜游》的闲适相比,他此时孤寂、凄苦。他还没有学会如何与黄州安然相处。他内心的惊悸惊得起孤鸿。回想那噩梦发生的地方,宛如安静的枝头上藏着一颗惊雷。得罪皇帝,贬谪黄州“亲友绝交”、“郡中无一人识者”,却又祸不单行疾病连年。

　　有恨,却无人省。

　　只见那只孤鸿在焦灼中来回飞动,希望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枝丫来栖息。但它拣尽所有的寒枝也不肯栖落,最后宁肯决绝地在冰冷的沙洲上独自飞行,也不愿降低格调,与众多凡鸟沆瀣为伍。“良禽择木而居”,斯良禽也!

　　在监狱中度过的四个月让苏轼惊吓不已,但与牢狱之祸相比,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放弃自己的品格。事实上,出狱当天,“以诗得罪”的他就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明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贬谪黄州可以打消苏轼“致君尧舜”的念头,让他成为不羁的塞上野马,但他绝不会与靠投机取巧赢得君王宠爱的小人为伍。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黄州的艰苦丝毫无损苏轼的高洁,只是把他的生命和诗词推向了另一个轨道。

　　[1]漏断:漏,古代用壶漏滴水作计时工具;漏断,漏壶中的水已滴尽,指夜已深。

　　天涯何处无芳草——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天涯何处无芳草。没走过几处天涯,谁又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东坡好像在与命运斗法。命运一次次使出让他始料不及的利器,让他在陌生土地上狼狈行走,让他与亲友分离断绝,让他被暴雨淋湿又被烈日烘烤。东坡没有还击的余地,但他以风雨之中淡然的微笑回馈命运,让后世的评判者毫不犹豫地判定这个失败者是无冕之王。

　　这一次考验发生在“元祐”和“绍圣”两个年号交接的年份。年号更换的背后不仅是执政者的轮换,而且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方针的调转。驾驶舱的罗盘轻巧地调个方向,整个船体就要发生剧烈的震荡。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厌弃新法的太皇太后高氏驾崩。这个女人给东坡和旧党带来了八年的好运。她死后,长期生活在祖母阴影下的年轻皇帝哲宗亲政。新党利用了这位幼主的轻率与鲁莽,全面恢复了神宗时已不得民心的新法。随着章惇、曾布等小人被召回和重用,厄运很快降临到元祐时期掌权的大臣身上。

　　章惇是东坡的昔日好友。有一次两个人一起旅行,遇到一道万仞之深的涧谷,只有一条横木为桥,章惇要东坡走过去在悬崖上题字,东坡不敢,章惇却不动颜色地走过去,从容地在壁上写下:“章惇苏轼来游”,然后走回来。

　　事后,东坡半是开玩笑说:“子厚(章惇字)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东坡答:“连身家性命都不要的人,还怕杀人吗?”章惇大笑。没想到一语成谶,章惇后来果然成为一个暴戾凶狠之徒。章惇拜相后,这位连身家性命都不要的人,对东坡总算有些“仁慈”的“回报”:他只是将东坡变成了被贬谪到岭南的第一人。

　　东坡先是在元祐八年自请出京去了定州,哲宗改号“绍圣”后,他因“讥斥先朝”被贬岭南。他先是被调任英州太守,然后不断接到追加的贬抑,最后他流落惠州。一道道冷酷的圣旨来势汹汹,敌意甚重,东坡不由得心惊胆战。在寄给弟弟子由的一首词中,他写下了秋雨之下的心境。

　　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

　　夜凉枕簟已知秋,更听寒蛩促机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