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身如不系舟(3)

　　八年好梦,一朝惊散。等待他的,不再是安宁。他在梦中流连着“江亭醉歌舞”,再从那场春华梦中无奈地睁眼,看冰凉的秋雨打湿窗棂。

　　岭南自古以“瘴疠之乡”为人们所畏惧、逃避,也因此成为皇帝贬谪大臣的理想之地。韩愈被贬潮州途中,写诗给赶来同行的侄子孙湘,预感自己将死在这蛮荒之地:“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哀切之情,溢于言表。变故之下的惊惶是人的本能反应,纵是东坡也无法避免。当他被朝廷反复无常的旨意驱使着到处奔波时,也无法决绝到在心中只留下勇敢。但东坡长于常人的地方在于,每次惊惶过后,他都能很快平复下来。经历的击打越多,恢复平静的速度越快。

　　在惠州住下后,他很快与这里安乐相处。

　　定居之后,他杜门烧香,闭目清坐。抱着“死生有命”的态度,不惊不乱,像一位入定的禅师。

　　他寓居在惠州嘉佑寺,有一天纵步松风林下,突然觉得足力疲乏,但亭子还在很远的地方,心想,是不是勉力走到亭子下再休息?思考良久,他突然悟到:“此间有什么不得歇处!”何必非得在亭子里安歇?

　　想到这一点让东坡十分快活,就像挂在钩上的鱼忽得解脱,他进而想到: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什么时也不妨熟歇。

　　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但江湖又岂是所有鱼儿都有幸可得的。当被逼入狭窄的沟渠而插翅难飞时,此心安处即江湖,心闲气定则天地宽广。这便是东坡。所以他才会在来惠州的第二年,而且是“枝上柳绵吹又少”的暮春时节,非但不伤春,反而看到“天涯何处无芳草”。只是这句话不意成为后世失恋者的座右铭,大概是东坡当年没能料到的。

　　《蝶恋花·春景》的下阕写了墙里佳人和墙外行人的偶遇,后人对其寓意争论不休。行人从墙外经过,不经意被墙里佳人天真悦耳的笑声吸引,渐生爱慕之情,他没有“为卿一笑,抛却浮名”的痴狂,只是驻足流连。佳人不知道墙外行人的存在,笑声渐渐消失了。多情却被无情恼,多情的是行人,但墙内佳人恼人的“无情”,亦只是无心罢了。

　　有人说这个故事寓含着东坡的郁郁寡欢和不得意,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他那位聪慧的侍妾朝云每诵此词,都掩面惆怅,泪满沾巾。一次,东坡问她缘故,她答说,最唱不出口的,便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不料东坡听后翻然大笑。

　　其实东坡即使有伤春之意,又怎会至于不能自遣呢?

　　如果不先入为主,代东坡而悲,我们在这个故事里看到的有趣要多于落寞。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认为东坡只是虚构了一个偶然发生的有趣故事,并把它用诗意的语言写了出来?为什么东坡在岭南就只能失意,且只能写自己的失意呢?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是最合理的解释,东坡没有悲,可是后人争相替他悲,竞相忘却他那“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潇洒。

　　东坡情何以堪。

　　东坡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北归无望,不如干脆以惠州人自居。他心中是安宁的,不需要强辞安慰,只当原来就是一个惠州秀才,只是累举不第而已。

　　有这样的心境,天涯何处无芳草?

　　身如不系之舟——千秋岁·次韵少游(岛外天边)

　　岛外天边,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章惇认为,东坡在岭南的日子意外的闲适。他这样想,是因为他听到了东坡写的两句诗:“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这位以前的好友、如今的政敌竟然过得这么舒服,于是章惇妙手一动,颁发了新的贬谪命令。于是东坡匆忙赶往下一站——儋州。

　　日后东坡从海外归来后,在金山寺看到好友李公麟为自己画的像后,题诗一首: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黄州,惠州,儋州,这是他依次被贬谪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东坡以罪人之身过着凄凄惶惶的日子,当时的儋州更是蛮荒,“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生活且不可保,又有何功业可言?

　　《自题金山画像》是东坡遇赦北归后作,而在南渡之前他还没有身如不系舟的洒脱。当时的他,只觉“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世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做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生不契棺,死不扶柩”的旷达,遮不住他视渡海若赴死的悲戚。功业二字,是万万不想的。他把平生功业统统归入黄州惠州儋州,或许只是风雨过后对苦难经历的有意美化和自嘲。

　　苏轼的“功业”在世人心中不是功名,更多的是指诗词文章、书法绘画。黄州惠州儋州每次贬谪都是东坡在文学上的丰收季。黄州是最显眼的例子,如果没有“乌台诗案”的打击,如果没有躬耕东坡的艰辛,我们难以想象,苏轼会写出《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天才之作。官场上的围剿,造就了文化上的突围。

　　他得意时的作品,虽也工致新巧,但就像糖水只有甜味一样,你只能夸他有才;而失意时的作品,字字句句都能入心,朗之有声,思之有味,如茶香绵长。苦难成就文艺,就像苦寒之于梅香,磨砺之于剑锋。

　　文人和艺术家的命运似乎被下了魔咒,可以惊人传世的佳作与美满富足的生活不能兼得。司马迁早就观察到: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所以有人说,对想要摘星星的孩子来说,漂泊是他们的必修课。

　　悲观地看,写作容易导致穷困。乐观地看,当文人难以为生时,正是他享受生命赐予的最佳时机。人的生命气象,会在苦难中放大。这大概是“施与”他们苦难的人不曾想到的。

　　古代文人的痛苦多来自不可抵抗的命运,每次权力的交替都伴随着一批人的沉浮荣辱。现代许多文人,看起来则像是主动去寻找痛苦、迎接痛苦,甚至制造痛苦。

　　没人会想到才华横溢的海子会在自己25岁那天,卧轨自杀。两个月前,他还写了洒满阳光味道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在火车压过身体的那一刹那,海子是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呢?有人说,是。

　　经过精心的天才策划,他在自杀中完成了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或者说,完成了他的死亡歌谣和死亡绝唱。把死亡写成诗歌的人,一定是幸福的,幸福得那么残忍,那么孤独。

　　东坡自矜的“功业”,一定是后人看来光芒万丈的文名?东坡必定也知道,他的名字将书于丹青、流芳后世。他早已领略过众多崇拜者的热情。

　　那时东坡在京城做翰林学士,夜里经常在宫中值班。当时,有个人勤于搜求东坡的字,若东坡的秘书将东坡所写的便条转送给他,他就给秘书十斤羊肉。东坡听说了这件事。一天,秘书说有个朋友的口信需要东坡答复,东坡就口头答复了。秘书第二次又来请求,东坡说:“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秘书说:“那人一定要一个书面答复。”东坡说:“告诉你那位朋友,今日禁屠。”即使背负罪人的身份,他所见也尽是仰慕的眼光。但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他得意的肯定不全是文章盛名。这首东坡困守儋州时寄给“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的《千秋岁》中,就有明显的线索。

　　“旧学终难改”,“旧学”非诗词之类的雕虫小技,而是圣人之大道。“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作为一个谐趣满腹的文人,东坡是可爱的;作为一个坚守大节的士人,东坡是可敬的。

　　东坡早年写过一段话:

　　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胸有大器之人,不会被小节放倒。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北归无望,都算得了什么呢?“苏门四学士”中黄庭坚,理解东坡的情怀。他眼中的苏轼:

　　在天下,如太仓之一稊米;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终始。

　　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子还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东坡同样是求仁得仁,同样是“道不行”,于是也捡起了“乘桴浮于海”的归路。但孔子离不开鲁国,东坡同样离不开北方的那块陆地。那地上,没有奶和蜜,但承载着他终身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