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格林童话在中国译界的早期漫游 (1)

　　第一节

　　译者——格林童话的特殊“读者”

　　要说格林童话在我国译者们那里的接受与传播，如果我们运用接受美学这个理论，整个过程理解起来比较简单清晰，结果也明白而具体。接受美学滥觞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年代也是许多有名文论诞生的年代，像当下所熟悉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阐释学等，可谓名家、名作风起云涌的时代。要想在这样一个时代占有一席之地，不说有什么“石破天惊”之处，也得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以前的文论总是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接受美学则离经叛道，一反常规，改变了批评的视角。接受美学，顾名思义，就是以接受为中心，来研究文本，那么作品的接受指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指读者。因此，接受美学提出了所谓的“读者中心论”，认为“读者是作品的直接承受者，作品意象与表现形式有赖于读者完成，读者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A。从而确立了读者的本体地位。

　　围绕着接受美学的读者中心论，还有很多有名的论点及新颖的观点，比如像“期待视野”、“召唤结构”等等。其中与本节密切相关的接受美学的“接【Ａ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8页。】受状态与方式”值得一提。德国教授姚斯、接受美学的创始人之一， 把接受美学的接受方式分成两种，即“垂直接受”与“水平接受”。垂直接受是从“历史发展角度评价作品被读者接受的情况及其变化”A。也就是说，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同一个文本肯定有着不同的看法、意见以及解读，而“水平接受”则指同一时代的人们对同一个文本的不同的接受状况。

　　其实，在接受美学诞生之前，我们的文学家、文论家已经就在不自觉或自觉地应用着“接受美学”理论。其中，一个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鲁迅先生当年评论《红楼梦》时曾说过这样一段经典的话语：

　　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B

　　正因为《红楼梦》的读者不一样，所以，在经学家这个读者眼里，《红楼梦》里处处藏着《易》的玄机；在持禁欲思想的道学家那里，《红楼梦》满篇皆是淫事；才子把自己的柔情放进去，见到的自然是才子佳人的缠绵；革命家认为曹雪芹借《红楼梦》抒发自己的排满情愫；而在流言家看来，《红楼梦》说的尽是宫闱秘事……

　　接受美学理论建立以后，我们同样在翻译界听到“翻译的主体性”这样的提法。不管是鲁迅先生的“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还是现在的这个说法，我们应用到格林童话的汉译，就是说明这么个道理：不管格林童话的汉译者有什么样的身份，是翻译家也好，是优秀的日耳曼学者也罢，他们在笔者的眼里，其最原初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格林童话原文本的“读者”，而且还是一个身份很“特殊”的读者！

　　说他们是特殊的读者，是因为他们肩负着一般读者所不具备的责任，即要用他们的言说方式（翻译策略），将格林童话这个文本介绍（翻译）给予他们讲同一母语的普通读者群。而他们之所以采用这样的言说方式，按翻译策略来说，即不管他们是采用归化手法或是异化手法都与他们——这些格林童话原文本的“读者们”息息相关。从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的观点出发，考察这些读者们，考察那些制约他们翻译策略的种种因素——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赞助人机制、“读者”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审美情趣乃至经济状况等，自会得到【Ａ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前引书，第278页。B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见《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一个明晰的答案；或者说。不同的格林童话译者给出风格迥异的译本，皆因受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审美情趣、欣赏习惯和接受程度等的制约，这些因“特殊读者”们而异的格林童话译本正好给格林童话在中国译界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翔实而明晰的依据。

　　第二节 (1)

　　周桂笙：格林童话的首位译者

　　一、周桂笙其人其事

　　谈到中国近代翻译史，有一个名字，尽管从某些方面讲，它也许不能与严复、梁启超等人相提并论，但只要谈到近代翻译，谈到格林童话的汉译，这个名字我们却无论如何不能不提，这就是清末民初的翻译家周桂笙。提起周桂笙，人们几乎众口一词，认定他“在近代翻译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A，或者说，“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中，周桂笙是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B。而杨世骥早前则在他的《文苑谈往》中就专门辟了一个章节介绍周桂笙，说他不仅是我国最早介绍西洋文学的人，而且是最早用白话文介绍西洋文学的人，由他组织的“译书交通公会”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翻译工作者的社团。可以说，在晚清译坛上，周桂笙真算得上一个做出了重要贡献和大有作为的“人物”。

　　按照《译林旧踪》文，“周桂笙（1873—1936）名树奎，号新痷，一作辛痷，曾用笔名稚桂、桂生、新新子知新子、知新室主人等，江苏上海南汇人。幼年入广方言馆，后入中法学堂，专攻法文，兼习英文。甲午战争前后曾任天津电报领班，后在上海任英商怡太轮船公司买办数年，曾两次游历日本。”C

　　在他的文学译介生涯中，与吴趼人成为至交，成全晚清译坛上一段佳话。周桂笙本人“思想进步，辛亥前与革命党人往来颇密，热心鼎革；后又参加南社”D。

　　1915年，袁世凯窃国复辟，他当时在《天铎报》任译述，曾撰文拥护孙中山先生。“1920年冬，于上海城南辟地筑‘辛盦’作养晦之所。”E

　　据说，周桂笙私生活简朴，只是好饮酒，后因患咽喉癌辞世，享年64岁。【Ａ魏望东《清末民初时代背景下的周桂笙翻译研究》，载《语文学刊》2008年第3期，第66页。B袁荻涌《清末译界前锋周桂笙》，载《中国翻译》1996年第2期，第36页。Ｃ邹振环《译林旧踪》，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Ｄ时萌《晚清译家录》，载《南通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第29-30页。Ｅ李景梅《周桂笙研究》【硕士论文】，2006年，第69页。】 对于周桂笙的生卒年代，因为可考据的资料太少，因此大家莫衷一是。最主要的代表有《译林旧踪》，认为其生于1873年，卒于1936年，后来的袁荻涌、时萌、马祖毅A等人也是持这种看法；而按杨世骥《文苑谈往》的“民国十五年卒，年六十四”B，以及依照胡从经在《晚清儿童文学钩沉》中讲的“一九二六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C，周桂笙应是1862年出生在上海。而最近李景梅在其硕士论文中考证，周桂笙应是“1873年生，1936年卒”D。

　　周桂笙早前学习英文与法文的这段求学经历，为对其以后的译介活动打下了必要而坚实的语言及文学基础。周桂笙投身于翻译活动，最初是“为梁启超所编的《新小说》杂志撰稿，发表有译著《神女再世奇缘》等；后来汪庆祺创办《月月小说》，聘吴沃尧任撰述编辑，聘他为译述编辑”E，周桂笙开始了其对后世影响不小的翻译活动。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在中国处于“开创阶段，周桂笙不愧为开拓者之一，他博学强记、 笔耕勤奋”。

　　周桂笙的文学翻译，除杨世骥亲眼所见的，有童话《新痷谐译》、随笔《新痷译萃》、小说《毒蛇圈》《福尔摩斯再生案》等单行本，以及散见于《新小说》《月月小说》《寓言报》等晚清报刊上的篇什F。薛松宝后来总结到：“自1903年起，周桂笙开始向梁启超主编之《新小说》投稿，发表的作品有：《毒蛇圈》（侦探小说，法国鲍福著）……《水底渡节》（冒险小说）……《神女再世奇缘》（奇情小说）、《知新室新译丛》（札记小说，译国外趣闻轶事二十余则），又译《歇洛克复生侦探案》，载《新民丛报》第55号（1904年10月）；科学小说《窃贼俱乐部》……并收入新小说社刊行之《说部腋》。

　　”G从薛松宝归纳的书目可以看到，从虚无党小说、航海小说、奇情小说、科学小说、实事侦探小说、教育小说、滑稽小说、札记小说、短篇小说，到国外趣闻逸事、风土人情、科学发明，再到外国宗教、经济、军事等方面，周桂笙的译述不仅著作等身，涉猎的内容还相当广泛。按时萌文：“桂笙译品甚多，据不完全统计，就有长篇小说14种，短篇札记近百种，世界国情民俗调查统计表16【Ａ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第434页。B杨世骥《文苑谈往》，北京：中华书局，1945年，第11页。Ｃ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第149页。Ｄ李景梅《周桂笙研究》【硕士论文】，前引书，第3页。Ｅ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前引书，第148页。Ｆ杨世骥《文苑谈往》，前引书，第11-12页。G薛松宝《清末民初南社社员的翻译活动综述》，载《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第160-161页。】种。”A

　　周桂笙之所以译作丰富，涉猎广泛，与他当时所处的清末民初的社会大背景是分不开的。自从19世纪下半叶西方用鸦片敲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民从此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压与凌辱，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要摆脱外国列强的欺辱与侵略，摆脱自身落后的状态，最直接、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与文明。因此，“从魏源的‘师夷长技’到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洋诸国富强之术’，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到维新派直至革命派的‘效法西方’”B，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无一例外都在做着学习西方这同一件事情，出现了“西学东渐”、“西学大盛”的局面。

　　而文坛同样想借助外来文学达到启发民智、富民强国的目的。因此，随着

　　西学的传入和开发民智的迫切愿望，当时的文坛出现了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就是对外来文学的译介远远超过了本土文学的创作。文坛对待西学的这种态度，热衷于西学的译介，一直延续到周桂笙所处的清末民初时代。“据不完全统计，到辛亥革命前夕，各种译本多达一千余种，包括英、法、俄、德、日、美等许多国家的作品。” C而译介西学的热心人之一就有周桂笙，他不仅积极投身于译介活动，而且还参加各种革命进步文学社团，如南社。受当时环境的影响，南社的翻译活动也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他们的大部分翻译活动几乎都有明确的救亡图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目的，以及普及科学思想、开启民智的目的。像周桂笙在作《歇洛克复生侦探弃言》时，尚不忘揭露“吾国刑律讼狱”，“动以刑求”，“暗无天日”。 D

　　第二节 (2)

　　后来周桂笙则干脆于1906年发起组织“译书交通公会”，这个公会的任务与作用可以从他制订的《会章》管窥一斑，会章“举其大要：一是广征会友；二是按月公布交流会友迻译计划，以免重复雷同之弊；三是向社会介绍会友的优秀译品；四是为会友向外洋代订书报” E。周桂笙实际是想利用这么一个平台，让译界人士得以“交换知识”、“广通声气”，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翻译，将大家团结起来。虽然，由于诸多缘由，公会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却是第一【Ａ时萌《晚清译家录》，前引文，第29页。B丘铸昌《20世纪初中国儿童文学园地里的译作》，载《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第128页。Ｃ王泉根《论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影响》，载《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第37页。Ｄ薛松宝《清末民初南社社员的翻译活动综述》，前引文，第163页。Ｅ时萌《晚清译家录》，前引文，第30页。】 个专门为译界服务的组织，至于他在《译书交通公会序》中所讲，其译介的用心和目的，对富国强民的殷切希望是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