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格林童话全集》汉译研究 (3)

　　他在格林童话谈片（相当于译后序）中，赞扬格林兄弟“在人心惶惶的多事之秋，在寂寞孤单和尚无出版前景的情况下，他们凭着为了子孙后代恢复和保存民间文学遗产的信念”，为格林童话付出了“巨大劳动”，表现出了“卓识远见和坚强毅力”，他们的“工作精神和态度”令人钦佩，并用赫尔曼·黑塞的话语高度赞扬格林兄弟的“光荣”。而格林童话本身所体现并证明的“文学的伟力，精神的不朽，心智劳动的巨大价值”让杨武能在从事完翻译工作过后，竟跟“郭沫若前辈当年译完《浮士德》时一样，我也自认为做了一件很有【Ａ孟昭毅李载道《中国翻译文学史》，前引书，第496页。B杨武能《三叶集——德语文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320页。】意义的工作”。

　　郭沫若不仅是中国近现代杰出的文学家，而且在翻译这块田地里也是笔耕不辍的大家。杨武能对于郭沫若这个前辈是钦佩的。郭沫若曾有一个有名的译学主张，即他心目中“理想的翻译”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原文中的字句应该应有尽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译，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以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这种译法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它的先决条件是：（一）译者的语学知识丰富，（二）对于原书要有理解，（三）对于作者要有研究，（四）对于本国文字要有自由操纵的能力。A

　　不管杰出的前辈在翻译道路上走过如何之路，只要是正确的，有道理的，后来同样杰出的翻译家们不仅心领神会，一定还吸纳其精髓，并融入自己的经验与理解，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译学道路和译学思想。翻译家应该是学者的翻译原则，就是来自于杨武能的另外一个译学思想，即翻译家要对文本做到全面的把握和充分的接受，他翻译出来的作品才能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因为，掌握“外文和起码的背景知识，仅仅能帮助你理解原著的表层意义如‘字面意义’或者明显的‘道德意义’。为了达到更高的要求，译者就必须研究和学习，研究作者的生平、著作和思想，研究作品产生的时代，研究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等等”。因此，从这个角度和意义上讲，“翻译家又同时必须是研究者。不预先进行研究就从事翻译，特别是翻译杰作名著，多半是不可能成功的。”B这不仅是杨武能本人在翻译实践当中的心得与技巧，也是对后来者难得的忠告与建议。

　　虽然比起歌德文学，格林童话谈不上是杨武能一直做的研究作品，但是他提倡的翻译家应该是学者的翻译原则，在格林童话翻译工作中一点也未有所懈怠。他为《格林童话全集》写的谈片，不仅可以看作是格林童话译后序，更可以看作是杨武能对格林童话研究的小结。概括起来，谈片中涉及以下些方面：

　　格林童话概念定义、格林童话与安徒生童话的比较——即民间童话与艺术童话的不同定义与特征比较、格林童话与德国浪漫主义的渊源、作为民间文学的格林童话特色、格林童话的地位与价值，以及全译版本情况说明等等。可以说，【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郭沫若《理想的翻译之我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31页。B杨武能《三叶集——德语文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前引书，第286页。】

　　从格林童话的文本到格林童话的流传与接受，从德语文学本身到比较文学等角度，都给予我们研究格林童话很多启迪与帮助，指明了研究方向与途径。

　　第二节 (2)

　　在杨武能看来，能做一名优秀的翻译家，光是研究者、学者还不够。翻译家不是一般意义的学者，或仅仅是学者，他还必须同时是作家。因为文学翻译必须是文学，是对原著的再创造，因此文学翻译家不只需要有“作家的文学修养和笔力，还必须有作家一样对人生的体验、对艺术的敏感，必须具备较高的审美鉴赏力和形象思维能力”，他觉着，最理想的情况下，甚至是要求翻译家有文学家的气质和灵感。翻译家与作家不分离，这本身也是中国无数杰出的先辈走过的路。而同样是杰出的翻译家，笔者认为杨武能也是认真执著地沿着这条道路在行走，这在《格林童话全集》中译本中也有体现。除开翻译格林童话本身200多个故事外，在完成格林童话译作工作后，翻译家心中的作家意识顿时苏醒，“心中的激动、兴奋难以抑制，竟至吟成了一首代替译序的诗”A。

　　杨武能为自己的译著写过无数的引言和译序，唯独给格林童话写下了这首名为《永远的温馨》的诗作为译序，足见杨武能对格林童话心存的那份感动与挚爱、对格林童话的人类价值与意义的深切感悟，以及对自己接手译介格林童话这份“工作”的欣喜与肯定。除了这首诗，杨武能自己的话语是对此最好的诠释，他说，“作为一个前半生以文学翻译为自己主要志趣和事业的人，作为一个在当今中国并不真正受人尊重的运送精神文化产品的‘苦力’，面对这部凝聚着自己心血的《格林童话全集》，也可以感到满足了。因为我通过它与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发生了联系，给一代一代的中国孩子带去了温馨，带去了欢乐，带去了美好奇丽的童梦，并且我还相信自己的这部译作，会保持比较长久的生命力。”B

　　1993年，杨武能的这套充满“诗意”的《格林童话全集》中译本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全新版的格林童话全集中译本。除开《时谐》译本、魏以新译本，它也是中国屈指可数的格林童话全集中译本。

　　杨武能译本比魏以新的全集译本还多出了5个故事C，即《穿靴子的猫》《傻【Ａ杨武能《三叶集——德语文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前引书，第113页。杨武能的“序言诗”请参见（德）雅各布·格林威廉·格林《格林童话全集》，前引书，第1页。B杨武能《三叶集——德语文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前引书，第115页。Ｃ《格林童话全集》由200个童话故事、10个儿童宗教故事以及28个补遗故事构成。魏以新译出了前面的200个童话故事和10个儿童宗教故事，杨武能则除了那210个故事外，还从28个补遗故事中挑选、翻译了5个故事。】瓜汉斯》《鼠皮公主》《懒汉和勤快人》《雄狮和青蛙》。而此后，就像他那本在译坛上享有盛名的《维特》一样，他的《格林童话》中译本也成为中国家庭喜爱的童话书籍。

　　二、 再从接受美学触及格林童话“重译”

　　格林童话早期汉译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其代表有周桂笙译本、《时谐》译本、孙毓修《童话》丛书中的格林童话故事译文、王少明译本、赵景深译本等。这些早期的译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反映着中国当时特殊的社会、人文背景，透露出译者的自身文化素养、不同的译学思想等。比如，孙毓修和茅盾都有在所编译童话故事结尾赘上教训的尾巴的习惯；比如，对格林童话进行随便的增添、任意割裂、又重新组合，要算《时谐》译本最为甚者，在表现意译、译述、误译、漏译、删节、增节、改译等方面，《时谐》译本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而且通篇采用文言文，又再让它成为一个不顾阅读对象，佶屈聱牙的反面例子。

　　再说翻译中的“信、达、雅”，首当其冲的是要求译文的“信”。所谓“信”，就是忠实于原著。早期的格林童话中译本，撇开王少明译本——这是格林童话汉译史上第一个依托原著德文版本的译本，不看这些译文的内容，就光看版本，几乎都存在不忠实于原著的问题，达不到“信”。比如根据史料推测，早期中译本应该全是依据英文版本来进行编译的，甚而某些译本的版本来源语焉不详。而因版本问题发生的转译现象也就自然随之出现了，很多有名的文人及翻译家对这个转译现象是极不赞同的。

　　对于“转译”，鲁迅先生在针对穆木天反对间接翻译A这个观点时讲道：“重译确是比直接译容易。首先，是原文的能令译者自惭不及，怕敢动笔的好处，先由原译者消去若干部分了。译文是大抵比不上原文的，就是将中国的粤语译为京语，或京语译成沪语，也很难恰如其分。在重译，便减少了对于原文的好处的踌躇。其次，是难解之处，忠实的译者往往会有注解，可以一目了然，原书上倒未必有。但因此，也常有直接译错误，而间接译却不然的时候。”B鲁迅这里说的“重译”就是指“转译”。【Ａ木天在1934年6月19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各尽所能》一文中说：“有人英文很好，不译英美文学，而去投机取巧地去间接译法国的文学，这是不好的。因为间接翻译，是一种滑头办法。如果不得已时，是可以许可的。但是，避难就易，是不可以的。”B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31页。】

　　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魏以新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中译本。

　　早期格林童话汉译的特点，或是说不足之处，比如像上面谈到的“文言文”语言问题、版本问题、随心所欲的“意译”现象等，在魏以新中译本里一个都找不到了，因此，魏以新的《格林童话全集》中译本就成为格林童话翻译史上的一道丰碑，成为格林童话中译本的一个经典，至今仍然影响深远，广为流传。

　　从周桂笙翻译的第一个格林童话故事到魏以新里程碑式的中译本，短短30年间，勤勉的中国翻译家们让格林童话在中国的传播就达到了一个巅峰，格林童话的译介活动似乎就该尘埃落定了。这实际牵涉到译坛中的“重译”问题。对这个问题，专家学者们是各抒己见，做了大量的研究与讨论。

　　笔者在这里想再次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明重译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接受美学的理论核心是有名的“读者中心论”，它确立了读者的本体地位。借助于接受美学的读者中心论，具体到格林童话的中译文本，笔者不厌其烦想说明的是：不管格林童话的中译者持什么样的身份，是翻译家也好，是优秀的日耳曼学者也罢，实则他们最初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格林童话原文本的“读者”，而且是一个“特殊”的读者！

　　这些“特殊”的读者们，在完成格林童话原著的阅读任务后，要继续用他们的言说方式（翻译策略），将《格林童话》原文本介绍（翻译）给与他们讲同一母语的一般读者群；而由于他们各自对格林童话的言说方式不同，因此他们最终提供给普通读者群的格林童话中译文本必定风格迥异。他们之所以采用这样或那样不同的言说方式，从翻译策略角度来看，即他们是采用了归化手法抑或是异化手法等，仍然与他们是格林童话原文本的不同的“特殊读者”身份息息相关；或者说，从接受美学的“垂直接受”与“水平接受”理论出发，在阅读格林童话的过程中，这些不同的“特殊读者”在不同时代乃至同时代都要受到制约他们翻译策略的种种因素影响。简而言之，不同的时代背景、审美情趣、欣赏习惯，不同的赞助人机制，“特殊读者”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学素养，对文本不同的接受程度等都会使不同的格林童话汉译者呈现给人们不同风格的格林童话中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