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层 《红楼》审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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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且看，这一段本身已然具备两个层次：一面是写黛玉“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的“心机眼力”（脂砚斋批语），因为这都是从黛玉眼中看得的情况；一面则是写熙凤的“浑身解数”“八面玲珑”，看她简直有千手千眼的神通，一人不落，一事不漏。然而，这一段明处是在写熙凤一人，暗处却又同时写了黛玉、贾母、王夫人等好几个人，无一笔不奇不妙。

黛玉自从出场，我们只不过知道她是“聪明清秀”“年又极小，体又极怯弱”“举止言谈不俗”“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风流态度”而已；直到此刻，被凤姐拉住手上下细细打量之后，才第一次正面写出“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这就给黛玉的品貌，下了定评。所以脂砚斋在此有批语，说：“出自凤口，黛玉丰姿可知，宜作史笔看。”

凤姐一上场，别人未曾开言，先就是“贾母笑道”。脂砚斋在旁批云：“阿凤一至，贾母方笑。与后文多少笑字作偶。”一点不假，看下去便知这话之确。凤姐夸赞黛玉，是为讨贾母喜欢，说出“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是替贾母向黛玉表白“人情”，然后就“用帕拭泪”。下面贾母又“笑道”云云，对贾母下面这一段话，脂砚批云：“文字好看之极！”“反用贾母劝，看阿凤之术亦甚矣！”这真是几笔就写尽了凤姐和贾母两个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承欢应候”（亦“脂批”语），一个是为其所弄，反而特别喜欢她，对她无限宠爱。

然后就是写凤姐以“当家人”的身份口气来周旋黛玉，连带她带来的下人也不曾冷落。

然后就是王夫人问她月钱放完了不曾。这仍然是从“当家人”一脉而来，可是就又有了一层新意趣，别具丘壑；脂砚云：“不见后文，不见此笔之妙。”我们马上会想到，后来平儿和袭人谈心，才泄露了奥妙，原来凤姐连应该按期发放众人的月钱也拿去放了高利贷，中饱私囊——这和雪芹原稿中凤姐结局也大有关系。

然后就是凤姐婉言批评王夫人对缎子一事的“记错了”，已见出王夫人之胡涂；及至说到该拿出两个给黛玉做衣裳，凤姐便说“倒是我先料着了”“我已预备下了”，脂砚斋在此点破机关，说：“余知此缎阿凤并未拿出，此借王夫人之语，机变欺人处耳。若信彼果拿出预备，不独被阿凤瞒过，亦且被石头瞒过了！”

这话可谓一针见血，深得“石头”本意。其实，准此以推，凤姐说“月钱也放完了”，是真是假，正恐难定。总而言之，王夫人之昏聩颟顸，于此一二小事寥寥数笔也已被写尽了。

脂砚于下文黛玉到贾赦院中见早有“许多盛妆丽服之姬妾丫鬟”迎接出来处，批说：“这一句是写贾赦（按：指贾赦之好色）。妙在全是指东击西，打草惊蛇之笔。若看其写一人即作此一人看，先生便呆了！”这正可为我们上面所举的那例子作注脚。

有意思的是，脂砚斋所指出的“指东击西，打草惊蛇”，也正就是戚蓼生所说的“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那个绝人的特点和奇处。两个人可谓不谋而合，也说明了此非一人之私见，实在有此妙理为有目者所共赏。

大家对钗、黛二人的印象，好像是一孤僻，一和善；一尖刻，一浑融。其实这也只是雪芹笔下的一面而已，还有另一面，读者却往往容易忽略过去。第三十回，小丫头靛儿因不见了扇子，不过白问了宝钗一句，宝姑娘便疾言厉色，指她说道：“你要仔细！我和你顽过，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你该问他们去！”这种指桑骂槐、夹枪带棒的话言和神情，就写出了宝钗的内在的更真的一面，她实际非常厉害，并不好惹，同时也透露了她和丫鬟们是保持“主子尊严”的面目；而黛玉却是爱和侍女们顽笑、和丫鬟关系最好的姑娘，她是天真活泼有风趣的少女，并不是一生都在“愁眉泪眼”中的一位病态人物，我们印象中的她的那些“短处”，只不过是当爱情的痛苦正在深深地折磨着她的时候的表现——否则，那样一种不近人情“怪物”式的病美人林黛玉，还有什么可爱？还有什么可以令宝玉生死以之的可能呢？

越是才能平常的小说家，却越是惟恐读者“低能”、看不清他的文章，因而竭力要表示他那一点意思：写喜，就眉开眼笑，说悲，就鼻涕眼泪；情节稍有隐曲，马上就“看官不知，原来如何如何”，就要“书中代表（代为说破的意思）”。总之，他只有那一个浮浅面，还怕读者不懂，一切可用的形容词，也都成了廉价的“描写”法宝。于是，那文章便成为简单寡味、一目了然的东西，就绝不会是能使人心游意赏、流连往复的具有魅力和美感的伟大艺术品了。那原因，就是它不但在思想内容方面，就是在文笔方面也缺少了厚度和深度。

要欣赏《红楼梦》，我想上举的这种地方就不该粗心大意、囫囵吞咽。当然，如果超越文学作品的范围，要处处作穿凿附会的“索隐”式的“搜奇”工作，那就是另一性质的问题，也就不再是我们所说的“欣赏”的意义了。

一架高性能的“摄像机”

摄影术的发达与流行，大约是19世纪后期的事，雪芹是18世纪早期的人，哪里谈得上摄影录像之类的手段？然而说也奇怪，在他手中，真好像有一架高性能的摄影机，拍下了无数的“相片”和镜头，并且能够“剪接”组织，成为一部“片子”，有静有动，有远有近，有全景有“特写”……他似乎早就懂得“拍”的、“摄”的、“录”的事情和本领。

任何“打比方”、“做譬喻”的修辞法，都是带有缺陷的，因作比的双方只能有一两点、某部分相似可构成比照，而永远不会是全部能“入比”。我把雪芹的笔法比为拍照录像，不过是一个“善巧方便”的办法，所以在这儿不必过于拘泥，一味死讲。我打的这个比方，是1981年在济南举行全国“红学”会议时首次提出的。

那时候，或在此以前，是没有人敢多谈《红楼梦》的艺术特色的（因为那时的规矩是，一谈艺术，仿佛就等于是忽视轻视了文学的“思想性”了，是错误而该批判的）。我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譬喻，大家觉得“闻所未闻”，很感兴趣。

但我打这比方的目的，只不过是要说明一个艺术问题，姑名之曰“多角度”。

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写人物时，多是“正笔”法，罕见“侧锋”法。所谓“正笔”，就是作者所取的“角度”，是正对着人物去看去写。譬如照相，他是手执相机，正面对着人物去拍的，而不大会来取别的角度。而雪芹则不然。

中国绘画艺术，讲究“三远”，即：平远、高远、深远。这就相当于“角度”和“透视”的道理，但又与西洋的透视学不同。后者总是以一个固定的“立足点”为本，而还要寻求科学的“焦距”，然后方能展示全画面。中国则不然，是采用“分散立足点与焦点”的特殊表现法则，这在山水画中最为明显。“平远”与“高远”，角度有了差别了，但“正笔”是不变的，它无法“转动”——做不到像苏东坡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雪芹对此，深有所悟，他在小说人物的写法上，创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多点”、“多角”的笔法。但是雪芹的悟，又在于善从悟中得“翻”法：东坡是强调，观察的角度不同，遂成各异，而非真面；雪芹则由此悟出，正因“多角”，合起来方更能得到那对象的全部真貌。“多角”不是为求异，而是归同，这是极重要的一点。

我拿拍照摄像来比喻，首先是为了说明这个要点。手执相机的人，他可以从高低远近和俯仰斜正种种的角度距离去取影。今天的人，对此当然觉得无甚稀奇，但在清代乾隆初期的雪芹来说，他如何能悟到这个妙理妙法？非特异天才奇迹而何？岂不令人称奇道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