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 铁肩担道义———王夫之

王船山说过：“读史不难，难在论史。”王船山就为着体现这一句话，所以
写了一本《读通鉴论》出来。王船山的《读通鉴论》，现在看来，不一定是一本
好书，但王船山确曾教人以读史的方法。知道历史不难，难就难在如何把历史作
为我们的滋养料。
———[美]梁厚甫
湖南人杰地灵，有着非常深厚的人文传统，曾国藩和王夫之就都是湖南土生
土长的大家。其中衡阳王夫之，是清初诗文成就卓着的大儒，爱国忧时的民族正
气和缜密深厚的学术功力，交融在他的诗文中，直接启迪了一代文风。后人在整
理清代学术史时，把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一起并称为清初三大家。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人称船山先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
（公元1619年），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壬午科举人。1643年，农民起义军
势力非常壮大，张献忠曾邀他参加农民军，他拒绝了。1644年，清兵入关，不断
往南推进，王夫之和友人管嗣裘一起在衡山起兵抗清。兵败，逃到广东肇庆，效
力于南明桂王政权，对桂王政权里许多人结党争权深表不满。不久，他见大势已
去，辞职还乡，长期住在湖南湘西苗瑶山区。他隐居在衡山石船山麓，极艰苦的
条件下，以着述终其身，共计成书数十种，达300余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读通鉴论》是王夫之
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着《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中秦1卷，西汉4卷，
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
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
《读通鉴论》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着作，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着的笔记，
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
通鉴》而单读《读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另外，这部书
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
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
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
一事实，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王夫之强调民族利益至上，高于君
臣之义，所以他对历史上损害民族利益的人和事痛加斥责。西汉武帝时，李陵兵
败投降匈奴，史家司马迁为之开脱投降之罪，这是《史记》的一大败笔。王夫之
没有受其影响，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驱动下，他认为“司马迁挟私以成史”，
“为李陵文过”，“李陵之降也，罪较着而不可掩”。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假，
内心忠于汉朝是真，王夫之认为不可信，“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
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
入而与汉将相持乎？即使真的伺机主动归汉，亦是”大节丧则余无可烷也“。但
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
“，”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
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专制及其流弊，
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
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与
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王夫之能够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
中国致之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
贪巧自矜滥杀忠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
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
…批评几乎涉及到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
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
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
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
从三代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
未必不如昔；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
随以易”。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
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王夫之否定了“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
疑是重大的进步。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曾国荃曾重刻《船山遗书》，共56种，288卷。
曾国藩亲自校阅其中的部分着作并写了序言。因为此书刻成于南京，而南京古称
金陵，所以被称为“金陵本”或“曾本”。随着王夫之着作的传播，他的学术成
就和历史地位才逐渐被人们认识，他的影响与日俱增。维新志士谭嗣同在《仁学
》一书中盛赞王夫之，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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