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史记》精华(50)

　　[1]颛顼（zhuānxū）：五帝之一，黄帝之孙，名高阳。事见《五帝本纪》。[2]南正：上古天官，职掌天文。重：人名。[3]北正：上古地官，职掌农事。黎：人名。[4]“唐虞”以下是说：使重黎氏的后裔继续掌管这方面的职事。[5]序：掌管。[6]程伯：程国的伯爵。休甫：人名，其为重的后裔还是黎的后裔，语焉未详。又据《楚世家》，重黎则为一人。[7]这句说：中止了“世序天地”的职掌而改为掌兵。司马：掌军事的官。后因以为姓氏。[8]后来司马氏又世掌周史。[9]周惠王、周襄王时分别发生了子颓和叔带的叛乱，其间司马氏出走晋国。晋襄公死，臣下在拥立新君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会奔秦避难，司马氏也因卷入这场斗争而入秦，后转入少梁。随会：也叫土会，他做晋国的中军统帅是后来的事。少梁：古梁国，后被秦国吞并，又名夏阳，在今陕西韩城南。[10]相中山：为中山国相，指司马喜。[11]事详见《张仪列传》。[12]华池：在今陕西韩城西南十七里。[13]武信君：武臣，秦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徇：攻取。[14]“诸侯之相王”以下是说：诸侯相与称王，项羽封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15]市长：长安四市的长官。[16]五大夫：爵位名。[17]太史公：指太史令，汉时太常属官，秩六百石。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1]，受《易》于杨何[2]，习道论于黄子[3]。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4]，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5]，乃论六家之要指曰[6]：

　　《易大传》[7]：“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8]，直所从言之异路[9]，有省不省耳[10]。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11]，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12]，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13]；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14]，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15]，释此而任术[16]。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17]，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18]，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19]，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20]，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21]，采椽不刮[22]。食土簋，啜土刑[23]，粝粱之食[24]，藜藿之羹[25]。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26]，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27]，使人不得反其意[28]，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29]，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30]，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31]。无成埶[32]，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33]。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34]。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35]”。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天下，复反无名[36]。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37]。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38]？

　　太史公司马谈的生平学历，及其论六家指要。

　　[1]天官：天文星象之学。唐都：汉代天文学家，曾参与制订太初历。[2]杨何：汉初易学专家，见《儒林列传》。[3]道论：道家学说。黄子：即黄生，汉初道家权威，见《儒林列传》。[4]建元、元封：皆武帝年号。[5]愍：忧虑。师悖：师从悖谬，以讹传讹。[6]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要指：要旨。[7]《易大传》：即《易系辞》。[8]此句说：这些学说都是为了治天下的。[9]直：只。所从言之异路：各自持论不同。[10]这句说：各有优劣。省：善。[11]大祥：过分讲究祥瑞灾异。众忌讳：禁忌太多。[12]博而寡要：太广博而不够扼要。[13]俭：通“检”，拘执概念。[14]动合无形：一举一动符合于大道。[15]去健羡：去掉刚强贪欲。绌聪明：即绝圣弃智。绌，同“黜”。[16]此：指儒学。术：指道术。[17]八位：八卦方位。十二度：十二星次。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气。教令：戒律。[18]大经：指主要的规律。[19]六艺：即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经。[20]当年：犹言毕生。[21]茅茨不翦：以茅草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翦，同“剪”。[22]采椽不刮：以树木为椽而不加刮削。[23]土簋（ɡuǐ）、土刑：皆陶制餐具。[24]粝粱：粗粮。[25]藜藿：野菜。[26]桐棺：桐木为棺。三寸：指厚度。[27]苛察缴绕：烦琐纠缠。[28]反其意：寻思究竟。[29]参伍：参差交互，即综合各方面来加以考察。[30]《老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31]因循：犹顺应。[32]成埶：一成不变的势态。埶，通“势”。[33]这里是说：应付事物因时制宜，不抢先，不落后，故能主宰万物。[34]这里是说：道家之术既有法度也无法度，以能顺应事物发展规律，随时应变为归依。[35]引自《鬼谷子》逸文，是说：圣人不贵机巧，牢守因时通变这个原则。[36]复反无名：回归自然。[37]这里是说：精神为生命之主宰，形体为生命之基础。[38]这里是说：如不先处理好神形关系，而说“我会治理天下”，怎么办得到呢？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1]，耕牧河山之阳[2]。年十岁则诵古文[3]。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4]，窥九疑[5]，浮于沅、湘[6]；北涉汶、泗[7]，讲业齐、鲁之都[8]，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9]；厄困鄱、薛、彭城[10]，过梁、楚以归[11]。于是迁仕为郎中[12]，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13]，还报命。

　　司马迁的青少年时代，主要写二十壮游（目的在网罗天下散失旧闻）。

　　[1]龙门：山名，在今陕西韩城东北。[2]河山之阳：指龙门山之南。[3]古文：指用秦以前古体字书写的典籍，如《春秋》《国语》等。[4]禹穴：在今浙江绍兴会稽山，相传禹会诸侯计功于此。[5]九疑：山名，在今湖南宁远。[6]沅、湘：二水名，在湖南境内。[7]汶、泗：二水名，在山东境内。[8]讲业：讲习儒业。[9]乡射：古代礼仪活动之一，有练武和选贤两种目的。邹：汉县名，治今山东邹城东南。峄：山名，在今邹城东南。邹峄是孟子的故乡。[10]鄱：同“蕃”，汉县名，治今山东滕州。薛：汉县名，治今山东滕州东南。彭城：今江苏徐州。属楚。[11]梁：今河南开封。[12]郎中：皇帝侍从人员，属郎中令。[13]略：行视。邛：邛都，今四川西昌东。笮：笮都，今四川汉源东北。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1]，而太史公留滞周南[2]，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3]，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4]。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5]。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6]，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7]。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8]，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9]，史记石室金匮之书[10]。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11]，建于明堂[12]，诸神受纪[13]。

　　司马谈抱病，不能随从武帝封禅，深以为憾，临终念念不忘修史之事，司马迁接受遗嘱，立誓将完成先人未竟之业。

　　[1]是岁：指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封：封禅。[2]周南：周成王时，周公、召公分陕而治，陕以东称周南。此实指洛阳。[3]接千岁之统：指上接周成王之封禅，其去元封不足千年，此举成数。秦始皇虽然也有封禅之事，但汉朝自视上接周代，故不论。[4]《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5]这里是说：天下的人称诵周公，是因为他能够撰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德业，宣传他本人与召公的教化，表达太王、王季的思虑，再上推及公刘，以推尊其始祖后稷，可谓至孝。[6]获麟：指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获麟，事详见《孔子世家》。[7]史记：历史载籍。放绝：散失断绝。[8]悉论：一一撰述。所次旧闻：所积累的史料。[9]迁为太史令：司马迁做太史令在元封三年（前108）。[10]：同“抽”，阅读思考。石室金匮：国家藏书馆、档案室。[11]天历始改：始改用太初历，即改秦历为夏历。[12]明堂：天子举行隆重典礼的礼堂。[13]受纪：接受新历。

　　太史公曰[1]：“先人有言[2]：‘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3]。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太史公司马迁追思先父遗言之用心，乃在上继孔子业绩，而从事撰述从而激发起自己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1]太史公：作者自称。[2]先人：指司马谈。[3]五百岁：此非实数，乃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语出《孟子？尽心》。下同。

　　上大夫壶遂曰[1]：“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2]：‘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3]，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4]，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5]，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6]。’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7]。’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8]，下辨人事之纪[9]，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10]，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11]，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12]，其指数千[13]。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14]，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15]，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司马迁答壶遂问。说明孔子之所以著《春秋》，是因为政治主张无法实现，转而著书，以弘扬王道，善善恶恶，拨乱世而反之正。

　　[1]壶遂：天文学家，曾参与制订太初历，其事又见于《韩长孺列传》。[2]董生：即董仲舒。[3]害：忌恨。[4]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春秋》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共计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并加以褒贬评价。[5]退：意同“贬”、“讨”。[6]王事：犹王道。[7]行事：指用具体的历史事实。[8]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等三代圣主。[9]人事之纪：指纲常伦理。[10]起废：复兴已废置的东西。[11]经纪：犹整顿。[12]文成数万：今世传《春秋》实一万六千五百余字。[13]指：事例。[14]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此据《春秋繁露？灭国》统计数，非《春秋》记载的实际数字。[15]豪厘：毫厘。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1]。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2]，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3]，封禅，改正朔[4]，易服色[5]，受命于穆清[6]，泽流罔极[7]，海外殊俗，重译款塞[8]，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9]，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10]，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

　　司马迁答壶遂问。说明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史记的撰述与《春秋》在写作意图上有同有异，不能简单攀比。

　　[1]这里是说：《春秋》留下的只是记载史事的文字，却用来断定礼义，作为帝王的法典。[2]“否否”前应以“唯唯”，是出于礼貌的缘故。[3]符端：即祥瑞，吉祥的征兆。如元狩元年的获白麟，元鼎元年的得宝鼎，皆是。[4]改正朔：指使用新历法。[5]易服色：指改易服用器物的颜色。[6]穆清：指天。[7]罔极：无边。[8]重译：辗转翻译，指远方的外国人。款塞：叩塞门，指远来服从。[9]尝掌其官：指为太史令。[10]“述”与“作”是相对而言的，“作”是创作，“述”是阐释。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司马迁则以孔子为“作”，自己是“述”。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1]，幽于缧绁[2]。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3]：“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4]；韩非囚秦，《说难》《孤愤》[5]；《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6]，至于麟止[7]。自黄帝始。

　　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乃引古人自况，忍辱负重，发愤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