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梁山肥沃的土壤(2)

　　邓之诚读《东京梦华录》，说“但述太平景象，当时豫大丰亨，即天下败坏之由，竟不作一语点明，而使阅者试一回思，不觉涕涟。”蔡京鼓吹的“豫大丰亨”，其实是败亡的先兆。但宋徽宗一样夜夜笙歌，只管自己享乐，何管后世洪水滔天。《水浒传》第二回，介绍宋徽宗最是恰当，“乃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般不爱。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毬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

　　公正地说，赵佶如果不变成徽宗，他仍旧是端王，那么宋朝的历史将改写。即使他再下作、再混账、再乌龟王八蛋，那么只是他一家的兴衰，也连累不了大家为他背黑锅、背十字架。因为他的艺术性，因为他的败家的习性，他把整个民族绑架了，绑到他的花车上，他感到的是春风，但很多人感觉到的却是秋天的肃杀和落叶。他浪漫不要紧，荒唐不要紧，求仙也好求道也好，作画也好，找女人也好，如果是端王，那一切都是他自己负责，但现在他要整个民族国家为他的浪漫荒唐买单。

　　赵佶的皇帝是跌倒后捡到的，十八岁那年，那是元符三年正月，年仅二十五岁的哲宗驾崩，神宗共有十四子，当时在世的有包括端王赵佶在内的五人。赵佶虽为神宗之子，却非嫡出，按照宗法制度，他并无资格继承皇位。

　　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垂帘，哭着对执政大臣们说：“国家不幸，哲宗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宰相章惇当即提出，按照嫡庶礼法，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不料向太后不同意。章惇只好改口说，若论长幼，那么当立年长的申王赵佖为帝。这两个建议都排除了端王赵佶。

　　然而，向太后看中的恰恰是赵佶。向太后说：“老身无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应再有区别，简王排行十三，不可排在诸兄之前，而申王眼有疾病，不便为君，所以还是立端王为好！”章惇是反对端王即位的，他认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就在双方为此僵持不下，互不相让。关键时刻，知枢密院曾布首先附和太后之议，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相继表示赞同。章惇势单力薄，不再争辩。

　　赵佶就这样被向太后、曾布、蔡卞等人推上了皇帝宝座，他就是徽宗。

　　章惇这人在历史上被诟病，打击苏轼，排除异己，但在立皇帝这事上，却是少有的清醒，可惜历史在这里转弯了，他是少数派，最后只能落个被贬黜的下场。

　　赵佶生于元丰五年的双十节，据说在其降生之前，其父神宗曾到秘书省观看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随后就生下了徽宗，“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

　　赵佶迷恋声色犬马，游戏踢球更是他的拿手好戏。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臭味相投的狐朋狗友，喝酒狎妓玩同性恋。他的挚友王诜，娶英宗之女魏国大长公主，封为驸马都尉。但王诜为人放荡，虽然公主温柔贤淑，尽心侍奉公婆，而王诜却偏偏宠爱小妾，神宗为此曾两次将王诜贬官，但他却不思悔改，甚至在公主生病时，当着公主的面与小妾寻欢作乐。品行如此恶劣的王诜，却是赵佶的坐上宾。他们经常一起光顾京城内有名的妓馆——撷芳楼。王诜藏有名画《蜀葵图》，但只有其中半幅，他时常在赵佶面前提及此事，遗憾之情，溢于言表。赵佶便记于心，派人四处寻访，终于找到另外半幅画，就把王诜手中的那半幅也要了过去。王诜以为酷爱书画的赵佶要收藏这幅画，哪知赵佶却将两半幅画裱成一幅完整的画送给了他。

　　赵佶对王诜如此大方，王诜自然投桃报李。有一次，赵佶在皇宫遇到王诜，恰巧因为忘带篦子，便向王诜借篦子梳头。王诜把篦子递给他。赵佶见王诜的篦子做得极为精美，爱不释手，直夸篦子新奇可爱。王诜不失时机地说：“近日我做了两副篦子，有一副尚未用过，过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当晚，王诜便差府中小吏高俅去给赵佶送篦子。高俅到赵佶府中时，正逢赵佶在蹴鞠，就在旁边观看等候。赵佶善踢蹴鞠，而高俅早年便是街头踢蹴鞠的行家，精于此技。见到赵佶踢得好时，高俅大声喝彩，赵佶便招呼高俅对踢。高俅使出浑身解数，陪赵佶踢球。赵佶玩得非常尽兴，便吩咐仆人向王诜传话，说要将篦子和送篦子的小吏一同留下。高俅日益受到赵佶的宠幸。后来，有些仆人跟赵佶讨赏，他居然说：“你们有他那样的脚吗？”

　　从赵佶变成徽宗，他禀性一如既往，无心于政务，醉心于艺术与女人。有一事最能见出宋徽宗的荒唐，在徽宗宠爱的刘贵妃去世后，内侍杨戬在徽宗面前夸耀宫外有一刘姓女子倾国倾城，不亚于昭君王嫱，徽宗将其召入宫中。刘氏本是酒家之女，出身卑微，但长得光艳风流。徽宗一见，魂不守舍，瞬间便将丧妃之痛遗忘殆尽。徽宗对刘氏大加宠爱，与她形影不离，若离了她，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刘氏天资颖悟，善于逢迎徽宗。还极善涂饰，每制一衣，款式新颖，装扮起来胜似天仙。不但徽宗喜欢，就连京城内外也竞相仿效。在徽宗看来，刘氏回眸一笑，六宫粉黛尽无颜色。道士林灵素见刘氏如此得宠，便曲意奉承，称刘氏为“九华玉真安妃”，绘其像供奉于神霄帝君之左。

　　尽管后宫粉黛三千，佳丽如云，但徽宗对她们刻意忸怩之态感到索然无味，便微服出宫，寻找乐子。徽宗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到李师师家过夜。为了寻欢作乐，徽宗专门设立行幸局专门负责出行事宜。荒唐的是，行幸局的官员还帮助徽宗撒谎，如当日不上朝，就说徽宗有排档（宫中宴饮），次日未归，就传旨称有疮痍。

　　搞艺术的人搞政治是荒唐，搞政治的人弄艺术是对艺术的亵渎。

　　但徽宗在艺术上是当行，徽宗即位前，经常和书坛、画坛名家高手谈艺论文。即位后，多方收集历代名书佳画，临摹不辍，其绘画注重写生，以精致、逼真著称，其观察生活细致入微，尤精于花鸟。宋人邓椿在《画继》中称赞他的画“冠绝古今之美”。

　　徽宗不仅擅长绘画，书法也有很高的造诣。其书法在学薛稷、薛曜、褚遂良的基础上，兼容并蓄，自成一家，称“瘦金体”。徽宗不仅创作了大量的书画精品，还下令设立了专门培养绘画人才的画学，后并入翰林书画院。画学专业分道佛、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科目，教授《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等课程。画院也有严格的考试，每次都由徽宗以古人诗句亲自命题，诸如“竹锁桥边卖酒家”、“踏花归去马蹄香”、“嫩绿枝头红一点”等等，精巧别致，颇具魅力和想象空间。

　　徽宗还经常亲临画院指导。据《画继》记载，宣和年间，徽宗建成龙德宫，特命画院里的高手实地画龙德宫的墙壁和屏风。画完后，徽宗前去检查，唯独一幅“斜枝月季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问这是谁的作品，随从告诉他是新进画院的一少年所作。徽宗听了很高兴，不但赏赐红衣料给这位少年，还连连称好，其他人都莫名其妙，遂向徽宗请教。徽宗指出月季很少有人能画好，因为随着四季、早晚的变化，花蕊、花叶完全不同。这幅画中，月季是春天中午时候开放的，花蕊、花叶一点不差，故厚赏之。在旁的画家听了徽宗对这幅画鞭辟入里的分析与极具鉴赏力的评判，莫不叹服。还有一次，宫中宣和殿前的荔枝树结了果，徽宗特来观赏，恰好见一孔雀飞到树下，徽宗龙颜大悦，立即召画家描绘。画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刻画，精彩纷呈，其中有几幅画的是孔雀正在登上藤墩，徽宗观后说：“画得不对。”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几天过后，徽宗再次把画家们召来询问，但他们仍然不知所以，徽宗说：“孔雀升高先抬左腿！”这时画家们才猛然醒悟，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徽宗观察生活之细腻。

　　在徽宗的倡导下，画院培养了诸如张希颜、孟应之、赵宣等一大批优秀的画家，在画学上开创了北宋绘画的新境界，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里程碑。徽宗在位期间，不仅礼遇画院，还广泛收集古代金石书画，珍视藏书。北宋末年，金人攻陷汴京后，掳去徽宗的乘舆、嫔妃，他都未尝动色，当索要他馆藏的书画时，“上听之喟然”。

　　在宋徽宗被囚禁在汴梁城外一个叫青城的地方，还没有被送到遥远的东北的时候，金人威胁宋王朝，要想赎回皇帝，就必须把珍宝美女交出。而这时的宋徽宗竟然还嫌弃军营生活单调，要臣子把红颜知己赵元奴送来，临死还要风流一把，女人何其无辜。是的，在这次靖康浩劫中，女人替宋徽宗背起了沉重的十字架。在宋人无名氏《瓮中人语》、《开封府状》、金人李天民《南征录汇》、金人王成棣《青宫译语》、宋人无名氏《呻吟语》、金人无名氏《宋俘记》等书中，我们看到一幕幕纪实的画面。

　　《瓮中人语》载，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兵掠巨室，火明德刘皇后家、蓝从家、孟家，沿烧数千间。斡离不掠妇女七十余人出城。”这位斡离不就是金兵统帅完颜宗望，他以妇女为战利品。

　　又据《南征录汇》，同年十二月初十，宋臣“吴开、莫俦传宋主意，允以亲王、宰执、宗女各二人，衮冕、车辂及宝器二千具，民女、女乐各五百人入贡。”这些女性被宋廷当作牺牲品，进贡给金人。

　　金兵大规模索要宋国妇女是在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他们利用重兵压境，先是要求宋朝支付天文数字的犒军费。但此时的宋王朝已经山穷水尽，于是女人可以抵偿钱财。《南征录汇》明确记载了他们这一罪恶的交易：“原定犒军费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须于十日内轮解无阙。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所谓帝姬就是公主，王妃是皇帝的儿媳，宗姬是诸王子之女（郡主），族姬是皇族女子（县主）。

　　宋钦宗很快在上面画押同意了，开封府赶快照办，而且《开封府状》还记下了这耻辱的见证：一份详细的账单。账单上各类妇女的价码与金人所开列的完全相同，只是将“贵戚女”改成了“良家女”。开封府官员统计后的明细账是：选纳妃嫔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公主二十二人，人准金一千锭，得金一十三万四千锭，内帝妃五人倍益。嫔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人准金五百锭，得金二十二万五千五百锭。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人准金二百锭，得金二十四万八千二百锭。宫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单四人，宗妇二千单九十一人，人准银五百锭，得银一百五十八万七千锭。族妇二千单七人，歌女一千三百十四人，人准银二百锭，得银六十六万四千二百锭。贵戚、官民女三千三百十九人，人准银一百锭，得银三十三万一千九百锭。都准金六十万单七千七百锭，银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在这份清单中，被一次抵押折价的各类女子竟然多达11635人！

　　紧接这份账单的是写有上述皇族成员姓名和年龄的一长串名单。

　　上面写满了柳腰、青莲、春罗、蕙卿、朱红这些女人的名字，而在“皇孙女三十人”中，最大的只有八岁，最小的仅一岁；在“王女二十三人”中，十岁以下的就有十四人。几天后，这些女子陆续落入金人之手。

　　《南征录汇》记载，“自正月二十五日，开封府津送人物络绎入寨，妇女上自嫔御，下及乐户，数逾五千，皆选择盛装而出。选收处女三千，余汰入城，国相自取数十人，诸将自谋克以上各赐数人，谋克以下间赐一二人。”所谓国相就是金兵的另一统帅完颜宗翰。从此，这些女子只能是任人宰割，身心都受尽凌辱。次月五日夜，完颜宗翰宴请手下将领，令宫嫔换装侍酒，不从者即予处死。在汉文化圈子长大的这些女子，面对浑身膻腥，来自草原的愚昧的公猪一样的人，其内心感受，实在难以描摹。当时就有郑氏、徐氏、吕氏三位女子抗命不从，被斩杀，又有“烈女张氏、曹氏抗二太子（完颜宗望）意，刺以铁竿，肆帐前，流血三日。初七日，王妃、帝姬入寨，太子指以为鉴，人人乞命。”在那些血淋淋的场面前，出身皇宫的柔弱的女子们，胆战心惊，而金人就把那场面作为前车之鉴，弱女子的心理防线被死亡击碎了，开始褪下了高贵的自尊，纷纷屈从，苟活乱世，任人欺凌，成为泄欲的生理工具。

　　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还是有女子宁死不从，把节气看得重过生死。初九、初十两天，又新押来九名王妃、帝姬，其中一人不从。史书记载下了她与完颜宗望的对话：

　　二太子曰：“汝是千锭金买来，敢不从！”

　　妇曰：“谁所卖？谁得金？”

　　曰：“汝家太上（指宋徽宗）有手敕，皇帝有手约，准犒军金。”

　　妇曰：“谁须犒军？谁令抵准？我身岂能受辱？”

　　二太子曰：“汝家太上宫女数千，取诸民间，尚非抵准，今既失国，汝即民妇，循例入贡，亦是本分。况属抵准，不愈汝家徒取？”

　　妇语塞气恧，随侍小奄屡唤娘娘自重，妇不自主，小奄遂自刎。

　　这个女子最后也屈从了，而侍女却自杀殉节。

　　在金兵北归途中，《呻吟语》载，“被掠者日以泪洗面，虏酋皆拥妇女，恣酒肉，弄管弦，喜乐无极。”

　　又据《青宫译语》，连宋钦宗的朱慎妃在中途解手时，都遭到千户国禄的威逼调戏，皇室的尊严已经成灰成土。这些金枝玉叶如何禁得住风霜和凌辱？病死的、自尽的、卖掉的、抛弃路边、委顿沟壑的，一支原先三千多人的宗室队伍，到达燕山后，只剩下一千几百人。金人的《宋俘记》记载临行前俘虏的总数为一万四千名，分七批押至北方。其中女性数量明显多于男性。第一批“宗室贵戚男丁二千二百余人，妇女三千四百余人”。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自青城国相寨起程，四月二十七日抵燕山，存妇女一千九百余人。”一个月内，死亡一千五百名妇女，死亡率将近一半。

　　那些幸存活下来的人呢，等待她们的是什么命运？一部分被送往遥远的金国上都（今黑龙江阿城），听从金太宗的处置。宋徽宗的郑皇后、宋钦宗的朱皇后被换上女真服装，上千名妇女被赐给金人，另有三百人留住洗衣院。这些妇女都被迫入乡随俗，“露上体，披羊裘”。朱皇后不堪其辱，回屋后随即自缢，被救后又投水自尽。一部分在燕山附近被金帅赏赐给部下，许多妇女随即被卖进娼寮，甚至还被完颜宗翰拿去与西夏换马，以十人换马一匹，有的还被卖到高丽、蒙古作奴仆。《呻吟语》引《燕人麈》之语，说那些被分赏给金兵将帅的妇女，“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甫出乐户，即登鬼录”。作者还说他的一位邻居是位铁匠，“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

　　《南烬纪闻》中有徽宗从开封到燕京的确切记载。这不是旅行，再没有了笙歌，徽、钦二帝被剥下了堂皇的天子冠冕，换上金朝士兵和官僚的衣袍，而后又换上百姓的衣裳。皇后和皇太后也换上平民妇女的衣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