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涤荡灵魂的伟大诗人(1)

　　“离骚”是什么意思

　　《离骚》是屈原之代表作。“离骚”二字的意思，《史记·屈原列传》

　　的解释说：

　　“《离骚》者，犹离忧也。”“离”作动词讲，相当于“遭遇”；“骚”为名词，相当于“忧愁”。班固的《离骚赞序》也说：“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

　　《山鬼》中有“思公子兮徒离忧”，这种见于屈原本人作品的用法有利地证明了“骚”即“忧”。遭逢忧愁或者遭遇忧心之事，这一解释比较合适。不过为《楚辞》作《章句》的王逸，认为“离”就是“别”，而“别忧”——离愁别恨，这一说法显然说得很合适，而且简明。不过他将“骚”解释为“悉”，是“中心悉思”，也就是心里头全部想法，满腹衷肠的意思，这种解释颇为繁琐牵强，后人不取。

　　宋代王应麟又引《国语·楚语》中“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诸语之吴韦昭注，解释“离骚”之“离”为排除，即排遣忧愁，这也有道理。今人游国恩又引《楚辞·大招》中“伏羲驾辩楚劳商”之句，认为“驾辩劳商”均乐曲名，而“劳商”与“离骚”皆双声字。他因此推测“劳商”即“离骚”的转音，也就是说“离骚”是楚国古乐曲名。这个也太烦琐。

　　古语在传承过程中虽然可能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变化，但是，它总是和语境结合在一起的，因此首先要依赖语境，不必过多推测。而且，只要符合语境，即便解释错了，也比正确但是语境不合的本义好——假如《离骚》这首诗，真的是“劳商”这一歌名，而我们误将其解作“离愁”或“遭遇忧伤”，那又有什么不好呢？文化在传承中一定会有许多将错就错的情形，这本身就是优胜劣汰的选择。

　　当然，这只是假设，真相是无法判定的。而文本、语境才是基本依据。屈原作品的标题都是简明的，《天问》就是对大自然现象的追问，《山鬼》、《湘夫人》就是人名，所以《离骚》这个题名也不会很复杂，司马迁、班固、王逸、王应麟的说法大同小异，都有其道理，那么也不必统一，我们都了解，对于理解离骚也有利无害。

　　屈原是文学弄臣和同性恋吗

　　1944年9月，四川金陵女子大学教授孙次舟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指出屈原是文学弄臣和同性恋者，当时文坛与学界为之哗然，许多人对其口诛笔伐。但孙次舟在《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中坚持自己的观点。闻一多次年在《中原》杂志发表《屈原问题》，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指出在科举尚未施行的战国时代，文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即成为“文学弄臣”。而且战国时代崇尚男风，人们并不以此为辱，所以屈原在诗歌中自称“美人”，歌咏同性爱情，并不出奇。

　　人是需要精神享受的，艺术满足了人的这种高层次需求。而在春秋时期，诗文无疑是一种便于传播的艺术形式。另外，帝王和政府需要文字性的东西来为其统治建构合法性基础。同时，也需要颂歌来营造舆论气氛。因此文学弄臣，也就是歌功颂德以及以诗文引皇帝开心的人，也没有什么，只是“弄”这个词容易让人联想到被玩弄，联想起倡女。

　　李白也是因为诗文而被召往长安，他的身份也是弄臣而已。

　　但是弄臣不是同性恋。同性恋侧重于性，是对肉体人的欲求。弄臣则是艺术的、精神意义上的。据说屈原有后代，同性恋的可能性又少了几分。并且，人有从众心理，同性恋毕竟是少部分，因此如果真是同性恋，那么一定会有道德上的心理障碍，不会反复赤裸裸地歌咏这种爱情。而在表忠心时借用男女关系，倒是比较正常的。这和今人用对母亲的热爱来表现对党和国家的爱是一个道理。

　　并且，诗歌嘛，抒情就不会太实。读诗，也就不能将作者的话全当真。屈原是否同性恋是一个无法肯定或否定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别的材料为证，仅凭诗歌分析就说他有同性恋倾向，显然是不大合理的。最主要的，屈原的意义不在于此。他被流放，他的由失去政治生命到彻底失去自己的国家，他的殉国，他对自己的命运的咏叹，他在《天问》中对自然、社会、历史的一切没有答案的追问，才是让人欷歔、伤感、迷茫、思索不尽之处。

　　端午节和屈原有无关系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2008年开始作为传统节日放假了。端午节的缘起，南朝时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说，楚国大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投江，人民驾舟来救，扔粽子给水中蛟龙吃，让它们不要吃屈原的遗体。《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中也有记载。当然，还有别的起源说法。而就端午节和屈原的关系，有人还提出一个很八卦的说法，说屈原是死于一次空前绝后的大谋杀，端午节的风俗里本来就隐喻着谋杀现场。屈原之死源于他与南后通奸，被发现后楚怀王将他流放，后来由于政治需要虽然一度起用过他，但是有人指出太子可能是他与南后通奸的产物。怀王死后，顷襄王曾经四处打听并寻找屈原。屈原的夙敌、顷襄王的弟弟子兰就派出杀手。五月初五那天，屈原驾着小船逆流而上逃奔，而大批的杀手也跳上了舟楫。今天端午节的赛龙舟暗示着这一追杀过程，杀手们将屈原装进了兽皮缝成的口袋里，用绳索一圈一圈扎紧，成了一只粽子，然后被丢进了河里。躲在河岸边的百姓看见了，于是选择了隐喻的方式，赛龙船，抛粽子，把一桩谋杀案告诉后人。

　　八卦传说姑妄听之，但是不必觉得不严肃，觉得荒诞。其实，说屈原受到人们喜爱，以至于用一个节日来纪念他，同样也是只能姑妄听之的。古往今来屈原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怀念只是同情、景仰他的文人的臆想，是宣传家们总爱拿人民说事，用“人民”这个不确定的概念来增强自己思想观点的力量。文人墨客“怀屈”，是抒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在国破家亡的年代，这就有了特殊的、积极的意义。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需要在国民中树立文化英雄、民族灵魂，寻求文化上的认同，借以振奋国民精神，以利抗战和建国。

　　屈原和他的端午节就被赋予了这样的意义。

　　近来又有学者撰文说，屈原并没有在端午节这天投江，他本是巴族人，死后采用的是巴人的船棺水葬（此外还有船棺土葬、船棺悬葬），最初是将船棺放入江河任其漂流而去，类似埃及人的太阳船，寓意死者升天，以后才改为埋入地下（船棺土葬）或放到山崖（船棺悬葬）。至于划龙舟竞渡，便与船棺有关。这样端午节和屈原的关系就更是附会了。说实话，想到端午节我们吃的粽子和一个古人的溺亡有关，而且，这粽子本来是喂鱼鳖的，真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也许，如同年节祭祖，不过是有人在端午节那天祭奠一下屈原，后来才有了这些传说吧。

　　一个“隐士”的神话

　　陶渊明是和隐士、气节、“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样的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的。死后他的至交颜延之给了他一个“靖节”的谥号，是说他有骨气，能够安贫乐道。

　　但是，这些关键词本身就有矛盾。辞官归隐就是有气节吗？有隐士嘲笑孔子不想老老实实种地，厚着脸皮到处讨官做。孔子说这些隐士是不明事理的人，他认为给君王做事是君子的本分，他希望他的思想能够被接纳，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儒家传统来说，陶渊明的归隐根本不值得称道。

　　美化陶渊明，我们并不反对，但如果断章取义，为了某些原因而满足自己仇富仇官、自命清高的心理，恐怕就有问题了。

　　那个时代没有科举考试，主要凭门第出仕。从生计着想，陶渊明得凭自己的出身和有文化的特长去官场谋差事。他首先被江州刺史——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起用为江州祭酒，主管军事、治安、田租、户口、祭祀、农桑、水利、兵器等许多事情，又杂又烦，加之陶渊明还不习惯离开老婆的生活，所以没多久他就辞职回家了。王凝之又要他去做主簿，那是刺史之下的重要幕僚，但是陶渊明不去。后来他还做过刺史桓玄、镇军将军刘裕（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建威将军刘敬宣等的幕僚，都是辞职回家的。最后他在家乡附近的彭泽县谋得一个县令的位置，本来是想得些三径之资，也就是隐居的本钱，说白了就是养老的钱。可是因为年终要整衣冠去拜见下来巡视的督邮，他不甘于“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再次辞职，从此隐居至终老。

　　那么他为何仅仅因为要拜见督邮就不干了呢？一是本来就对这个职位感到不满意和羞愧，他疏懒好酒的性格也不乐意处理公务；二是以他昔日为高官幕僚的荣耀，如今要低下高傲的头向乡里小儿行礼，心理上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所以只有解绶辞去以维护自尊。欲有所为者是能屈能伸者，胸怀大志者可受胯下之辱，这是因为预想的成功可以尽洗前耻。陶渊明却再不会有什么前程，他的尊严再没有什么新的光荣来增添与补偿，因此只能小心维护，不让它受到损伤，破坏内心的安宁。“不为五斗米折腰”固然显出了诗人的气节，维护了诗人的形象，为后世不绝称颂，可这其中寓含的几多无奈，几许辛酸，又岂是一般人注意得到，体会得了的？

　　说陶渊明生不逢时，倒是可以成立的。他这种人，做个作家或者教师挺好，不负什么责任，没有太多麻烦，可是当时没有这些职业，所以他是无奈的。这种无奈造就了他的诗歌，我们喜欢他的诗歌就可以了，不必去赞美他的人品，不必再去赞美什么隐士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

　　率性陶渊明

　　魏晋时期是个颇出怪人的时代，比如青白眼看人的阮籍，比如醉酒的刘伶等。而陶渊明的魅力，不仅是他的田园诗，还有他率真的性情。

　　陶渊明动辄辞官本身就是率性的表现，在其他方面，更有许多奇闻趣事。

　　江州刺史王弘仰慕陶渊明的名声，想结识他，他却觉得没必要，不给面子。王弘就请陶渊明的老朋友庞遇之帮忙。庞遇之知道陶渊明爱喝酒下棋，有一回听说他要去庐山，就准备酒食，在半路上等着。陶渊明来了，庞氏就请他一起下棋喝酒，渊明当然乐于从命。喝得酒酣耳热时，王弘来了，酒桌上还分什么生人熟人呢，二人就这样结识了。

　　当时有个深为人们景仰的高僧慧远，在庐山建了白莲社。建社时，既有政治地位又有文学声望的谢灵运想参加，并愿出资建造，慧远法师断然拒绝了。可是慧远却主动邀请陶渊明入社，而陶渊明竟然还不买账，说：“贵社禁酒，如允饮酒，则入社。”慧远破例允许陶渊明喝酒。渊明还是不入社，不过从此经常和慧远往来。

　　陶渊明当彭泽县令时，拥有二顷五十亩公田，公家派人替他种，所得算他的俸禄。他就让手下全部种可以酿酒而不能食用的黏高粱，还说什么“吾常得醉于酒，足矣”。也就是只要有酒喝不管有没有饭吃。也许他觉得这种日子可以长久，每年有足够的粮食，其他的俸禄都喝酒痛快了，而根本不考虑将来。当然，如果他家不遭遇火灾，即使不做官，“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日子也挺好。这种率性的人是不会为长远计划的。

　　用南方农村的话说，陶渊明是个“不知世苦”的人。他的这种率性，这种对名利的不敏感，他那“不为五斗米折腰”桂冠而去的潇洒，虽然并不为讲实际、功利心强的人们所认可，但是，即便在当代，我们也会不时陷入利益与尊严的矛盾中，既不愿违心费劲去谋求功利，又患得患失，这时，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话就给了我们一种精神力量，给了我们一个坚决放弃的理由，一个好的心理支撑。

　　桃花源的意义

　　廖仲安著《反刍集》中对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有这样的指责：“陶渊明的乌托邦幻想中，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他把消灭剥削压迫的理想寄托在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的社会基础上。他的感情更多是倾向过去，他的社会理想大半是原始社会回光的幻影。”

　　桃花源是老子小国寡民理想的形象化，老子也受到过同样的指责。其实，老庄所向往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是他那个时代的物质基础与上古社会的淳朴风气、清明政治的叠加，是在已经拥有现存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现实缺憾而设计的理想模式。老庄所针对的主要社会问题，就是人的欲望和纷争带来的痛苦与灾难，因此用了比较偏激的说法，所谓绝圣弃智，掊斗折衡，就是要人们别那么计较，不要老想做什么人上人，建功立业或搞什么政绩工程，扰民甚至以民为工具。

　　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不只是老庄理想的简单重复，他是从自身出发，既表白了底层农民的愿望，也流露出他希望不做官也能够在农村过得自足的隐衷。其意义不在于它对时代的批判，更不是对进步途径的探求，对人类未来的设计。它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固然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但更是一个无奈文人想要与世无争而又能够富足悠闲的幻想，具备跨时代的审美意义。它是一个现实的神话、成人的童话、逼真的幻境，看不见但时时浮现在人的脑海，寻不着但仿佛就在眼前。它是文人们宦海沉浮、红尘跋涉的一种精神需要，给人们以有处可逃、有处可避的安慰。它将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引入一种审美的自由境界，让人们从痛苦、忧虑、恐惧、悲哀、迷茫、失落的情绪中得以解脱而超然物外、超然世外，抚慰着他们焦灼的灵魂。

　　毛泽东有诗云：“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是的，农民们到今天已经基本实现了千古以来的桃花源理想，“春秋靡王税”。但是，那种人人想做杰出人、人上人，喜欢竞争攀比，喜欢追名逐利的传统还在。有些人不愿如此却被强迫。比如说，陶渊明如果生活在今天的高校，也不得不学英语，考硕士博士，不得不争取项目，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否则就被领导视为不关心学科建设、业务上不尽心的人，他还会感到“违己交病”。

　　桃花源永远只是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我们还是得尽量适应这个世界，在适应的同时，尽可能地保持本真吧。

　　陶渊明为何由中品到顶峰

　　陶渊明在钟嵘的《诗品》中不过是一个中品诗人，在历经数代文人学者的评议后，最终确立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对于这一转变，应该如何看待呢？

　　首先，陶渊明的诗，从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来看，尚未达到盛唐时那般巧夺天工、精雕无痕的化境。但陶诗不事雕琢，暗合了精雕无痕的美学规律，所以他的某些篇章、某些语句，由于他的艺术功力的日渐深厚或一时激发，有意无意间也在技巧上达到了化境。就唐宋诗人而言，他们是在已经掌握了娴熟精到的艺术技巧之后再追求这种自然式创作的，是在无数次精雕细琢的磨炼基础上实现陶渊明的天然真姿，达到高度技巧上的无技巧。这样，陶渊明的受推崇，显然是因为隔时隔世，而产生了距离美。况且，中国人历来有好古、崇古之风，对古人总是推崇有加，对其不足往往视而不见，其实也是以古托人，借人自表，所以如此宽容大度，不吝溢美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