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2011·天问中国新诗新年峰会(1)

　　2011·天问中国新诗新年峰会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生态恳谈会实录

　　唐晓渡 陈超等

　　时间：2010年12月21日上午

　　地点：杭州西溪度假酒店

　　主办：《诗探索》编辑部、《读诗》编辑部、《星星》诗歌理论月刊编辑部、《诗歌月刊》社、《中国诗人》编辑部、《诗歌EMS》周刊编辑部、诗生活网站、诗探索、天问中国新诗会所

　　主持人：林莽

　　参加人：林莽、唐晓渡、梁平、陈超、耿占春、燎原、江弱水、刘福春、李亚伟、潘维、潘洗尘、树才、莫非、蓝蓝、王明韵、荣荣、路也、桑克、黄梵、苏历铭、龚学敏、李森、莱耳、赵思运、王夫刚、舒羽

　　林莽：这是《诗探索》编辑部、《读诗》编辑部、《星星》诗歌理论月刊编辑部、《诗歌月刊》社、《中国诗人》编辑部、《诗歌EMS》周刊编辑部、诗生活网站和诗探索、天问中国新诗会所几家联合组织的会议。主题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生态恳谈会”，这个题目准备的时间很长了，去年我们在哈尔滨开上届会议的时候就开始谈这个问题，包括诗探索、天问中国新诗会所成立的原因也与此相关。新世纪以来是诗歌发展的新十年，但也问题丛生，尤其是去年，发生了不少事情，我们认为都属于中国诗歌的生态问题。

　　这个议题我们是第一次在会议上提出来，我们觉得很重要，这一年多来，我和洗尘反反复复讨论过，他也写了几篇文章。中国新诗在变化，对于我们真正希望中国诗歌发展的人而言，感到存在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

　　诗坛的很多事情，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确实需要这样一个会议和这样的一次讨论。我们第一个把问题提出来，希望引起诗坛的反响。

　　今天的发言，每个人应该把自己最想说的话说出来，这个场合是可以畅所欲言的。因为在别的会议上，我们会有所顾忌，有的问题不能说，可能会刺激一些人，可能会有些人不高兴。今天在座的都是诗界同人，大家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才能向当今的诗坛把我们的姿态亮出来。

　　时间很紧，下面从陈超开始。

　　陈超：我列了一个提纲，关于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生态，谈谈我个人的一些零散的观感和我个人的一些期待。

　　从生态上看，我把它分为外部和内部。外部主要从诗歌的载体方面看，新世纪诗歌生态和以前比有很大的变化，从物质条件上看，有明显改善。最重要的是新世纪这十年，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泛诗歌”气质的弥漫化。不光是写诗，人们日常生活中弥漫着一种诗歌气质，就类似于小资的诗歌语言，这种审美气质，像幽灵一样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大大小小的广告、短信、影像、电视广播语言、博客，甚至包括都市广场的一些标语。而且我觉得最不可能使用诗的载体，比如说大学生、研究生的求职材料，也经常会使用一点儿诗歌。

　　有人老说诗歌越来越边缘化，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但是理解“边缘化”还有另一个角度，就是它的幽灵化，诗歌幽灵般渗透在生活中，诗歌被分解了。表面看，泛诗歌的气质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也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考验，就是怎么样进一步摆脱过度的泛诗歌审美的气质，增加先锋诗歌本身的锐利、真实，以及本真的人性内蕴，不能被其他的东西所分解的这样一个东西。幽灵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喜忧参半的现象。

　　另外，网络的普及，也是诗歌生态方面一个非常大的事，具有那种难以想象的高传播性、超强的时效性、无限增容性，的确令人瞠目结舌。我注意到不止是网络载体变了，同时它会自动改写你所载的内容，所以网络诗不仅仅是一个载体改变的问题，它自动暗示你，你的读者可能是怎样的，它可能会带来好的或者不好的效应。我们要警惕就像“格雷欣法则”说的，有时候好的东西可能会被大量次的东西湮没，劣币驱除良币。所以我们老说要经受时间检验，其实也不一样，时间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会自动检验一切，它也是有正负效应的。包括我刚才说的诗歌的幽灵化，它也在分解诗歌的锐度、密度，但是它也有好的一点，泛诗歌总比泛麻将强。

　　另外一个载体方面的增容改善，民间的也好，体制内也好，各种类型的纸质的诗歌刊物都在增加自己的容量，数量也更多了，而且具体到每份刊物，像办《下半月》这些，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诗歌刊物都有下半月。当然，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更成熟的，不仅仅是扩大容量，而是内容更成熟的刊物。天问搞的《读诗》还是及时赶到的一份刊物，因为现在还是第一期，以后拭目以待，第一期质量还是很好的。

　　另外一个，诗歌生态还有一个比较热闹的，各种体制内的也好，民间的也好，尤其是民间的，各种类型、各怀意味的诗歌评奖、排行榜、十大诗人。我粗粗统计了一下，很多地方都在排十大诗人，把那些重复的去掉，加起来现在已经四十几个了，包括三十年的各种回顾、诗歌朗诵会、研讨会特别多，眼花心乱。一方面把这个水搅活吧，也有它的好处，但是也会带来浮躁感，诗人心都张着呢，而诗歌写作需要某种程度的封闭性。

　　另外一个，从外部看生态变化，我还注意到专业的诗歌理论批评的刊物也在增多，除了以前已有的那些，包括北大的《新诗评论》，洗尘这边的《星星》理论刊，各种诗歌理论刊物、评论刊物在增多，包括各种以书代刊，还有各种虚虚实实的诗歌研究中心纷纷挂牌。现在中国的诗歌研究中心特别多，各种诗歌研究基金也开始比较多，包括一些民间的。另外研究生、博士生扩招，培养出来了一大批这样的专业人才。但是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就是扩招是受导师的研究能力和视野的限制，有很多选题都是浅层次的重复，有的却过度开采。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我看到的外部生态还有，不同的年龄段都有活跃的诗人，但是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出生的一些诗人，现在是最有活力的，他们的思想和技艺日益稳定、成熟。我发现有一些诗人具有恒久的投身诗歌写作的期许，有一个专业的雄心壮志，不像是展览情性玩儿一把就走的。还有各种的总结诗歌史热，回首话沧桑。从载体上看我觉得生态还是有活力，但是也会带来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从外部看，生态看到的就是这个。

　　从写作者的姿态上，诗歌的内部生态新世纪以来给我印象比较新的，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新世纪以来各种写作方式的诗人，写作方式不一样，但是大的背景有非常接近的地方。无论是那种文化气息比较浓的，还是口语气息、生命气息比较浓的，他们其实还有共同的地方，他们基本上都放弃了对所谓绝对本质、终极家园、整体基础等这些东西的追寻。尽管他们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普遍不再认为自己的心灵和语言可以真实地反映整体或者终极、真理。诗歌话语不需要，也不可能符合这些先验的真理、真相、基础等。总的来说，超时间、超历史的抒情框架和叙述框架已经失效了，在各类诗人那里都已经失效了。具体的历史和生存细节，甚至个人的生存处境是这十年来诗歌写作的一个根基。

　　第二点，都市文化背景诗歌大面积地崛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中国的现代诗从某个意义上，可以称作乡土文化背景的诗歌，不仅是指它的题材，还指它的文化心态、它的趣味，有表现都市的也是乡土文化背景的一个“变格”的形式。从文化心态上还是乡土的，从题材上诗人比较热衷于大自然，并把田园这样一些景色作为心灵家园的对应物。从文化生态上认为都市文化是没有诗意的，它是僵硬的水泥、钢铁和制度的一个混合物，这其实和中国传统中流连光景、明心见性这样的诗歌传统有关。

　　新世纪以来都市文化背景的诗歌开始大面积地出现、成熟，包括处理乡土题材也不是基于乡村文化背景，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它具有很大的可阐释性。大量的诗具有都市文化气质，我指的不仅仅是题材。它展示了复杂、紧张、压力重重的都市人的心态，还有人面浮现其中的现代制度、器物的闪烁，都市的喧噪速度，包括焦虑、自闭，包括知识分子内心的花花公子幻想，其实都属于都市文化中的奇思异想。正如史蒂文斯所说的：某些诗人还依然幽居象牙塔中，但他是从塔顶俯瞰公共垃圾和公告牌。他是一个隐士，独与日月相栖，却坚持要看破报纸。我觉得的确是这样的。

　　第三点，最近五六年来，我还有一个新的感受，那就是综合创造力的自觉。过去诗歌写作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民间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双方有一种抗辩结构。他们最初受益于这种抗辩结构，后来又受制于这种抗辩结构。最近五六年来抗辩结构开始消失了。如果这种抗辩结构消失以后，你依然依赖这种抗辩结构实际上会造成保守。所以最近几年来我看到诗人们在逐渐淡化话语方式上不共戴天的派系的抗辩酷斗，在创造力形态上，大家都彼此在暗中采气，彼此微调。比如我注意到西川最近的诗小辑“够一梦”中又增加了很多日常的东西，包括写山西煤矿的一些事情，增加很多具体而诙谐的东西。最近我认真读了伊沙写的一个很长的诗叫《蓝灯》，很出色。我觉得体现了一种综合创造力、非常自觉的一种东西。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现象，从题材上看，诗人的视野更宽大，不是刻意强调亚文化青年的这样一种另类的视角，强调的是真切的个人的视角；从诗歌的基本情绪上也更为丰富，从语言形式上，有自己基本的句型，但其实在暗中也微调、采气，糅合其他的句型。当然不能抹掉诗人个体的风格，要有自己的基本句型，但是需求一种增补。

　　最后，简单说一说个人的想法、个人的期待。我先说明一下，我不是要呼吁什么，其实谁也呼吁不了，现在是完全共识破裂，各说各的话。不是呼吁什么，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首先我期待我自己能这样，也是这几年我不断在提的。

　　一个是“用具体超越具体”。我觉得诗歌还是不能写得太笼统，还是要具体，但是过度的具体也不行，诗歌源于个体生命的经验，经验有一定的叙述成分，它是具体的。但是仅仅意识到具体肯定是不够使唤的，没有真切的经验不行，但再好的经验也不会自动等于艺术的诗歌，所以一旦进入写作，我们的心智，包括我们的感官应马上醒来，审视这经验，将它放到想象力的智慧和精神的话语形式的光照之下，所谓用具体超越具体。

　　诗歌可能会被过度的修辞所吞噬，但是现在也有可能被过度的叙述性的细节所吞噬，更需要强调的是想象力。诗歌毕竟还是高电荷的语言，既需要准确，也需要想象，就像射箭一样，射中靶心以后，应该有进一步的工作，进一步延伸的能力。

　　我非常欣赏的一个理论家，他在谈到拉金的时候说到一句话，对我非常有启发。他说：“拉金那些最成功的表达日常经验的诗歌，有百分之八十的可目击性，其余还有我们的目光和语义不能透入，但可以更深打动我们的幽暗成分。”当然这个配比实际上只是一个比喻，它不是说真正像化学那样各占百分之多少，我非常理解他的意思，是说诗歌既有具体性，还要有超越性。

　　所以无论什么类型的诗歌，不仅要呈于象、感于目、达于情，最终还要做到会于灵，这就需要诗人自我提醒，为写作中的那些“陌生的投胎者”留出一定空间。我们老说诗人掌握词语，但是在诗歌写到最佳的地方，话语也会攫住诗人。应该有“陌生的投胎者”，我们要给它留出温床来，不要把它封死了。因为生活的力量不能等同于语言的力量，语言的力量也不能等同于生活的力量，所以生活和语言，应如盐融于水一样发挥二者的混融力量。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永远相信诗歌既是话语的，需要准确性，同时诗歌也是语言的意外，确实有一些陌生的投胎者，这个我们要容留它的来临。

　　第二个，诗歌一定要让人读得下去，要有趣味、要有活力、要有幽默感，更重要的是还要坦率。坦率！中国诗歌最缺乏的品格。坦率不是人们整天叨叨的“真诚”，我发现越虚伪的诗歌越奢谈“真诚”，等于题材上的道德划界、自恋。这个词我不用。咱们就用“坦率”，所思所感，哗啦倒出来，我是个什么就是什么，不要装。

　　另外，诗歌题材肯定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但是对我来说，现在很多诗歌写得太闷了、太面了，确实读不下去。诗歌是文学形式中最精短的，诗歌让人读不下去，说到哪儿都是有问题的。无论你是抒情，还是另类的反讽、诙谐如此等等，前面提到一定要有趣味，要有特殊的劲道和魔力，确实要有陌生的投胎者，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对中国诗歌来说，有内在智力的趣味、幽默，这样的诗还是比较稀缺的。特别是“幽默”这个品格，这是中国诗歌和现在的外国诗歌比起来一个比较稀缺的品格。

　　现在我也整天会收到一些刊物，一些诗集，但是很多确实读不下去，也不是不读，而是看三五行就觉得没有意思。我觉得诗歌要么就是有趣味，要么就是坦率，如果既无趣又不坦率，就真的没有意思了，我为什么读你的？矫揉造作地修辞和矫揉造作地表演废话，我觉得是不同半径的同心圆，它们的圆心就是无趣。还是要承认诗歌应该有它很强烈的趣味性。

　　潘洗尘：今天的发言，会有速记员跟踪记录整理，今天现场说不了的，包括已经提交的文章和没有提交的文章，我们都会陆续在刊物上发表。

　　林莽：陈超就诗歌的研究和写作两方面都谈到了，谈得比较全面，也比较开阔，看到了发展的可能性。我提前看过他的稿子，觉得写得很全面。下面请刘福春发言。

　　刘福春：我对这个话题有兴趣，觉得很有意思，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生态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整个新诗史的发展来看，可能1949年是一个大的转折，另外一个就是新世纪，写作者和出版媒介在这两个时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49年是由同人刊物向机关刊物的过渡，由自由人向单位人的过渡。进入新世纪，单位的制度逐渐弱化，很多人变成了自由人。出版媒介上，大量所谓“民刊”的出现，弱化了刊物的机关色彩，而网络诗歌的大量出现更改变了现今的写作。这种现象在这之前也有，但还是新世纪体现得更充分一些。胡适当年所提出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没有能够做到的，到现在是基本上实现了。

　　大家都共同感到了当下的诗歌写作比较复杂。我是这样想的，作为写作者应该有写作的自由，我没有权力要求人家怎么写。甚至作为一个写作者，他可以有把一首诗写坏的权利，这方面我不想多谈。这些年一直担心的，还是作为研究者和批评家，或者是一些机构的问题。一个是标准，一个是信誉，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担忧的问题。写作者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人家有充分的自由，但是作为研究者、批评家、研究机构、********，应该掌握一定的尺度，应该有标准，应该有信誉，但是很可惜这方面始终有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