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2011·天问中国新诗新年峰会(2)

　　刚才陈超讲的跟我的想法有一些相近的地方。他讲了诗歌的外部，又讲了内部，我更多的是从外部来讨论。

　　陈超讲了评奖的问题，我们这些年确确实实评奖太多了、太滥了，我不知道有几个奖还能信得过。似乎人人都得过奖，在座的谁没获过诗歌奖我不知道，我是没有得过。我们昨天的这个奖还可以，有很多你都不知道是怎么评的。我不断收到的诗集中都有作者的介绍，大都获过奖，有的写着获国家级奖项或省级以上奖项多次，还有不少所谓“国际”奖，五花八门，简直让你忍无可忍。如果将来赵思运、黄梵做一个中国诗歌奖的研究，可能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另外一个就是命名。我觉得命名应该是批评家或者是研究者的事，但往往是研究者缺席，现在是诗人急不可耐自己打旗号，而研究者跟着诗人跑。诗人搞“下半身”，几乎那一年所有的诗歌理论研讨的会议都在讲“下半身”。要不然就是70后、80后、90后，还有五花八门的命名，什么梨花体、中间代、草根写作、底层写作、中产阶级等等。

　　这有个命名能力的问题，跟着诗人跑，或者是简单地从外部进行分类，都是没有能力的表现，比如按年代的命名，还有“归来者”。大家知道，在我们诗歌史上老的一代因为政治原因被剥夺了写作权利，后来又回来写作，这叫“归来者”。现在又命名了一批新“归来者”，就是下海回来的。就不能有新的命名吗？而就我所知，这一批人有好多一直在写，怎么叫归来呢？这样的命名欠准确，也显得缺少常识。这些命名看起来是五花八门，非常繁杂，但又显得多么贫乏。

　　另外一个，刚才陈超讲了，成立了那么多的中心。有的是一个人的中心，有的可能是一个人好几个中心。我觉得我也可以成立一个中心，至少我还有那么多的沉甸甸的书，但是我没有中心。现在中心太多了，这么多的中心在那里只是搞活动，所以弄得会议很多，实际上包括我们在座的，常常是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不断地参加会议，有效性也不知道怎么样。

　　从表面上看是非常非常热闹，作为研究者或批评家，越来越失去了信誉。说白了，我真的不敢相信哪一个批评家。昨天我说了，我不是批评家。在座的各位有很多是批评家，当然还算好，大多数我是信任的。你看看《文艺报》就知道了，上面批评家不断推出的所谓好诗真的那么好吗？梁平兄你能信几个批评家？

　　梁平：在座的几个还可以。

　　刘福春：在座的几个还可以，也不能全信。谁敢说我说写得好，绝对就是好，谁敢站出来。真的我觉得到了不能完全相信的程度。批评家不可以胡写，诗人可以，像桑克，他可以说就要把诗写坏，我觉得他有权利，为什么不行呢？他可以呀。

　　桑克：我不敢把诗写坏。

　　刘福春：你还不牛呀，诗人可以牛一点儿，就要把诗写得最坏，而且不用《星星》发，瞬间在博客上就发表了，这都不成为问题。关键问题是批评家能让我们相信的太少了。现在研究机构那么多，会议那么多，奖那么多，批评家那么多，而且现在叫批评家不行，得叫“著名批评家”，那么多，你看《文艺报》一版一版的，可上面说的那些好得不得了的诗，很多是不能看的，这不就麻烦了。我们的信誉在哪里？当今可能最糟糕的就是信誉问题，我们的信誉已经到了零下多少度了，还能相信什么。都相信人民币，可人民币拿出来也得看看是不是假的，什么都不能相信，这是很难受的事情。

　　我这些年一直在做诗歌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我觉得现在诗集出版，对我来说更直接、更头痛的一件事情，就是进入新世纪诗集出版的块头越来越大了、越来越猛了，都是“砖头”似的，我们家本来就小，这些年空间被占用得实在太多了，承受不了。朋友开玩笑说，别把楼板压坏了，我楼下住个老先生，把老先生压坏就麻烦了。

　　这些年诗集出版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虽然越来越多，越来越厚，但与创作关联不大。我们过去的诗集出版是跟创作有联系的，而现在几乎没有联系了。比如说早一点儿的闻一多，他的《红烛》是一个阶段，《死水》是一个阶段，大多是当他的创作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他用一本诗集作一个总结，基本上跟创作是有联系。现在还有什么联系，有机会赶紧出吧，要不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不断出，反复出，出了还出，有了机会出，没有机会也拼凑一本，钱多就出成全集，跟创作没联系了。

　　再一个出多少书与创作水平没关系。现在著作等身的诗人就是好诗人吗？可能正好成反比，没出过诗集的可能真写得不错，可能只出了一本书的诗人更是好诗人。亚伟就出了一本，亚伟是好诗人。出版已经和创作没有关系了。现在出十本、八本诗集的多的是，更厉害的是有一位，十多年的功夫，到现在等身还没有，等腰是一定的了，出了四十多本，我的天哪！

　　林莽：福春谈了一个研究者和机构的信誉和尺度问题，这一点说得非常好。我们现在民间的研究机构非常多，官方的不说了，包括我们最近评的鲁迅文学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不说了，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我们的民间研究机构也开始让人怀疑，诗歌命名问题，诗歌教育的问题，一大堆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今年编年选的时候我有一个感慨，现在找一首好诗很难，我看了二十五个青年人的诗，觉得确实写得都很认真，但仔细追究问题很多。我们作为研究者也好，作为各种各样的机构也好，建立自己的尺度，建立自己的信任度，这一点刘福春说得非常对。

　　下面请路也发言。

　　路也：我接着刘福春老师的话说，他刚才说了各种各样的诗歌命名，还有各种各样的诗歌奖项，说了一大堆的问题，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其实这些问题跟炒作都有关系。打个比方来说，炒作这个东西从短时间来看是有用的，但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后应该留下的是文本。比如说汽油，越炒作就越挥发没了，所以炒作问题可以用别林斯基的一句话来说，这句话说得很平淡，但是又非常的残忍，他说：“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每个人都将各归其位。”那么各归其位之后是什么样的就不知道了。

　　我想谈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网络，网络是潘朵拉的盒子，它给了我们一个民主的平台，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即使少数诗歌中的异见人士，他的声音也可以听到了。你可以不同意他人的观点，但是你必须尊重他人发言的权利，这对诗歌健康成长是有利的，但是它的负面影响也非常大。网络的快速发表使很多诗歌中的经验缺乏沉淀，非常容易模仿、复制、粘贴，就是很多诗歌它不是来自个人的生命深处，而是对他人的诗歌经验的学习和模仿，这使得诗歌的那种原初的创造意义大大地减弱了。

　　第二个问题，娱乐文化和流行文化。我觉得这两者肯定要低于诗歌的，这两个可以被诗歌提升，吸取一些诗意的元素，渗透到大众生活中去。诗歌可以成为流行文化、娱乐文化的恩师，但是反过来是不成立的，我不敢说诗歌百分之百不能从娱乐和流行文化中受益，但是诗歌这种文体天生“高贵”。我说的“高贵”二字是从广义上来说的，不能从狭义理解，否则就会产生误会。从根本上，诗歌和诗人总是站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对面，与流行和时尚应该是天敌。

　　第三个问题，诗歌写作跟现实社会生活的关系。我反对把诗歌跟所谓的轰轰烈烈的社会现实拉扯得太近。这是对诗歌的伤害，其实也是对外部现实生活的一种自作多情。诗歌应该是以一种静悄悄的、缓慢的方式来改变人的精神空间，这种改变虽然缓慢，但是它功德无量。

　　说到“时代”这个词，我觉得应该有比时代更大的概念，比如生命的本质、比如宇宙。我们现在切入现实的方式，过于直接了，其实切入现实可以是间接和隐匿的，也许后者更有价值，更持久。我们现在的诗坛似乎有一个公开的规定和共同的认知，就是说好像邀请全体诗人必须以诗歌文本的方式去关注、干预时代发生的事件，如果不是这样就说这个诗人如何如何不好，这个诗人如何自我。我不明白为什么一首爱情诗不可以跟我们这个现实无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开放的、自由的、宽容的，不应该是专制的。

　　在诗歌文本上，诗人可以从这个时代直接切入，同时你也得允许其他人，以若即若离，或者不参与或者合作的方式介入，因为不管你参与不参与，这个时代在你的深层心理和潜意识当中，肯定会受到这个社会时代影响的。这种更内在的表达方式也许更接近诗歌。

　　比如说在这里我会联想到李清照，我们谈到李清照的时候，我们就说她是一个超越了一般规格诗人的诗人，为什么呢？因为她写出了以下的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我小时候在听这首诗的时候就不喜欢，我想起了毛主席说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简直就是异曲同工。如果李清照只写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而没有其他的从女性的个人体验出发的，那种明丽、轻快、清新婉转的词作摆在那里，那么李清照是谁呢？李清照就不存在了。

　　我再说一个问题，就是悲悯的问题。悲悯非常好，它来自于一个人的天生本能，也来自后天的教育和对世界的长期认知。悲悯是很复杂的，是自然而然的，而我们现在的诗歌里面，有很多廉价的、招之即来的悲悯，我把它称之为“假悲悯”。我怀疑有的人是真的悲悯，而有的人用悲悯来谋取文学的加分。我们应该像警惕“假崇高”那样警惕“假悲悯”。

　　“三吏”、“三别”是好作品，对于杜甫来说。但是我们今天关注的更多是生活的苦难、生存的苦难，而不是精神和生命的苦难。好像就是我们吃饱喝足了，我们就有人权了，我们的精神需求也解决了。我的一个朋友打个比方来说，那猪也吃饱了，是不是也有人权了？其实我们有更大的困难去关注。

　　比如在西方国家，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吃穿解决了，很多福利、待遇有了，但是他们的诗歌仍然在关注大自然、关注生存、关注宇宙，我们应该写出真正的道德力量。我们的苦难根源在哪里，我们应该把它挖出来，而不要盼着别人有苦难让我们来写诗，就像过去的文人一样，说得不好听一点儿，过去的男文人都希望死了老婆，好写悼亡诗，即便是写出像苏东坡那样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样的千古佳句，我觉得这样的心态也是不值得提倡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刘福春老师刚才讲到的命名问题。现在诗坛各种各样的概念不断地提出，对于搞批评的人来说诗歌现象需要总结，这种归纳对诗坛也存在着一定的引导作用，但是这种命名一个又一个地提出，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刻板印象，就是说给诗人贴标签。刻板印象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在《偏见的本质》里说，标签的作用犹如一个拉响的汽笛，它让我们对所有平时能感知到的细微差异充耳不闻，即使一旦有人违背了刻板印象，一定也会有人通过一个更新的子群体印象，来维护从来的刻板印象，没完没了地划分下去，把标签贴下去。同样某个概念本身也许没什么不好，但形成刻板印象以后，我们就会扩大群体内的相似性，同时扩大群体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印象成为一种现实、成为一种威胁，能够扭曲我们的认知和判断。从长远来看，对诗人自身的发展、成长会造成损害。比如我们说这个是城市诗人，这个是专门写底层的，这个是爱情诗人，这个是知识分子写作。其实我一直是知识分子和民间相交叉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民间的，真正民间的也应该是知识分子的。

　　对诗歌创作的人来说，很多诗人应该回避这种概念，才能保证写作观念和手法的不一性，而不是像找到组织一样，急不可耐地把自己纳入某个概念或者旗帜之下。因为对于一个真正想作为，而不是只想多快好省地谋取世俗利益的诗人来说，归属感在某些时候会导致丧失感，个人创作的殊异性反而会丧失。

　　我再说一下诗歌的教育问题，我收到每个学期的学生毕业论文我已经看够了，比如说他们把诗歌都给我了，全是海子自杀，顾城自杀，十篇论文有八九篇是诗人自杀的。我说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暗示，我也该自杀呀。全是海子和顾城，我说你们除了海子和顾城，还知道其他人吗？因为他们是完全根据市场、根据社会的这种效应来理解诗歌，其实现在的诗歌教育很成问题。

　　林莽：说得很具体，下面有请黄梵来说，他前几年一直在搞排行榜，批评也是很犀利的，他有很多的思考。

　　黄梵：谈生态有两种视角，诗歌内和诗歌外。我比较认同刘福春老师的说法，诗歌内应该是文责自负，诗人有写任何东西的自由。刚才林莽老师提到了评价体系问题，就是我想谈的诗歌外，这涉及良性的评价体系为什么没有形成。我在这里想探讨一下，这个良性体系为什么没有形成，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生态特别好，我们就不用来开这种会了。

　　这几年我有个思考，中国文学史著作其实有个很近的源头，源于窦士镛在1897年写的《历代文学史》，这本书出版于1906年，是中国第一本关于文学史的著作。这种文学史的写作方法，当然是从西方引入的。在此之前，中国没有文学史著作，中国过去的文学怎么评定一个诗人，选择一篇作品呢？中国过去是靠两种方法：一是诗歌选集，历朝历代都有自己重编的选集，历代的不同选集一直处在变迁中，实际上一直也在相互竞争；二是所谓的名士传。两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评价体系。这个体系今天已无人再用，我们现在用的评价体系全部是从西方引进的，也就是窦士镛引入的西式写文学史的方法。

　　刚才大家谈到了浮躁，比如，刘福春老师已提到奖特别多。这里还可以列出一些，比如，给自己颁奖，追奖或买奖，在生态上表现为党同伐异，把写诗变成入史的搏斗，为进入文学史，靠利益诱使学者做不智之事；还有找碴儿骂人，而且骂来骂去十分快意，因为这些都提供了可以入史的机会。当西方写史的概念引入中国，中国评价体系便开始失效。中国过去的传统是只看文本，比较文本，对文本外的思潮史、运动史不关注，不管你是思想先驱也好，形式上的领军人物也好，都跟选本没有太大关系，选本只关注你写了什么，写得怎么样。比如，达达是西方很著名的流派，虽然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作品，但达达在西方一定会进入文学史，如果把达达放在中国古代评价体系里，达达作品根本进不了选本。所以，西方文学史可以接受观念声誉和作品声誉的分离，接受诗人声誉和作品声誉的分离，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这就跟西方文学史的写作方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