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2011·天问中国新诗新年峰会(4)

　　首先我承认，大家前面列举的现象都是事实，但我评价的参照系，是建立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或者更远的，是建立在1949年以来这样一个时间长度中的。而那个时代，几乎谈不上诗歌的写作生态，也就是说，在那样一个时间长度中，写作是没有自由的，诗人们的写作一直是受控制的。到了1976年“文革”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写作仍然是受控制的。所以，从这样一个参照背景上看，我觉得现在诗坛的外在生态，应该是很不错了。刚才大家谈到的现象都是事实，但我不愿把它们纳入我的评价系统来考虑，因为它们并不是近十年出现的新问题，而是一直就存在的，并且我所看到的事实是，这些因素正在递减。至于那种主旋律抒情，或者叫做主流诗歌，也一直在固有的轨道中延伸，但它们不是我所关注的对象。我所关注和要谈论的，就是自“文革”之后重新开始的、以现代主义元素为标志的中国现代诗歌。

　　当然，当下诗歌的外在生态、或者说任何时代诗歌的外在生态，都有它们的问题，只是我不想过多地考虑这些问题，用这些问题来干扰自己。

　　但我还想说的是，我们在这样的特殊问题上尽可以超然一些，但对某些公共层面上的问题，似乎不可过于超然。比如刚才刘福春老师所说的一些报刊，上面经常有某个人诗歌作品研讨会的整版评论，但这些人的名字和作品，我们基本上是不知道的。看了这些评论中所引述的这个诗人的作品后，你会觉得这是不值得开一个研讨会来研讨的作品，但恰恰又正是这种作品的研讨评论，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整版出现，其中的缘由何在？无非两个因素，一个是权力的介入，一个是资本的介入。这跟数年一次的“鲁迅文学奖”评选还不一样，因为“鲁迅文学奖”的获奖者最终仅仅只是三五个人，它只跟极少数的诗人有关系，更多的人不过是抱着撞大运的心态在陪练。但那些报刊上的评论专版则不同，因为这些报刊是公共层面的专业传媒，跟众多优秀的诗歌写作者都应该发生关系，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充塞在我们视野中的，通常只是对权力和资本“艺术成果”的表达。这种表达的常规性出现，已经混淆了公众对诗坛的判断：所谓的诗坛，整天就是这么一些人、这样一些作品吗？

　　第二个问题，就是权力与资本对诗坛资源的强势占有，这是新世纪十年来最刺眼的现象。他们不但强势地占据了发表、出版、奖项等各种资源，还同样强势地占据了评论、舆论资源，调动众多平庸的、乃至出色的评论家对他们进行专题研讨。从这个角度反过来看，现在很多的评论家也存在着一个操守问题。这种现象让我回想起了上世纪的80年代，那个时代的评论家，他们是有真理感、公义感、不容许自己放纵自己的，但现在，这种操守正在日渐削弱乃至丧失。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诗人们自身的问题。从大的方面看，诗人们与时代的压力相抗衡的意志力，同样正在丧失。众多的诗歌仿佛已经自我“去势”，或被自己挑断了腿筋，诸如梭罗书写《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那种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在当下的诗坛仿佛已是一种神话。再一个，诗人的综合文化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同样在萎缩，那种足以让人惊奇和激动的、带着强大艺术革新力量的文本，那种具有文化抱负和诗歌抱负的写作，也仿佛只留存在了21世纪的门槛之外，成为隔世的风景。

　　但从宏观的角度看，诗人们的整体写作水准，肯定是在水涨船高。诸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前沿性技术手段，现今已经常规化、公共化。且在我看来考察一个时代诗歌性状的重要指标——诗人们写作的差异性、多元性，正在持续拉大。在包括网络诗歌在内的浩瀚的诗歌制品中，我虽然见到了大量的垃圾，但更看到了大量的精彩之作。比如昨天我们讨论的李亚伟和潘维的诗歌。当然，还有很多人，他们的诗歌，是不断自我刷新中不断增高的群岭。稳定而扎实。

　　作为一个从事诗歌批评的写作者，我希望我的批评在价值判断和评价上，能够谨慎，能够经得起诗界的推敲，能够让我自己不太脸红。

　　林莽：下面请梁平发言。

　　梁平：这个会真的非常有意思，关于这个话题我还没有洗尘那么悲观，不一定就是最坏的状态。借陈超和燎原的一个观点，我觉得现在的诗歌的确让人很困惑，但是从整体上看，我认为还是有不少好东西出来。这是一个总体概念。我要说的是这里面的误区，尤其是诗歌生态造成的误区。

　　谈到生态这个问题，前面几位评论家谈得很好，也很激动，福春的激动我比较赞同，福春有这个发言权。我谈的是与诗人创作相关的两个平台，一个是刊物发表平台的生态，一个诗歌奖项平台的生态，这是给我们中国诗歌创作带来最大困惑的两个平台。

　　因为我在做刊物，我也在组织奖项。老实说我们在做刊物的时候，也在时时警惕自己，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平台的生态。我们刊物的常务副总龚学敏也来了，在我们来之前的上个月，我们编辑部专门开了一个业务上的会议，议题就是2011年的《星星》怎么做？为什么要开这个会议，因为我认为我们体制内的刊物真的有点儿看不下去了，我也在体制内，我也在做刊物。但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是我们该如何改变这个印象？其他的刊物我不去说，就《星星》而言，在《星星》这个平台，应该说最近这些年来，也觉察和发现这样一些怪象，就是跟生态有关的怪象。一些作者给寄稿子来，他注明他的官员身份，注明他的老板身份，甚至提出来我们给你赞助多少多少钱，还有更可笑的，也是最近冒出来的，他自己在后面注明，他是“什么什么新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我觉得是这个很荒唐，还有艺术照片，我不能说这就是前面谁说的“权、钱、色”，但是那些风潮给写作者带来误区，才使他们这样来标榜自己。大家是能够看到《星星》的，我敢说这么一句话，比如说这样的“身份”诗歌，我那里是发得相当谨慎的，绝不会几十首、几十首地拿版面来做。其实无关身份，真正的好诗，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只要你好好写了刊物就一定不会放过。官员的诗，老板的诗，所谓“新写作”的诗，只要写得好都是可以刊发的，包括还有大家没有说到的比如刊物老总的诗，我觉得是能刊发的，因为刊物需要包容，风格的包容，题材的包容，也包括所谓“身份”的包容，但是我们必须要警醒自己，不要因为以这样的“身份”来搅乱了中国诗坛的诗人的身份。起码我们作为一个编辑，一个刊物，时时需要提醒自己，否则只会制造混乱，只会误导我们的写作者。这是这个平台制造出来的混乱。

　　第二个平台，各种诗歌奖项的平台，这个平台现在确实如前面很多朋友都已经谈到了的太混乱。前不久看过潘洗尘的文章有一句话，叫“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其实，我们在批评某个奖项的时候，不应该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人，包括获奖者，包括评委。我们应该很清醒地认识到，这是这个平台的生态出了问题，得奖的没有张三还有王五，评奖的没有李四还有麻二。问题是机制、资格，每一个程序和环节都可以尽可能的公平公正，但是我们主宰这个奖项的人如果不具备对诗歌的基本判断，如果已经远离诗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也许越是公正越有问题。我们《星星》也有奖，我们《星星》年度诗歌奖三个人，但是我就敢说，我不脸红，每年三个人，我们不是由《星星》的编辑说了算，我们是真正在全国范围遴选最具前沿、最有研究、最能够感受中国诗坛体温的诗人和批评家来做这个奖的评委，今天在座的好多位都曾经担任过评委，我想他们也不会脸红。每年三个，这三个人的名单大家可以查资料，可以让《星星》问心无愧。像昨天这个奖项，我实在是发自内心的祝贺！这不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奖项，但是这两个获奖的诗人，那是真的经得起推敲，真的在汉语诗歌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作为评委也好，作为主办方也好，不会脸红。我希望我们中国诗歌的生态落到了奖项这样一个平台，就应该是这样的奖项，拿给这样的诗人。

　　现在一谈到奖项，你进入那个场合，你首先感到无聊，然后再体会这个评奖过程的无知，甚至无耻。无聊我们可以不理会它，无知我们可以帮助他，无耻就不能容忍。这样下去会对中国诗坛制造很多混乱，很多错觉，它对于读者是一个误区，对得奖诗人会产生幻觉，这个幻觉很大，又会有更多的人效仿，这只能伤害到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

　　这两个平台如果我们把它列入我们的诗歌生态的话，我觉得是应该引起我们每个诗人的警惕。我愿意相信很多人是无意识地进入这个误区，也愿意相信诗歌生态会一天天好起来的。但是我们自己尤其需要警惕，无论写诗，无论搞评论，无论做刊物，只有警惕之后，才能清洁自己，才能把诗歌做好。谢谢大家！

　　林莽：下面请陈朝华发言。

　　陈朝华：我也从来没有在这样的研讨会上说过话，因为本身也是一个身份可疑的人，我只能说自己是对诗歌还比较诚恳、诚实的一个人。因为我这边也创办了华语文学大奖，去年因为朵渔的那首诗，我们把年度诗奖颁给了他。今天讨论的是诗歌生态问题，刚才洗尘说了，当下是诗歌最坏的时代，我觉得我可能要表达一个观点，我认为这是一个诗歌最好的时代，同时也是诗歌最可疑的时代。为什么说是诗歌最好的时代？现在确实是非常多元，什么人都可以叫诗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不影响他用分行的文字来表达，这也是一种包容。包括洗尘你要劝很多年轻人不要写诗，你肯定被网络上“板砖”拍死，你没有这个权力去阻止他们在青春期从事个人的表达。

　　这是个人自己的权利。但我同时又说目前是诗歌最可疑的时代，正因为太多元了，没有标准，各种各样的命名出来，这不是写诗者自己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在各个领域都没有共识。同时我觉得诗歌它潜在的生命力还是很强的，很多人都在关注，但他们不一定是关注我们这群人，他们关注的可能是文化样式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诗歌写得比较好，比较牛的一些人，或者是网友用一种非常后现代的方式，来借助网络这个工具挑起了质疑，就说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真的一方面价值多元，一方面没有一个形成共识的机制和逻辑，所以在这里面我最基本的判断是这两点。

　　共识如果能够达到，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付出很大的努力，才会有至少稍微清晰的一个脉络出来，我们生在当下，更关键的是我们自己能否关注自己的生态。就是我们写作者，或者自认为是诗人的人，自己的心理。很多人可能会说批评家无底线、无原则，你们作为诗人本身，你是否因为朋友的关系，其他关系，也有过一些暗示，有过一些请求，一句话，你也给批评家多多少少形成了某种压力。更关键的，讨论诗歌生态问题，我们如何更诚实一点儿，更平静一点儿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可能更重要。

　　这是我基本的一个判断，我昨天晚上一点多赶过来，我现在很忙，活得很不真实。人总归要有一点儿让自己过得真实，在这样的场所，见到这么多人，还是内心上比较认同的一帮朋友，这是自己职业生涯里面很值得回忆、留恋的几天时间。我刚才为什么会带头给黄梵鼓掌，他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讲，当一个东西的交易是零成本，最后的共同选择会让一首有价值的诗歌浮出水面。

　　我一天要见到很多人，参加很多的活动，对我这样一个生命，诗歌跟我有一个终极关系，坐在这里，是我觉得灵魂最舒服的一刻，珍贵的一刻。我觉得把这种体验放在诗歌的评价和观察里面，也是同样的道理，关键还是如何认识自己，调整心态，这是最重要的。

　　至于诗人，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自己个人的经验，是否有机会成为公共记忆，我不反对所有的价值体系，我觉得一首好的诗歌，一定是会引发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知识积累的人产生共鸣的东西，如何把个人的经验上升为公共记忆，这是汉语写作者，或者对诗歌有追求的人，可能需要自我警惕和审视的一个问题。

　　谢谢大家！

　　林莽：说得好，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可疑的时代，我觉得是这样的。这种可疑处处存在，另外，调整自己，做一个真诚的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才可能是可信的。

　　李森：我很少参加这种会议，很少参加的原因是没有人邀请我。我今天参加这个会议也非常高兴，参加会议的无论是批评家也好，还是诗人也好，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包容，很开阔，甚至很优雅。与我平时印象里面很多诗人和批评家的形象完全不同，因为我认识很多素质很差的诗人、批评家，要么是一帮“刺头”，要么是没有教养。我很少参加文学类的活动，省里面也不参加，就是因为我觉得素质太差的人，都跑到诗歌、批评队伍里面来了。我看这次来参加会议的人，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纪轻的人，都让人非常的舒服，让我沉浸在一种诗歌的精神当中，至少我是这样的感觉，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会议。刚才很多老师、朋友的发言都很好，有充分的准备。因事先没有通知我要发言，所以我没有书面的准备。

　　我先讲文学奖的事情，我觉得大家不必太在意什么奖，这个时代还有纯粹的文学奖吗？对于我们真正热爱写作的人来说，奖是毫无价值的。我前段时间在黄山获了一个奖，这个奖，叫“诺贝尔文学预备奖”，小心不要被吓着。这个奖太大了，这个奖的名头，比个别诗人同志们在乎的那个奖的名头，大多了，而且颁奖的人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大家应该多设一点儿这种巨大的奖项，那些奖就变得一文不值。

　　另外同志们也不要愤愤不平地在乎《文艺报》《诗刊》这些报刊发些什么，就是要让工农兵学商的大量文章在这些刊物上发表嘛。过去我们觉得《文艺报》是多神圣的一个阵地，谁在《文艺报》发表，特别在边疆，要互相转告的。但是现在不同了，普通民众也可以在上面发表东西了，这是好事，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这个时代还是在进步的。像黄梵说的观点，我觉得最重要的。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有点儿羞耻的话，还会在乎谁怎么写，谁怎么评？我觉得人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最好，每个人可能会为他的朋友写一些评论，他高兴，他完全可以写，他写诗，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写得好自然会有好的评价，他写得不好，无所谓，这是个人的事情，别人想帮忙也不见得帮得上忙，批评家也不一定能够帮得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