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深度批评(1)

　　“诗歌史”的浮躁 黄梵

　　诗歌选集与诗歌史

　　撒谎已被广泛用于治当代史，只要在逻辑上说得过去，哪怕它不真实。因为如果照实直说，就会毁坏和谐的人际关系，一些人就觉得这类著述是行恶。如此深入中国人骨髓的和谐观，几乎指导着一切评论与当代史类著作的写作。这类“操纵”自如的结论，传递到新一代那里，就充满需要厘清的荒谬。就是说，我们饱经世故的评论，不是在激励创造，是在给下一代制造麻烦，供应着障眼法。如果我们能如饥似渴地查找真相，不难发现，不论一个诗人的作品是好是坏，作品总是真实的，但谈论作品的评论，若不公允、合度，它就成了魔鬼。魔鬼当然都会以善良的面孔出现。我开头说的“治当代史”，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词，追得上诗人的想象力，它包括诗人为把自己添进诗歌史，做出的一切诗外努力。无须太敏感就能发现，与“治当代史”相关的种种努力，正如百花绽放，与过去相比，真是茁壮丰茂。比如，故意找碴儿骂人，或乐滋滋骂来骂去，给自己颁奖，逐奖或买奖，党同伐异，把写诗变成入史的搏斗，用利益诱使学人做不智之事……历历可见的浮躁，是否由一个源头问题导致？它到底有何法力，竟让这么多人像热锅上的蚂蚁？莫非一个诗人声誉的起落盛衰，与他对“治当代史”的投入密切相关？

　　我想窦士镛在1906年写《历朝文学史》时，不会意识到他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会为后世注入这么多的浮躁。我们应该留意，窦士镛为中国文学写史前，中国历来没有文学史的概念，中国一向只有作品选集和名士传，这是中国文学传统与西方文学传统的不同，从中可以窥见许多珍宝。比如，它基本排除了作品之外诸如运动、流派、思潮等干扰，因为由众口拼凑起来的作品“背景”，往往会产生与甄别作品背道而驰的作用，甚至会使读者一时失去判断力，毕竟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另一个魔鬼——从众心理。这是每个人都害怕投入孤独怀抱的本能反应。可以预计，只需大肆渲染运动、流派、思潮等的历史价值，那个使人头晕目眩的魔鬼，就会从我们心底释放出来，令我们不再追随作品，教我们把作品之外的“伟大”硬塞进作品。好在不管“背景”如何璀璨，中国古人只乐得看作品、比较作品，他们懂得一首诗的伟大，会使一切不实的“背景”渲染，显得拙劣，最终毫无用处。如同不管达达运动多么有魅力，当读到巴尔那首只有声音没有内容的诗，我不会被他的作品“奇迹”打动。西方文学传统把达达派置于这样的境地：他们声名显赫，却没有受后人青睐的作品。“背景”声誉与作品声誉的分离，是西方文学传统乐意包容的乐趣。相反，若是把达达派置于中国文学传统，千年诗歌选集就会拒斥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受此惩罚，不是因为新，而是因为与其他入选的作品相比不够好。中国古人的这一招数非常管用，它使类似我们当代的种种“背景”炫示，立刻变得无用。也就是说，一旦以作品为中心，一些诗人最引人注目的东西，那些由歪门邪道导致的璀璨，倒成了深藏难窥之物。比如，古代所谓“四杰”、“四家”之类的说法，不是诗人自我认证的产物，是后人通过作品比较作出的判断。入选“四杰”、“四家”难于上青天，作品技压群芳不说，人品还要有口碑，因人品顽劣被逐出“四杰”“四家”的比比皆是。例如，陶渊明因品性高洁，后人倒先在名士传中注意到他。事实上，藉着作品选集，中国古人为后人提供的是作品史，而不是良莠杂存的诗人史、运动史、思潮史等等。在古人讲究阅读享受的文学传统中，若是有人想出版一部新诗选集，大概不会选录胡适或郭沫若的作品，理由相当简单：古人不在乎谁是先驱，只在乎作品是否好到有资格入选。

　　窦士镛的文学史概念，当然来自西方，他以此重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同时，自然使该概念携带的大量“诗外”杂质自西方拥入。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源头，自此全神贯注围绕作品的一切，成了文学评论的常规动机。由于文学史着眼重述文人的历史，这样作品之外的杂沓奇景，就纷纷挤入了文学史。一旦文学史不能忘怀作品之外的东西，一些诗人或批评家便懂得利用它们来谋利。以新诗为例。为理解新诗的来龙去脉，就必须给胡适或郭沫若等先驱以崇高的诗歌史地位；一些当代诗人的争吵之所以变得有趣，是因为一些学者觉得它们能改善苦行僧似的作品史。这是忽略诗歌的最高价值，让诗歌史变成一本传奇读物的做法。究竟是谁需要这样一部诗歌史呢？当然不是读者。我若是千年以后的读者，当然不想费时在一堆垃圾中苦苦寻觅好诗，只希望找到好的选本，能马上领略好诗的美妙。我们对唐诗选本的兴趣高于对全唐诗的兴趣，即是一例。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难看清，诗歌史是属于学人或某些诗人的特殊兴致，它在当代的兴旺，与大学学术有关。出于学术需要，老师和学生对诗歌的长成，比对诗歌本身更有兴趣。以为窥见到它的长成规律，以为藉此可以趁机入史的人，他们强加在奖项、批评、当代诗歌史著述中的躁动，我就不逐一累述。可以说，当代诗歌治史的轻易和低门槛，造成许多诗人也把大量精力投入其中。

　　我认为，不是西方文学传统太富人性，也不是中国文学传统太难通融，是两者想覆盖的历史时段不同。大致来说，西方传统采用的是百年以内的微观视角，它忠实地用放大镜观察每个历史细节，这样它会往平淡无奇的作品史里，添加丰富多彩的诗人史、思潮史、流派史等内容。中国传统则把注意力放在百年以上，它试图接近恒久的宏观认识，它尽可能舍弃与诗文本无关的东西，这样遭遇诗文本的后人，由于他已“忘却”历史，他的无知中便包含着可贵的“重新发现”。历史环境变了，却能经得住“重新发现”的诗文本，自然就更接近恒久的杰作。陶渊明被后人鲍照、萧统重新发现，李白、杜甫被宋人真正看重，即是一例。可以认为，西方传统一般百年有效，而中国传统企图抵达千年之识。不过在千年尺度上，一本简明西式诗歌史的束缚力，等同于一本中国古代诗歌选集。因为在千年宏观尺度上，文本力量会真正突显出来，相反，隶属运动、流派、思潮等的奇效，会因为后人兴致寥寥而变得微不足道。当然，中国传统也有西方传统达不到细致。比如，中国诗歌选集不会忽略只存一首好诗的诗人，而沉溺于诗歌史游戏的西方传统，会把只存诗一首的诗人，视为微不足道，从而在西式诗歌史中不会见到他的面孔……我们目前已到一个关口，应该看到——中国古代诗歌选集有了不起的治史功效，它根置于问题百出的制度，却着眼于宏观远景，能确保它长久有效；西方治史方法之所以在西方有效，在于它能用学术诚信抵消巧谋深算，这是基督教环境决定的良性心态。一旦摒弃信仰环境，只是简单移用西方治史方法，我们便会尝到它带来的躁动苦果。所以，不是我们该从近处还是远处观察诗歌的问题，而是目前的西式治史方法已成了诗坛躁动的源泉。我认为，把中国传统安排进新诗治史的视野，用诗歌选本的方法证明一些躁动的无效，把学者和读者的视线从吵闹不休的诗歌史，转向安静自重的作品史，我们就能创建另一种更智慧的新诗治史传统。一个选本若有不该入选之诗，或编者故意想排斥什么，明眼人或后人都能感受得到。我手头有十种唐人选唐诗的选本，一些选本的可笑昭然若揭。不同选本会在不懂当时文学政治的后人那里相互竞争，只有善于规避遗憾的选本才会获胜。比如，《河岳英灵集》突出于其他唐选本，宋选本突出于所有唐选本，即是一例。想用诡辩来证明选本的合理是徒劳的，毕竟一言不发的作品会昭示一切，但诡辩在诗歌史著作中会一时有效。

　　士的精神

　　当前一些诗人在误述知识分子精神时，我倒更愿意谈论士的精神。就独立、气节、操行而言，两者想避开的东西都差不多。记得有一天，我路遇一个久未谋面的诗人，他刚参加完作家会议，他突然向我感慨：“都说文人骨头硬，我看文人骨头最软。”他的看法其实一点儿不孤立，与曾在许多乱世拯救过汉文化的士的精神相比，当下诗人骨头发软的例子真是比比皆是。当代一些诗人之所以不堪一击，我认为不是个人言行的问题，是诗界缺了一种精神氛围，这种精神氛围是一面镜子，能照出一个人内心的不堪。是的，曾弥散在古代社会的士的精神，在我们的环境中已经化为乌有。士的精神在古代社会起的作用，大致与西方基督教中的正义、民主，以及文艺复兴萌发的张扬个性、自由等精神相当。它成了古代中国贮存高端文化和良知的庇护所。正是士的精神，令黄公望五十过后归隐山林，不指望靠《富春山居图》名传后世；令陶渊明不去追逐玄言诗或唯美诗的显流，而把诗歌引向更合性灵的抒情。对他们，艺术创造的体验，是一种基本的修行，与围绕“史”的所有杂念无涉。士的精神使他们避免成为利益的俘虏，使艺术免于受功利之害。元代画家坚持以卖画为耻，即是一例。不能说元代文人画的伟大，与士的精神在元代极其蓬盛无关。纵观历史，士的精神在古代皇家的院体之外，不靠刻意选择，只靠民间口碑，贮藏和创造了古代中国的大部分杰作。民间口碑筛选之严，完全不受官阶或翰林院等级的干扰。比如，宋之问位居唐修文馆的最低一级，但存诗多于第一等级的人……士的精神同时反衬出我们与西方关系的缺陷。我始终认为，西方文化是一个整体，试图只输入西方治史方法，不输入西方治史精神，注定与清末洋务派的做法如出一辙，必败无疑。西方治史精神，说白了就是知识分子精神，是一种对现实存疑的精神，哪怕寡合也要接近真相的精神，可以说是魏晋隐逸、贤士精神的变体。有了它，我们就不会说、写、做自己都不相信的事。谎言无非是靠我们害怕孤单的心理起作用，它在当代必须靠恩赐利益才能维持，由于它无法贿赂后人，自然难在后人那里继续获得成功，早晚会破绽百出。所以，恢复和养育士的精神，在当下应该成为我们心灵的重大课题，它是打破诗坛不诚实的奖项、江湖义气、长官意志、逐利行为、入史渴望等等的精神利器。当然，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庸俗之人变成士，除非他体察到士的精神是他内心之必需。

　　言清行浊

　　当下还有一种能为谈话注入虎虎生气的虚假，就是我们都能用谈话来营造求真的迷人氛围，可是一旦自己行动，就没有了谈话中的那些美德。就是说，只要谈起人的修为，都喋喋不休，不知疲倦，仿佛自己占据着美德的制高点。无论评价这个或那个诗人，嘴上都挂着修为的最高标准。不必奇怪，此人一旦行动，他所做的一切，可能正好是他谴责的一切。我曾经想用一个词概括这个现象，久觅不得，一天突然从旧书里遇到这个词——言清行浊。行了，它足以说出我想说的东西。当我把这个词告诉友人何同彬，他也诧异这个词的洞察力。看来，潜伏在我们内心的这个恶魔，古已有之。为什么人在谈论时内心特有律条，一旦行动则毫无自律呢？我认为，根源在于我们身边的“两层皮文化”。中国当代文化由两层皮构成，一层真皮一层假皮。吊诡的是，我们在公开场合抖搂的都是假皮，假皮供应的观点一般都十分悦耳，都是冠冕堂皇的真理、美德等等。由于这些观念在当下社会，缺乏对应的生活经验，比如，谁若在当下生活中坚持这些美德，他注定会四处碰壁，成为精神孤儿。这样一来，多数公开抖搂假皮的人，为生存所迫，便会悄悄用另一张近乎本能的真皮，去图谋利益，不管它在道德上多么粗野和刺耳。没有了传统“言必行”的束缚，没有了冒死进谏的士的精神，那张供应着人类全部欲望的真皮，便成了裹住我们心灵的汪洋大海。是的，当社会现实造成观念和经验的分离，同时向所有人供应着截然相反的两张皮，“诗人何为”的问题，就只成了少数诗人的苦恼。在我看来，置身于这样一个魔性环境，与其对一个诗人的行为敲敲打打，不如有人带头有所不为。一个对某些事有所不为的人，说明他心中有与众不同的戒律。比如，正是陶渊明的多次辞官，昭示着他卓尔不凡的品性。所以，昭示人品性的不是有所为，而是某些特定时刻的有所不为。

　　圈子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