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半江瑟瑟：品读林语堂的中庸之道(1)

　　以与众不同的姿态永远停留在人们仰视的目光中的林语堂，教给世人用“半半哲学”泰然潇洒地直面人生。他讲述的“半半”，是大道之行的中庸，却又彰显着自己的个性。因为他告诉我们的，不是处心积虑地算计世事，而是让我们要用最放松的心态享受最趣味的生活，用最纯净的心灵接近最快乐的本性，触摸云与海的彼端。

　　简朴是人生的要义

　　中国文化最健全最优美之处，乃是“淳朴”二字，教人认得简朴生活之美。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神话中的仙子是从来不食人间烟火的。倘若一旦犯了戒，马上就会觉得身体像灌了铅块，再也飞不到天上去了。仙子之所以能成仙，虽然说首先得有仙根慧体，但在他修炼的过程中最基本的是什么？无过于四个字：清心寡欲。因为寡欲，所以省却多少俗世纷扰，才能神清气爽，珍爱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因为清心，所以见风是风，见雨是雨，而不会弄出将风听成是鬼吟哦，将雨当成是离人之泪种种。然后就会生活得很痛快，少烦恼，自然就长寿，自然就得道成仙了。

　　天地之间的事物都保持自己的本然形态，曲的不需用钩，直的不需用笔墨描直，圆的不需用圆规，方的不需用角尺，黏合在一起的不需用胶漆，捆缚在一起的不必用绳索，它们自自然然生成这个样子。天地从来不加干预而让万物任其自然。

　　要实现自然的美就必须无为，一有人工雕琢的痕迹就破坏了自然。

　　应该不经磨砺而志向高尚，不讲仁义而有修养，不求功名而能治国，不处江海而心境清闲，不事养生而能高寿，自然无所不忘，可又无所不有，这样，无为至极而又众美荟萃。

　　美是在一种毫无目的毫无意识中实现的。天地之中的月白风清、春华秋实，或曲或直、或方或圆，并没有谁去为它苦心追求和精心修饰而成为这个样子，一切都是在无心无为中自然达到的。

　　一个内心自由、舒展之人必然是生活俭朴之人。他去掉了生活中那些不必要的奢华排场、时髦感觉，而热爱平实单纯的格调和方式。

　　生活的简朴必然是精神、思想简朴的外化，它使一个人完全褪尽浮华，尽露本色。

　　思想的简朴是指思维冲破了迷雾、排除了纷扰而达到明朗清纯时的状态。

　　林语堂有一段话说得极为中肯：“说起来有点矛盾，简朴就是思想深刻的标志和象征。在我看来，在研究学问和写作上，简朴是最难实现的东西。欲求思想明澈已经是一桩困难的事情，然而简朴更需从明澈中产生出来。当一个作家在役使一个观念时，我们可以说那观念也在役使他。这里有一桩普遍的事实可以证明：

　　一个刚从大学里以优异成绩出来的大学助教，他的讲辞是深奥繁杂、极其难于理解的，只有资格较老的教授们才能把他的思想用最简明易解的字句表达出来。”

　　林语堂强调：“生活及思想的简朴性是文明与文化的最崇高最健全的理想，当一种文明失掉了它的简朴性，人们深染习俗、熟悉世故而不再回到天真淳朴的境地时，文化就会到处充满困扰，日益退化下去。”他的一生最为得意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污浊社会中非常明智地保护了自己自然的天性。

　　平淡像醇酒一样，表面上看起来朴素平淡，不修饰，不华丽，不以鲜艳浓丽吸引人，但含蕴却深厚丰富，相处久了，越看越有味。

　　当然，平淡不能淡而无味，否则，平淡就会滑向平庸。外表的平淡必须与内在的深厚结合在一起，这就能使一个人于朴素中见光华，在平淡处显清秀。

　　这些大致就是简朴的真实境界，只要有与自然相契的精神，你就可以变成尘世的精灵。

　　做个好人就自在

　　文字不好无妨，人不可不做好。

　　——林语堂《论做好一个人》

　　在古人的梦想里，是大丈夫就要有如下的抱负，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把修炼自身品行放在首位。否则即使你有不世之才，也会令世人所不齿。那种鄙视的力量有时能把你从高官厚禄上扯下来，有时能阻止你成就事业，甚至还送你上断头台——这可丢掉本钱了。

　　林语堂说的“做好一个人”是说做一个有起码的道德操守的人。林语堂不反对人成为完美无瑕的圣人，但那种人毕竟不可多得，所以他更欣赏一般的好人和有缺点的人。他将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人身上：“人人都把眼前手下的事做好，有识见，有操守，这个国家就好办了。”

　　林语堂始终主张人生在世首先不是学做事，不是建功立业，而是学做人，按照人所以为人的那些古学做一个好人。

　　要想修得好品德，首先要牢记一个原则，就是对人要厚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什么叫厚道？不负于人，不欺于人，就叫厚道。

　　没错，深刻的道理往往掩藏在最朴实的语言中。做人要厚道，无论讲给谁听都像是一句略显多余却又无可厚非的、乡巴佬味十足的俗话。认同归认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敢面无惧色地承担起“厚道”与生俱来的良知和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呢？

　　其实，厚道不外乎“忠厚之道”，它包含了诚实、善良、豁达、感恩、直率、助人为乐、爱憎分明等品质，浓缩了几千年来人类的精神美。而对天性追求真、善、美的人类来讲，没有谁愿意拒绝厚道。

　　“做人要厚道”其内涵和外延无限延伸，语境放之四海而皆准。从老子而来，提倡“做人要厚道”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个传统美德，在大讲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今天，不但需要发扬光大，而且应该成为人人具有的一种涵养。

　　厚道为人之所以今天还需要，是因为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有失厚道的地方，极大地妨碍着人际关系的和谐，影响着同志间的团结。例如，那种得理不让人，无理搅三分，动辄小题大做，来一个针尖对麦芒；那种论人单论短，不首先看人家长处，见人家有什么毛病则抓住不放；那种计恩怨翻小账，谁有意无意对自己有所得罪，便十年八年耿耿于怀；还有些年青人，自认为读过几年大学，眼里容不得意见不同的人，横竖看不惯，常有指责挖苦之言，等等。对人对事多有刻薄之意，少有宽厚之心。这类事情往往弄得亲友红脸，同事反目，让旁观者也都痛心。

　　厚道对于人，可以说是立身之本。古语云：“君子不可苛察。”诗人萨迪也说过：“无论你是一个男子，还是一个女子，待人温和宽大才配得上人的名称。”可见，在为人要厚道这一点上，古今所见略同，没有教人要刻薄的。

　　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的社会性，不论何时何地，人要在社会上立足、生存、发展，都要结成群体和衷共济。谁都不可能独来独往。从这个意义上广而言之，不厚道无异自绝于人群；而厚道，则既厚于人，同时也厚于己。用林语堂的话来说，就是人与兽类的最本质区别。

　　厚道得人心，人们常常称许那些善于从大处着眼不计前嫌的人“有政治家的风度”，这种风度不应当仅属于政治家，我们都要这样为人处世。厚道意味着谅解、体贴、信任、爱护。“人察无徒”，厚道待人，往往赢得友情和尊重。

　　选择做一个好人，你能得到的是那些以前连想都想不到的东西，也就是碰上我们通俗地称之为“傻人有傻福”的事。何乐而不为？

　　中庸透出的人情味。

　　中国人对于人类所抱的一般态度，可归纳为，让我们做合理近情的人。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中国的“大道”，即是几千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教导着人们的孔孟哲学，而要成为一位博学大师，光有满腹经纶是远远不够的，处世之道才是最主要的。因为，无有此不足以扬名，无有此不足以立世，无有此更难以治学。

　　林语堂曾说，“一个有教养的人就是一个洞悉人心和天理的人”。而“人心”

　　和“天理”恰恰就是中庸糅杂的两个方面，是“近人情”、“近天情”，既要与人民大众连成一片，又要与皇亲国戚礼尚往来；既要“入仕”，又要“出世”；既要学得会“小隐隐于市”，更要做得来“大隐隐于朝”，这样才可称得上是一个合理的人在过比较理性的生活了。

　　“近情精神使我们的思想人性化，并且使我们不坚信自己总是对的。它的影响是在于刨去我们行为的棱角，并使它调和起来。和近情精神相反的，就是思想和行为中，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国家生活中，婚姻、宗教，与政治中的一切方式的狂热和武断。我以为，在中国狂热和武断是较少的。中国的暴众虽也易于鼓动（例如庚子年的拳匪），但近情的精神确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的皇帝专制，我们的宗教和所谓‘欺压女性’受到人性化。近情精神在这些当中当然都是有限制的，不过它确是存在着的。中国的皇帝并不是像日本天皇那么半神道的，而中国的史家并已演绎出一个皇帝受命于天，但他如失德便将丧失天命的假说。他如失德，我们可以杀他的头，在历代的兴衰中，被人砍去脑袋的皇帝已不知道有多少个，这就破除了我们的皇帝乃是神圣的或半神圣的念头。我们的圣人也没有被人尊奉为神道，而不过始终认他们为聪明的教师。凡是出乎情理之外的事情，我们一概称之为‘不近人情’，太过于矫情的人就是大奸，因为他在心理上是反常的。在政治的区域内，某些欧洲国家人们心中的逻辑和他们的行事实在异常地不近人情。”

　　林语堂的这段话不知你是否认同。但不管你的态度如何，在中国没有绝对的圣人是真实的。秦桧与和珅也是“纵有千日的不是，也有一日的好”。秦桧大抵与宋高宗的关系很铁，很够哥们儿义气，和珅爱子之心又感动世间多少父母呢！

　　这就是中庸，这就是把一个人的思想剖成两部分来看。没有什么是极端和绝对的，所以我们不能没有人情味儿，不能把任何主观意念里是善或者恶的都划得泾渭分明，否则就会古板，会失去对事物的灵敏性。

　　可见，在中庸的指导之下的人情方圆之道是无比可贵的。由于它的存在，我们才可以不偏执，不极端，懂得待人要理智、接物要全面的道理。我们也才能够平心静气、有容乃大地过生活，能屈能伸，才能够做“中”国之人，方方正正、端端庄庄地安享几世同堂或是普天同庆的乐趣吧。

　　林语堂说过，“我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相信中庸之道。”他反对思想和行动上的任何偏激、极端，讲求合理和有节。就像他对体育运动历来缺少好感，尤其反对那些消耗相当巨大或是对身体会造成许多危害的训练。他说，“可是当一个人打破一个百米短跑纪录时，那是确定的——当然也有例外——他不会做得好什么事了。”中庸和人情的思想影响着林语堂对《红楼梦》人物的喜好。他并不看好灵气逼人的黛玉，也并没有为绝对沉稳的宝钗说一句好话，而是独爱小说中并不占主角地位的探春，因为她具有黛玉和宝钗二人品性糅合之美质。

　　林语堂非常称羡古代高人所倡导的“中庸生活”。那是指“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即在一切事情上讲究适度和谐，求得天性的完整和心灵的快乐。这造就了一种人，他“在动作与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

　　林语堂开怀地说：“这种人物的典型应是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懒惰中带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可以完全不做工，或者可以称心如意地资助朋友；钢琴也会弹弹，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弹给知己的朋友听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点，可是只够摆满屋里的壁炉架；古书也会读读，可是不很用功；学识颇博，可是不成为任何专家；文章也写写，可是寄给泰晤士报的稿件的一半被录用一半被退回……”他接着下了个结论：“总之，我相信这种中等阶级的生活，是中国人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理想生活。”因为它既不会让你过分得意扬扬，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而改变了对普通人的友善态度，又不至于令人灰心丧气，失望绝望。中国人的中庸，果然是最关注人的精神，是最具人情味儿的，最合乎天、地、人和谐的方式。

　　守拙也是真聪明

　　盖中国人之聪明达到极顶处，转而见出聪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

　　——林语堂《中国人之聪明》

　　盖天下之深悔者，大约都是应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教训。如古之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如古之杨修忖度上司之意被割了脑袋，都让人叹之，息之。但是，若古人真是那样儿，也不见得能有几人为他怆然泣下，因为他们纯属活该，咎由自取。

　　林语堂在《中国人之聪明》一书中引用了陈眉公的一句话：“唯有知足人，鼾鼾睡到晓；唯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这里的“憨憨”，真是让人羡慕至极，那岂不是愚者之福吗？可见从古至今有智慧的人大都认同“守拙”即是“纳福”

　　的真道理。

　　在《红楼梦》中，有这么几句话说薛宝钗：“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语，人谓；安分随时，自云藏愚守拙。前几句是说她面相极好，大方、老实、美貌。后几句说她处世娴静、端庄，所以贾府上上下下都喜欢她。”不过，她的守拙可不是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修炼得成。她待人接物极有讲究，且善于从小事做起：元春省亲与众人共叙同乐之时，制一灯谜，令宝玉及众裙钗粉黛们去猜。黛玉、湘云一干人等一猜就中，眉宇之间甚为不屑，而宝钗对这些“并无甚新奇”，“一见就猜着”的谜语，却“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有专家一语破“的”：此谓之“装愚守拙”，因其颇合贾府当权者“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训，实为“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之高招。读之而想，不由拍案：绝了！

　　看似精明的人成功起来的确会难一些，因为你还未开口，别人已经把你当成了假想敌，和防备着你的人合作总会有点难。或者周围的人觉得你有不错的资质，对你的期望过高也是一种阻力，因此你让他们失望的概率会更高。

　　如此看来，人还是傻一点儿好，不够傻的话，就装装傻吧。

　　装傻，看似愚笨，实则聪明。人立身处事，不矜功自夸，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即所谓“藏巧守拙，用晦如明”。

　　人人都想表现聪明，装傻似乎是很难的。这需要有傻的胸怀风度，既能够傻，又愚得起。《菜根谭》说：“鹰立如睡，虎行似病。”也就是说老鹰站在那里像睡着了，老虎走路时像有病的模样，这就是他们准备猎物吃人前的手段，所以一个真正具有才德的人要做到不炫耀，不显才华，这样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

　　古时有“扮猪吃虎”的计谋，以此计施于强劲的敌手，在其面前尽量把自己的锋芒收敛，“若愚”到像猪一样，表面上百依百顺，装出一副为奴为婢的卑躬，使对方不起疑心，一旦时机成熟，即一举把对手打败了。这就是“扮猪吃虎”的妙用。

　　不过，装傻实在是一门高超的大智若愚术。它需要出色的表演才能：拿出来表演的，是为了愚人耳目，真功夫却不可告人。或者装疯，或者装哑，或者装傻，或者装不知道。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掩藏真实目的；要求也只有一个，即逼真，使旁观者深信不疑。

　　既是演戏，除了演技之外，顶要紧的是自信。自信自己会成功，自信自己确能愚人耳目，自信自己演技胜人一筹。这样，演起戏来才会面不改色心不跳，沉着冷静，应付自如，仿佛完全进入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