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珠联璧合：品读林语堂的灵魂天堂(1)

　　如果给你一支笔，请握成林语堂的姿势。这样一来，它既拥有了西式笔尖的锐利，又有了中式毛锋的柔软。既拥有了昂首挺胸，快意人生的冲动，又有了满怀傲气，睥睨天下的幽静。古人云，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朝市。而林语堂，微笑着教我们隐于灵魂。

　　与良物为友，成高人

　　鹤令人逸；马令人俊；兰令人幽；松令人古。

　　——林语堂《乐享余年》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很有趣的事情，比如“幽堂昼深，清见忽来好伴；虚窗夜朗，明月不减故人”，比如“蝶憩香花，尚多芳梦；鸟沾红雨，不任娇啼”。是多么有诗情、有画意啊。林语堂先生既然不是鲁迅，不是巴金，不是老舍，不是满腔的忧国忧民，那他就注定要做个特别的人，做个半俗半雅半神仙的人，并且，他向往神仙的思想成分可能还要高一些。

　　林语堂是个乐山乐水、愿意和一切美好的东西交朋友的人。他喜欢口含烟斗在院子里散步，尤其在清晨的朝阳和夕阳的余晖中，他一个人细细观看每一处生命的变动：那些树叶上发出的光泽，鱼在水池中自由地游动，鸟声啁啁，鸡之喔喔，还有常青藤浪漫的激情。就是山间飘浮的白云也像长了双脚和翅膀，会行走能飞翔。有时，林语堂愿意坐在阳台上看远山的景致，那是脱离了尘世的感受，美得有些凄凉落寞。每及此时，林语堂就会轻吟他喜爱的《乐隐词》，其诗曰：

　　水竹之居

　　吾爱吾庐

　　石磷磷乱砌阶除

　　轩窗随意

　　小巧规模

　　却也清幽

　　也潇洒

　　也宽舒

　　短短横墙

　　矮矮疏窗

　　乞楂儿小小池塘

　　高低叠障

　　绿水旁边

　　也有些风

　　有些月

　　有些凉

　　懒散无拘

　　此等何如

　　倚栏于临水观鱼

　　风花雪月

　　赢得工夫

　　好炷些香

　　说些话

　　读些书

　　这种心情有快乐也有迷茫，这是超凡脱俗的文人高士难免的！林语堂也遗憾，他想：“倘若园中养一仙鹤，那该多么美妙！白鹤可以展翅高飞，优美而舒展，如天仙下凡一般。如果仙鹤之脚在园中游走，那么整个园子都带了灵气，变得鲜活生动起来。还有红缨一点，白中带黑的翅膀，长喙灵目……”这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的画面啊，大概林语堂先生的灵性就是从它们身上悟过来的吧。

　　所以说，人的性情与他乐意去接触的事物是有很大关系的。“鹤令人逸；马令人俊；兰令人幽；松令人古。”与人结交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测试，自成一派也可从中认真着手，大概自然的风格汇入人的品性之后，就会更加有情有致了。

　　关键在于你能否以其参考作为标准，来考较那些你准备接近的人。

　　没有善行也没有恶行，根本就不知道善恶为何物的人，即是圣人。比如在唐尧的时代高唱着“帝力何有于我哉”的那些人；你对我好也罢，坏也罢，我都会以善良之心去报答；还有那些既不会给你，也不要你给的人，等等，都是这类人。

　　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善与恶的概念，只知道顺其自己的天性去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没有丝毫的做作矫揉，就仿佛是那浑金璞玉，瑜瑕不掩。不管别人怎么样对待他，他总是一如既往地诚心对待任何人。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任何善与恶的分别，没有好与坏的选择，没有得失与成败，没有荣辱与生死，所以完全没有痛苦与烦恼的感受。

　　相对来说，行善多于为恶的人，就算是贤良的人了。比如颜回从来就不重复犯自己的过错；而且一有不善，便自己进行反省；还如子路，只要听到人指责自己的过错，就十分欢喜。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对自己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可以使自己加以改正，从而成为一个完人。他们的生活目的不同，旨在做一个圣人。

　　尽管他们的心中有了善与恶的，有了好与坏的选择，有了得失与成败，有了荣辱与生死，也有痛苦与烦恼，但是他们在努力地克服自己的后天不足，从而达到先天的完善。所以，他们也犯错误，却是善于发现过错，而且一有错误，便会加以改正。

　　知过必改，这就牵扯到一个知过的问题。自己之所以去做事，就因为认为那是对的，往往看不出其中的利害关系来。也只有旁观的别人，才能够看出来并且加以指出。所以，要想成为一个圣人并且完善自我的人生的人，是绝对欢迎批评的。

　　然而，为善少于作恶的人，便称之为庸人。因为他们不像颜回和子路那样敢于改掉自己的过错，所以永远挤不进圣、贤之列。圣贤的目的，在于认识生活的真实意义，并且觉悟真理，从而摆脱烦恼，进入自由自在的境界。释迦牟尼佛祖要“得大自在”，老子道祖要“无为而无不为”，孔子儒祖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这三教圣人所追求的都是自由与自在的境界，自然也代表了人类征服自然和自身的一种本能愿望，所以被后世万代所景仰和崇拜，以至于形成了宗教。庸俗的人，本身就生活在烦恼之中，也不想加以摆脱。他们每天所干的事情，往往都是与达到觉悟、认识真理的宗旨相违背，自然也就不能够进入圣贤之流了。

　　只有作恶到底，小思为善的，才是小人。他们生存的意义，就是让别人活得不自在。即便是他们偶然做了善事，那要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就是为了某个更大的阴谋。也就是说，要他们做善事是很难的。

　　因为他们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与君子为敌。因为没有君子便不显小人，当然没有小人也不显君子了。君子因为小人才有存在的意义，也可以说是小人养活了君子。

　　老子的话说得很清楚了：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庄子更明确地说道：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因为社会出现了问题，有了为恶之人，所以为了保护群体的利益，便会有圣人出来进行教化，传播真理。

　　但是，也正因为有了圣人，才更显出那些恶人来了。在恶人看来，他们为恶就是在为善，他们的私利高过了一切。所以，即使在做善事的时候，他们也一定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阴谋。

　　但是，我们要想过得好一些，就必须学会把那些恶人都看成是正常的人。善恶是相对的，如果善是正常的，那么恶也就是正常的了。就如那自然界中，有香花也有毒草一样，我们必须学会鉴别香花和毒草，分清恶人与善人，才不至于上当受骗。

　　所以佛家有云：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真正得到解脱而成就仙佛了。如果你碰巧遇到了这个人，可以不理睬，但很可能就同登彼大荒了。

　　做自己的舵手

　　我相信一个人除非是对自己抱着一种理智上的诚恳态度之外，他便不能自在和快乐。

　　——林语堂《我为什么是一个异教徒》

　　许多人受信宗教，这大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活着的人总是畏惧死亡，敬畏死亡。而活在世上，除了吃喝玩乐富贵荣华的享受外，自然也要为自己“积阴德”，以期当故去之后在另一个世界里也能生活得更好，所以就要仰仗那个虚幻的上帝，天王老子或是真主阿拉了。

　　可是，如果为了崇拜自己所信仰的东西，比如宗教，或者金钱、权势的话，果真能让生活快乐无穷吗？对于前者，你大概还可以拥有善良的情感。虽然克制了自己的一些享乐，但至少有心灵上的平静和寄托。作为一位虔诚的教徒，这就是对你的奖赏。然而对于后者，却是很容易剥夺人们自由之身的，并且，让你今世痛苦且死后不得上天堂。

　　林语堂曾这样说过他自己是如何理智的对待人生“信仰”这个问题的。他说：

　　一日我与清华一位同事刘大钧先生谈话。在绝望之中我问他：“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爱同人，行见世界大乱了，对不对呀？为什么呢？”刘先生答：“我们还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呀，只因我们是人的缘故。做好人正是人所当做的咧。”那一答语骤然便把我同基督教之最后的一线关系剪断了，因为我从前对于基督教仍然依依不舍，是为着一种无形的恐慌之故。以人性（人道）之尊严为号召，这一来有如异军突起，攻吾不备，遂被克服。而我一向没有想到这一点，真是愚不可及了；由是我乃觉得，如果我们之爱人是要依赖与在天的一位第三者发生关系，我们的爱并不是真爱；真爱人的要看见人的面孔便真心爱他。

　　我也要依这一根据而决定在中国的传教士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那些爱我们信教的人只因为我们是人，便是好的传教士，而他们应该留在中国。反之，那些爱我们不因我们是中国人和只是人的缘故，但却因可怜我们或只对第三者尽责的缘故而特来拯救我们出地狱的，都应该滚出去，因为他们不特对中国无益，而对基督教也没有好处。

　　可见，他的醒悟是告诉我们，做一个人，对得起自己的本心，能够自由地控制愿意去构造的精神世界，就很好。

　　李白吟诗：“众人皆醒我独醉”，又道“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也做不成官，发不了财，只好去喝酒，去当个圣人。这一类的大文学家——陶渊明、苏东坡、白居易、袁中郎、袁子才，都曾度过一个短期的官场生活，政绩都很优良，但都因为厌倦那种磕头的勾当，要求辞职，以便可以回家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另外的一位诗人白玉蟾，他把他的书斋题名“慵庵”，对悠闲的生活竭尽称赞的能事：

　　丹经慵读，道不在书；

　　藏教慵览，道之皮肤。

　　至道之要，贵乎清虚，

　　何谓清虚？终日如愚。

　　有诗慵吟，句外肠枯；

　　有琴慵弹，弦外韵孤；

　　有酒慵饮，醉外江湖；

　　有棋慵奕，意外干戈；

　　慵观溪山，内有画图；

　　慵对风月，内有蓬壶；

　　慵陪世事，内有田庐；

　　慵问寒暑，内有神都。

　　松枯石烂，我常如如。

　　谓之慵庵，不亦可乎？

　　从上面的题赞看来，这种悠闲的生活，也必须要有一个恬静的心地和乐天旷达的观念，以及一个能尽情玩赏大自然的胸怀方能享受。诗人及学者常常自题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别号，如江湖客（杜甫）、东坡居士（苏东坡）、烟湖散人、襟霞阁老人，等等。

　　孔子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人生理想不得实现，再不能让自己自由自在地去寻找快乐，岂不是虚度了此生？可惜，今人大多不明白这个道理，还在苦苦挣扎着。

　　孔子这句话道明了他洒脱的一面，如果大道不能行，那么就漂洋过海，另创乐土。同时，孔子又没有“生活在别处”，他认为人要高于道，如果浮海为乐，那么就浮海，总之无论道行与不行，无论人在哪里，自身的快乐最重要。

　　有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孔子在人生四大时期为什么都是快乐的：

　　少年时孔子无父，母亲也早死，他在自修中获得乐趣。

　　青壮年时孔子为官于朝，牛刀小试，已见大效，因此他很安慰，虽有诸多遗憾而不改本志。

　　中年时孔子周游列国，屡经风险，并最终失败，但他享受到了漂泊的快感与历练的乐趣。

　　晚年时孔子居乡为圣，一面研究古文化，一面教育弟子，生活中充满无尽欢乐。大道已行，就行在他自己身上。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这样，他一步一步走出固有心田，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人的一生都是在接受别人智慧和经验的过程。与其让别人来洗脑，不如自己洗脑。自己洗脑后，人就会轻松、快乐，生活的新意层出不穷，越活越精彩。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就是“自己变”、“自己主导自己”的意思，从而达到“道”的境界。

　　坚守自己的志趣

　　我爱鸟而恶狗。这并不是我的怪癖，只是因为我是个中国人。我自然地有这种脾气，正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因为中国人喜欢鸟，要是你谈到狗的事，他便会问你道：“你讲什么呢？”

　　——林语堂《买鸟》

　　作为一个从晚清走向圣约翰大学研习西方文化的人，林语堂独有的可爱之处就是在他的文章中处处透露出的中国人的理想和矜持。他幽默的口吻和简洁的笔触，让人感叹、赞赏并信服。

　　语堂先生说，中国人爱鸟而恶狗，至少从清伊始，恋鸟情结便泛滥于世。古时有钱人家的阔太太们可以把猫抱在怀里当宠物，没有揽狗的，但无一例外的是每家总有几个精巧又价值不菲的鸟笼，里头装着同样有黄金钻石身价儿的各种珍禽，于是，名鸟成了“有闲”和“有钱”、“有权”阶级身份的标志之一。甚至，这种贵族“特性”还蔓延到今天。

　　你看看周围，爱鸟的人大都是热爱中国的古典文化，并且深信养鸟能让人颐养天年，是陶情冶性必不可少的道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