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说组织话管理(2)

　　理解寓于品味，理解增进品位。古典四大名着是千年古国孕育的瑰宝，它需要我们用心吸收，发展其中的精髓。不管从何角度作切入口，都会让我们受益匪浅。我认为至它们问世以来想必有不计其数追求升华的研究者将眼睛瞄准它们，这也是无可非议的。它们的优秀更是让我们学习的蓝本，今后还要多加研究，会有更多惊奇的发现。

　　做大，做强，做垮！

　　梁山泊的故事让大嘴想起众多现代企业的命运，那就是——做大，做强，做垮。

　　《水浒》中梁山众人的创业经历似乎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他们以宋朝社会中的叛逆者和颠覆者的身份上了梁山，在最短的时间内汇聚了大量的人员和力量，最后以“招安”的方式将自己瓦解。而现在众多的企业家也是以传统的叛逆者和颠覆者的身份进入大众的视线，在最短的时间以左右逢源的手腕和“大无畏精神”成就功业，以“紧急迫降”或是“高台跳水”的方式终结自己的辉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现代宋江。在这个名单上，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健力宝李经纬，上海房地产巨头周正毅、钱永伟、许培新，沈阳欧亚实业原董事长杨斌，华晨集团前董事长仰融，广东爱多原总经理胡志标等等。

　　有不少资料也表明，中国的民营企业生得快，死得也快。全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但同时每年又死亡10万多家；民营企业有60％会在5年内破产，有85％将在10年内死亡，演绎着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法则。

　　所以，一部《水浒》，有人看出的是忠义，有人看出的是权谋，有人看出的是情色……现在，还有人看出了经营与管理。

　　有人说中国文人就一个臭毛病，能把什么外国先进玩意都找出中国祖宗来。

　　也许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我们忘记了一个事实，大到文化与哲学，小到经营与管理，所有的这些，都是有其文化背景的。马克斯·韦伯说过，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中学到什么，那就是文化会使我们所处的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

　　关于管理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一直是件争吵不休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在大多数的中国人眼中或者行为中，商业更像是一种权谋术，管理更像是一种儒家的思想教化。究其原因，中国上下五千年来，就根本是一个感性的国度。对于战争——不论是政治上的或者是商业上的——我们讲究的是上兵伐谋；对于伦理，我们讲究的是礼义廉耻；对于生意，我们讲究的是论语与算盘的结合。在水浒故事中，我们所看到的管理几乎就是一种艺术。

　　大嘴这么说并不是完全否认了西方管理思想与技术对中国现代企业的作用，但是，我们也更应该看到，西方企业其实和我们一样，在他们众多优秀企业的管理思想中，也无不浸润着西方的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的思想影响：对数字分析的偏好、自由平等的原则等等。他们的实质不同于我们的实质，那就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的差异。

　　大嘴可以很肯定地说，就像梁山集团一样，由一群中国人组成的企业中，管理首先要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需要你有宋江那样的领导才能，吴用的那种足智多谋，甚至是高俅的一些暗黑权谋。

　　大嘴带点偏见的认为：中国人最擅长的是感性的思维，比如在围棋对弈中，一些高手经常会说，大致是下这个方向，感觉这里有薄味等等。这种思维模式，西方人往往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他们的思维是逻辑、计算与精确的刻度。殊不知人的大脑本来就是一个变化无穷尽的黑匣子，天平也许可以称出物体的精确重量，却不能帮助西方人知道包一个饺子需要多少肉馅。

　　呵呵！不可否认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也是很出色的。但中国的管理就是要有中国的味道，我们可以在混沌中感觉自己的做法对不对、却还必须要以平衡、制约与控制，的逻辑性思维去推理。

　　王国维说过，学问有三重境界。第一个阶段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个阶段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个阶段是“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管理也是如此，需要有自己的境界。

　　做大，做强，然后做垮——这似乎是中国民营企业一个可怕的怪圈，对此，许多人都会有疑问：中国民营企业这是怎么了？中国民营企业得了什么病？究竟是企业家的人格集体出轨造成颠覆？还是病态的企业文化互相传染导致恶果？

　　就梁山而论企业，容易给人以警醒，而宋江的结果似乎和现实中的商界人士如出一辙。作为梁山集团的首脑，宋江存在很多问题。而在现实之中，一些企业首脑把把赚多少钱定为目标，什么赚钱搞什么，什么热做什么，赌博心理很重的问题不也处处可见吗？大嘴在此奉劝中国的企业家，千万不要学宋江。

　　“求同”也要“存异”

　　梁山是经过几次兼并重组才具有汇集一百单八将的规模的。大嘴认为梁山集团的基本构架是“一大”加“四小”，就是说有一个“大公司”和四个“小公司”，其“总部”设在梁山。“一大”是原来的梁山人马，“四小”指的是青州的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和华阴的少华山。它们的关系就好像是一个大集团公司的核心层企业和松散型子公司的关系。后来“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才成就了一个所向披靡的梁山集团。

　　众山同归水泊，梁山真正的壮大了起来，但大嘴觉得人多了是实，然而“同心”却未必能结得成。众山会师同归梁山，是为了生存，免得被政府军各个击破。

　　他们和梁山有共同的利益——即活下去，但同样有一些分歧。

　　作为梁山大企业的老总，宋江有更长远的政治追求，显然不是李忠、王英、周通那样仅仅为了过着有银子有美女的日子，那么他的追求是什么呢？那就是招安。而且招安之后，宋江、吴用等作为主要人员也许能进入皇帝的视野，而他们作为一般的跟随者，命运如何更未可知。尤其是武松、鲁达这些和原来体制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的一帮人。

　　梁山泊排定座次后，宋江名正言顺地当上了梁山的老大，他便立即为自己和梁山人找出路，打出了“招安”的大旗。让乐和唱《满江红》，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

　　李逵也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鲁智深说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刷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

　　三位刚烈的汉子同样反对招安，可是宋江对他们仨的言语完全不一样。对李逵是“大喝道：‘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理！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而对武松与鲁达却是这样说的：“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来冷了众人的心？”“众兄弟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清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

　　在归附梁山的四座山中，二龙山的实力最大，他们的头领是武松、杨志、鲁智深、施恩、曹正、张青、孙二娘。鲁、杨、武三人名望很高，更兼武艺出众，是真正的重量级成员，不亚于原来梁山的任何一员战将。因此在梁山排座次后，这股势力在四个地方分公司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鲁、武、杨都进了三十六天罡的领导核心层，级别较高。且在职务分工中，分充了先锋使和步军头领。其次就是少华山，头领中的史进、朱武、陈达、杨春中，史进进了三十六天罡，朱武成为七十二地煞之首。桃花山势力最弱，李忠、周通不但武艺平平，而且一人吝啬，一人好色，被江湖人瞧不起，只能排名靠后，在梁山上基本失去了话语权。

　　白虎山从一开始就可算成梁山的支系，头领孔明、孔亮是宋江的徒弟。宋江除了权谋过人外，在拳脚、棍棒方面的造诣实在有限，他指导出来的徒弟能高明到哪里去？这股人马的势力可以忽略不计。

　　鲁智深、武松、杨志对梁山一直保持某种自觉的疏远。杨志因为晁盖、吴用等人劫了生辰纲而受到连累，不得不逃亡，因此他对梁山诸人，如朱仝对李逵一样，有某种难以释怀的心结。而且相对梁山前期以地方恶霸、流浪汉等底层人物为骨干相比，鲁、武、杨三人具有相似的经历、共同的语言，鲁为提辖，杨为制使，武为打虎英雄兼都头，其名望不在一个小县押司宋江之下。他们不像阮氏兄弟、刘唐一样，能主动爽快地做强盗，而是不得已上山逃避。归顺梁山，是因为慕容知府和呼延灼即将大举征剿三山，凭他们的力量难以抵挡官军。如果他们早想去梁山，何必推迟到此时？柴进庄上，宋江对武松极力拉拢，鲁智深相交最厚的兄弟林冲早就上了梁山。

　　从对李逵的呵斥和对武松、鲁达等人的安抚解释就可看出当时水泊梁山的权力架构，对同样火一样性子的李、鲁二人，宋江的表现亲疏有别。李逵是家奴，是宋江在江州脱险带出来的亲信，反对自己招安大计，宋自然很伤心，而且对家奴大声呵斥不以为过，还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给心中还反对招安的人其他看看。当然宋江知道别的弟兄会替李逵求情，他也会就坡下驴，你以为他真的会杀自己最管用、最忠诚的打手么？而对武松、鲁智深这两个二龙山来的头领，他只能安抚，因为二龙山人马和梁山人马近似一种联盟关系。一家小公司和大公司合并成一个新公司而已，大公司不容易也不可能完全控制小公司中的高层人士。

　　而梁山原来的人马中，也是派系林立。柴进从情感上亲近宋江，但他的出身觉得不可能像李逵、戴宗那样成为宋江的奴才。林冲这位既有武艺，又有智慧而且善于决断的独立人士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在感情上他更亲近晁盖的人马。和晁盖一同起事的人中间，吴用这位智多星审时度势，和宋江结成了利益联盟，阮氏三兄弟、刘唐是晁盖旧部，晁死后不得已归于宋江，但未必对宋江忠心耿耿。在揭阳岭碰到的李俊、李立、童威、童猛四个地方恶霸也是依宋江之名望壮大自己，对宋江的招安选择，一直心存怀疑。即使是江州劫法场后、白龙庙小聚义的那些人马，也非全部是宋江的人马。最后归附的一股势力卢俊义、燕青、蔡福、蔡庆和宋江基本上处于平行的结盟关系，不存在彼此的控制。宋江真正可以依仗的，除李逵、戴宗外，重量级的选手就是花荣、张顺、张横、雷横、朱仝。他在刺配途中收容的燕顺、郑天寿、王英、吕方、郭盛、薛永等人，才能一般，不但没法和二龙山的人马比，连与少华山的相比，都逊一筹。

　　当杨志提出请宋公明前来帮忙时，鲁智深的一席话饶有意味：“正是如此，我只见今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可惜洒家不曾相会。众人说他的名字，聒得洒家耳朵也聋了，想必其人是个真男子，以致天下闻名。”

　　在盛赞之下，包含的是一种怀疑。世人皆曰善未必是真善，鲁智深故说“想必”

　　是个真男子。到了梁山后，鲁达、武松确也一直坚持相对独立的行事风格，尽量避免和宋江的人马过多的混在一起。

　　由此可见，梁山一百单八将虽为结义兄弟，但这“同心结”却并没有“结”

　　好，在“求同”的同时也要“存异”。

　　团队中人情的作用

　　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是历史上一场规模很小的起义，被施耐庵夸大后写进了小说中，它没法和陈胜、吴广，黄巾、绿林以及黄巢起义相比；从和现代的时间距离来看，也不如李自成起义、洪秀全起义离得更近，可为什么《水浒》的故事能如此影响中国人呢？

　　大嘴认为：这首先是因为《水浒传》是中国的四大名着之一，《水浒》中的人不仅仅是造反，也不仅仅是招安。他们根本没有像洪秀全金田起义或李自成起义那样要与朝廷决一雌雄的气魄，《水浒》中的人物都是小人物，他们曾经只想过着殷实、安逸的日子，可在社会的惊涛中，他们没办法把握自己。这种深深的无助感、这种小草一样的生存状态，历史上大多数中国人都能体验到，最后风云际会他们都上了梁山。

　　这是小人物在生存的困境中结下的一种“互助组织”，梁山人所谓的兄弟情谊其实都是建立在彼此结盟才能生存的需要上的，他们这些小人物在那个时代没办法独活，因而必须结成命运共同体，在结成共同体的过程中，宋江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梁山另一个首领晁盖则没有他做得好，试将两人比较一下。

　　从本性上看，晁盖和宋江不同，他并不热中于权力，也没有什么宏图大志，只是想当一个草莽英雄。晁盖走的是稳健之路，而宋江不同，他还很年轻，可以把“脸皮厚、心肠黑”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而晁盖可能是一个企业家，但绝对不是一个商界奇才。

　　宋江对晁盖颇有微词：“似这般，可得富贵么？”他问别人，实则在问晁盖。

　　人在江湖，不飞则已，一飞就要冲天，这就是宋江的理想。为了达到他的理想，宋江开始慢慢地把权力从晁盖的手上转移过来。

　　山寨之主晁盖陷于郁闷之中，他觉得自己真的成了灵魂人物。梁山绿林公司的大小事务都由总经理宋江一手搞定。在绿林公司内，众人还把晁盖当董事长看待，不时给他一些香火供奉；但在绿林公司之外，江湖上只知“及时雨”宋江的大名，不知有晁盖。宋江这个黑厮实际上成了梁山集团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把手。

　　晁盖也许很愤懑，因为连吴用那样的书生都被宋江拉下了水！但他无能为力，因为宋江并没有让他抓住什么贪污、腐化之类的把柄，他的业绩和脸皮一样出色，在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的同时，在架空晁盖、取得绝对领导权的同时，还显得自己十分忠心耿耿。

　　晁盖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还好，机会来了。盗马贼“金毛犬”段景住盗得一匹好马，浑身雪白，并无一根杂毛。头至尾，长一丈，蹄至脊，高八尺。那马一日能行千里，唤作照夜玉狮子马，乃是大金王子骑坐的。在经过曾头市时，这匹马被“曾家五虎”夺去了。段景住上了梁山，希望能把马要回来。

　　耐人寻味的是，段景住声明，那马是献给宋江而不是晁盖的，“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无路可见，欲将此马前来进献与头领，权表我进身之意。”晁盖听了“金毛犬”的表述，觉得脸上很挂不住。“金毛犬”是很市侩的人，他的话清楚表明了晁盖在梁山和人们心目中的实际地位。晁盖大怒，决定亲自出马，夺取曾头市，却不幸在交战中丧身。

　　宋江是一个组织团体的高手，在权力场上成功的基本上是宋江这样的人，如出身贵族的项羽有扛鼎之勇，就是斗不过出身小吏的地痞刘邦。这不能简单地用厚黑、用虚伪来解释。在宋江和刘备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深刻答案。这二位都以仁慈体贴着称，在他们身上，暴力集团的成员们寄托了最佳预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预期，在他们的麾下卖命，可以卖个好价钱。

　　因此，刘备和宋江无须逞匹夫之勇，他们的才干是当好一个组织者，扩大地盘，获取血利，然后公平分配。宋江和刘备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深刻地了解当时中国人的人性，当时中国的世情。这种人性和世情就是：实在的人情，虚幻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