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说组织话管理(3)

　　他们用人情建立了为自己所用的团体。

　　是兄弟就平等吗

　　“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是中国民众并不陌生的一句话，一见到不认识的欲找麻烦的人，许多人都不会忘记用上它，大嘴也曾几次用过他，却不见得中国人都对这句话认同。

　　其实这句话出自于《论语》，是由孔老圣人的弟子子夏提出来的。但耐人寻味的是，它后来却成了许多大字不识只知道杀人放火的草莽人物的人生信条。

　　水浒世界里的梁山好汉也信奉这句话，希借此而达到“梁山世界大同”。他们中的很多是一见之下，义气相投，便结为兄弟，这正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最好注脚，不仅如此，有些好汉还明确讲出了这句话。实为好笑！

　　《水浒》第二回中，盘踞少华山的跳涧虎陈达带人马要攻打华阴县，来史家庄借路，陈达见到史进，开口便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相烦借一条路。”

　　可当时史进还并没有和他“皆兄弟也”的兴趣，反而出马交手捉住了他，不过最终倒是不打不相识，他们还真是成了兄弟；又如第四十四回，石秀对萍水相逢便“赐酒相待”的戴宗、杨林表示感谢时，杨林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还有第四回中，鲁达对热情款待的赵员外表示“员外错爱，洒家如何报答”时，赵员外说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何言报答之事？也许在书中，爱刺枪使棒的赵员外算是一个“准好汉”吧。

　　还有不少好汉讲不出这话，但结交结拜、称兄道弟却也是家常便饭。于是便有不少人以为水浒世界真的是在鼓吹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人平等的理想，把这当作水浒世界的一条重大精神。

　　例如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她的英译本《水浒传》于1933年出版时，即把书名改为《皆兄弟也》，对此，鲁迅先生在《给姚克的信》中表示了看法：“近布克夫人（按：即赛珍珠）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鲁迅先生的话是深刻的。实际上，“四海之内皆兄弟”那是仅限于好汉级别内部的。你可以相信宋江和李逵和武松是兄弟，也可以相信武松和菜园子张青和施恩是兄弟，但这绝不意味着李逵和被他一拳打得吐血的店小二、武松和卖水果的乔郓哥、史进和他的庄客是兄弟，甚至鲁智深和被他救护的金翠莲父女间也不是，那是恩人与受恩者间的关系，所以他们重逢鲁智深时，极为虔敬地分别“插烛也似拜了六拜”，兄弟之间哪用如此？

　　王学太先生在《中国流民》一书中，曾就此分析说：“《水浒》虽然到处以兄弟相称，很多萍水相逢的好汉，一见如故，情逾骨肉，但这并不普施于所有人。

　　贪官污吏不必说，他们是水浒英雄的打击对象。就是许多无辜的平民也常常死在好汉们的板斧或屠刀之下，他们心中决不会产生半点兄弟之念。因此，‘兄弟’

　　这个称呼仅仅是给予能够互相救助的自己人，或有可能加入自己的群体的游民的。换句话说，就是属于自己帮派或有可能属于自己帮派人的。”梁山好汉固然有除强扶弱的一面，但他们还有更为强烈的蔑视众生的心理。

　　此外，即使梁山大寨内部，也决非人人平等的理想国。首先好汉与数以万计的喽罗间就不能说“皆兄弟”。比如第二十回林冲杀王伦后，晁盖占据梁山，派人下山去打劫客商，满载而归，且看梁山大寨是如何论秤分金银的：“众头领看了打劫得许多财物，心中欢喜，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每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做两份，厅上十一位头领，均分一份；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份。”

　　对这种分配制度，民国时期学者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分析道：

　　“他们（指梁山众头领）的经济生活是筑在众喽罗制度之上。但是喽罗又和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不同，不是用‘汗’来生产主人的生活用品，乃是用‘血’来掠夺别人的生活品，以供主人之用。”

　　这话让人听着不太舒服，毕竟梁山好汉不是坐享其成，他们作战是身先士卒的，但这话中又确实有合理成分。另外，第四十七回中交代，杨雄、石秀上山后，晁盖拨定两所新屋让他们居住，又“每人拨十个小喽罗伏侍”，杨、石二好汉与服侍他们的小喽罗恐怕也谈不上“皆兄弟也”。

　　也许看了下面一处，我们会觉得触目惊心，在第二十回中，黄安率官军征讨梁山军败，大批士卒被俘，梁山“把这新拿到的军健，脸上刺了字号，选壮实的分拨去各寨喂马砍柴，软弱的，各处看车切草。”这算什么？军用奴隶？普通兵丁还不都是下层出身，受命差遣，不得已而为之，一旦被捉，全成了这种奴隶或准奴隶（注意他们并不是被收编做战斗人员），有何“阶级感情”可言？有些学者是很乐于将梁山描述成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其实这乌托邦一样有残暴和压迫。

　　那么这一百单八位梁山好汉应该是平等的吧！其实不然！即使是好汉内部，也决非如一般想象的那样兄弟友爱、亲如一家，虽然书中在一百单八将大聚义后说“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但列位看官真的相信玉麒麟卢俊义、小旋风柴进会和白日鼠白胜、鼓上蚤时迁拍着肩膀亲如兄弟吗？一般兄弟相称只是令人陶醉的表面现象，实际上至少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就分出了两个等级。

　　再看具体的排座次。鼓上蚤时迁屡建奇功，却排名倒数第二，大刀关胜一个打了败仗的降将却高居第六，就连白日鼠白胜这样的酒囊饭袋也排在时迁前面，还不是因为他资格比时迁老？

　　看来，这“四海之内皆兄弟”只是徒有虚名，而无事实啊！可见，封建等级思想在当时的人们心中是多么的根深蒂固。而“世界大同”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晁盖与宋江的管理之能

　　水泊梁山上有一百单八将，其中不乏奇人能士，为什么偏偏是五短身材、漆黑面皮的宋三郎坐了第一把交椅？大嘴细细想来，其中大有玄妙。只从晁盖和宋江在梁山上的各自为政就可见一斑。

　　梁山的山头上鱼龙混杂，梁山大王的交椅也不是好坐的，王伦因此丧命就可见一斑。晁盖上山，坐上了这第一把交椅，达到了他事业的顶峰，因不善组织和管理，在宋江来了之后，他就慢慢地被架空了。

　　晁盖性格之长短

　　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宋江上了梁山之后，梁山名义上的山寨寨主、一把手，并不是晁盖，而是宋江。实际上，等到众好汉江州劫法场将宋江迎上山后，大寨的权力中心便开始悄悄转移，山寨上贯彻的完全是宋江的权力意志。

　　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大嘴认为这要从晁盖的性格说起。

　　先说说晁盖性格上的长处吧。

　　第一，他为人重义。

　　作为江湖老大，他为人十分重义。尤其是对宋江，江州劫法场之役，晁盖亲自带队，梁山泊头领几乎倾巢出动，远征江州，真是不惜血本；宋江上山后，回郓城迎取老父，晁盖先派戴宗下山打探，再亲自带六个头领来接应，闻听宋江有危险，便教戴宗上山传令，只留下吴用等几个头领守山，其余共三十余个头领，既包括花荣、秦明这样的军官，也包括萧让、金大坚这种其实并不以武技见长的书生型的好汉，都全部出动，再一次不惜血本来迎宋江，这份对朋友的义气，真是没话说。

　　第二，他为人温厚。

　　有两个典型事例可以体现出晁盖温厚的一面。一是救白胜。若拿后世武侠小说的标准，白胜做好汉，根本不合格，首先没听说白胜有什么超凡的武艺，只是一个“闲汉”、“赌客”，其次，公人从白胜家中搜出赃物，白胜吓得“面如土色”，被拿后，终于熬不过拷打，招认了曾伙同晁盖打劫，在义气上，不能说没有欠缺。

　　但晁盖这个江湖老大对此并不计较，自己做了梁山寨主，却还惦着当初合伙做事的这个小角色：“白胜陷在济州大牢里，我们必须要去救他出来。”吴用也果然遵命设法救了白胜上山。另一个能说明晁盖温厚的事例是林冲火并了王伦之后。晁盖做了梁山寨主，又大败来征讨的官军，众头领正饮宴庆贺时，忽有喽罗来报，有数十客商山下经过，于是三阮、刘唐下山去打劫，这时，晁盖特为叮嘱道：“只可善取金帛财物，且不可伤害客商性命。”

　　后打劫成功，小喽罗上山报喜，晁盖又问：“不曾杀人么？”喽罗回报不曾，晁盖便“大喜”，说道：“我等初到山寨，不可伤害于人。”虽说打劫客商，和后来梁山屡屡标榜的只杀贪官不劫客商并不一致，但晁盖对此再三动问，可见晁盖是真心不想伤害客商性命，这很难得。不要忘了，第五回中，桃花山的李忠、周通劫杀客商，“有那走得迟的，尽被搠死七八个”，毫不手软。第十一回中，为人正直的林冲，为了在梁山容身，也一度下山，准备劫杀行人做“投名状”，一个为杨志挑担的庄客，就差点成了林冲刀下的冤魂。

　　而宋江就不是这样，比如宋江对唐牛儿的态度就暴露了他不义的一面。《水浒》第二十一回，宋江被阎婆惜骗到县里扭住，全靠卖糟腌的唐牛儿，拆开阎婆惜的手，宋江才得以逃脱。于是唐牛儿便替宋江顶了缸，被捉拿，被拷打，被刺配，此后却没听说仗义疏财、江湖人称颂不已的宋江设法解救唐牛儿，让这个为自己担了多少委屈的小人物，也上梁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地享享福。也许是因唐牛儿只是个卖糟腌的，不够好汉级别，没有营救价值？还是因事关宋江杀阎婆惜这个有桃色背景的血案？血案的背后，有宋江被同僚带绿帽的丑闻，这样的事，在厌烦女色的众好汉眼里，尤为不体面，大家不提不想最好，没必要还特地救了唐牛儿上山，让他到山上多口，有损领袖形象。

　　但是温厚可以看作常人的美德，却是政治人物的短处，专制政治讲究的是脸厚心黑，必得如宋江那样为达目的不惜心狠手辣，如为拉秦明下水，将青州城外一村百姓尽数屠灭等事，方能成气候。

　　我们再来看看晁盖性格上的短处。

　　第一，他不够果决。

　　晁盖行事有些婆婆妈妈，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生辰纲事发，宋江担着极大的风险通风报信，我们再看看之后晁盖的表现：晁盖从得到消息，到官军来搜捕，当有足够的反应时间。何观察带着公文来到郓城县时，是“巳牌时分”，即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宋江从何观察那里得到消息，飞马报信，“没半个时辰，早到晁盖庄上。”宋江报信后回返，禀报县令后又提议：“日间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捉。”

　　所以待到朱仝、雷横到尉司点了马步弓手及一百士兵，再向东溪村进发，到村里观音庵时，“已是一更天气”，约为晚八点左右了。朱、雷二人都是晁盖的朋友，他们消极怠工，带人磨磨蹭蹭走到晁家庄时，按情理，晁盖一伙早该一道烟走得无影无踪才对，可书中却道：“朱仝那时到庄后时，兀自晁盖收拾未了。”

　　晁盖得信后，已经让吴用、刘唐带着五六个庄客，将生辰纲打劫来的金珠宝贝挑走，投奔阮氏兄弟，剩下的家财，再多也有限得紧——晁盖不过是小小的里正，豪富不到哪去。可是从中午到入夜，大半日过去，官军来时，晁盖竟还在收拾，如果不是朱仝义气，设法私放了他们，真不知还能不能有后面轰轰烈烈的梁山故事。这托塔天王和行事效率，未免让人替他着急。试想，一山之主有这种性格，他的大王交椅肯定是坐不稳的。

　　第二，他有些幼稚。

　　晁盖的性格有点幼稚。他能坐了水泊梁山第一把交椅，完全是吴用推动的结果，自己全无主张。他们上了梁山，王伦面儿上奏起山寨鼓乐杀牛宰羊酒肉相待，心里却存了孙二娘开店的想头，晁盖却毫无察觉，早已给哄得迷迷糊糊，感恩戴德，一味高兴，幸得吴用老于江湖世事洞明，早瞧出王伦肚里那两根儿弯弯肠儿，也看出林冲的不平，设计火并了王伦，晁盖才在血泊之中被拥上寨主之位。

　　第三，他有些粗心大意。

　　读者当还记得，生辰纲劫案之所以被官府勘破，一个叫何清的人物起了关键作用。何清是负责缉捕此案案犯的巡检何涛的弟弟，据他自己讲，他曾跟一个赌汉去投奔过晁盖，正是赌棍、闲汉一流人物。这赌棍凑了一班难兄难弟到城门外十五里安乐村王家客店内碎赌，兼帮店小二抄写歇宿客商登记文簿，一日正赶上晁盖一行七人来歇宿，何清写着文簿，问“客人高姓”，“一个三髭须白净面皮的”

　　（大概是吴用）抢将过来，答说“我等姓李”，何清心疑，此事遂成为案件最终被勘破的突破口。

　　此事首先是吴用难辞其咎，一行人上路作案，便当早早预先分派身份，哪能临登记时才含糊地说一声“我等姓李”？一行七人形貌各异，怎么可能都姓李？

　　这种低水平的谎话却来骗谁？但更大的责任在晁盖，何清曾投奔过晁盖，晁盖便当识得何清，急思应变之策，然而晁盖居然对何清全无印象。这种事想来不会发生在宋江身上，宋江待人，往往屈己结纳，必使每个投奔他的人有如沐春风之感，以他的精细和用心，当不会如晁盖这般居然会和投奔过他的人相逢对面不相识吧？

　　第一把交椅与个人能力

　　如此说来，晁盖做为江湖中人，为人宽洪，疏财仗义，大嘴认为他是个够格的好汉，但做为一个政治人物，却全然不合格，后来他被宋江架空，那就不是偶然的了。看来这交椅和能力是直接挂钩的。

　　在打曾头市时，就更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曾头市是个小地方，大嘴也觉得委实用不着梁山集团的第一首领出面，但晁盖心想自己的声名在江河日下，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要亲自出马重建威名，夺回正在丧失的权威地位。

　　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小弟愿往。”晁盖对宋江说：“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你下山多遍了，厮杀劳困。我今替你走一遭。下次有事，却是贤弟去。”

　　晁盖对宋江说的话连称呼都没有，透着不快与愤懑。大嘴认为这段话有三层含义：一是晁盖并非要夺宋江的功劳，而是要夺回自己失去的权威与尊严；二是宋江下山多遍，已经功高震主，该休息了；三是我晁盖只是替你宋江走一遭，等我回来，再和你细算账，你还要听我调遣。晁盖的这些话宋江都听懂了，这让宋江的心里很不爽，但他没有表现出来。

　　晁盖下山，点了二十名左右大将。这些人有林冲、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胜、杜迁、宋万等，都是梁山的旧部，是他的嫡系部队成员；除此之外，还有呼延灼、徐宁、穆弘、张横、杨雄、石秀、孙立、黄信、燕顺、邓飞、欧鹏等人，他们都是新上梁山的人，非宋江嫡系，既可以当作晁盖自己的嫡系培养，又可以做战场上的炮灰。

　　晁盖没有带吴用，他已经听够了吴用的理论，众人在山下金沙滩为晁盖饯行时，饮酒之间，忽起一阵狂风，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

　　吴用谏道：“哥哥才出军，风吹折军旗，于军不利。不若停待几日，却去和那厮理会。”

　　晁盖道：“天地风云，何足为怪？趁此春暖之时，不去拿他，直待养成那厮气势，却去进兵，那时迟了。你且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

　　吴用哪里劝得住！晁盖之所以对吴用已经很不客气，是因为他对吴用已经丧失了基本的信任，他认为吴用和宋江是一伙儿的！

　　战场上，晁盖表现得很急躁，他太急于重新扬名立威，结果欲速则不达。第一次战役，军中就折了很多人马。晁盖回到寨中，心中甚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