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说金钱话理财(2)

　　正因为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小小的贪官污吏，所以官官相护，惺惺相惜，宋江对那些贪官污吏充满了深深的感情也就不足为怪了。明显的例子，就是招安后有一个小校斩了克扣军粮的贪官，他竟能不念兄弟的义气杀了斩贪官的小校。而在招安之前，又何曾见过他杀掉一个贪官？相反地，他对朝廷的命官十分客气，不仅结交了许多官场人物，而且对抓到手的高俅这样国字第一号的贪官，不仅网开一面，甚至还毕恭毕敬款待之。

　　但宋江是不满足于做一个小小的贪官污吏的。他招安的目的，就是要做大官，而做大官的目的，用他的话说，就是要“封妻荫子”。那么他拿什么封妻荫子呢？

　　说白了，还不是金银财宝？在北宋末年那样一个朝政腐败的社会里，要积攒大量金银财宝来“封妻荫子”，毫无疑问，也许只有做大贪官一条路可走了。当然，小说中宋江的贪官嘴脸并不显露，而且他做大官的时间也太短，还未来得及施展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才能，就被毒死了。

　　当然以上只是大嘴的个人猜测，大嘴对此也持否定态度，也有不这样看的，一些专门研究《水浒》的人说《水浒传》的主题之一就是反贪官，宋江是贪官的对立面，那就应当是廉吏。至于宋江的大把使银子，不过是作者的近于浪漫之笔，觉得有必要格外突出宋江的仗义疏财，就自然让他的包裹里有取之不尽的银两，这就叫“率性笔写率性人”，作者的本意，倒未必是在暗示宋江的钱来路不正，“思想中有丑陋的因素”。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有合理成分。《水浒传》是率性笔写率性人，对宋江仗义疏财的描写浪漫想象的成分居多，这都没问题，但要说宋江因为是贪官污吏的对立面，就定是两袖清风的廉吏，这只怕也未见得。

　　因此，从水浒世界通行的道德观来看，宋江的捞取外快，最好还是不要断其必无，不过话还得说回来，水浒世界里宋江的大把用银，主要还是出自叙述者的浪漫想象。

　　另外，宋江之钱的另一个来路，恐怕是各路豪杰的馈赠了——晁盖蒙宋江相救到梁山落草后，立即差刘唐送来一盘金子，宋江只取了一条，没好意思全收；在孔明、孔亮那儿，孔家给了宋江五十两银子做路费；清风山上，在此占山为王的燕顺、王英、郑天寿又“各送些金宝”与宋江；宋江第一次被救上梁山时，晁盖等“取出一盘金银送与宋江”……因此宋江才有足够的银两广交朋友，然后再从朋友处获得银两，于是便形成了“良性循环”。对宋江来说，各地英雄的钱财皆可为我用，各地英雄皆可用钱买。钱使到这个份上便活了，宋江真可谓善使钱者！

　　大嘴想说的是：无论如何，慷慨大度、仗义疏财、乐善好施，毕竟是宋江同志的一大优点；比起那些吝啬鬼和贪官污吏来，真不啻天上地下。

　　商人和慈善家

　　宋江为人仗义疏财，以此闻名山东、河北，都称他作“及时雨”。宋江有个特点，不唯对英雄豪杰乐善好施，对一般的公人、歌妓、狱卒、帮闲无赖……也无不慷慨使钱。由此可见，宋江还是一个有着古道热肠的商人和慈善家了。

　　宋江祖居郓城县宋家村，后来他从了政，到县衙里做了押司，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个小小的科长，终日里只是抄抄写写、编发一下文件而已。然而他愣是在县城里金屋藏娇养起了小妾，不过这也并不为怪，那阎婆惜只因家境贫寒、无钱给老父料理后事这才典身于宋江，非有他求，惟金钱耳。宋三郎也毫不含糊，立即搬出县衙在城中置办了房产，不出半月便打扮得阎婆惜“满头珠翠、遍体绫罗”。

　　别人闯荡江湖靠武艺，宋江凭的却是银子。他虽然有钱但是绝不吝啬，就因为平日里受了他的好处，知县老爷和朱仝、雷横两个都头才会在他杀了阎婆惜之后放任他出逃。

　　宋江的乐善好施是远近闻名的，否则就不会被叫做“及时雨”。《水浒传》上说他“生平只好结交江湖上好汉”，“人向他求钱物，亦不推托”，“端的是挥金似土”。

　　梁山好汉“义”字当先，但他们多为粗人，黄白之物往往颇得人心。那武松就因为受了施恩好处便替他醉打蒋门神，后来又因为错投了张都监差点身首异处，都是因为缺钱的缘故。

　　再看看梁山集团公司的代表的“产业结构”：农林牧副渔，工农兵学商，门类十分齐全，整个一完整的绿林产业体系，这不能说不是得益于宋江的商业头脑。

　　所以宋江在江湖上行走，要风有风，要雨要雨，威风八面，说一不二。可惜宋江不搞IT，否则水泊梁山就成中国硅谷了。

　　用银子玩转英雄

　　宋江的能耐不多，文不成武不就，可偏偏各路英雄见了他，不仅只是李逵、武松这样的村夫莽汉，就是鲁达、林冲这些见过世面的豪杰，亦是“纳头便拜，口称有眼不识泰山”。实在让小时候的大嘴感到纳闷。近年来市场经济兴起来，大嘴长大后看了一些社会现象，倒解开了少年时的这个疑团。

　　宋江虽然没有什么才能和德行，但他有银子嘛。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是一点不错的。宋江就是仗着手里的几个钱，对落难的各路英雄好汉施以小恩小惠，由此博得美名，被称为“及时雨”的。这一虚名和他的钱财相得益彰，使得落难的各路英雄好汉围着他团团转。

　　李逵这样一个赤胆忠心的心腹猛将，宋江用区区十两银子就将他买来了。原来李逵要去赌钱却苦于没有本钱，宋江便给了他十两银子，谁知他输了钱便撒泼耍赖大打出手，宋江见了大笑道：“贤弟但要银子使用，只顾来问我讨。今日既是明明地输与他了，快把来还他。”李逵只得悻悻地从布衫兜里取出银子还给了人家。宋江非但毫无怨言还请戴宗和李逵喝酒，席间李逵笑道：“真个好宋哥哥……结拜得这位哥哥，也不枉了。”从此他就认定“宋江哥哥果然是一个仗义疏财的好汉”，由此服了宋江，“供驱使”作“牛马走”。这位天不怕，地不怕，动辄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莽汉，就为着受了这一锭大银的蒙蔽并欲报这一锭大银的恩惠，服服贴贴接受宋江的喝斥和奴役，最终被宋江毒死，还说些“宋江哥哥要我死，我也不怨哥哥”之类的话。十两银子就买去了李逵的精神和性命，这样的英雄好汉，也实在太贱了。

　　即便是寄居在柴进庄上的时候，这宋江同志还借柴进之手资助了武松，感激得这打虎英雄武二郎感恩戴德、拜为义兄。从此也认定了宋江是个好汉。

　　宋江的得手和李逵的悲剧，是由中国传统的英雄理想和英雄行为造成的。英雄应是视钱财如粪土的好汉，英雄做事得仗义疏财，这样，英雄的手里当然也就总是没有银子或不会有太多的银子。英雄说话做事都得“仗义”，即便“君子爱财”，也要“取之有道”。如此一来，英雄们一是取不到财（财反被那些“取之无道”的小人占了）；二是取不到时还不能使出体力的优势去抢，那样就成了“不义”的匪了。于是英雄们必然就陷入这样的境地：一杆枪杀遍了天下的好汉，一分钱难住了盖世的英雄。

　　这种时候，英雄们也就不得不投靠有钱的宋江们去了。不用花几个钱，宋江们就买下了各路英雄豪杰，还捎带着一个“仗义疏财”的名声。大大小小的黑三郎们，就都变成了“呼保义”和“及时雨”。事情还不到此为止，仗义的英雄们又是讲究“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可没有钱财的他们以什么来报答黑三郎们的“仗义疏财”呢？只好拼一腔热血了。

　　由此大嘴又想到正史和野史中的那些万古流芳的侠客，他们“允诺必践，以死相报”的侠义之举，表面看来是为着报答事主对自己的“知遇”和“敬重”，但细细追索，这些“知遇”和“敬重”，往往又是通过事主为其赡养父母、解救生活贫困、提供锦衣玉食、抬高其社会地位等等体现出来的，大都还是“黑三郎”

　　们用钱在驱使义士为自己捐躯。难怪荆柯享受着燕太子丹提供的佳肴美女迟迟不动身时，燕太子丹就有点沉不住气，催他快快启程卖命。“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柯刺秦这一结果令人千古扼腕叹息的壮举，似乎还是由孔方兄买成的。

　　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要想做个真正的英雄，看来手头还是得有些银两。这样，才能按自己的意志去完成英雄的举止，即便在展现士为知己者死这一“烈性的美”时，也才会死得其所，不至被宋江们给耍了。

　　“为富不仁”者的警示

　　为富且要仁

　　“为富不仁”一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上》：“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照这句话的意思，“为富不仁”就不是说“为富可能不仁”，而是说“为富必然不仁”。你认为此观点要得吗？大嘴认为非也！

　　那么中国民众是如何对待这种观念呢？应该说是持双重标准。也就是说，如果这富人是自己的朋友，或对自己有恩，那么不妨认为此人富而且仁，至少不会一口咬定他一定不仁。而对那些和自己毫无瓜葛的富人，则在原则上默认他们十之八九是不仁，并对其有一种潜在的仇富心理。

　　在《水浒》中，就可以看到这双重标准的推行。凡是和好汉作对的财主，那就是不仁，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借粮”；而好汉成员中的阔人，如柴进、卢俊义、李应、晁盖等，那就都不妨假定是富而且仁的。

　　《水浒传》中还给“为富不仁”者以警示，说明有钱人的慈善活动是必须要做的。

　　宋朝的军事不强，经济发展却不弱。看过《清明上河图》和《东京华梦录》

　　的人对大宋首都之繁华大约有些简略认识，即使是小说家所说的《水浒》，重点写造反和招安，其中也有不少笔墨写到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和市场经济的活跃。

　　商品经济的发达，必然会出现一批“民营企业家”。但在封建社会里，私营者的成功与其说依赖个人的能力与机遇、法律对财产和经营活动的保护，还不如说更依赖于和官府的关系以及心狠手黑、大胆奸猾。

　　《水浒》当中可能确实有不仁之辈，如强赖去解珍、解宝兄弟打死的老虎并对他们加以陷害的毛太公。但也未必尽是如此，如祝家庄，书中就没说他们有何劣迹，但宋江却早就打了主意要去破庄抢粮；而梁山好汉中的那些阔人也未必就仁，如柴、卢、李等，他们对好汉级别的人物可能出手大方，“仗义疏财”，但这些人对他们的庄客、佃户来说是否真的就仁，就很难说了，至少可以肯定原揭阳镇的财主恶少穆弘、穆春兄弟，他们荼毒地方，是绝对不仁的，但也没见哪个好汉出头打劫他们的庄园来劫富济贫。

　　也许，重要的还不是如何看待梁山好汉对“为富不仁”所持的双重标准，而是“为富不仁”这命题本身，就可以生发出很多话题，如它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它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是否富人都可以定性为剥削者？是否定为剥削阶级的人包括唐宗、宋祖、包拯、海瑞、李白、杜甫等一概可以斥为不仁？

　　“仁”的标准又是什么？“为富不仁”为什么会为一般大众认同？它对国民心理产生了哪些影响？到了今天这个现代社会，又该如何看待这四个字呢？

　　三个有钱人的下场

　　比如《水浒》中三位较成功的“民营企业家”的典型，即渭州“镇关西”郑屠、阳谷县西门庆和大名府的玉麒麟卢员外。

　　在皇权社会里，世俗权力高于一切，没有现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分，民间对官府权力使用很难进行监督，官府的种种行为也很难公开公正。那么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商业的繁荣只是畸形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有自由、宽松、法治化的环境。

　　“灭门的府尹，破家的县令”，公共权力的无限膨胀可以通吃一切，自然包括左右民营企业家的活动，经营活动往往并非按照成文的游戏规则运行，而是按照诸如“无商不奸、官商结合”的潜规则运行。要么你就依靠官府横行霸道，但免不了被武松这样的人自我执法者消灭掉。可见，“为富不仁”和“为仁不富”

　　的怪圈在《水浒》的世界中，就已经存在。

　　这三个“民营企业家”都没有得到善终，郑屠有欺男霸女之嫌疑而被鲁达三拳打死；西门庆谋色害命被武松杀掉；卢俊义被诬通贼后不得已上了梁山，最后和宋江等人一起受招安，征辽、平田虎、王庆、方腊后终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被权臣们用毒酒毒死。

　　三人善恶不一，其人品道德有云泥之别，普通人读到郑屠和西门大官人被打死时，觉得痛快；谁让他们不慈善呢？读到卢俊义被害时，免不了因英雄末路而伤心。但仔细比较三人的命运，便会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疑问，为什么无论是为恶还是为善，这些商业界的成功人士都逃脱不了家破人亡的结局？

　　大嘴先说说大家归熟悉的西门庆。且看书中的解说：“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钱过事，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让他些个。”

　　爱财如命的王婆向潘金莲隆重推荐这位年轻英俊温柔体贴的“企业家”时是如此说的：“这个大官人，是这本县的一个财主，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叫做西门大官人。万万贯家财，开着生药铺在县前。”显然这位开药店的老总比前面那位肉类公司的老总和官府的关系更亲密。郑屠对官员只是攀附，西门庆是深交。

　　书中的介绍还言明了西门庆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力，他几乎可以做当地的“地下人事局长”了。

　　在没有制度化的保障下，企业家通过金钱左右地方行政，从而为自己撑起保护伞是商人的本能。正因为他和官府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他敢于和潘金莲用毒药杀死武大。——这武大也非平常人，他兄弟武二那是阳谷县的都头，好歹在当地也算个人物。武松从何九那里拿到兄长被毒死的“物证”——骨殖，又有何九验尸前被西门庆贿赂、郓哥有关西门庆和潘金莲通奸的证言，无论如何西门庆有重大杀人嫌疑，可知县至少可以立案侦查此事，然而他为西门庆开脱：“武松，你也是本县都头，不省晓得法度？……你不可造次，须要自己寻思，当行则行。”

　　西门庆得知后，给官吏们塞了银两，县令和狱吏更是站到西门庆一边，而且以堂皇的理由来搪塞。最后武松只好自我执法，杀了潘金莲、王婆、西门庆，为兄长报仇。

　　有意思的是，在潘金莲、王婆、西门庆被杀后，县官又反过来为武松开脱。

　　“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把这人们的招状，从新做过，改做‘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此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服，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至斗杀身死。’”前一阶段西门庆有重大嫌疑而不立案，此时武松明明是故意杀人而被开脱为过失杀人。国家法度在官员面前真得成了任意揉捏的泥团。

　　此时，县官与西门庆的交情哪里去了？为什么要维护武松？县官此时念武松为他护送礼物上京的功劳，当初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有钱人和官家从来只有利益联盟，西门庆在世时给他银子，而且西门庆在当地有影响，他自然要维护西门庆。

　　现在西门庆死了，树倒猢狲散，剩下孤儿寡母，再维护他有甚用！何况打虎英雄武松众人景仰，武大的遭遇众人同情，此时县官考虑的是所谓的“民意”，这民意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在这官员眼里，没有国家法度，只有个人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