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说忠义话权谋(3)
梁山泊好汉们也不是什么造反农民。晁盖一伙七人和林冲虽然出身各异,但总算维持了一个“好土匪”的形象。后来的梁山泊就更不堪了:孙二娘是卖人肉包子的,时迁是窃贼,穆春是恶少,李逵是杀人魔王,蔡福、蔡庆是刽子手,柴进、李应是大财主,关胜、秦明、董平、张清是朝廷降将,张横、张顺、李俊、穆弘是当地一霸,雷横、朱仝、戴宗、宋江是官匪一家。要在梁山泊一百单八将里找出几个因为吃不饱、穿不暖或受地主老财压迫而上梁山的农民,是很困难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江。用现代的眼光看,他是当了官再当贼,当了贼后又当官。宋江原是个小吏,靠勾结江湖人士,收受贿赂过活,又靠挥霍受贿的钱财巴结上司、讨好同僚而得到官场上众口一词的好评,以至于为毁灭罪证而杀了自己的小老婆也没人相信他的奸诈。在这一点上,宋江与高俅又有什么两样呢?
武松与关羽之“义”
中国各地到处都有关帝庙,洛阳附近的关帝庙规模很大,给人的印象很深,但他还不是中国最大的,最大的在陕西省。武二郎的庙不多,但他在中国人心中也有着很重的位置。
中国民间最重视的道德,第一是孝,第二就是义。小说把一些武将捧成了神,不但是由于小说的魅力,也由于中国人传统的性格。
其实历史上真正的关羽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个人勇力不过和张飞、赵云、马超差不多,曹操部下的勇将张辽、徐晃、许褚等等大概和关羽都可打成平手。
吕布当然强过他。说到用兵打仗,关羽肯定不及曹操、诸葛亮、司马懿、周瑜、吕蒙、陆逊、羊祜、陆抗、赵云、张辽。关羽受后人尊崇,全靠《三国演义》夸张了他的重兄弟之“义”的一面。而《水浒》中的武松也是个重兄弟之“义”的人,他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替他的兄长报仇,但他同时还有打死老虎为民除害的一面。
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强调“孝”与“义”是十分明显的,《水浒》中的许多人都是以孝义立身,比如宋江就是一名孝子,李逵也是,这证明“孝”的道德分量是十分之重的。
说到“义”的话,《水浒》主讲了一百单八将的“义”,而《三国演义》是以刘备、关羽、张飞结拜为金兰兄弟的“桃园结义”为始,两本书中都贯穿了这种“道德”观。而尤以武松和关羽为典范。
中国人的正义、仁义、忠义、恩义、信义、道义、情义、大义等等,都是并列的,每一种都是带着人伦气息的漂亮名词。由此而考虑,“义”是应该被理解为人所应该踏步向前的正道,是人与社会之间不可欠缺的一种秩序感觉,且应以此为基点。以前汤恩比博士在眺望未来的“统一的世界”时,他十分注意有着二千年以上统治着广阔版图的中国民族的统治经验、统治感觉。他认为以“义”作为代表性的观念,是中国独特的秩序感觉的背景。
当然,不能忘记那种秩序感觉,一旦有哪一步错了就会有使社会凝固和窒息的危险性的。鲁迅在向“礼教”亦即儒家道德战斗时曾指出,秦始皇、曹操等,说到底就是对那种秩序感觉的异端者,他高度评价他们为划时代的改革者。鲁迅对中国民族的传统精神遗产,可以说是严厉地审视了礼教的负面。然而,大嘴担心在人文价值日益低下的现代社会,象征着“义”的道德般的秩序感觉作为规限人间社会的规范,到底会不会还活在中国每个人心的深处呢?
智多星与诸葛亮的谋略之比
吴用在《水浒》中是智慧的化身,地位近于《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重要性也近于诸葛亮,在一般民众的心中,他其实就是水浒版的诸葛亮吧?大嘴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现在大嘴要说的是:在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里,《水浒》中的吴用能否比得上《三国》中的诸葛亮?恐怕不能。也许还可以说是远远比不上。
原因何在?首先应说吴用的谋略与智慧,感觉上不及诸葛亮。大嘴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吴用跟诸葛亮较量过,输给了诸葛亮,而是说《水浒传》对军事谋略的描写相对来说是简单化的。
诸葛亮和吴用是类型相同的两个人物,在四大名着中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但因作者的差异,人物描写的血肉丰满程度却大相径庭。诸葛亮从小说中走出来,进入《空城计》、《草船借箭》、《借东风》等戏剧剧目中,依然演主角,照样光彩照人。而吴用竟然没有以主人公面目出现在其它艺术领域中,可见小说给这两个人物提供的文学底蕴深浅不一。
即使不翻开原着,读者朋友也能列出诸葛亮舌战群儒、草船借箭、三气周瑜、七擒孟获、火烧赤壁、六出祁山等一系列生动精彩的故事,使人过目不忘。描写的何等机智豁达、出谋划策,游刃有余,简直就是智慧的化身、而且有情有义、细节迭出。
《水浒传》中的吴用几乎不能信手拈来几处发现其大智大勇的范例,充其量也不过是“智取生辰纲”、“智赚卢俊义”之类的小计谋。更多地方描写吴用出行征战时“叠两个手指”或“低低说一句”。晁盖问吴用取生辰纲“软取”还是“硬取”?吴用则说:“力则力取,智则智取”。真是说了等于没说,看不出吴用比别人强在哪儿?后在黄泥岗上,仅是巧用了蒙汗药而已,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再看“三打祝家庄”,更使吴用相形见绌。诸葛亮借东风是识天文;关羽在华容道截曹操,说明诸葛亮识地理。而梁山人马二打祝家庄就是因为不识进庄路径、不明祝家庄设防原因才导致损失惨重,做为权谋军机的军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梁山最后取了祝家庄,明眼人自然清楚不是吴用的智慧作用,而是祝家庄普遍地盲动轻敌。
吴用假扮算命先生,凭三寸不烂之舌,搞得卢俊义家破人亡,不能算正大光明之举。梁山好汉,肩膀齐是兄弟,排座次是难中之难。吴用在地下埋了石碣,谎言天授,轻而易举地排定了一百单八将的座次,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矛盾,自己又稳坐第三把交椅。别人心里不服也说不出口。所以吴用用计险恶有余、大度不足,尤缺机警过人之处,也是梁山群雄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水浒传》有的版本署名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仅就诸葛亮和吴用智慧描写的巨大差异来看,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只是编修者。作为“第一才子书”的《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军事谋略的修养是施耐庵无法望其项背的。而《水浒传》的谋逆反叛的先躯意识又是《三国演义》正统忠君思想无法比拟的。
《三国演义》展现出的是一个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喧嚣壮伟的历史大动荡时代,这个时代称得上英杰辈出。《三国演义》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除了诸葛亮用兵如神以外,还有很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谋之士,如周瑜、庞统、司马懿等等。诸葛亮的才华和智慧就是在和杰出对手的碰撞中闪出耀眼的光芒的,如比较经典的诸葛亮智算华容一段,诸葛亮和精于用兵的曹操推算对方的军事谋略,双方对对方的用兵方略和决策心理展开一层层军事反推,最后诸葛亮在这场智慧的较量中技胜一筹,使对手落入彀中,这样充满了深刻的辨证法和对策论思想的笔墨,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但是这样精彩的谋略描写在《水浒》中有吗?显然没有。水浒世界里的吴用是全无对手的。这句话的意思还不是说对手都不及他,而是说扮演他的对手角色的人根本就没有,只要他竖起两个指头,说出一番计谋,对手保证就会乖乖上套,听凭梁山人马痛揍,这也未免太简单化了,很难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吴用的计谋中真正可圈可点的大概也只有智取生辰纲吧?
而且吴用谋略的品位也远不及诸葛亮,行事时常不择手段。为了逼朱仝上山,竟和宋江定下计策,让李逵活活劈死小衙内。这手段正与宋江屠灭一村来逼反秦明相似,残忍毒辣全无人性;又如为了强拉卢俊义上山,就去骗卢俊义题反诗,又对卢的管家李固谎称卢已立意上山造反,使李固去出首,险些害了卢俊义的性命,这恐怕也只能用“阴险”二字形容。
总之,吴用使的尽是些典型的流寇手段,能成什么气候?或许这也怪不得那个子虚乌有的吴用,怪只该怪作者在计谋描写上的低劣。大嘴认为《三国演义》
无论如何是不会把这些东西写到诸葛亮身上的。
野心家柴进
在《水浒》中,柴进是个让大嘴看不懂的人。他是后周的嫡传子孙,如果没有“陈桥兵变”,坐龙廷、穿黄袍的,就不是赵佶而可能是他柴进。如今他没有任何封号,只是一个平头百姓,虽人称小梁王,最多只是个大地主,靠收租过日子,他能心平气和,心甘情愿么?他上梁山,只能是犯了事以后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自古以来,衙门里就是个黑幕重重的地方,一牵连打官司的事,所花的银子就特别多。不论什么案子,第一要有金钱,第二要有情面,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柴进应当知道这些,却还想仗着他的“丹书铁券”。
所谓的“丹书铁券”,在强权下面,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一个知州的小舅子,就能够把他整得家破人亡,说明大宋皇帝早就忘记他、排斥他、忌恨他、不支持他了。他要做当时的孟尝君,到处收罗亡命之徒,说他另有所图,大概不算诬陷。姓赵的皇帝有那么多耳目,也不会不知道。因此,柴进“仗义疏财,结交天下好汉”,只是网罗党羽,而宋江杀了人去投奔柴进,也是一种“托庇”行为。
《水浒传》的作者,一心只想把宋江写得英明伟大,是个难得的“帅才”,但是除了反反复复说他“仗义疏财,专爱结交天下豪杰”之外,又举不出更多的光辉业绩来。因为还有一个柴进,从实力上、态度上,他都比宋江更加仗义疏财,更爱结交天下豪杰。
为了一个烟花女子阎婆惜,宋江成了杀人犯,他逃亡在外,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还是被刺配江州。宋江杀了人,只要阎婆惜不声张,买具棺材装进去埋了,就完万事大吉,连验尸的仵作也能够帮着遮掩。宋江这样一个有本事的人,为什么要去作吏?说穿了,无非是有利可图。
宋代政府有严格的规定:本地人不得在本地当官,凡是县令以上的地方官,都是外地人。因此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钱。”至于吏,则不在此限。因此不想离开故土却又想赚钱的人,就不去做官,而去作吏。宋江就是这样的人。要不然,他“仗义疏财”,到处网罗豢养流氓赌棍,还到处施舍钱财做好事,难道从自己家里拿银子出来不成?尽管《水浒传》作者极力美化宋江,但是他那“黑社会保护伞”的身份,是不说自明的。但柴进则是一个更大的“黑社会保护伞”。
宋江犯了事以后,虽然他心理十分不平衡,但是也绝不至于愚蠢到要在浔阳楼上题反诗的地步。如果从“酒后吐真言”的角度看,他要血洗江州、要笑“黄巢不丈夫”,只怕都是心中所想,都是“真言”。而柴进连他也拉拢,只能说野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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