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新声
因了对家的失望,张爱玲将更多的心思放在学校里,放在学业上。学校为张爱玲打开了通向外界的一扇门。在这所不乏贵族小姐的学校里,张爱玲以懒散、自理能力差而出名,她平时郁郁寡欢,不爱交友,卧室凌乱不堪,人也不重打扮,经常是一身不合体的宽袍大袖。学生卧室没有放鞋的专门柜子,平时不穿的鞋都要放进柜子里,若舍监发现有谁不合要求就会将她的鞋放在走廊示众。张爱玲的一双旧皮鞋是常被示众的对象。别的女孩可能会为此脸红,她却不以为然,最常辩白的一句话就是,“啊哟,我忘了!”她经常忘记的不止这个,作业也会忘了交,老师问起她就将两手一摊,一副可怜的神情,“我忘了。”老师不去深责,因为她的成绩好,考试总是得“A”或“甲”。因为“我忘了”三个字在她使用频率太高,同学便拿来做她的诨名。
学校的课程分为中文和英文两块,重要的数、理、西洋史等课程都是用英文来教授,教师多半是外国人,英语讲得地道。中文部分有国文与本国历史、地理,教初中的多是师范毕业的中国女老师,教高中的则是前清科举出身的老学究们。作文常常是“说立法”“论知耻”之类的八股式命题。寒假回到家,她专注于自己的事——剪纸、绘图,制作圣诞卡和新年卡片,不许弟弟在一旁吵扰。她将自认为最满意的圣诞贺卡拿到姑姑家,让她寄给远在国外的母亲。她还仿照当时的报纸副刊,自己裁纸和写作,编写了一张以家里的杂事为内容的副刊,配上插图,父亲看了十分高兴,只要有亲戚朋友来就献宝似的拿给他们看,得意地说,“这是小瑛做的报纸副刊”。
她还有一个寄托,写作。七岁时,张爱玲就曾写过一篇小说,一出家庭伦理悲剧,一个云姓的小康之家,哥哥出门经商,小姑凤娥定下计谋谋害新过门的嫂嫂。小说没有完稿,一些不会写的字,她就跑去找厨子询问。这篇小说有点像她喜欢翻读的小报上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又或许是从某个仆佣听来的故事作引子。这篇小说还没写完,她又冒出了新的念头:写一篇历史小说。与第一篇一样,没有合适的标题,她就匆忙落笔了,“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下意识里她觉得那个朝代有种大气而轰轰烈烈的感觉。她用一个旧账簿的空白页写下小说的开篇,很快用毛笔写满了一张,恰好被一个大她二十多岁的亲戚看到,打趣地夸赞她,“喝!写起《隋唐演义》来了。”说得张爱玲满心得意。可这小说最终也只写了这么一张。八岁时,张爱玲又突发奇想,写起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个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十二三岁的时候,她继续搭建这个空中花园般的王国,取名《理想中的理想村》,在这个王国里有舞厅、游泳池、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的一座凉亭,还有种种时髦的时装,带有明显的布尔乔亚气息,透露出少女时代的张爱玲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张爱玲第一篇有头有尾的小说,完成于她读小学时,那是一篇言情小说,用铅笔写在一本笔记簿上,被同学争阅传观,竟至字迹都摸得模糊了。小说的女主人公名叫素贞,与情人游公园时巧遇表姐芳婷,不想造成了三角恋的悲剧,结局是素贞投河自杀。故事还引发了一个小插曲,因故事中的负心汉叫殷梅生,与一个同学同姓,那殷姓同学跑来责问张爱玲,“他为什么姓殷?”他自作主张将笔记簿上的人名改成了王梅生。张爱玲坚持自己作为作家的权利,又将名字改了回来,几次反复,纸都被擦破了。虽然懒散和生活自理能力差,令张爱玲在同学中成为笑柄,交友极少,但她的优异成绩,她骄人的写作才能,都令同学佩服不已。
这之后,张爱玲愈发不可收拾了。有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作底,又有了众多同学争阅的激励,她开始创作大部头了——《摩登红楼梦》。这小说也惊动了她的父亲,竟来了兴致为她撰写回目,小说一共五回,回目拟得像模像样:“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天贾琏膺景命”,“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收放心浪子别闺闱,假虔诚情郎参教典”……对于女儿展露出的写作天分,做父亲的是免不了得意的。他鼓励她作诗,张爱玲一共做过三首七绝,《夏雨》那一首被先生浓圈密点过,“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还有咏花木兰的一首,张爱玲自己太不像样,也未得到父亲的赞许,于是,写诗的热情松懈下来。
后来,学校换了一位爱好文学的国文老师,叫汪宏声。他倡导新文学,在学生中激荡起一股对“美文”的追模之风,他让学生自由命题,随性行文,在学校办起了一本小型杂志《国光》,成为培养学生文学幼芽的基地。汪宏声接教国文不久,一次学生作文,他被其中一篇《看云》的华丽而别致的文字打动,拿到班上朗读,并大大夸赞一番。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张爱玲,奇怪的是,老师的夸赞并没有改变她木讷生硬的表情,仿佛老师赞美的不过是别人的文章。从那以后,她的作文经常得到汪宏声的看重,在班里作为范文推荐。办杂志《国光》时,她成了顶梁之柱,在上面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可称为上乘之作,得到全校师生的称赞。她在《国光》上发表的两首未署名的打油诗,以两位男教师为对象戏谑打趣一通,后来竟被其中一位告到校长那儿,险些酿成“不允毕业”的大祸。最后,还是汪宏声出面说情,只让张爱玲向当事人道歉了事。但这件事却让平时显得怪异的张爱玲,在校园里愈发地出名了,教师休息室里也常以她为话题。快毕业时,她连续在《国光》上发表两个小说,《牛》写的是贫穷人家,围绕一头牛而发生的悲剧;《霸王别姬》写楚霸王项羽与虞姬生离死别的一幕,之中不乏奇崛的句子,让人很难想象出自一位十七岁少女笔下。在《国光》毕业年刊的调查表上“最恨”一栏,张爱玲写下“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让老师颇感诧异,在这所以培养有教养的淑女为目标的贵族学校里,大多学生是冀望有美满如意的婚姻,嫁一个稳妥的可倚靠的男人,而张爱玲似志不在此。再一想,却又能理解——她确实是一个“天才”。
看到英文版的《大美晚报》上经常有漫画,张爱玲也仗着自己的画画功底,寄了一幅漫画,不想发表出来,还得了报社的5元稿酬。那份欣喜催绽了她心底埋藏的愿望,她赶紧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后来,母亲知道了此事,怪她没有将那平生第一笔稿酬留作纪念。
有时,她去姑姑家借宿。恰好姑姑去赴宴会,留她一个人在公寓里。街对面是逸园跑狗场,数不清的红灯、绿灯闪烁,狗吠声络绎不绝,闹得人心里乱哄哄的。张爱玲站在窗前看这满世界的热闹,一辆汽车驶过,雪亮的车灯射到楼上来,满屋子家具的影子鬼魅一般地舞动,飞升到屋顶上,很快又归于黑寂。在她小小的心里,涨溢着一腔莫名的情绪。
现在,总是轮到姑姑催促张爱玲给母亲写信了。她讪讪地提起笔来,却不知说什么才好,干巴巴的总是那两句“在用心练琴”“又要放寒假了”。她的写作天赋在给母亲的信里,一点也派不上用场。似乎不管她说什么,都会招来母亲回信中的教训。隔着那么迢远的距离,母亲还是忘不了她的说教。笔下艰难的张爱玲,苦恼地捧起茶,一滴水洇开在布纹信笺上,化成大大的一个黑点,姑姑见了打趣,“你婶婶见了不定以为是一滴眼泪呢。”张爱玲不禁羞恼起来,“那我再抄一遍。”姑姑将信捏紧在手中,知道自己刚说错了话。
母亲带回来的新奇,在时光的蹉跎中一点一点消散,几近殆尽了。
突然的一天,姑姑告诉她,“你婶婶要回来了。”
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
忽然变成生疏的了
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
被审判着的,赤裸裸的青春期
既像第二次拯救,又像是一次摧毁,母亲再度留学归来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张爱玲生活中的又一次震荡。
此时,张爱玲对父亲和后妈积累的不满,已经将她对父亲那个家的情感冲刷得越来越薄瘠,简直不堪一击了。母亲的突然出现,在她仿佛一条急于登附的船,将她拯救出沉溺的险境。
母亲回来后,又与姑姑一同搬进公寓。张爱玲到放月假时才见到她。进门时母亲没有出来迎,她走进卧室才看见母亲躺在床上,眼圈红红的,仿佛刚刚哭过,声音有些喑哑。第二次去,母亲在浴室里,看不见身影。姑姑斜靠在浴室门边,花格子绸缎旗袍包裹的身子还在抽噎的余韵中,看见她掩饰地走开了。母亲对着浴室镜子在梳头,语气酸酸的,“不是说她好得很吗?与你姑姑很好,还经常带你弟弟出去,喜欢得很。”
张爱玲不知如何回答,只是惊异母亲更美了,蓬松的头发簇拥着秀削的脸,还没涂抹淡色的水粉,整个脸仿佛黄铜色的雕像。她将身子倚靠在脸盆边上,轻盈而细瘦的背影微微向前欠着,向镜子里深深地注视。
回到家,张爱玲对父亲和后妈说,“姑姑说好久没看见弟弟,让我明天带他一块去。”父亲“唔”一声,淡淡的。他们其实早知道张爱玲的母亲回来了。
母亲准备了下午茶,母子三人围坐在一起,罕见的相聚时光。“你的牙齿怎么回事?”母亲问弟弟。弟弟的牙齿细小,泛着绿色,锯齿形,想来是缺乏营养。他挑食,在饭桌上永远是一副食不下咽的样子。张爱玲见过他将头抵靠在桌子的铜边上,说头晕,闻见鸦片的味道就想吐。可是那个家里到处充盈着鸦片烟的气味。母亲絮絮叨叨地说起青春期讲究营养的必要,让他去医院查查肺。
弟弟先走了,他要回家去。张爱玲倚靠在浴室的门上,看着母亲拿毛巾一遍遍地拭脸,突然感觉悲情翻溢,落下泪来。对于弟弟,她也是心疼的。她哽咽着说,“我要……送他去学骑马。”母亲笑了,感觉她的话太稚气,“骑马是次要的,先要给他进学校,哪有这么大的人不进学校的。”母亲将张爱玲拉到身边,将她额前的头发梳成横云度岭式,这发式并不能持久,还没到学校就坍塌下来,可她舍不得去碰,由着头发在眼前飘拂,仿佛母亲的气息还在将它们轻轻地吹动。吃饭时一位同学看定她的头发发出嗤笑,“痴头怪脑的。”张爱玲这才将头发拿手抿好。
母亲拜托了亲戚约张爱玲的父亲谈送儿子上学、送女儿留学的事。她本以为十拿九稳,离婚协议上提到女儿读书的事须得两人商议。可父亲避而不见,只是淡淡地回说,“离了何干一天也过不了,还想一个人出去——就要打仗了,送死去?”后妈在一旁插言,“她到底还想嫁人不嫁?”何干听说了,嗫嚅地对她说,“太太要是要你跟她,我也没什么。她又不要你,就想把你弄到那没人的地方去。”在她,是不希望张爱玲离开的。张爱玲叹口气,语气幽幽的,“我想到外国去,我更像姑姑。”“嗬咦!”何干不满的口气,带了一丝惊惧。
弟弟睁圆眼睛问她,“你要到英国去啦?”“不知道去得成去不成。”张爱玲想起父亲每每给钱时的谨慎,那份尴尬母亲是不清楚的。可是她太想赶上那条船了,也许错过就再难有机会。她战战兢兢地向父亲提出来,父亲勃然大怒,认定她是受了“别人”的唆使,这个他费心养育了这么多年的女儿,供她上学,给她花费,别人轻易的一番说辞就让她想远走高飞了。女儿的举动仿佛从过去伸来的一根手指,戳到他自以为已经痊愈的痛处,惊起了又一阵痛感。后妈在一旁泼油添火,“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只可惜迟了一步,回来也只好做姨太太了!”
张爱玲从圣玛利亚女中顺利毕业了。回家的路上,她看到有人大声叫卖号外,叫女佣买了张报纸回来,只比传单略大一点,满纸大红大黑的字,触目惊心——日本人进攻上海,“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沪战开始了!
父亲还镇定,说只要多囤点米、煤,吃得将就点,不要到户外去就没事的。母亲和舅舅一家住在越界筑路的地段。舅舅吓得赶紧在法租界淮海中路的伟达饭店租下了一套三间房,举家搬过去避难。他的姨太太早已打发回家了,还有一间空房,便邀了张爱玲的母亲与姑姑同住。这笔住宿费相当可观,不住就太可惜了,母亲想到了张爱玲。父亲家离闸北太近,这些日子夜间炮声隆隆,张爱玲总是难以入眠。更重要的,她渴望与母亲在一起。她怯怯地向父亲提起,借口是姑姑的意思,让她过去住几天。幸好后母不在,父亲照例“唔”一声,没有抬眼看她。她如释重负,飞快地收拾衣服奔向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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