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名人传(2)
米开朗基罗又何尝不是呢?“他有力量,他有幸生来就是为了奋斗,为了征服的,而且他也征服了一他不要胜利。那不是他所企望的。”他是精神贵族,是天才,然而他被天才所困扰,连他的精神与心灵也无能为力。他的一生是神圣痛苦的,但是他相信只要自己的灵魂能够坚忍果敢,不因悲苦而一味沉沦,那么就一定会冲破精神上的束缚,他在斗争和舍弃中,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创造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
而托尔斯泰,这位大地上火光闪亮的俄罗斯的伟大灵魂,在十九世纪末那阴霾浓重的日暮黄昏时抚慰人的星辰,用他强而有力的笔杆写出一部部能让我们一步一步地紧跟着他那冒险生涯的矛盾经历的作品。这些作品除了描写当时社会的阴暗面外,他还为真理和正义坚持信念,为真理和正义谱写人生,他坚持不懈地用笔尖向人间播撒爱的种子。
《名人传》向我们谱写了一首“英雄交响曲”。我们从中得到的启发是:每个人的身上都会降临苦难与灾害,我们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努力奋斗;与其羡慕伟人,不如学习伟人人格的伟大,让自己的人生充满意义;与其靠浮躁和急功近利所取得昙花一现的成就,不如坚持自己的信念、真理和正义,让自己跻身人类的不朽者之列。
《名人传》在写法上有如下特点:
首先,《名人传》洋溢着一股旺盛的激情。每一个阅读《名人传》的读者首先都会强烈地感受到作品中无法抑制的热情,都会为;者那极富感召力的语言而枰然心动。作者喜爱在客观叙述传主生活动之前,或结束之后进行抒情性的评论与赞美,这些评论、赞!或者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或者是紧接客观叙述的自然生发,有于读者进一步理解传主,并增加了传记本身的情感强度。
其次,为了保证传记的真实性,作者在写作中采用了大量的引用。阅读《名人传》时,读者都会经常地读到传主的书信、日记、诗文等第一手的资料。对于不熟悉传记文体的年轻读者来说,这样写作风格可能会引起反感,因为它似乎妨碍了行文的流畅和统一。实际上,通过这些原始信息,我们更能了解和理解传主。应该说,罗曼·罗兰作品的写作特点是由传记这一特殊的文体所规定的。
精彩片段
《贝多芬传》节录在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从事于讴歌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计划。从1793年他在波恩时起就有这个念头。他一生要歌唱欢乐,把这歌唱作为他某一大作品的结局。颂歌的形式,以及放在哪一部作品里这些问题,他踌躇了一生……对于这些延缓和踌躇的解释,我们还得更进一步:它们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这个不幸的人永远受着忧患折磨,永远想讴歌“欢乐”之美;然而年复一年,他延宕着这粧事业,因为他老是卷在热情与哀伤的漩涡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日他才完成了心愿,可是完成的时候是何等的伟大!
当欢乐的主题初次出现时,乐队忽然中止;出其不意地一片静尤;这使歌唱的开始带着一种神秘与神明的气概。而这是不错的:个主题的确是一个神明。“欢乐”白天而降,包裹在非现实的宁争中间:它用柔和的气息抚慰着痛苦;而它溜滑到大病初愈的人的心坎中时,第一下的抚摩又是那么温柔,令人如贝多芬的那个朋友-样,禁不住因“看到他柔和的眼睛而为之下泪”。当主题接着过渡纽人身上去时,先由低音表现,带着一种严肃而受压迫的情调。慢曼地,“欢乐”抓住了生命。这是一种征服,一场对痛苦的斗争。我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军队,男高音热烈急促的歌,在艺些沸腾的乐章内,我们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的呼吸,与他曼着感应的呼喊的节奏,活现出他在田野间奔驰,听着他的乐曲,泛着如醉如狂的激情鼓动,宛如大雷雨中的李尔老王。在战争的欢获之后,是宗教的醉意;随后又是神圣的宴会,又是爱的兴奋。整卜的人类向天张着手臂,大声疾呼着扑向“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不里……
施皮勒医生于一八二六年看见他,说他气色变得快乐而旺盛了。同年,当格里尔巴策最后一次和他晤面时,倒是贝多芬来鼓励这颓挺的诗人:“啊,他说,要是我能有千分之一的你的体力和强毅的舌……”时代是艰苦的,专制政治的反动,压迫着思想界。格里尔巴策呻吟道:“言论检查把我杀害了。倘使一个人要言论自由,思匿自由,就得往北美洲去。”但没有一种权力能钳制贝多芬的思想。寺人库夫纳写信给他说:“文字是被束缚了,幸而声音还是自由约。”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他自己也感觉到。他时常提起,他的责任是把他的艺术来奪献于“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为他们造福利,给他们勇气,唤醒他们的迷梦,斥责他们的懦怯。他写信给侄子说:“我们的时代,需要有力的心灵把这些可怜的人群加以鞭策。”一八二七年,米勒医生说,贝多芬对于政府、警察、贵族,永远自由发表意见,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如此。在谈话手册里,我们可以读到:(一八一九年)“欧洲政治目前所走的路,令人没有金钱没有银行便什么事都不能做。”“统治者的贵族,什么也不曾学得,什么也不曾忘记。”“五十年内,世界上到处都将有共和国。”警察当局明明知道,但对他的批评和嘲讽认为是无害的梦呓,因此也就让这个光芒四射的天才太平无事了。一八一九年他差点被警察当局起诉,因为他公然声言:“归根结蒂,基督不过是一个被钉死的犹太人。”那时他正写着《D调弥撒曲》。由此可见他的宗教感应是极其自由的。他在政治方面也是一样的毫无顾忌,很大胆地抨击他的政府之腐败。他特别指斥几件事情:法院组织的专制与依附权势,程序繁琐,完全妨害了诉讼的进行;警权的滥用;官僚政治的腐化与无能;颓废的贵族享有特权,霸占着国家最高的职位。从一八一五年起,他在政治上是同情英国的。据申德勒说,他非常热烈地读着英国国会的记录。英国的乐队指挥西普里亚尼波特,一八一七年到维也纳,说:“贝多芬用尽一切诅咒的字眼痛骂奥国政府,他一心要到英国来看看下院的情况。他说:‘你们英国人,你们的脑袋的确在肩膀上。’”
因此,什么都不能使这股不可驯服的力量屈膝,如今它似乎玩弄痛苦了。虽然环境恶劣,例如侄子之自杀,但他在最后几年中所写的音乐,往往有一副簇新的面目,是嘲弄的、睥睨一切的、快乐的。他逝世以前四个月,在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完成的作品一作品第一三零号的四重奏的新的结束是非常轻快的。而且这种快乐并非一般人所有的那种:时而是莫舍勒斯所说的嬉笑怒骂,时而是战胜了如许痛苦以后的动人的微笑。总之,他是战胜了,他不相信死。
然而死终于来了。一八二六年十一月,他患了肋膜炎性的感冒。为侄子奔走前程而旅行回来,他在维也纳病倒了。他的病有两个阶段:(一)肺部的炎症,那是六天就结束的。“第七天上,他觉得好了一些,从床上起来,走路,看书,写作。”(二)消化器病,外加循环系病。医生说:“第八天,我发现他脱了衣服,身体发黄。剧烈地泄街,外加呕吐,几乎使他那天晚上送了命。”从那时起,水肿病开始加剧。这一次的复病还有我们迄今不甚清楚的精神上的原因。华洛赫医生说:“一件使他愤慨的事,使他大发雷霆,非常苦恼,这就促成了病的爆发。打着寒噤,浑身战抖,因内脏的痛楚而起痉挛。”关于贝多芬最后一次的病情,从一八四二年起就有医生详细地叙述并公开发表。朋友都在远方,他打发侄儿去找医生。据说这麻木不仁的家伙竟忘记了使命,两天之后才重新想起来。医生来得太迟,而且治疗得很恶劣。三个月内,他运动家般的体格和病魔抗挣着。一八二七年一月三日,他把至爱的侄儿立为正式的承继人。他想到莱茵河畔的亲爱的友人,写信给韦格勒说:“我多想和你谈谈!但我身体太弱了,除了在心里拥抱你和你的洛亨以外,我什么都无能为力了。”要不是几个豪侠的英国朋友,贫穷的苦难几乎笼罩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变得非常柔和,非常忍耐。一个名叫路德维希-克拉莫利尼的歌唱家,说他看见最后一次病中的贝多芬,觉得他心地宁静,慈祥恺侧,达到了极点。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贝多芬躺在弥留的床上,经过了三次手术以后,等待着做第四次,他在等待期间还安详地说:“我耐着性子,想道: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据格哈得丨冯丨布罗伊宁的信说,他在弥留时,在床上受着臭虫的骚扰……他的四次手术是一八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八二七年正月八日、二月二日和二月二十七日。
这个善,是解脱,是像他临终时所说的“喜剧的终场”……而我们却要说是他一生悲剧的终场。他在大风雨中,一声响雷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一只陌生的手替他阖上了眼睛……布罗伊宁写道:“感谢上帝!让他结束了这长时期悲惨的苦难。”贝多芬的手稿、书籍、家具,全部拍卖掉,代价不过175弗洛令。拍卖目录上登记着252件音乐手稿和音乐书籍,共售982弗洛令。谈话手册只售1.20弗洛令。
亲爱的贝多芬!……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的:“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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