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不逞不妄，自修求强——“明强”法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

　　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

　　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

　　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挺经》原典

　　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譬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最易暗销锐气。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迎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原典精译

　　智、仁、勇”这三个达德中，排在首位的是智。智就是明。……所谓“明”有两种：他人只看到近前东西，我则可以看到极远的东西，这叫高明。他人只看到粗大的东西，我则可以看到精细的东西，这叫精明。所说的高明，好比是身在一室，所能看到的距离毕竟有限，登上高楼所能看到的就更远了，登上高山的话，看得就更远了。所说的精明，好比是极为细微之物，用显微镜来观察它，它就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好比是粗糙的米，捣两遍的话，就可以把粗糠全部除去，捣上三遍、四遍，那么它就精细白净至极了。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精明则有赖于后天方面的学问。我曾氏兄弟如今侥幸居高位，开赋方面算不上十分高明，全靠学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如同购置显微镜观察事物，好学如同捣击熟透了的米。总而言之，必须心里了如指掌，然后才能说出自己的决断。心里明白再做决断这叫英断，心里不明白就做出决断，这叫武断。对自己武断的事情，产生的危害还不大；对他人武断的事情，招致怨恨实在太深了。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肯轻易决断，才能保住自己的福份。

　　担当大事，全要在明强两个字上下工夫，《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五方面，主要归结为使不明白的弄明白，使不坚强的变坚强。天下的事，没有志气就不能发起去做，不坚定就做不成功，即使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难禁风浪”四字说得很好，大慰我心，合乎我意。自古豪杰之士都以拥有这四字为大忌。我家祖父教导别人，也说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所以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的气概。只是数万人被困在坚固城池之下，最容易暗中消磨锐气。老弟能够保持数万人的刚猛士气，长时间不至于消靡折损，这是你的过人之处，更应在此下工夫呀。

　　凡是国家要强盛，必须得到贤良的群臣相辅佐；家庭的强盛，必须多出贤良的子弟。这也是由于天命，不全靠人来谋划。至于一个人的刚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形。孟子能聚义而慷慨，这和曾子的自我反省而能屈能伸一样。只有曾子、孟子与孔子告诉仲由的强的道理，才稍微可以久长。此外斗智斗力的强，则有因为强壮而十分兴旺，也有因为强壮而惨败。古往今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他们的智力都超越世人，而他们的灾难与失败也超乎寻常。近代如陆、何、萧、陈也都是雄健过人，而他们都不能善终。所以我们在自我修养上，谋求比别人强是可以的，在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比人强就不好。福益外家，假如专门在比别人强处逞强，他能否强到底还不得而知。即使他终身都强横，并能安稳度日，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

　　智慧解析

　　一、从自修处求强

　　强即刚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也就是人要有倔强之气，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舍此而以求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曾国藩认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明是强的前提，须先明而后强；强从明出，不明不强。明就是高明、精明，它要靠学习得来，而且要终身学习，才能保持对新生事物和变化的认知与分析能力，才可以正确地决断。有了明，才能求强，强即经得起风浪、刚强、倔强、奋发图强。明强分解开就是对智力的提升与实力的提升的追求。

　　怎样才能明强？曾国藩认为，一是能自胜者谓强；二是从自修处求强。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注重自己内心的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通过日积月累，逐步形成圣贤标准的道德品行，这样就能求得真正的明强。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强大有两种：一是将仁义与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二是斗智斗力的强大，这种强大就是逞强或逞能。他认为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广大。最后你就把自己陷入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终归会失败。

　　早年的曾国藩却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喜欢直来直去，“每日总是话过多”，而且常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这还不算，他还有“议人短”的毛病，经常伤及别人的面子，得罪别人。他也知道自己“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每当朋友间切磋时，曾国藩又常常自持己见，强言争辩，只是要压倒他人，获取名誉。

　　曾国藩身居翰林，谈学论道乃常有之事，而他往往强言争辩，“词气虚骄”。曾国藩的好朋友为此没少吃苦头。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曾国藩至友人陈源衮处为其母拜寿，“席前后气浮言多”，同汤鹏等人讨论诗文时“多夸诞语”。几天后，曾国藩设家宴为父亲祝寿，他的一个朋友前来助兴，吃饭的时候，他与朋友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结果他跟这位朋友吵了起来，双方都搞得很不愉快。。曾麟书看不过去，责令曾国藩亲自登门赔礼道歉。曾国藩虽也知道自身的毛病，但从未有人严厉提出。父亲的一席话，使他幡然醒悟，于是登门赔礼道歉，两人重归于好。

　　二、逞强斗胜注定会失败

　　曾国藩还时常告诫自己的弟弟曾国荃不要争强好胜。曾国荃受其母亲影响，生性刚直倔强，处处想胜人一等。就是曾国荃的这种性格，险些惹出一场大祸。

　　在攻下天京中立下头功的曾国荃，在曾国藩的劝说下，功成身退回到家乡隐居。不过，后来清廷又让他重新出山，前往湖北任巡抚。但曾国荃的到来，使久与曾氏兄弟有矛盾的湖广总督官文心生敌意。

　　官文坐镇湖广，是清政府插在长沙上游的一颗钉子。湘、淮军在长江流域的崛起，清朝满洲贵族是不放心的，而利用官文控扼长江，是清政府对付湘、淮的一个筹码。胡林翼做湖北巡抚时，知道其中原由，所以一直对官文采取笼络政策，督抚同城，关系融洽，官文对胡林翼也是有求必应。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的矛盾暴露，湘军进攻安庆时他不发兵，不供饷，曾国荃兵驻雨花台，在急需救援时他奏调多隆阿去陕甘“剿回”。但当时清廷用得着湘军，曾氏兄弟与他亦无多大干系，所以矛盾也没有公开爆发。可是，如今曾国荃做了湖北巡抚，又在那里组建“新湘军”，加上曾老九其人锋芒毕露，目空一切，并没把他这个满洲贵族放在眼里。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整一整这个不可一世的曾国荃。

　　官文与湖北臬司唐际盛商量对策，唐为官出谋划策，让官文出面给皇帝上奏折，保奏曾国荃为“帮办军务”，让他率军去鄂北“剿捻”，离开武昌，驻兵襄阳，拔去这个眼中钉。官文依计而行，谕旨很快批复，正如官文所请。

　　曾国荃不知是计，一直带兵打仗也不知“帮办军务”的官衔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只好写信给大哥。曾国藩回信说，帮办军务属于极其毫无实权的空名，如李昭寿、陈国瑞等降将，刘典、吴棠等微品职衔时，都曾得到过帮办军务之名目。故此不必谢恩，但也不可推辞或气恼，权当没有此事，以后在公牍上也别署这个头衔，不然会惹人笑话。

　　恰在此时，湖北粮道丁守存向曾国荃拨弄是非，说湖北“新湘军”组建，所需粮草由粮台筹集，但官文却不让给“新湘军”供粮。原来这个丁守存曾因贪污公款被官文发现，敲诈了他大部家产才没有参劾他，他这次想借曾氏兄弟之手报复官文。曾国荃把这两件事合起来考虑后，大为恼火，决定向皇帝告发他。

　　曾国荃幕中并无文吏，恰在此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来到湖北，遂同侄子商量拟稿。曾纪泽时年已27岁，由于父亲的薰陶，已知官场之险恶，叔叔之鲁莽。所以当即提出官文是满洲贵族，为太后和皇上所宠信，要弹劾他实非小事，最好先同父亲商量后再定。然而曾国荃却认为自咸丰八年复出后，哥哥的胆子越来越小，反而办不成大事，这次弹劾官文最好不要让他知道，以免被他阻挠。曾纪泽只好按九叔提供的内容拟稿，最终稿成，列举了官文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肃顺党孽等多条罪状，此折在襄阳郭松林营中发出。

　　曾氏叔侄不甚明了弹劾官文的利害，也不善于具疏与人争辩。因此奏折过于草率，文字洋洋大观数千余，语言也未甚斟酌，参劾内容虽多是事实，但疏奏多不中肯。曾国藩闻到九弟具疏弹劾官文，深恐此举会遭大祸，赶紧从曾国荃手中要来底稿，看看奏言是否立得住脚，或可设法补救。看罢底稿，曾国藩认为所奏倒是事实，但言辞涉及军机处和“肃党”、怕是要引出更多的麻烦。他立即写信给九弟，信中写道：“强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给你的信也讲“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是强字必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屈不挠。如果对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蛮横，等到别人用正确的道理进行驳斥，并用事情的后果来验证，这时再俯首服输，前倨后恭，这就是京师讲的瞎闹。我也并不是不要强，只是因为见闻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轻易要强。信中对儿子反复责怪，不该做出此等招非惹患之举。

　　曾国荃读罢哥哥的来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后悔已迟，只能等着事态的发展。曾纪泽受责，赶紧离开武昌，避开这个是非圈子。

　　李鸿章出主意让曾国藩在此时拟折密保官文，请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这样做可以挽回满贵对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宁人。曾国藩本也痛恨官文，但迫于形势，只好照此办理了。队，这样他才保全了自己，使自己不断壮大，积蓄力量，以求一逞。

　　从以上可知曾是位血气之人，但他是有一颗热情的心外加冷静的头脑，对自己有把握的事情要强，即在信中所讲的要“明强”。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官场官运亨通，八面玲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