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知人知事，人才为定——“英才”法(2)

　　太平天国爆发后，李鸿章也回安徽老家办团练，但几年之内被打得一败涂地。李鸿章走投无路，想入曾幕。对李鸿章的才识，曾早有所知，但认为他性情不稳，妄自尊大，所以故意不见他。一个多月后，李鸿章又托人说情，曾国藩说道：李鸿章也是翰林，志大才高，我这里局面窄狭、只是一条浅沟，容不下他这条大船呀，他何不回京供职？经幕僚反复说情，李鸿章终于成为曾的幕宾。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想要他，只是想打一打他的傲气，让他更加内敛沉稳。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谈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初到曾国藩幕时，比较懒散的李鸿章很不适应这种规律、刻板的生活，深以为苦。一天早晨，他以头痛为名想多睡一会儿，但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多睡，所以几次派人请李鸿章起来一起吃饭，最后告李必须所有幕僚全都到齐才开饭，李鸿章匆忙披衣“踉跄前往”。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严肃地教训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说罢生气地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对他要求格外严格，尽力雕琢，陶冶其性情，培养其道德。许多年后，李鸿章对人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主要方法有“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四种。教诲之法即教训、教导；甄别之法即对能力、品质考核鉴定；保举之法即向上级荐举有才或有功的人，使得到提拔任用；超擢之法即超级提升。以教诲为例，凡手下将领来拜见，曾国藩总抽时间接见，并谆谆训诲、告诫他们对上要精忠报国，对下要力戒骚扰百姓；平时，他也经常以书信、饭前闲谈的形式对手下提些要求。因此，属下从士兵到将领，无不将他视为楷模。

　　曾国藩不仅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还善于使用人才。他清楚地认识到，“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

　　四、贤才当适于用

　　曾国藩有一句名言，他说用人就是要用在这个时候，用在这个地方，叫做“当其时，当其事”。如果“当其时，当其事”，庸才也能成神才。“因量器使”是曾国藩用人的一个准则，什么意思呢？ “量”就是一个人的才。在哪个方面才大才小就是“量”，就是有多大的“量”。“器使”就是你把这个人当作工具去使用，当作机器去使用。

　　他手下有一个人，没有别的什么才能，这个人就是会写字，写那种蝇头小楷，一天可以写一万二千个字，而且还不要开夜班。曾国藩说这是一个人才，把他招到帐下，发他三十两银子一个月。三十两银子是二等秘书的待遇，在当时酬劳很高。别人就说我们过里写文章的人也就三十两银子，他不就是个誉抄员而已。觉得给他三十两银子不公平。曾国藩说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我今天很需要这个人才。因为那个时候，每天有很多的公文，尤其是给朝廷发的奏折，就是要字写得非常好的人来写，而且要写得快。那么这个人有这个本事，在我这里就是人才，他就值得发三十两银子，就是要跟你们起草报告、文书的人一样的待遇。对一个人能真正看到他的才干的地方，把他当作一个这方面的工具来使用，这是曾国藩用人的一个特点。

　　曾国藩的量才而用，使得曾氏幕府中的幕僚们，有不少在当时就享有盛誉，有的在后来也卓有成就。例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是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俞樾成了著名的经学家，郭嵩焘成为了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容闳成为了洋务运动的骨干人才。

　　然而曾国藩也有用人失误的时候。曾国藩曾让李元度把守徽州。曾国藩是很清楚李元度不擅长带兵作战，所以他对李元度一再叮嘱，在遇到太平军攻城时，他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没想到，到了徽州后，李元度就把曾国藩的话抛到了脑后。他不但没有固守在城中，急于立功的他还每天出城向太平军挑战，甚至当曾国藩对李元度不放心，又加派了两千人前往增援时，李元度竟然完全违背用兵之道，让疲惫不堪的援军，立即出城与太平军交战！

　　太平军将领摸清了李元度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战，这使得李元度更加狂妄，于是大胆出击，结果中了埋伏，大败而归。太平军于是乘胜追击，大举进攻徽州。这时，李元度还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轻率地打开城门，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结果一败涂地，令徽州城只守了一天，便告失守。更严重的是，徽州失守使得曾国藩的大营被直接暴露在了太平军的兵锋之下。幸好曾国藩急令李续宜带兵增援，这才稳住了阵脚。在李元度惨败的事实面前，曾国藩只好将他弹劾革职。

　　事后，曾国藩对自己把李元度用在了错误的位置上的做法非常后悔。正是自己“用违其才”，毁了李元度的一世英名。

　　五、立人还须达人

　　曾国藩深谙人的心理，认为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而要多鼓励扶助。他说：“衡人亦不可眼界过高。人才靠奖励而出。大凡中等之才，奖率鼓励，便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不用，则慢慢地就会坠为朽庸。”曾国藩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皆大欢喜，军心一统。

　　除了用丰厚的报酬来吸引将领外，曾国藩还非常重视对将领的保举。刚出来带兵时他保举的将领并不多。结果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不妄保举，人才都流向了胡林翼幕府。后来才渐渐发现，主要是对下属保举得太少，使追随自己的人感到升迁无望而离开。因为人才长期没有出路，就很容易产生离心倾向。

　　湘军攻克了武汉，这是清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回的第一座省城，朝廷上下都振奋异常。曾国藩把握住这个机遇，给皇帝上了个折子，开出了一大堆的名单，请求奖励。咸丰皇帝高兴之余，批准了曾国藩的全部请求。罗泽南、杨载福、李续宾这些人由此崭露头脚，这对鼓舞湘军的士气，起了极大的作用。于是，此后凡是有重大的战功，他都要保举一大批人。

　　曾国藩在自己升迁时，总会荐举幕僚和下属升迁。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其荐举的人才甚多，其中大部分属于他的幕僚和下属。曾国藩幕僚约有4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受过他的保举。其中有26名当上了督抚、堂官（相当于省部级以上），50名成为了三品以上的大员，以及难以数计的道、府、州、县官员。这些人几乎都受过曾国藩的保举，有的甚至一保再保。不仅是曾国藩的幕僚将佐，甚至在曾家当过差的下人也都发了达成了材。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不怕部属与自己同职齐名，鼓励他们“自立门户”“自辟乾坤”，并为之铺路搭桥。也正是这样，才有了后来李鸿章、左宗棠等晚清重臣。

　　曾国藩的举荐是有原则的，有几种人他是不荐的，比如才高德薄名声不好的人他不荐。

　　很多时候人的名声和德行是相辅相成的，但也有特例，就是才高德薄之人。曾国藩的原则是，你有再高的才能，但是你的德行和名声不好，口碑不好，我是绝对不荐的。其典型就是金安清。金安清特别擅长钻营，再加上口才极好，文笔又好，特别是理财的能力极强，还有非常好的书法才能，其书法可以说是一绝，但这个人有一个最不好的名声，那就是特别贪恋女色，名声非常不好。

　　曾国藩曾在家信中表达了对金安清的想法，说金安清其人的计策可用，但是金安清其人是不敢用的，因为用了他无益于我，他的不好的名声对我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不敢用他。

　　还有一种人也不能举荐，即才德平平，但升迁过快之人，也就是他的能力和他所占有的位置是不相匹配的。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叫恽世临，在曾国藩的保举之下升迁极快，最后做到了湖南巡抚，但很快就被罢官了。这一罢官，对于曾国藩这个举荐之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否定。曾国藩反复思考之后得出结论是，自己没有看清这个人其实是才德平平的。恽世临生性特别倔强，而且任性，做起事来不顾大局，他到湖南做巡抚后，居然和总督毛鸿宾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并以巡抚的身份去弹劾总督，可以说是一个犯上之人，因此也很难处理好与同僚的关系，这是导致恽世临被罢官的很重要的原因。

　　六、靠“诚” 笼络人心

　　曾国藩认为名利还不足以笼络人心，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和大才，必靠一个“诚”字。在评价曾国藩的用人上，湖广总督李瀚章说：“推诚布公，不假权术，故人人乐意为他所用。”他对待部下就如亲兄弟一般，有一次曾国藩的手下勇将塔齐布，在一次作战中寡不敌众，马陷泥潭，迷了路，被当地的一位农民发现，将他带回了自己的家中休息。塔齐布的部下以为他战死了，都哭作一团，曾国藩也悲痛不已。正在这时候，塔齐布回来了，曾国藩听说后，连鞋子都没有穿，光着脚就跑了出去，抱住塔齐布大哭了起来。塔齐布说：“我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吧。”曾国藩这才破啼为笑。当李续宾在三河力战而死的消息传到曾国藩大营时，心如刀绞的曾国藩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当着众人的面放声大哭了起来。李续宾死后其部队由其弟李续宜带领，曾国藩与李续宜感情也很好，几乎无话不谈。一次李续宜在曾国藩的大营中冶病，曾国藩每天都要到他的病床上去探视，晚上还要去看一看李续宜的睡眠情况。

　　爱才的特点是由曾国藩的性格决定的。他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从而起用人才。曾国藩在评价某一个人的时候，都是赞美的词语。曾国藩有200万字的日记，还有2000多封家书，从这些文字里我们看出他经常称别人是奇才、美才，贬低别人的话几乎没有。爱才，首先要看到别人的才之所在。

　　曾国藩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能够成就他的“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李鸿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他：“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昴。终奠九土，踣此狂丑”。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善于奇谋战策的左宗棠，自视甚高、目空一切，然而在识人和用人这一块，对同乡曾国藩心悦诚服，“知人之明，自愧弗如元辅”；即使是老对手石达开，也不得不承认，曾国藩“虽不以善战闻名，却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半个世纪后的蒋介石，对曾国藩相人的工夫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经专门研究曾氏用人得失，并将其用在自己的识人、用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