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且挺且韧，久战之道——“久战”法

　　夫战，勇气也，

　　再而衰，三而竭，

　　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

　　大约用兵无他巧妙，

　　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

　　《挺经》原典

　　久战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贼以坚忍死拒，我亦当以坚忍胜之。惟有休养士气，观衅而动，不必过求速效，徒伤精锐，迨瓜熟蒂落，自可应手奏功也。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战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从逼阳，气已竭而复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

　　原典精译

　　“势穷力竭”是打持久战最忌讳的四个字。力，是指将士的精力而言；势，是指战略大局、全盘作战计划及粮饷的补充。敌人以坚忍之气抵抗，我也要以坚忍之气抗衡，直至胜利。只有养兵蓄锐，观而不战，不必要求速战速决，白白的耗损士卒的锐气，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自然会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的。

　　凡是与敌人对峙很长时间的，最忌讳轻浮的战斗。兵士轻浮作战，就会疲劳。敌人轻浮出战，就会浮滑取巧，耍弄小聪明。以我疲困之师战与浮滑取巧的敌人作战，终有一天会失败的。因此，我原来在营中时常告诫各位将军：宁可几个月不开战，也不打无准备之战。

　　打仗是要靠士气的，第二次进攻，士气就会减弱，第三次进攻，力量几乎衰竭了，我对这些话，经常在内心仔细体会。一般用兵没有其他奥秘，只不过经常保存有不可用尽的士气而已。孙权攻打合肥，被张辽击败；诸葛亮攻打陈仓，被郝昭击败，都是由于起初士气太盛，难以持久，逐渐衰竭的缘故。只有荀蓥攻逼阳时，原本衰竭的士气又再次振作；陆抗攻西陵时，预料难以一时攻下城池， 因而养精蓄锐，先安排好外援，等待城中敌人自行灭亡。这两个人都善于利用士气。

　　智慧解析

　　一、用兵应当稳慎

　　曾国藩认为用兵应当稳慎，不可过急。他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就是以\"稳\"字为主，不求速效。并多次告诫急功贪利的曾国荃要在“稳慎”二字上用心：“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 曾国藩是反对速战速决，在剿捻过程中，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接受一个幕客的建议，让梁国与精锐的吴楚大军接战，而自己壁于昌邑，深沟高垒，只出轻兵至淮泗口，绝吴饷道。吴楚军经过与粱国之战后，锐气大挫，且饥饿不堪，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周亚夫又坚壁不出，只得引军而去。这时，周亚夫立发精兵追击，一举而破吴楚大军。曾国藩在回信中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在对太平军作战期间，每攻到一座城池，曾国藩都要求统领根据地形在险要的地方修挖墙壕，未完工之前，不准休息，更不准与敌军作战。曾国藩强调“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我真能守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就是运用这种扎营战术，湘军取得了九江、安庆直至天京等战役的胜利。

　　曾国藩反对浪战，反对不知敌我、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不轻言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然而在攻打三河时李续宾由于骄傲轻敌，违背了平时的作战方针，以至于全军覆灭。

　　往庐州的一路上作战还是很顺利的，32天的时间，进军四五百里，连续攻下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四座城市，湘军到了三河连攻了两天，没有攻下，这时候，太平军的援军几乎就已经到齐了。形势对湘军很不利，李续宾的幕府中就有人建议，现在我们还是退回舒城或者桐城，这样硬碰硬，在三河跟太平军决战，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李续宾就说，“贼能战，我亦能战”。 初战不利，又有人劝其先事突围，然后再图进取，李续宾固执己见。三河之役，湘军除少数逃脱以外，六千人丧生，李续宾一军是湘军最有战斗力的主力，它的覆灭，给了湘军沉重的打击。

　　二、稳中求变

　　曾国藩在极主稳慎的同时，也很注意机动灵活，讲求变化多端。他指示下属说：“兵事喜诈而恶直也。”“古人用兵，最重‘变化不测’四字。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

　　忽主忽客中的主和客分别是指什么呢？曾国藩说：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

　　曾国藩把这套“主客论”进而推到了战略问题上。他批评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于“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向荣、和春专注金陵一隅，而不顾对金陵上游的争夺，在江北，连与江浦、六合紧连的和州、无为一带也不去占领，安庆、庐州更不在他们的战争全局的投影之内；在江南，对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未力加控制，以巩固大营的后方。这叫做全失内外之势。与此同时，向荣、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闽、援皖、援江北，近者数百里，远者二三千里，援军四驰，转战不归”，被太平军各个击破。如冯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营，几被全歼于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余人全部被歼于扬州，张国梁大败于浦口，周天培部全军覆灭。仅这两次战役，共损失“兵勇一万数千名，精锐失之过半”。这叫做全失主客之势。江南大营的内外、主客之势之所以全失，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向荣等“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

　　为此，曾国藩提出了“以主待客”，就是要以退为进，不轻易出击，保存实力，后发制人。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写道：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在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看出来了。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不要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忽正忽奇中的正和奇分别是指正兵和奇兵。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

　　一般说来，用奇兵比用正兵好，老子就说要“以奇用兵”，奇兵的优点是隐蔽，出其不意，变幻莫测，但有时也要用正兵，威风凛凛，气吞山河，使敌不敢进犯。

　　关于稳慎与灵活的关系，曾国藩在一副联中说得很明白：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稳慎与变化，有先后之序；精到与简捷，须同时并求。这就是曾国藩的战略原则的总的要求。

　　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主张慢中求快；对待战争中的战守问题，主张先守后战；对待战争中的静动问题，主张以静制动；对待战争中的主客问题，主张以主待客。这些都是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曾国藩之所以强调后发制人，是与当时战争中的主客观条件有关的。蔡锷分析说：“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倍于我”，“兵器未如今日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所以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大概有因时制宜的法则”。所以，曾国藩的“稳慎棋”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