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艾青诗选》自序(2)

　　一九五八年四月，得到一个将军的帮助，并经周恩来总理的同总，我到东北国营农场去“体验生活”，当了一个林场的副场长，和伐木工人们起生活了一年半；曾写了长诗《踏破荒原千里雪》和《蛤蟆通河上的朝霞》，可惜都已丢失了。

　　一九五九年冬天我到新疆，在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垦区度过了十六年，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我也下决心要歌颂这些改造大自然的战士们。我为了要写这个机械化的镇区积雷了几十万字的材料。

　　一九七二年，经医生检查发现我的右眼因白内障而失明已经有四五年之久了。

　　一九七五年春天，我经上级批准到北京医治眼疾。

　　难忘的一九七六年！我国人民先后失去了三个领导人，整个国家处在危急中--万恶的“四人帮”从四面八方伸出了黑手，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伟大的祖国转危为安。我也得到了第二次解放。

　　六

　　诗人必须说真活。

　　常常有这样的议论：某人的诗受欢迎，因为他说了人们心里的沽，我以为这种议论不够全面，全面的说，某人的诗受欢迎，因为某人说了真话--说了心里的话。

　　人人喜欢听真话。诗人只能以他的由衷之言去摇撼人们的心。诗人也只有和人民在一起，喜怒哀乐都和人民相一致，智慧和勇气都来自人民，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

　　人民不喜欢假活。哪怕多么装腔作势、多么冠绝堂呈的假话都不会打动人们的心。

　　人人的心中都有架衡量语言的天平。

　　也有人夸耀自己的“政治敏感性”，谁“得势”了就捧谁，谁“倒霉”了就骂谁。

　　这种人好像是看天气预报在写“诗”的。

　　但是，我们的世界是风云变幻的世界。这就使得“诗人”手忙脚乱，像一个投机商似的奔走在市场上，虽然具有市侩的鬼精，也常常下错了赌注。

　　“政治敏感性”当然需要要--越敏感越好。何是这种“敏感性”又必须和人民的愿望相一致，以个人自私的动机是嗅不出正确的东西的。

　　这就要求诗人既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敏感性”，更要求诗人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坚定性”。

　　谁也不可能对什么都兴奋。连知了也知道什么时候才兴奋。

　　有人反对写诗要有“灵感”。这种人可能是“人工授精”的提倡者，但不一定是诗人。

　　把自己不理解的、或者是不能解释的东西，一律当作不存在、或者是认为非科学，这样的人只能居住在螺蛳壳里。

　　外面的世界是瞬总万变的：有时刮风、有时下雨，人的感情也有时高兴、有时悲哀。

　　所谓“灵感”，无非是诗人对事物发生新的激动、突然感到的兴奋、瞬息消逝的心灵的闪耀。所谓“灵感”是诗人的主观世界与各观世界最愉快的邂逅。“灵感”应该是诗人的朋友，为什么要把它放逐到唯心主义的沙漠里去呢？

　　无差别即无矛盾。

　　对一切兴奋就是对一切都不兴奋。

　　诗人要忠于白己的感受，所谓感受就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并不是每首诗都在写自己；但是，每首诗都由自己去写就是通过自己的心去写。

　　没有兴奋而要装出兴奋，必然学会撤谎。自己没有感动的事不可能去感动别人。

　　当然，说真话会惹出麻烦、甚至进到危险；但是，既然要写诗，就不应该昧着良心说假活。

　　七

　　不要为玩弄技巧而写诗，而写诗又必须有技巧。连说话也有说得中听的和不中听的。

　　人的思维活动所产生的联想、想象，无非是生活经验的复合。在这种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比喻。比喻的目的是经验与经验的互相印证。

　　“触觉和视觉是如此地互相补充，以致我们往往可以根据某一物的外形来预言它在触觉上的性质。”

　　好一个“互相补充”！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互相补充”虽然只是不同感官间的事，怛它也同样存在于事物与事物之间、思维与思维之间。它使世界万物取得了沟通与联系。

　　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使一切难于捕捉的东西、一切飘忽的东西固定起来，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像印子打在纸上一样地淸楚。

　　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把一切抽象的东西，转化为具体的东西--可感触的东西。

　　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使所有滞重的物质长上翅膀；反之，也时以使流动的物质凝固起来。

　　通过形象思维，可以使相距万里的携起手来；反之，也可以使原来在起的挥手吿别。

　　形象思维的方法，是抽象与具体之间的“互相补充”的方法。

　　形象思维的方法，是诗、也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基本的力法。

　　甚至在理论文章（也就是依靠“逻辑思维”所进行的文章）里，也可以遇见形象思维的表达方法。例如在《共产党宣言》里：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至于莎士比亚，那是一个离开形象思维就不能工作的人。在他的所有的作品中，无时不在闪耀着形象思维的光辉。

　　例如“金钱”两个字只是一个概念，但在他的《雅典的泰门》里，“金钱”转化为许多具体的“人”了：

　　啊，你可爱的凶手，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

　　亲生的父子会被你离间！

　　你灿烂的奸夫，淫污了纯洁的婚床！

　　你勇敢的战神！

　　你永远年轻韶秀，永远被人爱恋的娇美的情郎，

　　你的羞颜可以融化了狄安娜女神膝上的冰雪！

　　你有形的神明，你会使冰炭化为胶漆，仇恨化为亲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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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通过一连串的比喻，对为资本所统治的世界所发出的最深刻、也就是最辛辣的咒骂！

　　诗只有通过形象思维的方法才能产生持久的魅力。

　　写诗的人常常为表达一个观念而寻找形象。例如拙作《珠贝》：

　　在碧绿的海水里；

　　吸取太阳的精华；

　　你是彩虹的化身；

　　璀璨如一片朝霞；

　　凝思花露的形状；

　　喜爱水晶的素质；

　　观念在心里孕育；

　　结成了粒粒珍珠。

　　“观念”是抽象的，结成“粒粒珍珠”，就成了明亮的、可以把握得住的物质了。

　　“反抗”两个字是属于精神范畴的、抽象的名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天然地产生于受迫害的人。

　　难道还有迫害人的人需要什么反抗吗？

　　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要求生存权利的个人，遇到连续的迫害该怎么办呢？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像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这也只是从受到“无休止地扑过来”的“礁石”的角度上所应采取的态度--它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然而有人说礁石是“与大大小小的航船为敌的”--“自傲的态度”，按照他的说法，礁石应该“自己消灭”和对一切“大大小小的航船”--自觉地让开。他完全忘掉礁石是不时能移动的，应该由“大大小小的航船”不要去碰那顽同小化的礁石，这就记从两种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的不同的结果。

　　由形象思维的活动所产生的一切比喻，都不是原来的事，所以列宁说：一切比喻都是跛脚的。正因为这样，比喻也最容易被人歪曲甚至诬陷--历史上不少“文字狱”都由比喻构成。

　　八

　　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时代。我和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们一样，度过了各种类型、不同性质的战争；也遇见了各种类型、不同性质的敌人。真是变幻莫测！

　　我在一九四-年冬天写的《时代》那首诗里的许多话，里面最重要的话，这些年都得到了应验：

　　--纵然我知道由它所带给我的；

　　并不是节日的狂欢；

　　和什么杂要场上的哄笑；

　　却是比一千个屠场更残酷的景象，

　　而我却依然奔向它；

　　带着一个生命所能发挥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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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迎接更高的赞扬、更大的诽谤；

　　更不可解的怨仇，和更致命的打击--

　　都为了我想从时间的深沟里升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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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

　　不甘心地，像一个被俘虏的囚徒；

　　在押送到刑场之前沉默着；

　　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

　　像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

　　抒发我的激情于我的狂暴的呼喊；

　　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

　　我爱它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

　　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

　　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

　　我在它的面前显得如此卑微；

　　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

　　让它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这样的一首诗，再明显不过的是一首歌颂时代的诗，歌颂的是我们为之战中、为之献身的时代，“我在它面前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它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这样的一首诗却被文痞姚文元之流恣意歪曲，诬蔑为“个人主义者自我扩张的嘶喊”，而且明目张胆说成是一首攻击延安的诗！

　　也是这个文痞，意说我从来没有歌颂过无产阶级！可是在我的四首诗里曾提到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

　　一九三二年的《巴黎》里，有“公社的诞生”；一九四〇年的《哀巴黎》里，有“将有第二个公社的诞生”；一九四〇年的《悼罗曼·罗兰》里，有“把公社的子孙出卖变成俘虏”；一九四二年的《土伦的反抗》里，有“公社的子孙将重新得到解放”！

　　这个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在二十年前，已暴露他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就在这个文痞的文章发表之后，我收到一个将军给我的信，鼓励我：“你是歌颂过公社的子孙的，你应该继续写诗。”

　　这两件事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我曾不知多少次地提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人，提到无产阶级的武装部队……怎能说我从不歌颂无产阶级--难道只有贴上“无产阶级”四个字的标签才算是无产阶级吗？

　　文痞同样歪曲我的长诗《向太阳》中《太阳之歌》里的活：

　　太阳；

　　使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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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马赛曲》、《国际歌》。

　　想起华盛顿列宁孙逸仙和一切把人类从苦难里拯救出来的；

　　人物的名字。

　　文痞说：“但国际歌和列宁是平列在马赛曲、华盛顿和孙逸仙中间，并不突出”，因而对我做了个政治性的“结论”：“所神往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而已”！好一个“而已”！

　　我的长诗《向太阳》写于―九三八年四月，地点是国民党统冶上的武昌，那时正是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时期，我提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也不应该吗？

　　这个文痞在整整过了二十年之后，在一九五八年的上海，住在特务父亲姚蓬子经营的“作家书房”里，大腿叠二腿地坐在沙发上来嘲笑一首在内色恐怖中所写的诗，显得多么得意啊！他而且说我把“列宁”和“国际歌”写上去，只是为了“点缀”！

　　都因为他享着乩打棍子、乱扣帽子的自由！

　　今天有机会重温这个文痞发迹的历史，可以更清楚地着到这些年来“四人帮”所实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早在二十年前已经进行了已次大规模的演习了。

　　像这样的一个流氓竟然能如入无人之境地横冲直撞，成了“庞然大物”，骗取了我国文艺学术领域里生杀予夺之权达几十年之久，这件事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可庆幸的是，这一切终究过去了。

　　如今，时代的洪流把我卷带到个新的充满阳光的港口，在汽笛的长鸣声中，我的生命开始了新的航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