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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中国新诗六十年(1)

  一

  中国新诗是新时代的产物。

  中国新诗是为了适应中国现代的社会变革而产生的,是从内容到形式部起了伟大变化的文学样式,不用讳言,无论自出诗、格律诗、十四行之类,这些诗的形式都适从外国(主要是欧、美)移植来的品种。就像棉花和葡萄、西红柿是外来的一样。

  正如已故的现代诗人朱自淸所说:

  “旧诗已成强弩之末,新诗终于起而代之。新文学大部分是外国的影响,新诗自然也如此。”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在我们国家里,人们把写诗和读诗,都看做进少数人文化教养的标志,那些诗,采用普通人不易理解的古奥文字,有严格的音调规定,一般流行的是两种诗的形式:五言诗和七言诗。每首诗通常由四句或八句构成,既不分行也不断句;虽有叫做“词”的那样长短句构成的,也有各种固定的格式。以文言写的旧体诗,只能适应生产关系很单纯的、经济上长期停滞不前的封建社会。

  那个时代--整个旧时代,千千万万人的诗歌活动,采用口头传诵或说吧的方式,很少有得到印刷出版的机会。

  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资本主义列强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人门。在来势汹汹的帝国主义联合进攻下,古老的封建王朔,彻底暴露了它的腐朽、衰败与软弱无能。

  中国人民生活在屈辱中。一大批爱国的志士仁人,在各方面想着中国的革新。这种渴想也反映到文学艺术领域里。

  当时,曾受到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谭嗣同、复曾佑和黄遵宪等,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主张,认为应该用通俗的话写诗,写新的事物。

  但是,他们所写的诗,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突破,就像旧中国缠过脚的女人想跑步,最得很不自然。

  新诗的崛起是在我国二十世纪最初的二十年的最后一年,伟大的五月四日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一阵阵强劲的飓风摇撼着古老的中国。一九一九年,由于巴黎和会激起我国公众的义愤,在五月四日爆发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是我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史上的大事,是中国新旧文化、新旧思想的分水岭。在民主与科学的世界新思潮的冲击下,为了适应自由地表达争取独立解放的思想感情的要求,我们兴起了生气勃勃的文学革命,而诗体解放成了这场文学革命的开路先锋。《新青年》杂志始先连续发表白话诗,《新潮》、《少年中国》、《每周评论》等片名刊物也相继大量刊载。初期的白话诗,多少有些像民谣与儿歌,但已经打破了传统的旧诗的桎梏,采用了人民日常的口语,字数和行数都不受限制,分行排列,并开始使用标点符号。不管保守分子怎样反对,报刊杂志上的新诗很快风行于全国各地。

  如果从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了新诗算起,那么,我们国家的新诗已走过了整整六十年的路程。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太长的坎坷,而我们的新诗却始终是在艰辛地发展、勇猛地前进着。

  二

  中闻新诗的历史是光荣的六十年。

  参加“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员是很复杂的。他们对文学、对诗歌的主张不可能一致。有的强调新诗的革命的社会功能:有的主张“为人生”;有的满足于形式的探讨;有的提出诗的“平民化”;有的竖持“诗只能是贵族的”偏见。

  胡适(1891-1962)曾是新诗的积极鼓吹者,他把“五四”文学革命归结为“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

  事实上,形式上的冲破桎梏只能是为了适应内容的要求。在现实斗争的浪尖上,在革命的新思潮的感染下,众多的新诗人不能不面向社会,面向人生,触及现实生活中的大量问题,从各个方面去体现那个时代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精神。在比较自由开放的政治思想和艺术的创造空气里,不拘一格、新鲜活泼的白话诗处于进攻的地位,用前进和创新打败了、并且取代了旧诗。

  “五四”运动的最初几年,出现了我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次大繁荣的局面。

  早期的共产党人李大钊的《欢迎独秀出狱》;周恩来的《生离死别》;蒋光慈的《中国劳动歌》;瞿秋白的《赤潮曲》;彭湃的《起义歌》;邓中夏的《游工人之窟》等等,都给人以强烈的鼓舞。

  最初出现的新诗人,抱着“为人生而艺术”的宗旨,走的是现实主义的道路。一般都采用自由体。

  诗人刘半农〔1889-1934),早在“五四”运动之前的一九一七年即在《新青年》上发表《诗与小说精神之革新》。他主张“增多诗体”。一九一七年十月他写的《相隔一层纸》,可说是最早的新诗:

  屋子里拢着炉火,老爷吩咐开窗买水果,说,“天气不冷火太热,别任它烤坏了我。”

  屋子外躺着一个叫花子,

  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

  可怜屋外与屋里,

  相隔只有一展薄纸!

  他在《扬鞭集》里的许多诗,唱出了劳动者的血泪生活的哀歌。

  和他同时的诗人刘大白(1880-1932)虽然中过“举人”,却也竭力提倡写新诗。他的诗集《卖布谣》里,许多诗反映了农民生活的悲苦。

  最初阶段的诗人有: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淸、冰心、陆志韦、嵌白情、冯至、王统照、徐玉诺……

  当时的“湖畔诗社”的四个诗人--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冯雪峰,以纯朴的爱情诗开始走上文坛。他们的作品流露了青年的坦率的感情,对自由婚姻与自由恋爱的向往。

  然而在那个时期,所有的诗人中,最能集中地、强烈地体现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的,是从日本留学归国的诗人郭沫若(1892-1978)。他是“创造社”的首脑,一九二一年八月出版的《女神》,接受了恵特曼的影响,大胆冲破形式的羁绊,歌颂大自然,歌颂地球、海洋、太阳,歌颂近代都市,歌颂祖国,歌颂力量。

  请看他写于一九二〇年一月间的《晨安》:

  晨安!常动不息的大海呀!

  晨安!明迷恍偬的旭光呀!

  晨安!诗一样涌着的白云呀!

  晨安!平匀明直的丝雨呀!诗语呀!

  晨安!情热一样燃着的海山呀!

  晨安!梳人灵魂的晨风呀!

  晨安呀!你请把我的声音传到四方去罢!

  晨安!我年青的祖国呀!

  晨安!我新生的同胞呀!

  晨安!我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呀!

  晨安!我冻结着的北方的黄河呀!

  黄河呀!我望你胸中的冰块早早融化呀!

  晨安!万里长城呀!

  啊啊!雪的旷野呀!

  啊啊!我所畏敬的俄罗斯呀!

  晨安!我们畏敬的Pioneer呀!

  ……

  晨安!大西洋呀!

  晨安!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呀!

  晨安!华盛顿的墓呀!林肯的墓呀!惠特曼的墓呀!

  啊啊!惠特曼呀!惠特曼呀!太平洋一样的惠特曼呀!

  啊啊!太平洋呀!

  晨安!太平洋呀!太平洋上的诸岛呀!太平洋上的扶桑呀!

  扶桑呀!扶桑呀!还在梦里裹着的扶桑呀!

  醒呀!Mesame啊!

  快来享受这千载一时的晨光呀!

  郭沫若蔑视传统,勇于创新。他的诗洋溢着热情,一泻千里。他使新诗开阔了题材的领域,也为新时提供了新的形式。他是那个时期最突出的革命新诗的代表。

  三

  一九二三年起,中国诗坛上先后出现了两个新的流派--“新月派”和“象征派”。

  “新月派”最早出现于一九二三年,然而作为《新月》月刊却在一九二八年三月才创办。

  “新月派”的主将闻一多(1899-1946),他开始写诗的时间是“五四”前后。他初期写的《秋色》、《红豆》、《烂果》、《红烛》、《收问》等都采用自由体;不久却成了格律诗的狂热的提倡者、艺术上的唯美主义者,写了《也许》、《死水》、《静夜》、《一句活》、《飞毛腿》等,这正如他所自嘲的,是“戴着脚镣跳舞”了。他的代表作是一九二五年写的《死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新月派”的另一个主将是徐志摩(1896-1931),年岁比闻一多大,但出来却比闻一多晚。在诗坛上的影响比闻一多更大。他具有纨绔公子的气质。一句话可以概括了他的一生: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最初他也写过一些联系实际生活的诗,写过《大帅》、《谁知道》、《卡尔佛里》,尽管这种联系是多么稀薄。他所擅长的是爱情诗:《落叶小唱》、《翡冷翠的一夜》、《起造一座墙》、《我等候你》……他在女性面前显得特别饶舌。他的诗以圆熟的技巧表现空虚的内容,如《沙扬娜拉》: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差,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九三一年十一月,他从南京到北京的路上因飞机失事而死亡,他的创作生涯只有十年。

  “新月派”的另一个成员是朱湘(1904-1933)。他是充满凄苦与幽愤的诗人,对人生抱着深刻的悲观。例如《当铺》:

  “美”开了一家当铺,

  专收人的心,

  到期人拿票去赎,

  它已经关门。

  早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他已写了一首《葬我》的诗;到了一九三三年,终于投河自尽。

  属于“新月派”的诗人很多,活动的时间也最长。

  假如说,徐志摩是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那么,到了陈梦家写的《雁子》,则是--

  从来不问他的歌,

  留在哪片云上?

  “新月派”已经奄奄一息了。

  一九三一年徐志摩逝世。同年闻一多写了最后一首《奇迹》之后,“新月派”已不可能出现什么奇迹了。

  中国新诗的另一个支流是“象征派”。这一诗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金发(1901-1976)。他的很多诗是在外国写的,也好像是外国人写的;但他却爱用文言写自由体的诗,甚至比中国古诗更难懂。例如《弃妇》:

  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

  然后随红叶而俱去。

  又如《夜之歌》:

  彼人已失其心,

  在混杂在行商之背而远走。

  这一类句子,完全离开了一般人的思考方式,把人引向不可理解的迷雾中去,最后只得发出哀叹:

  噫吁!数千年如一日之月色,

  终于明白我的想象,

  任我在世界之一角,

  你必把我的影儿倒映在无味之沙石上。

  在人世里是很难找到知音了。

  属于“象征派”的诗人也不少,大都陷于悲观厌世之作。

  像于赓虞,他的诗集索性以《骷髅上的蔷薇》为名,可见已经颓废到无以复加了。

  诗人戴望舒(1905-1950)。一九二三年间就开始写诗,先受旧诗词的影响,后受“象征派”影响。他的《雨巷》就其音韵讲,近似魏仑的《秋》,不断以重叠的声音唤起怅惘的感觉。他常以怀念逝去的岁月来逃避现实的烦忧。就其艺术--采用的口语,却比所有同一时期的诗人都明快。而这也是他的诗具备了比他们进步的因素。

  还有一个诗人废名(1901一?),介乎“新月派”与“象征派”之间,或许加上“道家”思想,写的东西更难于捉摸。例如《寄之琳》:

  ……

  我想写一首诗,

  犹如日,犹如月,

  犹如午阴,

  犹如无边落木萧萧下,

  我的诗情没有两个叶子。

  这样的一首诗,写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究竟要给谁看呢--中国人看不懂,日本人看了也不会懂,真是“我的诗情没有两个叶子”!

  “新月派”与“象征派”演变成为“现代派”。

  “现代派”并无艺术上特别显明的纲领,是以《现代》杂志为中心发表新诗的一群。他们里面包括各种不同的倾向,有些是原来的“新月派”或“象征派”的成员。

  “现代派”影响最大的是戴望舒。

  四

  尽管出现上述各种不同的流派,弥漫着不健康的思想感情,而作为主流的现实主义的诗歌,仍然在极艰难的环境中,十分顽强地、和它们相并行地发展着。

  -九三〇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是有统一的纲领、统一的战斗目标的组织。国民党立即采取各种残酷的手段进行迫害。

  青年诗人殷夫带来了新时代的歌声,欢呼着进行斗争。他的《别了,哥哥》、《血字》等诗篇,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血字》毫不隐晦地宣称:

  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

  我也是历史的长子,

  我是海燕,

  我是时代的尖刺。

  他在《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里大声疾呼:

  未来的世界是我们的,

  没有刽子手断头台绞得死历史的演递。

  ―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我们年轻的诗人第三次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诗人胡也频,作家李伟森、柔石、冯铿;十天之后,在二月七日的晚上,五个人被秘密枪杀。殷夫死时才二十二岁。

  鲁迅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写序说:

  “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

  国民党的白色恐布,不但不能扑灭革命的新文学的火焰,反而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使许多作家和诗人更坚决更勇敢地参加了革命。

  一九三一年九月七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民族危机更加深刻化了。

  中国的新诗随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一同高涨。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成立中国诗歌会,出版诗刊《新诗歌》,号召诗人们“捉住现实”,歌唱“反帝反日”,倡导诗歌的大众化。

  诗的题村扩大了:农村破产、灾荒、饥饿、流亡、抗租抗捐、工厂斗争、失业、罢工、暴动、监狱生活,等等,现实主义的传统得到了继续与发展。左翼的文艺刊物像雨后春笋--《拓荒者》、《奔流》、《北斗》、《萌芽》都不断地发表革命的新诗。

  而敌人的迫害也更加紧了:

  应修人于一九三三年遇害;潘漠华于一九三三年在天津被捕,第二年死于狱中;冯雪峰潜入红色根据地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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