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一树菩提一烟霞(3)

　　道教是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起源于上古时期，创立于汉朝。道教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以道学、仙学、神学和教学为主旨，融入医学、巫术、数理、文学、天文、地理、阴阳五行等学问。道教讲求度世救人、长生成仙，奉老子为教祖和最高天。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是一个文化的盛世。这段时间，百花齐放，各自郁馥，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留于后世太多深邃的文化。直到达摩祖师一苇渡江，经历朝历代，流传最广的儒道思想，与之融合，相互依存。许多人受岁月浸染，历史沉淀，成了亦道亦儒亦佛之人。

　　自然之韵，超脱于文化艺术，而又蕴含其灵性与精髓。一株草木，可以了悟人世的代谢；一抹斜阳，可以读懂垂暮的心情。河山常在，故人已改，混沌于天地间的灵光紫气，亦自寥落无痕。

　　老子著《道德经》，提出“无为而治”的主张。“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据说，写完《道德经》的老子，骑一头黄牛，踏过函谷关如珠的朝露，后不知所终。

　　道家倡导“天有天道、地有地理、人有人论、物有物性”之法则。老子曾说：“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天地、自然之物也；人生，亦自然之物；人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不任自然，奔忙于仁义之间，则本性羁伴。功名存于心，创焦虑之情生；利欲留于心，创烦恼之情增。”

　　“文景之治”为中国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汉初，社会经济衰弱，朝廷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此番道家思想，于治民上，为最辉煌的一笔。汉武帝时期，“独尊儒家罢黜百家”，道家受到压制。直至魏晋，谈玄之风兴起，老庄思想，成了道家的正统。

　　庄周顺应天地万物，遵循真实的内心，在乱世持有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不羁的精神自由。庄子不争，他退隐尘世，清修守静，淡看生死，宠辱不惊。他的作品浪漫诗意，文笔如风，恣意流淌，变幻无端。庄子顺从天道，摒弃人为，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葛洪将道教神仙方术和儒家纲常名教相融，为上层士族找到了一些长生成仙的修炼理论，亦奠定道教基础。唐代尊老子为祖先，奉道教为国教。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皆极度推崇道教，规定“道大佛小”。唐玄宗时期道教最为鼎盛，并编纂了历史上首部道藏《开元道藏》。

　　道风盛行的唐代，道士和道姑，地位极高。身在庙堂，可以过上十分优裕的生活，自由结交天下友朋。著名才女鱼玄机曾出家为道姑，在清幽的咸宜观修行。她在观里品茶悟道，煮酒论诗，当时长安城内，无数文人雅士、风流才子皆去观中拜访，纵情寻欢。

　　温庭筠有一首词作《女冠子》，描写一位女道士美丽的容颜。“含娇含笑，宿翠残红窈窕，鬓如蝉。寒玉簪秋水，轻纱卷碧烟。雪胸鸾镜里，琪树凤楼前。寄语青娥伴，早求仙。”

　　北宋承袭了唐朝奉道的风气，宋真宗和宋徽宗曾掀起了两次崇道热潮，编修道藏，大建宫观，册封神仙。王重阳创立了全真教，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认为修道即修心，除情去欲，存思静定、心地清静即是真的修行。

　　明朝皇帝对道教亦有所尊崇，明成祖自诩为真武大帝的化身，对张三丰及其武当派极为崇尚。明世宗以道教为信仰，他热衷方术，爱好青词，宠信道士，而道教的兴盛亦随着帝王的钟爱，抵达登峰造极的境界。

　　清代帝王信奉佛教，乾隆认为道教为汉人的宗教，而奉藏传佛教为国教。之后的道教亦随之江河日下，失去了过往数千年的不老传说。

　　直至当下，佛教依旧盛行，禅的境界为红尘中人所向往。但道教文化，亦百折不挠。其实于这世俗，众生所求的是在喧嚣中获得宁静。不为浮华所累，愿同自然修行，若清风白云那般，来去自如，去留无意。武当山、三清山、泰山成为众生络绎朝拜之所，香火鼎盛之地。

　　道教的自然情怀、玄妙思想、神仙境界，从古至今都为世人追求。南北朝以来的《搜神记》、《聊斋志异》等志怪小说与道教相关，唐宋传奇《枕中记》、《太平广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都蕴含丰富的道教神学。

　　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众生不得真道，是有妄心。心静则澄，心澄而神自清。这世上唯有灵魂可以不死，自然得以永恒。红尘碌碌，谁又是那唯一的清醒者。道禅原本相通，不过是为了给漂萍人生，找一个自由安逸的归宿。

　　放舟野渡、独钓寒江，或卧醉凡尘、坐禅浮世，皆是修行。悟道并非要在蓬莱仙岛，亦无需素食持斋。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白云溪水，如影相随。

　　儒风

　　世间风物，流传千载，走过岁月无歇的风雨，零落于大江南北的每个角落。无论是青石铺就的老巷，还是残存河畔的城墙，或是久埋尘泥的甲骨，散落云烟的圣人，都隐藏着古拙的意象。水光山色，花香月影，四时节令，万物生灭，皆无可名状，无可言说，无可执著。

　　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诗书令人清静，词曲令人风雅。人间万物，皆有其定数与规律，哪怕从一株古树，一块山石间，亦可会得历朝历代的兴衰沉浮。一切风物，皆有可会之境，可觅之思，虽留存于数千年文明中，却未必见文得句。方能体会的，就是连绵延续，可谓传统文化主题的儒家思想。

　　儒学乃中国文化之主脉，是为国人，不可不察。《说文解字》云：“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儒学之起源，史无定论。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为儒家所推崇的历代圣人，在纬书中被装扮成与众不同的神。直至到了孔子手中，集三百篇，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他与门人的言论，亦被录在《论语》，此时的儒家才算有了真实的开始。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之忠；己之不欲，勿施于人为之恕。”翻开墨香流淌的书册，感悟那些饱含哲理，得以修身齐家的句语，令人心存敬仰，静止如莲。正是它的高深绝妙，才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古道上碎草翩跹，尘埃飞扬，那个栖栖遑遑、奔走一生的孔子，至今仍周游于列国之间，为着他的信仰，劳碌奔忙着。

　　于孔子之后的另一位大家，即是孟子。孟子继承了儒学的精髓，提出了“性善”之说。“孟子以心释仁，断言心仁必性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仁也。善恶之心，人皆有之，义也。恭敬之心，人皆有之，礼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智也。”

　　若非富贵熏心，名利威逼，世人亦不会有太多浮躁和执著。物欲横流、车马纷呈的时代，如何能于浮华中守住纯净，心存善念，定然需要入世的修为。人心本善，只因受了俗世烟火浸染，而迷离怅惘，在善恶之间徘徊。倘若有花鸟相陪，受山水供养，怀秋水姿态，含诗词情怀，心如玉石，又何来污浊？

　　性伪之分乃荀子理论之支柱。他认为，人性原本就不够美好，若顺应其自然发展，必然造成纷乱争议。他重视自身修养、礼义道德，亦强调政法制度的惩罚。唯有循规蹈矩，各尽其职，方可成为良才。

　　儒学在风华时期，亦经历了坎坷。秦始皇“焚书坑儒”，令本已兴盛的儒学，瞬间成灰。一点火苗，焚灭了圣人思想。当时志士仁人，心惶意恐。直到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复昌盛。此后，儒家所倡，智信仁勇，忠恕孝悌，恭敛敏慧，礼义从善，莫不遵从，为标榜也。

　　除了修身，儒家思想有太多的礼教规范，它的衰弱，成了必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本是金石之言，却成了镶嵌于历史城墙的珠石，随着退去的王朝，被人弃置。

　　汉末的玄学之风盛起，尽管儒学在政治制度上依旧保持它的地位，但思想修养之境界，则被玄学所取代。魏晋名士有一种不同流俗，不同于任何时代的言谈举止。饮酒、玄谈、为文、作书，以狂放不羁，率真洒脱而著称，形成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魏晋风度。他们向往自然情感流露，飘逸潇洒，却亦是一个迷惘惆怅的年代。

　　东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思想又超越了玄学。佛道在修养性情之上，远胜过儒学。世人常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儒学已成为一种传统礼教的形式，像背着一个政治包袱，无法体味大自然灵动曼妙的意趣，更不能飘然出尘，与世无争。

　　迨至宋明，儒学复兴，史称新儒学。宋明理学之祖师周敦颐，熔铸老子之无极、易传之太极、中庸之诚意、五行之克生、阴阳之调和为一炉，创制了无极而太极之本体论。而程颢、程颐受业于周敦颐，他们最高哲学范畴是“理”。《二程全书》写道：“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人心为私欲，道心为天理，存天理而灭人欲。”

　　朱熹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继承二程理学，融入北宋思想家张载之气学说，构建了一个完整独特的朱子学。宋明理学之所以寻回往日的风华，是因了他融合玄学、佛教和道教之精髓。理学强调“天理当然”、“自然合理”与玄学和佛教追求的境界，有相互合流之处。儒学卸下了它以往规范的律条，让世人对其有了重新的感知和认可。

　　记得《三国演义》里有一回，诸葛亮舌战群儒。他说：“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

　　儒有君子，有小人；有旷达，有狭隘；有风雅，亦有晦涩。方寸之间，若小灵台，亦可载今承古，得云会境。不往青山，亦可得山明之思，不临水岸，亦得水秀之想。心藏丘壑，红尘有如山林；兴寄烟霞，浮世仿若蓬岛。

　　一切有情众生，都有其生灭荣枯理则，万物唯有顺应自然，方能永恒持久。人生在世，删繁留简，去伪存真，终不负天地庇佑，山水恩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