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大树的作用

　　客观来说，曾国藩要是没有这段京官发迹的历程，也就不会有后来开创湘军的曾国藩。

　　道理很简单，他是在二品大员的位置上回老家为母亲丁忧守孝的，所以才有资格在湖南办团练。如果他没有这个身份和地位，朝廷一是不可能让他负责来办团练，二来他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所以说，没有在官场上飞黄腾达、身居高位的曾国藩，也就没有创办湘军、开创清朝中兴的曾国藩。

　　但更客观的一个事实是，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提携，也就没有在官场上飞黄腾达、身居高位的曾国藩，这样，曾国藩后来的功业也就无从谈起。

　　可这样，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难道曾国藩不知道穆彰阿是个奸臣吗？还是他甘愿同流合污，愿意跟一个奸臣狼狈为奸呢？

　　这就要说到曾国藩在识人上，尤其是在面对上级时，所遵循的人事原则了。

　　第一，曾国藩是一个非常讲究实用的人，他很少做简单的是非判断，更不会因为简单的是非标准而拒绝帮助、拒绝机会。

　　我们一般只知道曾国藩是晚清理学大师，想想理学大师一般都可能比较迂腐，心中的道德观念非常强，所以很容易在生活里做简单的是非判断。但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曾国藩除了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大师，他同时还是晚清实学的代表人物。

　　实学，就是经世致用之学。实学在清代的先驱是王夫之，后来的代表人物是魏源和林则徐，再后来最有名的就是曾国藩。而王夫之和曾国藩又刚好都是湖南人，所以他们又被称为是实学中的湘学学派。

　　正因为有极强的实用主义精神，所以曾国藩后来才会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也正是因为有极强的实用主义精神，所以他才不会轻易地拒绝来自穆彰阿这样手握重权的朝廷重臣的接纳与帮助。

　　虽然当时天下士大夫对穆彰阿也确实颇有微词，但曾国藩看中的是穆彰阿可以为他的人生提供重要的发展平台。尤其是曾国藩本身虽然进入了官场，但他一无背景，二无路数，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起家，如果没有一个发展的平台，以他的资历而言，就算再努力，也干不到什么重要的位置上。

　　有的人可能会说，说白了，不就是向上爬嘛！曾国藩依附穆彰阿，肯定也是为了要往上爬，这不就是个官迷吗？

　　其实道理是这样的，想往上爬本身并没有错。有一句话叫“在其位，谋其政”，意思就是“在什么位置，干什么事”，再说得通俗些就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事”。你只有在一个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上，才能做出可以发挥作用的业绩来。事实上，每个儒家知识分子都有“达则兼济天下”的梦想。什么是“达”？“达”是“兼济天下”的前提条件啊，而“达”就是那个可以“兼济天下”的位置。或者说得更通俗些，就是发挥作用、施展能力的权力保障。

　　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进入仕途，想往上爬并没有错。当然，爬不爬得上去是有区别的，爬上去之后做什么事，也是有区别的。

　　一种是爬上去之后不干事，这叫尸位素餐，也就是官僚主义最典型的表现。

　　一种是爬上去之后干坏事，这就是奸臣，像秦桧、穆彰阿这样的都是典型。

　　还有一种就是爬上去之后干好事、干大事、干兼济天下的事，像林则徐，像明代的改革家张居正，像后来的曾国藩，都是这样。

　　所以，在曾国藩看来，他可以借助穆彰阿的地位迅速在仕途上发迹，只要他不跟所谓的穆党同流合污，只要他不为虎作伥地做坏事，那就不违背他的人生原则。事实上，他在这一点上跟明代的张居正倒很像，都是把人事关系与政治抱负分得很清楚的人。

　　张居正是明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他在他的位置上干的绝对是利国利民的事儿，但他年轻时在官场上的时候，也曾经依附过明代的大奸臣严嵩。也正是因为有严嵩的帮助和照顾，张居正这个来自湖北平民家庭的普通官员才能有机会在复杂的官场里崭露头角。

　　所以，可以这么说，没有大奸臣穆彰阿的提拔，就没有后来作为清代中兴名臣的曾国藩；没有大奸臣严嵩的照顾，也没有后来领导了明代改革运动的张居正。

　　事实上，人事关系决定着做事的平台，而做事的平台又决定着一个人人生抱负的施展。所以，这就是曾国藩们、张居正们所奉行的实用主义的人事原则：

　　绝不轻易地拒绝帮助！更不能简单地拒绝机会！

　　第二，只要自己内心够强大，近朱者可以赤，但近墨者则未必黑。

　　我们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只是一个一般性的道理。就个人的情况来看，有时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未必黑。

　　那个灰太狼所有的生活都是跟喜羊羊们纠缠在一起，但一头狼，你就是把它放在羊群里养，就算平常给它披着羊皮，他也终究不会变成善良的羊，他也终究还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

　　反过来，《潜伏》里的余则成虽然原来也是个标准的军统分子，但只要他心中一旦有了强大的信仰，就算他天天生活在一个尔虞我诈的狼窝里，他不还是一颗红心照千古、铁血柔情感翠萍了吗？

　　所以，只要你自己内心够强大，只要你自己信仰够明确，只要你自己理想够坚定，就不会被你所处的环境所轻易的左右。

　　曾国藩虽然拜穆彰阿为师，在官场上也算是标准的穆党了，但奇怪的是，后来咸丰皇帝即位，扳倒了穆彰阿之后，开始对穆党成员进行政治上的清算，大量跟着穆彰阿为非作歹的官员都被查办了，而曾国藩却独独没有事。所以，甚至有人说，曾国藩不能算是穆党。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曾国藩虽然利用了穆彰阿的人事平台，但他的政治品格并没有降低，并没有跟着穆党同流合污。这说明他自己还是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的，并没有轻易地被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所改变。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虽然晚清政坛动荡起伏，但不论是谁做主政大臣，哪怕这些主政大臣之间矛盾重重，甚至斗得是你死我活，但奇怪的是，他们对曾国藩都非常不错。

　　穆彰阿对曾国藩自不待言。后来咸丰继位，肃顺主政，飞扬跋扈之极，却独独对曾国藩青眼有加。后来咸丰死后，慈禧发动政变，同治帝登基，主政的恭亲王奕訢还是特别器重曾国藩。

　　要知道穆彰阿、肃顺、奕訢这些人都是政敌，像后来的肃顺和奕訢更是斗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可他们偏偏都对曾国藩特别好。这其中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时代背景和其他的因素，但曾国藩自己的政治品性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么，这种政治品性是什么？

　　说白了，就是政治上保持良好的人事关系，但行动上坚守个人的政治理想。

　　只要你能出淤泥而不染，你也不妨借淤泥来肥沃你的政治土壤。

　　第三，人都是情感的动物。政治是一回事，交情是另外一回事。大丈夫不仅要恩怨分明，更要公私分明。

　　曾国藩作为穆彰阿的学生，在穆彰阿主政期间，尤其是在穆彰阿阻挠林则徐的禁烟运动的期间，我们说他并没有随波逐流、为虎作伥。但他没并没有拒绝穆彰的提携与帮助，尤其是在仕途上，正是因为有穆彰阿的提携，才迅速发迹了。对此，曾国藩一生对他的穆老师都非常感激。

　　后来，穆彰阿下台了，天下人都骂他是个奸臣，这时候所谓“树倒猢狲散，落井下石多”，谁也不敢再跟穆彰阿套近乎了，因为谁都怕惹来一身膻。可曾国藩不怕，到死跟穆家都一直保持着很紧密的关系，甚至穆彰阿死后，他还一直让自己孩子去看望穆家的后人。

　　这叫什么？这就要恩怨分明，公私分明。

　　在这一点上，曾国藩跟张居正也特别像。张居正在政治上最终选择与严嵩分道扬镳了，可还是跟严嵩的私交很好，而严嵩也不因为张居正到了自己的对立阵营一面，就在政治上打压他。后来严嵩倒台，儿子被杀，自己也被抄家，然后在世人的鄙夷声中孤独而终。这时候连下葬都困难了，因为没人想在这时候跟这样的大奸臣扯上关系。还是张居正出面，一点都不避嫌疑，拜请朋友体面地安葬了严嵩。

　　所以，当穆彰阿、严嵩权势熏天的时候，曾国藩、张居正跟他们凑近乎，看上去像是拍马奉迎，毫无立场。等到穆彰阿、严嵩都落难了，而且还都是被定了性的奸臣，这时曾国藩、张居正还能一如既往，甚至雪中送炭，那就是真英雄、真豪杰了。

　　惟真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曾国藩、张居正这样的人，之所以能不卑不亢，既不避拍马奉迎的议论，也不怕殃及池鱼的风险，一是因为他们自己内心强大，二是因为他们能把政治立场与私人情感做很好的区分，而这一点，对于像他们这样最终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来说，显得尤其必要，也难能可贵。

　　所以，曾国藩在他的家训中曾经谈到他一生的官场经验，在说到面对一些“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上级的时候，他说他能做到“近其人，远其事”（《全集·诗文》），也就是与其人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但如果政治立场不同，则一定不同流合污。

　　说实话，这的确是一种政治智慧。正是因为有这种政治智慧，曾国藩才从默默无闻的曾子城变成了曾国藩，也最终成为了改变近代历史的那个曾国藩。

　　当然，我们若真的仔细对比曾国藩跟张居正，我个人感觉曾国藩还是不像张居正的内心那么强大。虽然说都是“近其人，远其事”，但张居正在政治上基本上与严嵩是完全分道扬镳的，可曾国藩多少还是受到穆彰阿不小的影响。

　　比如在对外的外交策略上，因为穆彰阿是晚清主和派、甚至是投降派的代表，曾国藩后来的外交精神也主要是以主和为主，这一点甚至影响到他的学生李鸿章。他在给李鸿章的信里曾经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一意主和。”（《全集·书信》）是说宋代以来，主和的好像都是奸臣，而主战的好像就能赢得忠臣的好名声，以至于现在谁主和谁就不是好人一样，这肯定是不对的。

　　这种思想，个人感觉，曾国藩就是明显受了他老师穆彰阿的影响。所以后来他作为直隶总督、钦差大臣全权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才会“拼却声名以保大局”，以主和的思路处理案件，最终落了个卖国贼的骂名。

　　他的学生李鸿章就更是这样了，一味忍，一味和，一个一个卖国条约签下来，就真的成了卖国贼。

　　所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可以说穆彰阿造就了年轻的曾国藩，使他走上人生的光辉旅程，但也隐性地影响了曾国藩，使他晚年因为天津教案的错误而抱憾终生。

　　曾国藩既然说“近其人，远其事”，为什么还是会如此受穆彰阿的影响呢？

　　在处理天津教案这些事上，又体现了曾国藩怎样的对上、对下的人事原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