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国藩斗咸丰(1)

　　好了，一个“强项令”，一个“落牙臣”，曾国藩从中又能看出些什么来呢？

　　首先，不论是强项令还是落牙臣，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行为结果都是非常成功的。你看，不论是强项令的董宣还是被打落牙的这位无名氏落牙臣，他们虽然地位卑下，却能使汉光武帝刘秀和宋太祖赵匡胤这两个强势的皇帝为之折服，说明强项令和落牙臣本身的境界都不一般。当然，也说明刘秀和赵匡胤这两位开国君主的境界与胸怀也不一般。

　　可是，虽然结果大体相同，强项令和落牙臣的做法却大不相同，也就是他们达到成功所运用的手段是十分不同的。我们可以用一个成语来说，这叫“异曲同工”，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和手段，达到了同样的目的。用俗话说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般来说，我们看重的都是结果，不论手段如何，达成目标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不论黑猫白猫，能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可曾国藩看重的恰好不是那个结果，而是那个过程。所以他认为，如果不是一只好猫的话，就算能抓到耗子，也属于瞎猫碰到死耗子。

　　那么，对于这两件臣子胜皇上的事儿，曾国藩到底怎么看呢？

　　曾国藩联系现实评价说：“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曾国藩全集·家书》）

　　这段话是说对待自己应求刚求强，但对待别人不应该一味求刚强。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过分刚强的手段往往适得其反，大多数反而不成功，像董宣这样因为刚强、强硬而一时成功的只是少部分，不值得推广。

　　第二，像董宣、魏徵这样的终身刚强、强硬而且也一辈子坚持了下去却并没遭受什么大挫折的，这就更是偶然了，这种处世态度，根本就是君子们所应摒弃的。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这么说呢？

　　答案很简单，不是因为他智商高，天生就有这样深刻的认识，而是因为他没有董宣、魏徵那么命好，他甚至没有宋代的那位落牙臣的命好，他自己就曾经因为自恃刚强吃过大亏，而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这个“大亏”的“后遗症”他还没有吃完呢。

　　这件让曾国藩后悔的自恃刚强的事跟强项令和落牙臣还多少有些相似，也是对着当朝天子，也就是在任的皇上开炮的事儿。曾国藩甚至比那两位还狠，那两位多少还是因为事情发展到了那个份儿上才跟皇上较劲的，而曾国藩这事儿基本上就属于没事儿找茬型的。

　　这件事，我们在评说曾国藩家训的上半部里也提到过，此处实在有旧话重提的必要。公元1850年，道光皇帝在内忧外患之中病死了。外患是鸦片战争，是英法列强的入侵；内忧是官僚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天下眼看着就要大乱了。果然，这一年的农历年还没过，广西金田村就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而道光是在内忧外患中死的，算是解脱了；可咸丰是在内忧外患中登基的，算是跳进了苦海。所以后来有人给咸丰起外号，说他是个“苦命皇帝”。这个外号起得真够准的，你看，他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中登基的，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病死的。人家都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是既“生于忧患”又“死于忧患”，当然算是个标准的“苦命皇帝”。

　　不过，咸丰苦中作乐，宠幸上一个叶赫那拉氏的女人。而这个女人在咸丰死后，一手葬送了两百多年的清王朝，也一手葬送了中国在近代史上难得一遇的变革图新的机会，这才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真正“苦命”的地方。

　　岔开一句，我觉得晚清史最大的一个谜团也在这里，慈禧执政长达48年，包括肃顺、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在内，那么多政治家都斗不过这个女人家，这也真是咄咄怪事了。

　　虽然苦命，但咸丰刚上台的时候还是挺自信的。这时候他才20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所以面对内忧外患，他还是想励精图治的。于是，他一上台就表现出一个很谦虚的姿态，让大臣们对朝政大事提建议，甚至对他个人提意见也没关系。

　　新皇帝表现出低姿态来了，于是那些没有眼力劲儿的大臣们就开始顺杆儿爬。当然，咸丰想听批评、听建议的姿态，也不能说只是装装样子。可他毕竟年轻，做起事来三分钟热度，刚开始热情挺足，但真等看到一大堆上表，看看也就烦了。开始还批复一些意见，后来一般只签三个字——“无庸议”。大家一看，皇帝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劲头过去了，就都自觉点儿吧，当初怎么顺杆儿爬上来的就再怎么顺杆儿爬下去，顺驴下坡，该干嘛干嘛去。

　　可还真就有一位不开眼的，他一看新皇帝这么懈怠，他一发狠，要做强项令，大笔一挥，就把建议书写成了意见书，而且是份分量很重、针对性很强的意见书。这个要做大清朝强项令的人，就是当时已经官居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

　　咸丰一年的五月，也就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的第五个月，曾国藩上了一篇名叫《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奏折，批判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本人。

　　光写一道批判性很强的奏折，还不算真正的强。曾国藩更强的是他怕这道奏折湮没在众多奏折中又被忽视，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更绝的做法——等到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就在朝堂之上出班奏事，然后当着满朝文武，把这个奏折当场给背出来。

　　难能可贵的是，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我们讲过，曾国藩背书的本事不行，小时候背书连贼都背不过。现在，他为了能当堂把这篇批判之雄文完美呈现，不惜提前花了大半夜的时间把他这篇批评咸丰皇帝的奏折硬是给背了下来。

　　曾国藩虽然背熟了文章，但又怕自己一口湖南方言，皇帝和大臣们听不懂，所以他在朝堂上背这篇雄文时，特意放慢语速，还声若洪钟，也就是加了很多重音，以至于满朝文武当时越听越惊奇，所有人都感觉出乎意料，全场立刻鸦雀无声，谁也不敢发出一点动静。咸丰帝也出乎意料，但征求意见这事毕竟是自己挑的头，所以他也只好一声不言语地听下去。

　　这一下，曾国藩有关这篇奇文的朗诵，立刻获得了出奇震撼的演讲效果。

　　曾国藩批评咸丰帝主要有三条内容。

　　第一条，曾国藩批评咸丰苛求小节，疏于大计，应“防琐碎之风”。就是说你上台之后，尽盯着那些琐碎小事，结果导致广西前线的人事安排非常混乱，以至于广西前线屡战屡败。这一下，把广西前线失败的责任全推到刚登基不久的咸丰身上去了。这实在太出人意料了，所以咸丰一听脸就沉下来了。可他不便发作，所以还沉着脸在那儿听。

　　大臣们都看出皇上脸色不对，就曾国藩没看出来，因为他跟郭靖在背“九阳真经”一样，专心致志之极，无法分神，所以咸丰脸色怎样，他根本没注意。所以，他接着往下批，往下背。

　　第二条，曾国藩批评咸丰文过饰非，不求实际，应“杜文饰之风”。这一条，曾国藩举了个很有说服力也很有杀伤力的例子。他说你一上台，就摆出一副低姿态，表面上是广开言路，让大家都多提意见和建议。可等大家提了很多合理化建议之后，你的表现又是什么呢？“大抵以‘无庸议’三字了之。”这还不如有些领导喜欢签“已阅”呢，别人应你的要求给你提意见，你还不高兴，还把人家降了职，你说你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纯属马三立先生说相声——专门逗你玩儿嘛！

　　听了这条，坐在皇帝宝座上的咸丰当时身子就直起来了，差点就蹦起来了，可他毕竟年轻，不知道这时候适不适合发作。曾国藩不管这个，他还专心致志地背课文呢，所以还是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