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稳字诀

　　从曾国藩办湘军因一个“稳字诀”而发家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稳字诀里有这样几点内涵。

　　第一，要有稳定的做事环境、发展环境。

　　曾国藩为什么在长沙做不成事却能在衡阳做成事？这是因为长沙的环境和衡阳的环境有着本质的差别。在长沙人人与他为敌，在衡阳人人与他为友；在长沙不与他为敌的人也不支持他办团练，在衡阳不与他为友的人也不反对他办湘军。关键是在长沙，充满了矛盾，尤其是人事上的矛盾，所以也就充满了阻碍；在衡阳，经过曾国藩的协调，没有什么矛盾，尤其是没有什么人事上的矛盾，这就为曾国藩办湘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稳定的、和谐的发展环境。

　　要发展，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这是一个硬道理。

　　所以说，不要说是曾国藩办湘军了，就算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民族振兴，也同样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所以稳定压倒一切，就发展而言，确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而且越是做大事的人，就越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这就可以解释当年曹操对刘备的态度了。《三国演义》里有一段著名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落魄了，去投奔曹操，曹操对刘备不是没有疑心，借喝酒试探刘备，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想借此看看刘备的野心到底有多大。当时，正好平空一声闷雷，刘备吓得筷子都掉到了地上，曹操一看大笑，说哪里有英雄怕雷的呢？刘备趁机就掩饰了过去。

　　其实，曹操哪有这么笨，看刘备掉双筷子就相信他是个没有雄心壮志的人？刘备的演技好不到那份儿上，曹操自己也是个顶尖的表演大师，这些野心的事，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曹操为什么没杀刘备，最后还养虎遗患又放虎归山了呢？

　　事实上，据《三国志》的记载，曹操本来确实有除掉刘备的想法，但他手下第一号谋士郭嘉劝阻了他。郭嘉对曹操说，明公想到得天下，就要广纳天下英才，也就是要有一个发展的人才观，所以后来曹操有句名言叫“唯才是举”。但要发展，尤其是在人才储备上要发展，就不能杀刘备。因为刘备来投奔这件事当时影响很大，杀一个刘备事小，可这样一来，就破坏了人才储备环境，这就不是一个平稳的、稳定的、良性的环境了。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人才谁还愿意到你这儿来呢？没人愿来了，你的团队就要走上恶性循环了。

　　所以，曹操最后听从了郭嘉的建议，宁肯放刘备这只老虎归山，也不肯破坏自己团队的人才环境，这一点也成了他此后发展的一个基石、一条底线。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杀刘备果然是养虎遗患，但也正因为曹操唯才是举的政策和他手下良好的人才环境，曹魏集团才最终胜过了西蜀集团与东吴集团，成为最后的赢家。

　　所以三国的故事告诉我们：精兵强将只能一时辉煌，兵多将广才能坐得天下。要想兵多将广，人才源源不断，就要有一个稳定的、良性的发展环境。

　　第二，要有稳妥的计划与策略。

　　曾国藩一开始为什么会在长沙栽一个大跟头？根本原因在于他只有一腔热血，却没有一个稳妥的计划与策略。

　　因为只有强烈的使命感，只有一腔热血，所以他敢越俎代庖去把绿营拉来跟团练一起操练，甚至到绿营去挖墙脚，挖来塔齐步这样的重要将领，还私设审案局，越过地方政府的司法系统，独掌生杀大权。回头看，这些事做得实在莽撞，实在过于头脑发热，所以他不栽跟头，那才叫奇怪！

　　栽了跟头，败走衡阳，曾国藩痛定思痛，知道了问题所在，这时候洗心革面，重新来过，最大的改变在两处：一则在外，营造稳定的发展环境；一则在内，有了建立湘军的规划与思路。而这两点，是成就后来的曾国藩的关键所在。你看他在衡阳练湘军的过程，那叫一个谋定而后动，那叫一个三思而后行，每一步都稳稳当当，甚至稳中求稳，不出一点差错，一直到最后出山，湘军出世，显得曾国藩作为湘军主帅，思虑之缜密，考虑之周详，那和此前在长沙办团练的曾国藩简直有天壤之别。

　　这一点和曾国藩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后来的接班人李鸿章。李鸿章原来就是曾国藩的学生，想一个人成就一番事业，所以也回安徽老家去办团练。他不像老师曾国藩办湘军那么求稳，一拉起几百人的队伍就立刻想建立不世功勋，结果屡战屡败，不仅把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队伍耗了个精光，甚至差点儿把自己的小命也搭上了。后来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支持下独立门户，办了淮军。初次到上海，李鸿章心里没底儿，向曾老师请教，曾国藩教这位得意门生最关键的绝招，就是一个稳字。稳下来，不急于交战，越稳越立于不败之地。结果李鸿章严格按曾老师说的办，最后果然使得淮军没有再成为他当年昙花一现的杂牌团练。

　　所以，曾国藩平生十分佩服诸葛亮，诸葛孔明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平生不用险，一生唯谨慎！毛泽东就评价过嘛，“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说到底，还是一个字——稳。诸葛亮后来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很多人都可惜他不用魏延之计，兵出子午谷，偷袭长安。先不说这条计可行不可行，这本身就是和诸葛亮出祁山北伐中原并用此以攻为守的策略是相违背的，所以在一生唯谨慎的孔明先生看来，魏延此计的提出，弄险而不稳，就是不具战略性眼光的表现。

　　所以，对于做事，曾国藩曾在他的家训里提出“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缓缓想。处天下事，只消得安详二字”。又说“安祥非迟缓之谓也，从容详审，养奋发于定之中耳。”（《曾国藩全集·家书》）这就是说要谋定而后动，尤其是这个初始的谋，也就是要有一个稳妥的计划与策略，这是做大事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基础。

　　第三，要有扎实的行动基础与稳健的行动风格。

　　三国里一直有一个谜团，就是论才学、论武功，于禁在曹操手下都不算是突出的，为什么曹操会把守襄樊、援曹仁的重任交给他呢？最终导致关羽水淹七军，于禁甚至还不如庞德有骨气地战死，竟然投降了关羽，做了一个降将。问题是一向有识人之明、用人之明的曹操为什么看于禁看得如此走眼呢？

　　后来，我细读《三国志》才明白其中的关键。曹操当年征讨宛城张绣的时候，曾经被杀得全军溃散，这时候手下各将四处逃命，唯有于禁临危不乱，一边收束败军，一边还在撤退的过程中平了青州兵的叛乱。这之后，于禁并不急于来见曹操，而是先稳稳地扎了营，设置好所有的防守措施后才来见曹操。而同时，溃散的青州兵早已到曹操那儿告了状，说于禁已反。等于禁来了之后，曹操也很恼火，问他既然不反，为什么不赶快来解释。于禁说，大军方败，人心不稳，自己先扎好营，万无一失后才到主公面前来报到，是不急于辩解个人的清白，而以稳住大局为要。曹操一听，赞不绝口，评论于禁说：“淯水之难，吾其急也，将军在乱能整，讨暴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名将，何以加之。”（《三国志·于禁传》）是说当时惨败之后，连我曹操都乱了方寸，于禁却能稳如泰山，如此稳健，真是古之名将之风。因此，曹操封于禁为益寿亭侯。就因为于禁这种扎实、稳健的行动风格，曹操后来才对他一直特别器重。

　　所以，扎实的行动基础、稳健的行动风格，向来是被领导者所看重的。

　　综观曾国藩一生，虽然我们说他是理学大师、儒学大师，但学术界却大多把他当成是晚清“实学”的代表人物。实学最讲究实用，最讲求现实的功效。曾国藩作为晚清实学的代表人物，固然在理论上建树颇丰，但在实践上讲求实用才是他最突出的地方。

　　要讲求实践效果，扎实的行动基础与稳健的行动风格就是必须的。在这一点上，很多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把稳健的行动风格与创新的探索精神对立起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推崇所谓的冒险精神，并把勇于创新的冒险精神等同于敢于钻营的投机精神，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常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认为机会往往稍纵即逝，所以只需冒险，不必求稳。但事实上，时机确实是一个点，可机会往往是一个段，没有扎实的基础与准备，再好的机会也终将会错失。所以，机会主义的本质其实既是左倾的，也是右倾的。

　　曾国藩虽然带兵打仗，虽然也认为兵者诡道也，但他从来不投机取巧，他治军最有名的策略是一句很凝练的口号，叫做“扎硬寨，打死仗”。就是要狠抓基础，狠练基本功，每一仗都要稳稳当当地打，便是速战，也要稳打；便是奇袭，也要稳攻。这倒是他军事思想中非常独特的一块，后来蔡锷练新军，蒋介石治黄埔，对这一点都分外推崇。

　　其实，曾国藩在兵法上强调稳，比起进攻来，更注重的还是防守。他作为湘军主帅，常跟手下的将领强调说，便是身陷重围，也要有稳稳当当、扎扎实实地坚守的胆略和气度。只要有这份稳劲儿，任他风狂雨骤，我自岿然不动！所谓“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随他横，明月照大江。”到了这个境界，你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所以，他在曾国荃孤军深入、身陷重围之际，别的方法想不出来，所能教给他弟弟的救命绝招，还是这个“稳”字。而曾国荃一开始也是急得有些乱了方寸，才拼命地找大哥求援。等到看到大哥的来信，再看也没什么援兵能派来救他，所以索性横下一条心，“稳扎稳打，机动则发”，准备实践他老哥的治军名言。

　　那么，这个稳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效果到底如何呢？

　　回到同治元年金陵城下的鏖战，李秀成二十多万大军把曾国荃两万湘军重重包围，但打了整整四十六天，太平军居然没能攻下曾国荃修筑的环型壕垒，最后李秀成只得撤围而去，曾国荃居然就靠这个看上去根本不像办法的“稳”办法，逃过了灭顶之灾。

　　当然，太平军二十万打不过湘军两万，这听上去也像一个谜，所以后来很多人对这段军事史上的谜案都非常感兴趣。比如写了《湘军志》的王闿运就说，主要原因是李秀成的心思都放在自己苏州小天堂的建设上，他来金陵城下是迫不得已，是迫于洪秀全的严令才勉强应付的，所以李秀成无心决战。四十六天的仗，虽然打得炮声震天，一副很热闹的样子，但其实就像过年放炮仗，只是做样子给洪秀全看。

　　这么说，当然也是有些道理的。但要说李秀成完全是做戏也实在不切实际，因为他也不是不想灭掉湘军。说四十六天的仗只是像过年放鞭炮，也实在太过想当然，因为这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激战毕竟打得很艰苦。曾国荃结硬寨，打死仗，死守壕垒，最后亲自上阵，身负重伤，连鼻子都差点给太平军削掉，作为主帅伤成这样，可见这仗打得激烈到了什么地步。所以虽然太平军方面的外因是曾国荃逃出生天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曾国荃自己的内因才是他能逃出生天的关键原因。

　　后来曾国荃对王闿运的《湘军志》非常恼火，因为他“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的战功被王闿运轻轻几笔就抹杀了，所以他下令把《湘军志》这本书的制版给毁掉了。

　　曾国荃终于逃过了灭顶之灾，也终于在金陵城下站稳了脚跟，此后的三年时间，他更是坚守这个“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的作战方针不动摇，直到最后攻下天京城，成就了一时功名。

　　所以曾国藩感慨之余曾经写过一副名联送给曾国荃，上联是“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下联是“办事无声无息，既要老到，又要精明”。很通俗，也很贴切，这是把打仗和做事都说了，但不论打仗还是做事，强调的根本还是在一个“稳”字。

　　其实，“不冒进，稳为上”的行动智慧，单单从“稳”这个字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简化字的稳是一个“禾”加一个“急”，以至于有人认为有事就算稳，也得急着办。事实上这是一个误解。繁体字“穩”字右半边的原意是用手捧住心、捧住口的意思，讲的是遇事谨慎，有条有理，不轻言妄动，所以它才会以禾苗的禾为部首。

　　禾苗是怎么生长的呢？

　　非得不知不觉、不急不躁、不徐不慢、稳稳当当才行。

　　若急了，若不稳，那就拔苗助长，适得其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