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挺经》与“刚”(1)

　　那么，曾国藩这套“挺经”的思想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它与曾国藩的家训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解玲还需系玲人，我们还是要从李鸿章的话里一探究竟。

　　李鸿章说：“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我个人感觉这句话里有两个意思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挺了一挺，一场纷争就此消解”，另一个是“开宗明义”。

　　我们先来看这个“开宗明义”。李鸿章既然说这个故事所说明的道理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那么这个故事所说明的道理一定是整部《挺经》的主旨，至少也是可以看出《挺经》主旨的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到底是什么呢？这就要说到李鸿章所说的“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的内涵了。

　　因为这个“挺了一挺”在《挺经》中是“开宗明义”的事，所以后来有不少人都对其内涵做过猜测。

　　比如这个故事的记载者吴永，他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又是这个材料的第一手作者，又是亲自听李鸿章转述的这个故事，可他最后竟然说这个故事所说的道理“意用何在，亦殊不甚明白”。也就是说，想了半天，居然想不明白这个故事要说的道理是什么？或者是想不明白这个故事所蕴含的道理怎么能做整部《挺经》开宗明义的第一条阐释！

　　后代有一些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说这有什么想不通的，这个故事所反映的道理其实很简单，这不过就是老子《道德经》所说的“将欲取之，必固予之”的简单道理，意即你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些什么，就必须先付出一些什么，这就是简单的辩证法，也是非常符合曾国藩的行事原则，因为曾国藩向来是一个“得心应手地运用黄老之道的高手”（黄裳《妆台杂记·关于挺经》）。

　　但如果只是黄老之学，只是把《道德经》里的道理简单地发挥一下，曾国藩还有必要写这个《挺经》吗？李鸿章还有必要作神秘状地谈这部《挺经》吗？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老农“挺了一挺”的故事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所以吴永也觉得应该没有这么简单，他虽然说“不甚明白”，后来还是反复揣摩了许久，然后又说他推测这条“挺经”的意思应该是：“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庚子西狩丛谈》）这话是说碰到事情别空发言论，别只做个旁观者，要能挺起胸膛负责任，这叫挺身入局。这就是曾国藩的《挺经》开宗明义的大智慧。

　　说实话，吴永的这个解释也算是不错的，所以后人大多以吴永的负责任的“挺身入局”说作为曾国藩《挺经》思想的根本。但细想一下，传得如此神秘的十八条《挺经》，且被李鸿章这样中国近代史上顶尖人物视为不传之秘的《挺经》，不过只是负责任，不旁观，这又实在让人不免有些疑惑，至少觉得分量不够。一定还有些什么，甚至是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是曾国藩这部鼎鼎大名的《挺经》所要表述的。

　　还好，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可以帮我们解开这个谜团。这个线索就是第一个提到《挺经》的、曾国藩的好朋友欧阳兆熊。

　　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里说曾国藩“尝自称欲著《挺经》”这句话的后面还有四个非常关键的字，叫“言其刚也”。这样一来，全句表述就变成了：

　　“（曾国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

　　按古文的理解，此处“言其刚也”也应该是曾国藩自称的内容，这样一来，这个“言其刚”就成了曾国藩自己所说的《挺经》这部书的创作目的了。如此来说，《挺经》这部书的主旨也就很清楚了，它要说的就是一个字—刚。

　　如果拓展来说，就是—“刚”的艺术，“刚”的智慧，“刚”的哲学。

　　但这样一来问题又来了，即这个“刚”和那个老农“挺了一挺，消解纷争”又有什么关联呢？就算有关系，这个“挺了一挺”怎么能是“刚的艺术、刚的哲学、刚的智慧”的“开宗明义”的表述呢？

　　首先，我想欧阳兆熊所说曾国藩的《挺经》是“言其刚”这个主旨一定不错，因为曾国藩向来特别重视这个“刚”字。他曾在日记里多次说：“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就是说重视“刚”本来就是他们曾家家训中的传统，他曾国藩当然要把这个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其次，细想一下，这种“刚”的智慧和这个老农的“挺了一挺”还确实是有着内在的统一的。我个人细细揣摩之后，认为曾国藩的《挺经》之“刚”主要包含着以下几层内涵。

　　第一，这个“刚”不是性格上的刚硬与刚烈，而是一种临事之刚，也就是吴永所总结的“入局”之“刚”。

　　一般谈到“刚”，都是指性格上很刚强、很刚烈，动不动就像《窦娥冤》里的窦娥一样，那是很刚烈。事实上曾国藩自己也有这个缺点，他原来性格上就有类于此“刚烈”的一面。比如他的多次自杀在晚清史上就很是有名。

　　关于曾国藩到底有几次自杀至今还有争论。一般来说，是有三次。

　　第一次靖港之战。湘军初出山，也是曾国藩亲自指挥的第一场战斗，在靖港城下，湘军中了太平军的埋伏，战船都被烧了，兜头一场大败。其实伤亡也不大，但是曾国藩忍不下这口气，站在船头看着自己水师大败，愣在那里发呆。愣了半天后，曾国藩突然向船边紧走几步，“噗通”一下跳水里了。这是他的第一次自杀。

　　大家好不容易把他救上来后，醒过来的曾国藩却不肯换满是江泥与水草的湿衣服。原来他起了必死之心，还要接着跳。手下赶紧弃船登岸，移师长沙附近的妙高峰。即便如此，曾国藩还是不肯换衣服，穿着江泥和水草的纪念装埋头开始写遗嘱，还让他最小的弟弟曾国葆去买一口二两银子的薄皮棺材来。

　　左宗棠听说后专门从长沙跑来把他当面臭骂一顿，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你曾国藩说起来也是湘乡一号人物，肚子里还撑不下那几十艘大船吗？曾国藩尽管听，却不说话，依旧埋头写遗书。直到第二天前方战报传来，塔齐布湘潭大获全胜，全歼太平军主力，并一举攻下湘潭城，这时候曾国藩才收起了必死之心。

　　在整个湘潭战役中，靖港之战不过是局部战斗，曾国藩作为三军主帅，甚至不能等到主战场的战斗结果，靖港小小一败就要死要活。原因只在于其性格太过刚烈。士可杀不可辱，初战失利，他便引为奇耻大辱。

　　第二次自杀，在江西，在鄱阳湖。当时，曾国藩碰到他平生一大克星—石达开。综其一生作战来看，他一碰到石达开就要打败仗，所以在江西湖口被石达开杀得大败。情急之下，曾国藩又要跳湖自杀，被手下拼命拦住。大概曾国藩的手下已有经验，知道大帅有跳水的爱好。曾国藩被手下拦住后愤然上岸，到了罗泽南大营门口，大喝一声：“牵匹马来！”

　　古时作战，陆上交锋就像《三国演义》里描写的一样，大家面对面扎下营垒，彼此相距也不甚远。罗泽南的大营正对着太平军的大营，相距也不过数千米。曾国藩在大营门口，翻身上马，仰天一声长叹，然后一言不发，唯怒发冲冠，一抽马鞭，冲着太平军军营策马狂奔而去。这架式是非要入敌阵只求一死，要么就是想撞死在太平军军营外面。但他一介文臣，马术了了，大家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拦了回来。这是第二次自杀，又没死成。

　　第三次自杀，在安徽，在祁门。曾国藩不听李鸿章之劝，非要把老营扎在祁门的盆地里，却被李秀成、陈玉成二十万大军团团围住，眼看置之死地而不得生。曾国藩百般无奈之时，又开始写遗书，同时又让弟弟曾国葆去买二两银子的薄皮棺材了。

　　曾国藩一代大儒，为什么面临挫折却总是最先想到自杀？就是因为他性格中有着太过刚烈的个性因素。他总是觉得士可杀不可辱，于是，死成了这位刚烈大儒大辱大败后的第一反应，可见他的性格里一定有刚烈的一面。

　　但是，如果他所说的“刚”只是性格上的刚烈，那么，说十八条“言其刚也”的《挺经》能精通造化，就实在太过荒唐与可笑了。

　　其实，曾国藩还有一次自杀，不是明的，是隐性的，类似于自杀，只是不为人所注意，且与前此三次很不一样。

　　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形势正当危急，慈禧太后点名让曾国藩去收拾这个烂摊子。这时，朋友故旧都劝曾国藩不宜去趟这淌浑水，连大儿子曾纪泽都写信劝父亲要三思而行，并提醒老爹这一去有可能晚节不保。事实上，曾国藩正是在天津教案后被举国上下骂为“卖国贼”的，连他自己事后也后悔地写了一句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那就是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天下士大夫的清议了。但是，曾国藩出发前却在给儿子的信里袒露心扉，以为国家有难，自己身为直隶总督，虽然知道此行不利，甚至有可能因此身败名裂，但也无可推托。所以他临行之前，先做了一件事，又让手下买了一口棺材，还是二两的薄皮棺材，然后大笔一挥，写下一句“大将不辞刀头死”，然后抬着棺材就上路了。

　　这看上去也同样是抱着必死之心的，但和前三次的自杀却不一样。明知道是一个死局，还要挺身入局，这就不是简单的性格之刚烈了，而是一种临事的大勇气、大担当。这种大勇也是一种大智慧。这种大智慧就是碰到事情，知道难，甚至已经预见到一个悲剧的结果，但是必须担当，必须面对，必须不能逃避。这叫什么？这就叫挺身入局！这可以说是人生的第一个关键，也是人生的第一条智慧。

　　为什么这么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