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定见

　　那么这个“内持定见”，也就是“心中自有定见”的内涵又是什么呢？我总结曾氏家训，感觉曾国藩的“定见”论主要有以下三个内涵。

　　首先，遇事当有主见，不可人云亦云；遇事当有定见，不可被事态简单左右。

　　遇事有主见，不人云亦云，这几乎是任何一个建功立业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事实上，做到这一点也不算难。但不被人言所左右易，不被事态所左右就难得多了。

　　中国文化自易学而来，易学非常讲究“势”，趋势的势，局势的势。从李鸿章讲述的《挺经》开宗明义的第一讲“老翁的智慧”里我们可以知道，挺经之刚首先是一种“入局之刚”，因此吴永称之为是一种“挺身入局”的智慧。入了局之后，要观势、控势，要掌握趋势。但若被事态所左右，也就不可能去掌控趋势与局势了。

　　比如李鸿章到了上海之后，当时的事态是什么？是李秀成20万大军已经重压上海。当此兵临城下之际，上海商户之所以愿意立刻掏出18万两白银，每个月还供应60万两白银的军饷，是要李鸿章的淮军去救上海的。救上海该怎么做？当然是要打仗，不打仗又怎么救上海呢？况且李鸿章屈居下僚好多年，现在总算自立门户，年轻人崭露头角，自然意气风发，自然雄心勃勃，所以就事态而言，就李鸿章自己的心情而言，一到上海，该出手时就出手，先打一仗来个扬威立万再说。

　　幸好，李鸿章的老师是曾国藩。曾国藩不仅在李鸿章临行前面授机宜，在李鸿章率淮军出发后还是每日一信，千叮万嘱，明确告诉他：即使事态再紧急，你也一定要定得住。

　　甚至，当朝廷的催战圣旨一道紧似一道的时候，身为两江总督、主管东南四省军政要务之钦差大臣的曾国藩，一边把朝廷圣旨传递到上海的李鸿章处，一边附信给李鸿章，告诉他虽然公文里我遵照朝廷圣意让你出兵，但那只是官样文章，你可以不管，你要做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一定要忍住，一定要先立定脚跟！

　　为了让李鸿章树立立定脚跟的定见，曾老师不惜现身说法，例举当年自己初办团练的得失。以为当初长沙之辱，就是因为见太平军势大，事态紧急，以至越俎代庖，冲动失策。后来痛定思痛，退守衡阳，发奋励志，练兵为先，终于将数百人之团练练成万余人之湘军。后来太平军回攻湖南，长沙求救，甚至咸丰皇帝连下四道圣旨催促湘军出山，曾国藩却能不为形势、情势所动，也不为圣命所迫，坚持到脚跟立定，万事俱备，方誓师出山，结果一战而获湘潭大捷，二战由湘入鄂，三战武昌大捷，湘军从此威震天下，曾国藩也才能成就后来之曾国藩。

　　如今上海滩头，更胜当初之长沙、衡阳。至于整顿吏治、兴办洋务、一战立威，都非头等大事。头等大事只有一件，就是立定脚跟，这就是“深沉”！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胸中自有定见”！

　　李鸿章本是聪明绝顶之人，在曾老师一再提醒教导下，收拾起一颗青春冲动的心，整整数月，窝在上海滩里，任情势再危急，任一道道圣旨、一道道军令催下来，就是憋着劲儿不动，只知苦练淮军。所以淮自湘出，湘军、淮军都有一个特色，就是练兵练得非常扎实，曾国藩总结为“扎硬寨，打死仗”，这就是立定脚跟的定见。

　　守着曾老师立定脚跟的定见，李鸿章不为事态所动，却招来了无数的指责与非议。但他既然能不为事态所动，又焉能为人言所动？就在这种“任尔风狂雨骤，我自岿然不动”的坚持中，李鸿章在上海扎扎实实地立住了脚跟。数月之后，淮军在与太平军作战中一战功成，力克李秀成数万大军。李鸿章就此在上海打开了一片新局面。

　　就是从上海滩开始，李鸿章开始了他的淮军时代，也开始了整个晚清政坛的李鸿章时代。

　　其次，定见不是顽固不化，不是固步自封，是对大原则、大趋势的把握。

　　毛泽东曾评曾国藩说：“观其收拾洪扬一役，完美无缺。”（《毛泽东早期文稿》）

　　“完美无缺”的评价实在有些夸张，当然毛泽东作为曾国藩的铁杆粉丝，再加之大家都是湖南人，韶山冲离荷叶塘本来也不是很远，所以有些夸大誉美之辞也是正常。事实上，曾国藩作为一个军事家，在战术上实在不能与当时诸名将相提并论，更不用说与古之名将相比肩了。我们从他不听李鸿章的劝告，执意要把湘军大本营扎在祁门盆地中，以至被太平军团团围困差点被活捉的指挥水平，就可见他战术上并无什么过人之处。

　　但毛泽东评其军事上的“完美无缺”，并非指每一场局部战斗，而是指“收拾洪扬一役”而言，也就是指整个剿灭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这是一种全局性的、战略性的评价。正是从全局与战略的角度出发，同样是战略大师的毛泽东的评价，才显得别具眼光。

　　曾国藩在教导他的弟弟树立正确的军事作战思想时曾一再强调，与太平军作战要“舍枝叶固根本”（《曾国藩全集·家书》）这其实不只是一种军事智慧，更是一种行动智慧与处世智慧。

　　在与太平军长达十数年的作战过程中，曾国藩一直认定一个战略原则，那就是因地制宜。因为与太平军作战战场主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所以要坚定地按照由西向东的作战趋势，沿长江中下游一线逐步压缩太平军的战略生存空间。因为这一总的作战原则的确立，所以他大力发展水师，使得水师在长江流域的战斗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湘军水师也成为了后世近代海军的源起。

　　因为水师的压倒性优势，使得湘军陆营可以在每一个沿江战略据点展开持久性的鏖战，曾国藩并因此确立了陆营“扎硬寨，打死仗”的战术原则。于是湖北武昌、江西九江、安徽安庆、江苏南京就成为了沿江而下四个争夺的核心堡垒。

　　湘军水陆两师坚守这一总的战略原则不动摇，任太平军时有声东击西、南突北击、围魏救赵之灵活术，任朝廷时有左调右迁、朝令夕命之瞎指挥，也任友军绿营有隔岸观火、东堵西截、疲于奔命之狼狈相，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战略中，最终赢得了整场战役的胜利。毛泽东评其“完美无缺”，正是对曾国藩作为战役决策者能如此把握战略趋势与原则的一种敬佩与叹服。

　　当然，真正对大原则、大趋势的准确把握并不是简单固守、一成不变。曾国藩的定见体现在既能坚持，又能应势而变，顺应乃至引领时代发展的潮流。

　　曾国藩一介书生带兵，却能凭一己之力剿灭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这固然是一个奇迹，但他能以一代大儒、理学宗师、标准儒生的身份开辟洋务运动，这更是一个奇迹。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下的儒家知识分子，心中所谓定见，最容易囿于固有的学识偏见，由固执而渐至偏执。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相轻”便是这一现象的最好注脚。甚至一直到晚清末年，多数儒家知识分子还是不能客观公正地看待西方科技文明，只在夜郎自大的文化自闭中视之为蛮夷之术。曾国藩却不然，他能跳出自我知识储备的局限，看清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并因此勇敢地走出向西学学习的一步，这正源于他心中更为强大的定见。

　　曾国藩在晚年曾于家书中向孩子袒露心声，以为平生有三大耻，其中不懂以“天文算学”为代表的西学即为第一耻，这一方面说明了他博大的胸襟，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西学确实无甚所知。事实证明，这也并非是他的自谦之词，当他欲为李善兰的《几何原本》译本作序时便感力不从心，知无所知，因为对此完全门外汉，所以只得让擅长西学的曾纪泽多为学习后方代为作序。

　　曾国藩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既然不懂，还要强为李善兰作序，目的只有一个，要以自已一方诸侯、文坛盟主之地位为李善兰作学术声名的弘扬与张目。因为他知道，这一类令他茫然的西学，才是决定当时社会走向的关键。

　　于是他建立近代最早的工厂与企业，于是他首开翻译西方科技名著的翻译馆，于是他支持容闳的留学生计划，于是他开辟了中国农业文明向西方科技文明学习的洋务运动。

　　这些，为他身后赢得了巨大的声名，但在当时，却引来了无数的非议与嘲讽！

　　即便在洋务派内部，也有过犹不及的偏颇。当奕訢等当权者主张一股脑地唯洋人是举、引洋兵以为剿灭太平天国的内助时，曾国藩又提出：

　　“中华之难，中华当之。……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曾国藩全集·奏稿》）

　　可见他的学习，他的洋务，是源于自强之道的定见。所以他在总结洋务的本质时，曾论及当时之困境与对外之关系时说：

　　“时事如此，忧患方深。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曾国藩全集·书札》）

　　能有自强的定见，所以不惜向所谓“蛮夷”之邦学习；能有自立的定见，所以不求装模作样的表面文章。曾国藩的此种观点可以说是后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早张目。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国藩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之所以能够如此，答案只有一个——曾国藩心中自有对自立自强之原则与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把握。

　　这才是“六辔在手”、“万流赴壑”的定见。

　　再次，定见源于对人生信仰的追求，源于对人生追求的坚持。

　　曾国藩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说过一句名言，他勉励儿子曾纪泽要建功立业，要有远大的抱负，但他却提醒儿子说：

　　“要于世间撑持事业，须先立定脚跟始得。”（《曾国藩全集·家书》）

　　在曾国藩看来，如果人生是一棵大树，时时不忘记根的坚持，也就是“立定脚跟”，才是在人世间“撑持事业”的关键。

　　一般对于这句话，较为通俗的理解是“立定脚跟”是“撑持事业”的先决条件，于人生之树的生长而言，意味着先要扎根，先要立志，才能长成人生的参天大树。但曾国藩除此之外，另有深意，他在“立定脚跟”之外又说，即使在人生事业的撑持过程中，当面临种种困惑与挫折与迷惑与艰难时，还要学会“内断于心，自为主持”（《曾国藩全集·家书》）。毫无疑问，这种“自为主持”的决断当然不是盲目的固执己见，而是对人生根底的坚持，即对当初“立定脚跟”处的坚持，这种坚持就是对人生信仰的追求与对人生追求的坚持。

　　这种坚持，正是“心中自有定见”的源泉。

　　曾国藩自身自不待言，其人生战事与仕途纠葛，其间几起几落，面临自杀的困厄便有数回，而他自称最终能够坦然面对的最大力量来自于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理想。

　　所以，当他以母丧的理由拒绝出山办团练时，郭嵩焘用儒道将亡、文明不存的激将语就能激之出山。

　　所以，当他因江西战场的不得志而离职回乡后，左宗棠责以不忠不孝竟能使他自惭形秽。

　　所以，当至交好友都劝他不要涉身犯险去处理天津教案甚至预言他必将因此而身败名裂的时候，他却能大义凛然，抬棺赴命，只因忠君之事，义之所在，实在避无可避。

　　所以，他一生虽起起伏伏，在很多事上也备受世人非议，却能在身后获得一代大儒、谥曰文正的令名。

　　所以，他身后的百年虽然毁誉参半，甚至毁大于誉，但历经时光的磨洗，其人生的光芒处至今却依然被人不断提及。

　　根本原因，都在于他的人生与信念里闪耀着理想与信仰的光芒。

　　曾国藩自己以此立定人生的脚跟，他教给孩子最大的人生智慧也正在这里。他曾经在家书中明确地告诉两个儿子立志与确立人生信仰的重要，但要确立怎样的人生志向与信仰他又不明说，而是从读书上来介绍自己当年的经验，说书易多读，但又不宜乱读，至若十三经与二十四史等儒家经典则是需要用一生翻来覆去以至终身阅读的关键。

　　至于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经典来读，曾国藩的答案是：“先立坚卓之志，可求变化之法。”（《曾国藩全集·家书》）

　　“变化之法”自然是临世与临事时对趋势、对原则的把握，是一种行动的智慧，也就是“心中自有定见”的表现，但“变化之法”自“坚卓之志”而来，这就说明了理想与信仰的确立正是心中定见的源泉。

　　个人以为曾国藩对子女影响最大之处就在这一点上，这从曾纪泽身上看得尤其鲜明。曾纪泽自幼体质孱弱，出使英法时就时有肺疾发作，当他在英国听到伊犁割让给俄国的消息后，当时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晕厥在地。醒来后，曾纪泽拖着沉重的病体向朝廷主动请缨，在身兼英法大使的同时，立刻就任俄国大使，并马上奔赴彼得堡，开始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外交谈判。期间，很多人都以为他的身体无法支撑如此沉重的外交使命，而把已经割让出去的伊犁要回则更像是一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心中自有定见的纪泽孤身在俄，自为主持，竟然虎口拔牙，斗智斗力，最终凭外交谈判要回了伊犁，创造了世界近代外交史上的奇迹。

　　国学大师俞樾因此评价曾纪泽赴俄之举为“折冲樽俎，夺肉虎口”，并一生服膺曾纪泽。近代著名学者薛福成则评价曾纪泽的外交功绩可当“丰功伟略”之称，并论曾纪泽之所以能以羸弱之躯担此重任，“要在得文正之庭训多矣！”（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看来，薛福成认为曾纪泽的成功正是曾国藩这位父亲教育的成功，而曾国藩教育的最成功处应该既有“坚卓之志”的影响，又有“变化之法”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包含着理想与信仰的光芒，又包含着“心中自有定见”的智慧。

　　人生就是这样，有思路才有出路，有定位才有地位。所以曾国藩说人生“只有在己者靠得住”，之所以要靠自己，因为“坚卓之志”、“变化之法”、定见、理想与信仰，永远都只在自己的心中。

　　有一首寓言诗说：“曾子杀人闻，曾母静纺布。接二连三顾，曾母逾墙速。”

　　这首诗是说曾国藩的老祖宗曾子曾经住在费这个地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就来告诉曾子的母亲说：“你儿子杀人了！”曾母说：“我的儿子我了解，我儿子不会杀人的！”说完还是若无其事的织布。过一会儿又有人来说：“你儿子杀人了！”这回曾母听了没吭声。过一会又有人来说：“你儿子杀人了！”曾子的母亲害怕了，想一想，丢下织布机就跳墙跑掉了。

　　这故事一方面说明了人言可畏、三人成虎，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要想真正做到“心中自有定见”，做到“内断于心，自为主持”该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