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从“三曹”到雪芹——中国“氏族文采”说之初议

　　中华民族的诗，成“型”（有文可稽）的“源头”有三：一是《诗经》，二是《楚辞》，三是无名氏乐府诗、《十九首》等。但还有一个“源头”，就是“三曹”父子。三曹的重要，恐怕较之上述三者有过无不及——从体制、范围、影响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三曹”的文学领域不仅仅是诗的创作，而且包括着文学活动的方式，诗、文、赋的理论与评论。所以这一“源头”不同于更早的许许多多的无名氏，其体制格调（如《诗》之四言句，《骚》之“兮”字调）后世效者虽非绝无，毕竟很少，而且也没有多少历史的发展变化。至于“三曹”，其“流”之长，则超过了其它诸“源”，以至于今。

　　先师顾羡季（随）先生，燕京大学名教授，是近世罕见的一位出色大诗词曲家、文论文评家，平素讲授，极重“三曹”。今摘录若干片段如下，以为温习之资——

　　若论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在汉末三国时期，他够得上个英雄人物；说到他的“登高必赋……皆成乐章”（见《三国志·武帝纪》），他也满够得上个“风流人物”。至于他那篇《步出夏门行》乐府诗的第一篇“观沧海”……其思想之开展，气象之雄伟，在中国文学史上，也算得起不朽之作。

　　唐宋以前成名的诗人，一是曹公，一是陶公。

　　曹孟德的诗在“三百篇”后异军特起。曹孟德的诗出于变雅。

　　“三百篇”共同色彩是笃厚，孟德是峭厉，向上一路，千圣不传。

　　（汝昌按：末二句先生系用禅宗语。）

　　魏文帝曹丕——中国文学批评与散文之开山大师。

　　魏文帝天才不太高，而修养超过魏武、陈思王。

　　曹氏父子：在诗，子桓、子建皆不及武帝；在文，武帝、子建不及子桓。

　　（汝昌按：引录七则，皆见顾之京辑《顾随：诗文丛论》；一二处略其首尾，为摘引之文。）

　　以上只这几段，已可看出，这种“文评”已不只是文学的单层次的事，而是涉及大文化广角深层的问题了。先师的这些教导，予人以启迪浚发，从而令我们开始思索更多的文化课题。

　　曹姓氏族，历代诞生出大诗人、大艺术家，文武全才，照映中华的史简，实非偶然的现象。这种现象我们何以名之？尚无合宜的现成词语可以移用。于是我想起我们诗圣杜少陵的名篇《丹青引》：——

　　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

　　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

　　这太好了！这是因为写画家曹霸而追溯其祖先，便给这个氏族特创了一句文学语言，曰“文采风流”。这可真是大书特书，绝非等闲之笔！

　　于是我又悟到：我们应当把曹家称为“文采氏族”。这可谓名副其实，绝非虚美。

　　其实这也就是中华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一种特殊性很强的“门风”、“家教”的这一题目。

　　老杜的话很清楚：文采风流是个遗传性的事情。

　　“文采风流”如果是个遗传性的科学课题，那就值得探究，至少应把一些迹象加以搜集整理。

　　文采风流是文艺天才与修养的精神灵智高层次的禀赋的表现，似乎是个单纯生理的问题，但实际也要加上历史社会各种条件的影响作用，故其显示有时明白晓然，有时曲折隐蔽。遗传性也会隔代和变异，不是死板机械的“图表”可以标绘勾勒的。这也就是需要探研的原由。

　　本着这种理解，本文拟以曹氏为例，试作一些初步的思议。

　　一

　　雪芹世系应是魏武帝曹操的苗裔。但因世俗见识久受小说戏场的影响，总以为曹孟德是个“大白脸”的坏人或“反面人物”，是归入“大奸大恶”之列的代表角色，这已尽掩历史真实。是故曹姓本族也不得不有所避讳。但是至少从曹寅这一代来看，他自己的承认与友辈的婉示，又是分明而无惑的。

　　如《楝亭诗钞·别集》卷二有《病中冲谷四兄寄诗相慰信笔奉答兼感两亡兄四首》一题，其第二首云：

　　京华重叹僦居难，来往须期把臂欢。

　　为吏何妨知米贵，吾宗自古占骚坛。

　　苹婆花卸看青果，癙水鱼枯好掷竿。

　　满眼风云堪未老，要盟应任白鸥寒。

　　这是曹寅赋谢族兄曹癠（字冲谷，号松茨）的诗，其时尚在京中做官，而其兄钊、顒皆已亡故，其第五句所指乃曹钊大兄的“苹婆书院”（苹婆即俗称之苹果，乃丰润县之名果），皘水则指丰润的还乡河，古名皘水、庚水，故丰润别称“阳”。

　　试看其第四句，“吾宗自古占骚坛”者，何所实指？无待繁词，知为魏世“三曹”邺中七子之领袖了。

　　又，曹寅的另一组与丰润兄弟叙咏骨肉情亲的五言古体，是曹氏身世“家史”的重要文献，其题为：《松茨四兄远过西池用少陵“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十字为韵感今悲昔成诗十首》。其第六首云：

　　吾宗诗渊源，大率归清腴。

　　叔氏振颓风，句不修边隅。

　　选友得关中，沈雄避时趋。

　　会当策眗眂，历块过名都。

　　这组诗见于《楝亭诗钞》卷二，当作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其时曹皅因父（曹鼎望）故后，到江南苏州、南京去探望族弟曹寅，因寅正在苏宁织造任上。此十首的主调是“感今悲昔”——诗中叙明：早先寅父玺在江宁织造时，族兄曹鼎望的孩子们都随族叔在南京，与寅等一同读书学诗，而到此时，上一辈父伯皆已不在，族兄皅又重到南京织府，已然是“地是人非”，一切变化很大了，因此感今悲昔，叹惜难任！在此时，他又提到了“吾宗诗渊源”的一大“家风”的问题。事情之真际，最为明白不过了。

　　他的文友中，如刘廷玑《在园杂志》就说他之所以要作《续琵琶》曲剧表彰曹操仗义赎回蔡文姬的遗事，是由于“同姓”之故，这其实就是点破他本一脉宗支，读书人一看即会心洞晓而不必再言的。（汝昌按：少陵《示从孙济》有云：“……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注家引《孔丛子》“同姓为宗”。可证刘廷玑实援此义无疑。）又如山东的名诗家赵执信，原是曹寅妻兄李煦从天津水西庄查家把他请到苏州去的，也是曹寅的唱和者，而其诗句咏及曹寅时亦有“横槊心情忆阿瞒”的话——这都不同于一般性的“用典”性质，而是道破根源。

　　因此，当我们读到敦诚于乾隆丁丑（二十二年，1757）在喜峰口作诗寄怀雪芹时，开头就说：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

　　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

　　这也正是用婉词而点破的绝好印证——不然者，岂有硬派人家祖宗的情理？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于乾隆时代）的事情。

　　二

　　雪芹上世，秦汉之际的远祖为相国曹参，五代宋之间的始祖则是枢密济阳王鲁国公曹彬（谥武惠）。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龙《江宁府志》卷十七《宦迹》曹玺传载：“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康熙六十年唐开陶《上元县志》卷十六《人物传》曹玺传亦言：“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此两志为北京图书馆藏书，我在燕京大学时未能借取，仅能引用校藏同治上江两县志之曹玺传，已是删节之文矣。近年李华先生始于京馆发现康熙两志，而曹氏之世系、迁徙、宦迹、子嗣等情况益加明确。）这是不容争议的血缘世系的总脉。

　　曹彬为河北灵寿人。今仍存其故居遗址，有后人所立石碑。我到彼地访查，有当时县委书记见告云：曹家本有族谱，“文革”时原未抄毁，而后来自己烧掉了。

　　此一文献损失既已无法弥补，我遂转托友人访到安徽池州的曹氏族谱，因为曹寅时仍称贵池的同宗有“竹矨侄”等文例，知他在江南时与安徽曹姓也早有联叙，而阎若璩赠曹寅诗中所说的“又得泥金信，风流第一人”者，注明是“谓阿咸〔侄的雅称〕状元”——实指贵池曹曰玮，康熙三十三年武状元而言。贵池曹氏亦善书，查慎行《敬业堂集》就有“题曹渭符画扇”的诗，渭符又即曹曰瑛，而曹寅正亦称之为“渭符侄”。两相印证，若符契之合。此因池州尚有族谱，内记宋太祖开宝八年（975）曹彬在江南时与族人曹镐杰率孙瞻相会叙亲，遂遣次子琮与之协修南北谱十八帙。这就十分珍贵。此谱卷首《曹氏总传》，所叙详明清晰。难于尽引，只摘其重要者简列，借以观其世系源流之大端。

　　开头第一段就很重要：

　　周初，叔振铎封于曹（汝昌按：盖谓周武王封其弟名叔振铎者于曹），在山东兖州济水之阳：曹州，晋曰济阳，隋曰济阴，后周曰曹州。有祠，在眊山，宋学士王禹偁有碑——子孙以国为氏，而曹姓始焉。

　　这也就是曹彬所以封为“济阳王”的原由。

　　其下，振铎生太伯，太伯三传至宫伯侯，侯生云、硙二子，云为孝伯，传二十一公，国终。硙四传至进，进仕鲁公子遂邑宰，生刿——此即鲁庄公长勺之役（“三鼓”论战克齐师）以及十三年柯之盟使齐尽归所侵鲁地的大名人，世居鲁之孝廉里。刿四传至約，为曹成公使蔡，遂居蔡。又五传，至碏，字子循，为孔子弟子七十二贤之一位亚颜、曾（生周敬王十八年己亥，唐封曹伯，宋封上蔡侯，从祀）。（历代多为令，不详列。）

　　又六传至莸，为秦沛令，遂居沛。

　　莸生沐，沐生二子：长参次轸。参字伯舆，轸字仲舆。参又字敬伯，生秦王政十六年庚午，为秦沛吏，后佐刘邦起沛，定天下（卒惠帝五年八月乙丑，谥懿侯）。

　　又四传至襄、爽，因奉癤葬太祖妣于谯，遂奉祀居谯。

　　七传至曾，居济阴，积石为仓以藏书，世称“曹氏书仓”。

　　又二传至褒，定庆氏礼；妻即班昭，字惠姬，班彪之女也，世称“曹大家”者。

　　褒之次子池，为上虞令，遂家焉——是上虞一支之始。生硚，端午迎涛溺于江，女即入水五昼夜负父尸浮出的曹娥，朝廷为立碑（世称“三绝碑”）。

　　池之兄为汔，汔生田，田生洁（又名节），洁生腾，腾字季与，桓、灵时为侯，“有义子名嵩，本姓夏侯，出大禹杞之后，始姓为曹，其孙亦居谯”。

　　洁之弟絲，御史大夫，生易，易字龙光，延熙十五年为魏五官中郎，初家贫事母至孝，陈思王尝作文以赞之（文后略，惟中云“嗟我公侯”句，是一族语气）。

　　易之弟名兴，字不兴（又作丕兴），即居吴之大画家，中国画史上最早一流品也。

　　硚二传有鸾、凤兄弟，鸾以疏救党人死于狱。凤北郡太守，生絳，絳生全——即书史闻名之《曹全碑》碑主郃阳令，御国有大功。

　　易生摅，字颜远，性至孝，好学通经术，善文章，晋武帝时太尉王衍重之，补临淄令，“辨诬决狱，无一冤者”——也就是历史上闻名的除夕纵死囚还家团聚，克期返狱，无一违者的那位贤吏！一县称之为“圣君”。后任襄城太守时，寇乱之余抚绥苏复。

　　摅孙彦（又名汉），字子翁，亦事母至孝，王导周颢（絴？）荐之于朝，“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后为翰林中书。泰兴四年中秋，彦率家眷宗族千三百余人渡江南下，居京口镇。后拜金紫光禄大夫。

　　是为南渡之一大迁移。“至王敦反乱暴行，江左宗族兄弟，有往吴、往越、往闽广、往豫章者，亦有转往江北者：分散一十八处，始离析矣！”

　　又七传至瑶，字仲玉，即名将景宗之父。景宗最有名的佳话是押“病”险韵而立成佳句，人皆知之（凯旋时帝宴于光华殿，限此二韵），后来曹寅诗中也曾特意用之，亦“述祖德”也。

　　晋宋以后至隋唐的世系，人众事繁，本文不拟缕列。如今只从名将诗人曹景宗说起——

　　景宗是从曹参为一世的第二十四世。景宗生衍，衍之长子彦师，彦师四传至粹，粹次子术，术三传至全忠，曾为灵寿丞。全忠之子圭，居阳朔，即唐名诗人曹邺之父。再说彦师七传至琪，琪生全絶，全絶次子翔，为河东节度使，上将军，封伯，谥忠靖。翔三传至榧，“字文德，名芸”。

　　据此池州谱，榧即彬之父。

　　至彬是为三十九世，至彬子玮（雪芹中古祖）正好四十世。

　　《总传》云：“榧，字文德，生后唐庄宗癸未，世居黄墩。为后周成德军节度使，封赵国公，宋初进阶礼部尚书，追封魏王。娶张氏，封钜鹿郡君，赐宁晋、灵寿汤沐邑。三子：彬、彩、杉。”

　　以上就是从池州谱内看到的自曹参至曹彬的世系概略。

　　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这与我上一节所叙魏武之后者不同。池州谱是否有意地回避了魏武之子孙的一面史实呢？为求真相，另于下节试申拙见。

　　三

　　灵寿旧谱既毁，不得已而转求，得池州谱，惟此谱实为墩头一支续修本。内有崇祯戊寅（1638）直隶徽州府祁门县儒博士曹来凤的《曹氏姓始源流统宗世系家传总序》。来凤自署“贞公七世孙”，前引之《曹氏总传》，亦出其手。据此二者，得知谱牒经流转散佚续辑等情况。先看清代光绪甲午（1894）仲秋月（末次续修）的记载说：

　　（1）墩头谱始于“七九公”，“因瞻公十八帙之旧，肇为六图六簿”；

　　（2）元泰定元年，“盩万公”续修之；

　　（3）明正统间，因迭经兵燹，先代图簿，惟四五两房尚存，亟续修之——修者为“保四公”；

　　（4）嘉靖间，失十八帙原谱，“保四公”续修者尚存；

　　（5）隆庆元年（1567），族议续修，刊刻成帙，八房分执，秉笔者为“子煌公”；

　　（6）并云：瞻六传至七九，又六传至盩万，又四传至保四，又四传至子煌——历届兴修，阅世不遑……故惟至刊本“称为实纪”；

　　（7）下叙道光乙巳（1845）修谱。

　　然据《总传》后所列，则又有——

　　（1）崇祯壬午，“来凤仅撰”之记年（盖在《总序》之后又四年）；

　　（2）乾隆甲辰，“合族编辑”；

　　（3）道光乙巳，“阖族增订”；

　　（4）光绪甲午，“阖族参订”。

　　由此可知，所谓瞻公十八帙者，嘉靖间已经失去，今之池州墩头谱，皆此后续补之本。

　　如此，则原本的旧貌，已不可尽得其详了。

　　我们此刻关心的一个问题，在现存此谱中已不可究寻——因表列者只到曹腾而止，其下连曹嵩之名亦不收录了。

　　于是细读曹来凤作于崇祯十一年的《总序》，却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说词：

　　汉末魏武本姓夏侯，出夏禹杞之后，父嵩为桓帝时费亭侯曹腾养子，绍姓为曹。魏武作参传，自云曹叔振铎之后，汉丞相曹参裔孙也。次子植，字子建，世居谯。虽云同宗，不无螟蛉之殊。考其世系，实自腾之先世，支分派别，不得混冒宗支而妄附一代之雄也。

　　这里，虽然隐含了一个微妙的历史文化的问题，宗法伦理观念与社会心理、“史论”势力等等，都发生了冲突，使得曹氏自身及后代十分为难，以致不得不照顾复杂的关系而作出决断与表态：不承认魏武一系是他们的骨肉同宗。

　　由于事情是尴尬的，措词也就陷于首鼠和矛盾——先说的是曹腾养子，冒混本宗；而后说的又是“考其世系，实自腾之先世，支分派别”，两义紧连，莫知孰是，诚所谓心怯则语枝，欲自圆其说而适得其反。

　　且说“一代之雄”的魏武，若本夏侯，大可自显为神禹之后，有何贬损可言而必欲假托一个周弟汉相？既由腾始“抱养”这个“夏侯操”，又何以其世系“实自腾之先世”早已分支别派了的？这就说明，魏武本是曹腾上辈自同宗过继而来的。

　　奥妙正在这个“先世”上。

　　细玩其语味，关键之点乃在于“居谯”一事上——魏武本谯人也（谯，后为安徽亳县）。

　　考《总传》，曹参“沛人也”，生硏，硏生奇，奇生时，时生二子襄、爽。爽字仲达，学尚宁静，因癤葬太祖妣于谯东三十里，因奉祀居谯——“盖不欲随大将军卫青以军功显也。”此为曹氏迁谯之始。

　　爽生密，密生二子政、敞。政生曾，居济阴。曾生二子兖、充。充生褒，褒生二子汔、池。汔生二子田、述。田字仲耕，为兰台令史，复居谯。（池为上虞令，因家焉，即曹娥之祖。）

　　田生洁，洁生腾——这就到了涉及魏武问题的关键点上。

　　综而观之，自第五世爽始居谯（地名蚂蚁街），自后各居诸处，至第十二世田，始复居于谯。而洁有弟絲。洁子腾既因“养子”之说而谱为之断载后裔，故惟絲遂成为所有汉以后曹氏诸支的惟一“实际始祖”了。那么，魏武的世系“实自腾之先世支分派别”，则显然即是洁、絲一辈的分衍关系的微妙所在了。

　　此义既明，那么曹来凤《总序》也自称：魏武次子植，字子建，“亦居谯”——这话的“文章”大有蕴蓄，说的就是曹操本是谯地曹爽的某一后裔，所以自系周弟汉相之后，并无虚诳。

　　尤有意味的是：池州今本谱中尚存录曹琮修谱咸平癸卯年的原跋与协修者曹瞻的《曹氏族谱志》，其中透露一个消息：曹琮奉父命先编的十七帙，本称“谯郡曹氏宗谱”，而自增编池州第十八帙写定之时（其时彬已去世），则改称新名为“济阳曹氏宗谱”了。

　　很清楚，这表面上似乎只是为了追源溯本，并尊崇曹彬封号之意，实则自从此时，曹氏族人方才出了新主意，要否认魏武的入谱资格，特将“谯郡”避去不言了。

　　这才是为何不载魏武而偏又谆谆表明他是“混冒”的真正原因——不然，尽可一字不及也。

　　至于谱叙曹彬之父为榧，又注“名芸”，又注“居黄墩”。按黄墩，在歙西三十里之地，依《总传》，唐名将曹全絶，长子翊，阵殁于黄墩，其弟翔，封上将军，为兄立祠，奉祀于黄墩，因家居（后随父归汴）。那么，曹榧应是这一支的后人了？而其子彬却又不提他籍而独书“真定灵寿人”。这也不无可疑。

　　当然，可以解释为，榧妻张氏封巨鹿郡君，赐灵寿为汤沐邑。但这也不能迳将汤沐邑说成籍贯。

　　考《五代史·周书》，有名将曹英（本名荣，避世宗讳改），史言“常山镇定人（即真定）”，是则真定本有曹氏。尤异者，史言英、芸皆为“成德节度使”，且排“草字头”为名。这种现象应如何解释？恐怕也另有缘故。

　　依池谱，榧共兄弟八人，皆排“木”旁名，而另注之名又排“草”头字。至彬，则为榧之长子，其两弟为彩、杉。于彩，又注“名谏，字国辅。今贵池礼和派也”。别无只字事迹。杉更只存此名。

　　我尝误以为曹英即曹芸。又尝推测，据《三国志》，魏文帝即位后曾封武帝诸子曹兖为中山王，曹嘉为常山真定王，当时诸王必须“就国”，不奉诏不得入朝，子孙自然分居封地。曹彬的上代，有可能是这二王之后。这当然尚待求证。但不论如何，将“魏武之子孙”一义完全排除于谱外，这只是后来修谱者之所为，并非历史真实。这一点毕竟留有痕迹可寻。

　　四

　　清初时期的文坛词苑中，不待说了，就连学术界的名流耆宿，也同样深悉这家不寻常的内务府曹门的世系根源。在他们的诗文中，也正是明白点醒两大名宗：一是汉代开国名相曹参，一是三国鼎立的统一者魏家的“三曹”父子。

　　这两大宗源，一个重在簪缨华胄，一个重在文采风流。这也就是曹家“门风”的最堪注目的特色。

　　朴学大师阎若璩，赋五言律四首（《潜邱矰记》）以赠曹寅，已属特例，而其首篇起句即是：

　　汉代数元功，平阳十八中。

　　传来凡几叶，世职少司空。……

　　这不同于“用典”或“攀附”，是点出了真实的远祖是“萧曹继相”的平阳侯曹参。

　　其他例子还多，如饮水词人纳兰公子为《楝亭图》（亦见《饮水词集》）题词，也是起拍就说：

　　藉甚平阳，羡奕叶，流传芳誉。

　　这也是一开头就点出平阳侯曹参的后代。

　　纳兰不但填了《满江红》，而且作了《曹司空手植楝树记》，成为他一生所存散文著作中极为难得的文献。引人注目的更有相继和作《满江红》的另外四家，无意中也透露了我们此际措意讨论的主题内容——

　　第一位叠韵者即纳兰好友顾梁汾，他开篇如何起笔？道是：

　　绣虎才华，曾不减，司空清誉。

　　这是点出了“绣虎”之才的曹子建，既溯宗源，又兼譬况。第二家和者是剧曲名家顾彩，他写得空泛，无助考订。第三家是袁硍（自称“古燕”之人，疑是明珠府中西宾文士），他的起句却至关重要：

　　惠穆流徽，朝野重，芳名循誉。

　　开头四个字，便是史笔：说曹寅家是宋代武惠、武穆之裔，那正是曹彬与其三子曹玮的谥号——亦即曹家中古时期的真祖宗。

　　这也是我在40年代所能搜集到的曹氏史料中明写其宋代始祖的最早期的文字——其作时应为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春日（1685）（如张云章诗“眡装继相萧为侣，取印提戈彬作伦”那就晚得多了）。而这样的早期记叙题咏已为近年发现的地志传记明文所证实，嫡真不爽（参阅拙著《红楼梦新证》第七章有关部分）。

　　其第四家和者为邵陵，词句无助考订。再下为第五家许孙蒥，起句云：

　　人是黄初，知绣虎，早标清誉。

　　而其下阕的七字联则又大书云：

　　密叶尽教乌鹊绕，深根应有蛟龙护。

　　无待烦词，这所用皆系“三曹”诗坛典故，亦兼示即其祖上宗风之意。

　　综此五首词而观之，已经是明文婉笔地点破了曹寅家世的真正来历：汉初为平阳侯相，魏初为三曹邺下，宋初为武惠武穆。仅仅四五首词，就反映出了这么多内容，可见当时人士，对曹家的世系源流，本是一清二楚，所谓“朝野知重”，人人尽晓，并不像今日还要靠什么“考证”，更不会还要发生什么“争议”。在这种昭明确凿的史实面前，后世人的纷纭扪叩就十足地令人轩渠了。

　　五

　　武惠、武穆，两代人以“武”著称显赫。宋之武穆，人人皆知有岳爷爷，而不知先有曹玮。曹彬之下江左，灭南唐，炳耀史册，却也曾北上御辽，但未有克敌之功绩，倒是三少将军曹玮，官至彰武军节度使，方是抗辽前线的大镇师（他在大西北卫国之功尤伟）。彰武军，今河北省中部地域，与辽分界，至今《小放牛》还唱“杨六郎把守三关口”（三关口即益津等三要寨，皆在此境。杨六郎名延朗，而《辕门斩子》戏里他自称“杨延昭”者，避宋帝讳也）。这河北地域历经辽、金、元，战乱屠戮，早已人烟稀薄，土地荒芜，一片萧条凄惨景象。因此，明成祖迁都燕京后，不得不自永乐二年始，命令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自南向北的移民措施，以补充北土的人力、财力（包括富民与贫民，贫民则今之所谓生产劳动力是也）。在这大移民运动中，曹玮后代的一支，兄弟二人，从江西南昌武阳渡北迁至于河北，“百艰备尝”，最后选地于京东丰润落户——是为雪芹之明代始祖。

　　在由南迁回北土的以前以后，世系记载是更为清楚分明了，分见于武阳与皘阳二谱。但本文谱列支系传承，主要目的，还是要看看他们世代所生的特异和杰出的各种人才。他家诞生的人才，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即碐文奋武，两者相间而出，以至于一身而兼两长——从曹操的横槊赋诗直到曹寅本人与他的儿子曹颙，俱是如此（这是康熙帝亲口称许的）。“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老杜的感叹赞美，也就是我们撰文考论的文化共识，民族精魂。

　　在干戈扰攘、中原板荡的乱世，曹家人以武将之功建勋卫国，而到卸甲放马、偃武修文的安定太平时期，则翰藻之才应运间出，扬风扢雅。这似乎成了一条历史规律，脉络分明。

　　曹氏中古显祖是曹彬，彬之父、祖都是五代十国时的武将。他本人也是以武功佐宋开国，统一天下，重为中华历史展开唐代以后的另一幅全国大一统的有宋一代的伟大局面，厥功至伟。他生八子，父子四人得谥皆武：本人武惠，长子璨武懿（河南节度使，同平章事），三子玮武穆（彰武节度使，中书令）。他们的身份都是职兼将相。（他家三代又曾追封三王：彬之父芸为魏王，彬为韩王，彬之五子紽为吴王。紽之女即慈敬光圣皇后，八仙中之曹国舅，即曹佾，皇后之弟兄行也，故此得名为“国舅”，今河北满城县还有“曹仙洞”，即其遗迹。）

　　曹氏与宋皇室关系如此深厚，其子孙后裔遍于南北，但一时无力详考。北宋告终，官民南渡，更乏可资列述的史料。如今只知到南宋理宗、度宗两朝，曹玮的五世孙为曹孝庆。孝庆的官位是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至度宗继位时，年号咸淳元年（1265），孝庆是撰写登极恩诏之人。后转朝议大夫，中奉大夫。因知隆兴府，遂落户于新建县武阳渡——是为江西南昌这一支的始迁祖。由他的官职与撰诏之事来看，这就是宋史上常称道的“词臣”，也就是文才手笔出色的文臣。例如大词人辛稼轩（弃疾），就正是与之相同的身份了。此即可证，至晚到了曹孝庆，他家的“武”已不复显现，而“文”的门风却又在江右留下了一些痕迹。

　　此时已近宋之末日了。端宗景炎元年（1276），孝庆之长子名善翁者（字元长）中了进士。可知他家诗书相继，未曾中断。

　　曹善翁是个气节忠贞、爱国不屈的人物，据谱所载，元将史天泽、伯颜南下，曾以利诱威逼，要他仕元，他以死相抗。据《皘阳曹氏族谱》（亦称《江西北直曹氏南北合谱》，本文简称《皘谱》）的《忠义传》所引元将史天泽的招降词中，有如下之言——

　　自我师南下，而未闻有发一镞、驰一骑以当颜行者。足下纵负伯王之才，不能以一隅相抗，亦已明矣！……智者因祸而福，转败为功；诚及时以委质明令，以身有功于国，必怀通侯之印，享乔松之秀。不然，大军南下，玉石俱碎，此何异于乌集于枯、燕巢于幕也，岂不悲也！存亡安危，在此一举。

　　这就十分明显：伯王之才，是以诸侯国的身份能量为喻而相待，证明曹善翁曾率众拒敌——否则焉能有“负一隅相抗”与“转败为功”之语？

　　善翁始终不为利诱威逼所动，不肯降元出仕。其临终且有歌词遗志：

　　望高山兮崔崔，望故宫兮离离（吊汴京已沦为禾黍）。月乎经天，乌阳迭微。嗟嗟！天实为之兮，吾将安归？

　　其亡国无家之痛，悲天悯人之情，感人至深——而曹氏此一时期的文采，也借此留下了一点宝贵的微痕，可谓吉光片羽。

　　但从这一件事上却正可看出曹家人的武功方面的才能——这到了明末清初时期的曹士直、曹鼎望等做地方官时也都有指挥战争的事迹可以合看，说明他们常常表现出文武双全的过人之才。

　　“读书射猎，自无两妨”，这种家风确实从魏武一直贯彻到曹寅、曹颙、曹雪芹。

　　《石头记》写了宝玉的习射功夫。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则有“剑藏破匣影茫茫”之句，都不是偶合的现象。

　　六

　　不肯降元的曹善翁家的後人，自然不会在元代史册中留下什么可述的文章翰墨之事。据家乘所载，到元代至正五年（1345）已创修江西这一支的族谱。

　　曹孝庆的四世孙，有端明（字伯亮）、端广兄弟二人，在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由江西武阳北迁丰润（其后端广复又出关东迁辽东之铁岭卫）。对于这次北迁，谱中有所记叙，但不肯明言真实原由。如孝庆六世孙曹安在《豫章曹氏坟碑记》中只说：

　　江右南昌府武阳渡，乃安曹氏之原籍也：聚族而居，耕读为业，代有伟人。我祖伯亮公苦志芸窗，无书不览，即堪舆星数等学，概皆精通。早岁即补郡弟子员，以数奇不第；遨游燕都山海间，见丰邑山秀水异，遂卜居焉。

　　这一则史料，其重要不在于迁徙始末原由，而在于说出了曹端明的一大特点，即“苦志芸窗，无书不览”，并且博通群艺杂学。

　　要知道，这不但是曹端明一人的特点，也就是曹氏一宗门风的特点。何以言此？有何为证？如今只举一项文献资料，可以作为这种史实的纪录：

　　《荔轩草》者，侍中曹子清诗集也。子清门第国勋，长江南佳丽地，束发即以诗词经艺惊动长者，称神童。既舞象，入为近臣；今始弱冠，而其诗精深老成，锋颖芒角，篇必有法，语必有源，虽颠白齿摇、拈眞苦吟，不能逮其一二。可不谓奇哉！

　　不佞征车来长安，晤子清：如临风玉树，谈若粲花；甫曼倩待诏之年，腹嫏嬛二酉之秘；贝多金碧，象数艺术，无所不窥；孤骑剑槊，弹県擘阮，悉造精诣。与之交：温润伉爽，道气迎人——予益叹其才之绝出也！

　　盖才之出于天者，自然而莫知其所至，学焉而莫能企及焉。故其诗有可学，有不可学：铸格炼字，扬眖挹藻，可以学得也；亭皋木叶，池塘春草，此不可以学得者也。以绝人之姿，加典学之力，其成就岂有量际哉。

　　昔子建与淳于生分坐纵谭，蔗杖起舞，淳于目之以“天人”！今子清何多逊也？

　　李白赠高五诗，谓“价重日月，声动天门”，即以赠吾子清，海内月旦，必以予言为然。

　　这是康熙己未（1679）四月初一日曹寅之舅氏顾黄公（景星）赠他的序言（《楝亭诗钞》卷首第一序）。今世之人，或许以为此乃阿谀之词，酬应之俗。须知道，顾黄公一代名家，他为了一个年方弱冠的“小青年儿”（今语也）而妄作谰言——这还不是康熙初年的士风；只要看他文末特为点明此乃面向“海内月旦”讲话，公论所悬，身份所系，能为一名小甥男而发言“离格”吗？

　　如谓这毕竟含有威谊的关怀，何况也是一种“单文孤证”，那么我可另举一位名家为我们作出对证。

　　按宋荦（亦曹寅诗友同僚）《江左十五子诗选》卷六，收录张大受（匠门）《赠曹荔轩司农二首》（选一），全篇云：

　　多才魏公子，援笔诗立成。有时自傅粉，拍袒舞纵横。跳丸击剑讫，何如邯郸生？风流岂已矣？继擅黄初名。百家肉贯串，大雅心所倾。余事都妙绝，叱咤千夫惊！当时应、刘辈，孰敢摩垒旌？区区江东客，乃耻城下盟。

　　请看：这种题赠，直与顾序语语印证，若符契之相同，岂能以“偶合”“各是一家言”为之曲解而与酬酢俗习相提并论？

　　更可注目的是：

　　一、全篇直以子建比子清，更无曲譬之词。

　　二、傅粉而舞，是曹寅亦时时粉墨登场，搬演串戏——这又与雪芹之“身杂优伶”全然一样（参阅拙著《曹雪芹新传》）。

　　三、“风流岂已矣”句，又正是翻用巧用杜子美赠曹霸《丹青引》中“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的祖系典故。可证我谓当时人士都知道他们是“魏武之子孙”，此话嫡真无妄。

　　四、“继擅黄初名”，又可与前引《满江红》“人是黄初”之句合看互证。总之，像这样的题咏，既与“用典”不同，也与“虚比”有异，这都是确切肯定的“世系诗碑”。

　　若回溯唐世，则“兄弟并列将相之任”也不乏其例。即如曹全絶，也是“英伟慷爽，博涉书传，谙韬略”为之特色。这种性情风度、文武兼通的特色，一直传到清代的丰润曹鼎望一门、北京曹寅一门，犹然是踵武济美，跷然可按。

　　为避谰言，凡拙著《新证》所引类似的诗文字句可供合参的，即不再一一繁引；因以上各例，已足为论据而无尚乎他求即可证知两大要义：

　　〔一〕雪芹这支曹氏，上溯自汉末而言，实为魏武之後，当时人已尽知。

　　〔二〕这门曹氏世代诞生的，常常是多才多艺，身通百能，才兼文武，而非一般文士所能比拟，所谓“负绝世之姿”者，此姿即资质天赋之义，而非仅仪容外貌之不凡也。

　　七

　　据《皘谱》所载，永乐二年北迁的，是兄弟二人，兄为端明，弟名端广。因见丰邑山秀水异，遂卜居于斯土。但弟端广，不知缘何，又远迁到关外铁岭卫去了。这都是怎么一回事呢？谱既不言，世亦未解。但中华良史的宝贵传统，总是为我们提供可以追寻事实真相的线索，曹家的这次大迁徙，也还是元、明更代大时期的民生苦难、国事周章的缩影反映。

　　原来元朝的末日，历史情状是全国战乱、田土荒芜、人烟稀薄、百业残破的一幅罕见的悲惨局面。起来收拾荒残、重新缔造山河、励精图治的两位了不起的“平民皇帝”明太祖与成祖，不管后世评家如何讥嘲责骂，也无愧为中华历史的丰功伟绩者。从洪武到永乐，要把那样一片残破不堪的国土治理振兴，内灾外患，百端并举。扫荡元代残余的侵扰武装势力，抵御倭寇沿海的劫掠，都不必细述了，单说从洪武之初就已开始的频繁的南北大移民，安抚民居，垦治榛荒，恢复生产，乃是国政的第一件根本大措施，大运动。

　　但这时期还要承担不时降临的天灾，那情形是以南涝北旱为主象，饥馑流亡，无怪乎顾炎武曾追叙其时山西、山东实已成为无复人踪的地域！

　　明太祖朱元璋为那种局面努力整治兴建了三十一年，中间惠帝四年过渡便到了成祖永乐朝。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继续的仍然是洪武的基本国策，但加上了修北京城，编《永乐大典》，开南运河漕运，亲征塞北鞑靼，遣使南洋，重视朝鲜邦交……种种重大行动措施，表现了极其宏伟的远见与雄才。

　　只说刚到永乐二年（1404），便于九月间又徙山西民一万户以实北京（明年的九月，再徙一万户），而在此前的七月间，曾颁赈于江西、湖广地区的水灾（事载《明史》卷六《本纪》六）。

　　当时水涝饥荒的灾民，除了沦为饿莩之外，惟一的途路就是“逃荒”，即流亡投奔外乡异省。显而易见：曹端明、端广兄弟的“百艰备尝”之“溯江而北”，正是本土灾荒和南北移民两大因素而引发的后果——他们北上的实情，是以江西灾民的身份而投奔祖籍河北、新都北京的。

　　谱中曹端明之孙曹安所作坟碑记所说的其祖父“遨游”于京师、山海〔关〕之间，是子孙为尊者讳，不忍言其实为灾民流离播迁，而以“婉辞”代之之故。其实际当是京畿附近不容零散的灾民——因正式的万户移民要由官方统一安置。他们才逐步地流浪到了京东的丰润。

　　那么，弟弟端广为何又出关奔向了铁岭呢？

　　这原因，其实史册也同样留下了线索，可供寻求。这就是明代辽东女真、蒙古等民族杂居共处的地区的商贸经济交通不断发展而引起的开设“马市”的重要政策与措置。

　　马市是唐、宋两代早有的旧制，到了永乐年，乃又有辽东马市的新事态。其起因，仍与对元裔平抚密切相关：那时的女真族（清代满族的先世）与明廷关系较好，因此设置了建州卫，维系着海西、建州、野人三个部族，而其地带之背后即是蒙族的朵颜等三卫，起着交互错综的牵制作用。由于形势的需要与蒙族福馀卫的奏请，遂于“水草便处”试设马市，“马至官给其价”，来者甚众，乃于永乐四年在开原广宁正式开设了三市：一于开原城南，以接待海西女真；二于开原之东、三于广宁，以接待蒙古朵颜三卫（事载《明史》卷六《本纪》及卷五十七《食货志》五《马市》）。因双方贸易繁荣，马市陆续增开，于天顺八年（1464）又增设抚顺马市（以後成化、嘉靖、万历各时期犹不断增设多处）。马市有官市、私市二种，明朝汉族买马匹，女真、蒙古则买耕牛、农业铁器、生活用品，茶、盐、织品等物，来者多至数百人以至千人，且由月市发展为日市，可见其兴旺之势。

　　开原、铁岭、抚顺，向为明廷东北边域的“北镇”，亦称“北关”，最为重要。马市之设，规制皆须离城四十里；开原乃辽东地区六大交通路线的中心点，马市设后，相邻附近的各地亦皆随之兴旺起来，所以无论驻防、官政、商贸，所需各种人才品位遂也与时俱增，这就是吸引了关内很多人向此地带迁移发展的历史原因。由此可知，曹端明、端广于永乐二年北来，卜居丰润；两年之后，马市正式开设，端广年富力强，方能萌生随众向关外谋生创业的打算。大约从他们迁至丰润二年后直到永乐一朝结局，共有十八年的时间（1404～1424.以下隔一个“洪熙元年”便入宣德朝了），这便是曹端广一支自丰润迁铁岭的年代了。

　　开原是元代的“开元”，明太祖灭的是元，所以改它为“开原”。铁岭卫也是洪武时设置的。在明、清史迹上，常联称“开铁”，正因毗连密迩。铁岭在开原的正南方微微偏西，相去不过五六十里（它距更南抚顺也只百里左右，辽阳又在抚顺之西南）。

　　曹端广为马市之兴而出关，为何不迁开原而独至铁岭？原因也不难晓——据史，因马市的主要交易对象是女真，所以接待朵颜三卫的广宁与开原东五里的二市後来废撤，而惟开原南关一市独存，亦即与女真贸易独盛；而开原南市，规定距城为“四十里”，即实距铁岭甚近了，因此铁岭独占地利，曹端广出关最后落籍于此，就是那个时代的历史情势给他“注定”的命运了。

　　按之史实，一切都是晓然可鉴的。

　　八

　　历史的安排往往令人感叹称奇。曹端广之远迁铁岭，那原由是明廷与女真交好，辟置马市；谁料想这却为二百多年后他的后代沦为满洲奴隶一大变故伏下了因子——而这奴隶之家却孕育出了我们中华历史上罕见的特异天才文学巨人。

　　上述建州女真的后代先出了一位英雄人物努尔哈赤。因此时的明廷已然十分腐败，对待女真的态度极为恶劣，而其主要恶毒之计正是马市的问题——先是明朝马市官吏以短价强买女真货物，后则干脆关闭了马市，以致女真的人参烂坏了十数万斤之多！诸如此类，致使努尔哈赤发出“七大恨”，起兵全力攻明。

　　万历四十七年，即后金天命四年（1619）三月，发生了明清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役”大会战，明兵数十万四路皆惨败于金军，是为明亡清兴的一大关键。

　　同年四月，金兵初略铁岭。

　　据旧本《清太祖实录》所载：

　　天命三年四月十六日，拆抚顺城。……特以所得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

　　四年四月初九日，选骑兵千人，遣入大明铁岭城，掠得人畜一千。

　　四年六月初十日克开原，收人畜财物，三日犹未尽。

　　稍后，七月陷铁岭。八月，灭叶赫部（叶赫那拉氏，后书作“纳兰”者是也）。

　　在本年的四月、七月两次灾难中，雪芹之归旗始祖曹世选（又名宝、锡远）被俘为奴的时间当居其一。据康熙《铁岭县志》，修志时城中尚无几多人烟，可见被陷屠戮俘掠之惨酷。

　　按当时金军俘掠，人畜不分，合计数目，即视俘虏与牲畜无大差异，皆为效力服劳的工具。但留而不杀，皆择其体力精壮、人才出众者；论功行赏，则分配为奴。其最佳者方归皇族自用。在此情况下，可以推知曹世选亦正因人才出众，方得编入正白旗旗鼓佐领中充当“包衣”（旗奴）。（注意：此时只有满洲八旗；成立“汉军旗”乃是晚至二十多年后之事。两者绝不相涉。盖至清太宗天聪五年〔1631〕始获明军之炮兵，将炮兵编为“汉兵”，称“乌真超哈”，义为“重兵”；再至天聪八年，始命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之兵另用白镶皂之旗帜，迥别于满洲八旗旗色，此为“新汉兵”，亦以别于乌真超哈之“旧汉兵”。凡此种种，皆与“汉军旗”甚有差别。而昧于清史者往往误说，甚且颠倒历史事实。）

　　铁岭陷后整整二十年，至明崇祯元年，即后金天聪八年（1638）冬十二月（清太宗）皇太极率兵入龙井关，陷遵化州（丰润县隶此州），趋蓟州、三河，直逼京师永定门外；其后由通州东略永平。此一攻略中，丰润之曹邦又被俘，随军出关（其事隐叙于《皘谱》）。

　　是年，后金复自辽阳迁都沈阳。

　　九

　　曹世选自被俘为奴，历二十年辛酸苦楚，至此已成为后金皇室的亲信人物。据康熙时于成龙撰《江宁府志》，世选又名曹宝，他曾“令沈阳，有声”。这一句话表面看来很难理解，细究方知其中却隐涵著很多不为世知的事情。

　　我们第一怀疑的即是“令”字。既云“令沈阳”，曹宝应是此地的县官（知县）了；但沈阳的沿革清楚：（1）辽、金时为藩州；（2）元置沈阳路；（3）明洪武二十年设为沈阳中卫；（4）天命四年陷辽阳后为“东京”，十年由此迁沈阳，为“盛京”；（5）直至民国二年，改设“承德县”，次年又改为沈阳县；（6）民国二十三年，始置沈阳市。

　　以上似乎沈阳之“县”字只是民初之事，在明末清初是不存在的。但自天命四年落于后金到十年方始移都，这五六年间的沈阳既已不再是“中卫”了，那它必另有地方行政建置的名目，可知那时期曾是“县”的规格，而曹宝后来已任为沈阳县地方官职位的满洲旗员。否则，“令”字就无从出于于成龙的笔下了。

　　有人对此尚未深信，则我可举二事以破所疑——

　　（一）《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载的曹锡远（即世选，即宝），明文是“世居沈阳地方”。

　　（二）《白山词介》所载曹寅（世选之曾孙）即云“沈阳县人”。

　　只此二例，便能表明：曹宝之“令沈阳”是大有由来的历史过程。

　　上述情况同时又已表明：所谓的“沈阳地方”与“沈阳县人”，都是当时特定情势下的特殊史迹，即明清交替的战乱未定局面下，汉人归旗的讳言真原籍（实言即犯被俘为奴的忌讳），只可随军随宦，只报那时最为“方便”的形式措词——就连曹宝又名世选（康熙诰命）、又名锡远（乾隆《通谱》），这种现象今人必以为奇怪，实则那也就是与报籍贯的因时因势而变改，是同一缘由。

　　“沈阳地方”本身也是一种含糊的虚泛之词，亦即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一种特殊语式。

　　恰好由此也就明白：曹氏自始所报籍贯回避真实，是以各种书册之所载时各异，即不再是什么难解的怪事了。——再看几例便明：

　　（一）如康熙《江宁府志》说曹寅是“著籍襄平”。按襄平本汉之郡名，领域甚广，至唐则为安东都护府，本非定指某一地点。至于有人强解为专指辽阳（因其故治在今辽阳之北），也仍难以此证定曹氏祖籍即在辽阳，盖“著籍”、“占籍”，皆特指他方流民而卜居新地之义也。如《后汉书·李忠传》：“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即其字义良例。著，在此不音ZHù，音ZHUó乃是“附”义，即“附着于此地”的意思。《集韵》：“著，附也。”《国语·晋语》注同。《一切经音义》：“著，相附著也。”是其确义。而且须知凡特言“著籍”、“占籍”者，正为表明本非此当地人氏，否则何用词费？如史叙曹参，迳云“沛人也”，这方是明表原籍之语例。可惜今世之人，并此亦不能知矣。

　　（二）倘强解“襄平”专指辽阳一地，已与“沈阳”之记载矛盾。既知“令沈阳有声”之史实，便可推知“著籍襄平”者，亦不过随宦而易词之例，正如曹振彦曾在辽阳任佟养性汉兵之教官，即报“辽阳人”者，不无二致，亦无深义可求。倘欲强词，止见其愚昧而已。

　　（三）拙著《红楼梦新证》曾引：曹寅的籍贯著录竟有“千山”“奉天”“长白”“满洲”“三韩”等等不同的措词，此又何故？又当如何一一索其“正解”？而“沈阳县人”一例，又与众殊异，如何便能“铁定”其祖籍即是“辽阳”？

　　（四）如拙著《新证》又引过《奉天通志》，其著录“曹士琦”，明载为“沈阳人”者也，但他正是辽阳《五庆堂曹氏宗谱》的谱中人与作序者——然则他毕竟是沈阳人还是辽阳人？这种矛盾又如何不见合理而非穿凿的解说？

　　只要还能读懂中华史册的，都应承认：“著籍襄平”的曹宝（世选、锡远），正是由关内迁来，而寄籍于“关东”“辽东”“东北”罢了。

　　其实，以上都是枝义赘文，只看康熙于成龙《江宁府志》曹玺传中的一句话，就全部晓然了：“及王父宦沈阳，遂家焉。”这样的中国语文，应当读得通方能从事文史工作，而不致虚言妄语，颠倒是非。况且这句“宦沈阳”，又正与康熙唐开陶《上元县志》所载“令沈阳有声”合符。——因此不难理解：“著籍襄平”者，又即“因家焉”的同义变换文辞。

　　然而奇怪的是，偏偏有人不懂这样明白易晓、两文互证的中华语文，而以之“证明”曹世选的“祖籍”就是——而且只能是辽阳！

　　行文至此，不禁为此现象深感叹息。

　　另有四点也可合参：

　　（一）康熙九年曹鼎望为“南北合谱”作序，上言端广“卜居辽东之铁岭卫”，後文永远不提一字，却于下文叹憾“至辽阳一籍，阙焉未修”，此为何也？凡稍通文例者，皆能晓喻，彼明永乐间迁往铁岭之曹端广一籍之后代，至清康熙初年作序时已改称“辽阳一籍”了——可知此辽阳之曹，即铁岭之曹；不然者，岂不当云“至铁岭一籍，阙焉未修”乎？今反突如其来地说及“辽阳一籍”（且如某著书立说者判定是辽阳土著），且言曹邦到关外有“族人引荐”，又从何说起而且因何也能叙谱修宗呢？

　　（二）上文所叙的崇祯二年“随军出口”（历史隐语，被俘遁词）的曹邦，乃丰润曹氏正支，有人又虽知他被收入《辽东五庆堂曹氏宗谱》，但仍否认辽东曹与丰润曹的迁籍、祖籍的关系。但是丰润曹氏老坟里却树立着曹邦之祖父曹士淳因孙得封的制诰碑。请问：竭力否认史实的立说者，对此又作何解？（制诰碑事，见《曹雪芹祖籍在丰润》第92页所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版。）

　　（三）1962年8月29日，上海《文汇报》李西郊《曹雪芹的籍贯》一文，作者向丰润曹氏族中年辈较长的曹大川作过访问调查，据云：

　　谱载“一卜居辽东之铁岭——至辽阳一籍，阙焉未修，尚属憾事”……这是说曹端广跟着他哥哥曹端明上北方来，到了北方曹端广先是住在丰润，然后移居铁岭。到现在，东北的曹氏还说老家是丰润的。

　　这个事实最近由唐山居住的94岁曹佐华提供了新佐证——

　　（四）据《曹雪芹祖籍在丰润》所载《我与铁岭曹氏叙祖籍》一文，曹佐华于40年代初在抚顺结识铁岭籍医师曹仲飞，曾到其家乡，本族老人皆热情接待，相与叙亲，并言祖辈相传迁自丰润，曾有坟碑记载。

　　以上四点又足以证实所谓“辽阳曹”即是铁岭曹之宦移者，亦即来自丰润的东北分支。

　　最可注意的是曹佐华所叙铁岭三位老辈人言称：“我们铁岭这支曹氏族人发展得也太多了，辽宁、吉林、黑龙江都有很多。其中到辽阳的这支族人是明末清兵攻陷铁岭时被俘，后来成了满清的奴隶，入了旗籍，当了官吏，落居到辽阳的。”

　　本节的目的是为理清了谱系源流的真相，方能说明氏族文采的来龙去脉，显晦的历史因由。而且也可看出有人孤立“辽阳”一点而排斥丰润故籍的谬说。

　　十

　　雪芹上世的迁徙，如今尚可考定的几个重要阶段。

　　从灵寿往上追溯，我也试作过推测，或是曹丕魏文帝分封诸王中的中山王曹癠或真定王曹嘉之後（此一推测的提出始见拙著《新证》增订本第140页。）。自灵寿而下，每一迁徙都是与历史大变故息息相关的而非个人性质的行动。把那一串地方的任何一点孤立起来论事，都是对明清史缺乏知识的结果。

　　现在应当看看这一脉曹氏的才华的各种显示，即我所谓“氏族文采”的概略了。

　　史籍表明，凡后金早期所俘人口，大抵是身具技能（工匠）堪供役使的精壮人才，稍后便知文士之大有用处，留而不杀。曹世选成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人，亦由于此，可以推知。他不会是一名粗鄙庸劣之人，否则他后来焉能“令沈阳”而且著有政声？其子振彦，在天聪四年身为佟养性麾下的教官，这就是以满洲旗内才能学力足以教导那些只知厮杀的军兵，是个今之所谓“知识分子”，在满洲一般武人兵将中属于高层智育人才，所以入关后他竟能在冲要的地方做州府高官，管理一方行政。

　　振彦之子为曹玺。他虽然官封一品尚书，但正如其子曹寅所说“臣父包衣老奴”，——也正如楝亭诗所说的“身世悲深麦亦秋”，亦即雪芹借赵嬷嬷之口所说的“你知道那奴才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因他是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的包衣，故入关后隶内务府籍，而其少妻孙氏遂被挑选为顺治第三幼子玄烨的保母（保母，皇帝“八母”之一，负责抚育教养，职位较之乳母尤重，皆选自内务府上三旗包衣家少妇之上乘人才（勿与今之“保姆”混为一谈）。），曹玺成为康熙帝的“嬷嬷爹”（嫫嫫阿马），乃得重用。他留下的史料也许不甚多，但仅如拙著所考，他的座上客已有高流名士大家周亮工、李渔等人，大诗家吴之振又作诗称他“令德”“奇才”“文章重见波澜阔”，而康熙帝的业师熊赐履挽玺诗更说他“云间已应修文诏”（杜诗：“一代风流尽，修文地下深。”《太平御览》晋苏韶死后显形说颜渊、卜商在地下任“修文郎”，故诗家用此以喻文士有才而早逝者）。这皆可确证曹玺的文才已是当时人所共识，而非一般泛泛称颂之词意。

　　所以我曾说，他们这一支的文学事业的复兴，是由曹玺开始的。

　　但是，曹氏在江南（此为当时行政区划专名，包有今之江苏、安徽）的文誉，也还是兼由丰润的族人共同缔造而腾扬的。这事情要从曹鼎望与施闰章的深切交谊说起。

　　施闰章，清初诗坛一大名家，人称其诗（与高咏合称）“宣城体”，王渔洋将他与宋琬并称为“南施北宋”，诗文全集八十一卷，皆见收于《四库全书》。他与丰润、北京两曹皆有深交，其事则由于曹鼎望曾出任徽州知府。

　　曹鼎望是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内翰林国史院庶吉士，任刑曹，悯流充，纠兔案；典湖广乡试；康熙六年（1667）擢徽州知府。他能识战略，破州境盗群，救回所掠童子十三人。又兴立两处书院，培育人才；又尝请准免民赋十七年之积逋。人称他三出守州郡，皆值“大军之后，凶荒相继”，所至残破不堪，他却都能克服百艰，“起废兴行”。然而，他一门父子四人，又皆诗文超众，异于俗吏陋儒。是以施闰章深器重之，凡其诗文中咏叙及于鼎望及其三子钊、顒、皅者，无不拳拳恳恳，情见乎词。——而曹氏一门的文品人品，亦可以借知大概了。

　　他之《题曹宾及小影》云：“黄山仙，方盛年；姿濯濯，才翩翩——胡为置居丘壑间？……”又《黄山吟赠曹宾及》云：“……看君吊古怀李白，珊珊仙骨才翩翩。少年努力争撰著，叫呼昂首摩高天。丈夫会应取知己，何处酒垆同醉眠！”宾及者，鼎望仲子鈖之表字也（又有《响雪亭》诗“和曹宾及”）。

　　他为鼎望的《新都近草》作过序，又为《曹氏一家言》作序，序云：“澹斋（鼎望之号）先生出守新安之五年，自辑其诗歌文辞，合其三子之作，为《曹氏一家言》，移书余曰：‘吾疲于官而寄兴于此，盖将老焉。’余谓先生起家翰林，天固以文人待之。……”中引古之“三张”“三陆”以为比，并引曹子桓（丕）论文之言以为之结。

　　他又为鼎望之祖父曹士直撰作墓志铭。

　　但我以为特别重要的是有一篇诗题——

　　同毛会侯、曹宾及、梅耦长宿张见阳西山别业。

　　这次聚会中的毛、梅、张三位名家，日后都是曹寅的文交艺友，相契甚深。这也就是说：曹氏在江南一带的文学影响，首先是由曹鼎望父子引发建立的（毛际可、梅庚、张纯修，与曹寅的关系，具见拙著《新证》略载，今不繁引）。

　　这种事实，直接联系到後来曹寅出巨资为施闰章刊刻愚山全集并与施篜（随村）三世契好。

　　康熙十六年召开博学鸿词特科，诸老名宿集于京师，与曹寅过往最密的就是顾景星、施闰章二人。施篜日後随侍寅所，为之助校，寅殁后终身感悼，题诗至云：“廿年树倒西堂闭，不待西州泪万行！”其情可以想见矣。

　　要之，没有丰润“三曹”（在京师已有此目）的先引，则曹寅日后重莅江南，其文华诗誉是不会如此迅即广为士林深重的。

　　可惜的是，这种种史迹文交，影响被于一代，意义超出翰墨形迹者，不惟研者罕有，即知者也不复多逢了。

　　十一

　　曹家传到楝亭，实是又一位文武双全的奇才怪杰（武的方面以蒋景祁《瑶华集》的那首[贺新郎]写得最为出色警绝）！而过去世之文林亦只以藏书刊书家目之，“文学史”只知叙一纳兰性德，于曹寅概乎茫然，而后者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过了前者（近年因难得见的《楝亭集》影印了，也发现了他的《续琵琶》、《太平乐事》等剧曲，《北红拂》未详存否）。这一切不遑细述，本节只匆匆行文，意欲转到他的文孙雪芹的话题上来。但我所以要“转到”雪芹，也并非为了要大谈什么《红楼梦》，而只是为了说明一个要点：我们对于这个人人谈论的“小说家”，毕竟该怎样去认识他——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雪芹自述是“风尘碌碌，一技无成，半生潦倒”。这“风尘”指什么？他咏妙玉也说“风尘硔硘违心愿”（硔硘，不屈不阿之貌，见《后汉书》，请勿与简化字“肮脏”同论）（硔硘，李白诗中用之，曹寅诗中亦用之。至于“风尘”雪芹于小说开卷即多次用之。而竟有人硬解妙玉之“风尘硔硘”为“当了妓女”，可谓古典文学上之奇闻。）。须知曹寅诗中用之，曹鼎望也正以“风尘”喻指宦迹官场（见其墓铭中所引）。敦诚挽雪芹说是“邺下才人应有恨”，永忠则说“欲呼才鬼一中之”（旧日评点家说“八斗之才，又为曹家所得”）。而新睿王淳颖题《石头记》则点出“英雄血泪几难收”，——早已看出雪芹乃一特立绝出的雄才英杰，岂同一般流辈？！

　　此位英雄何以血泪满纸？又有荣贝勒奕绘题《石头记》之句云：“遗才谁识补天人？”奇才而不为世知，不为俗容，只能在风尘浊秽中苟活而不得尽其抱负精能——这方是他也为“千红”“万艳”同悲一哭的真正缘由。

　　在此，可以运用氏族世系遗传特点共性的探究方法来作一显示说明：

　　按曹氏世表，曹登瀛生士淳、士直、士真，士直生继祖、继参，继祖生鼎望等五人。士淳即曹邦之祖父，为长门。二门士直，有其同僚契友蒋氏所撰墓铭（最近出土文物），中云：

　　生而颖敏秀眜，异凡儿，八岁出就外傅，日课教百言（按普通孩童只每日授读十余字，至数十字者已为上智），少长，为文多奇气，“时人谓后进中叔度也”。

　　然而“屡入棘闱不售”，后来只做得一名县丞（最小的官）。却能佐县令（即撰墓志者）建立平盗之功。

　　崎岖王事七载，险阻备尝，渐有倦志，遂投版以归。

　　说他的性情：

　　“温厚和平”而“刚方正直，洞朗无城府，尤笃友爱，善交谊……”又好施舍，济困扶危。

　　结论是：

　　公殆有才而未究厥用者哉！

　　我想在此强调指出的就是：他的这些为人的特色，恰恰就是曹邦、曹鼎望、曹寅的共同特色，因时代、身份、条件之不侔，固有小异，而终归大同。这也就是说：我们试作这种方式的研究，其目的之一即为：由此可推，雪芹的为人，其特色的大端要点，亦即上列的那些条目，而这是研究氏族文采、世系门风的遗传性规律性的科学显示（本文探讨的课题：“纵”的为氏族历史的传承衍化，“横”的是氏族地理的流布迁移，合起来以觇其人文史上的巨大关系作用，而非目光如豆式地局于一时一地之微末事迹。但也有一种看法做法，即如在整个氏族源流脉络中只将明末清初短时期内的暂居之地点当作最大题目，以为曹氏即是辽阳一地本土人，明白拒认在有明一代其先世尚有武阳、丰润、铁岭的一段重要经历；而其所据，只系辽阳五庆堂谱与辽阳的两块石碑，以及“著籍襄平”的一句原为表明寄籍的话。硬说“曹氏祖籍是辽阳，与丰润无关”。然而该说又难以解决五庆谱序自言“自元以前无所考”实与“宋武惠王彬之裔也”的信史成为巨大的矛盾，因而乞灵于五庆谱藏主的口述，据引者称言此族原是自江西武阳迁至山东定陶，由定陶直迁往辽阳的，故与河北丰润无涉，云云。但据1995年3月11日《文艺报》发表的王家惠《曹雪芹祖籍“辽阳说”中的一个疑点》一文所揭，原来事实与所称引的恰恰相反：据该谱藏主曹仪简先生说：定陶一支是清入关后随军落户于定陶的，与明末之事毫不相干；故亦更不可能与江西有关；且他家原藏有铁岭祖先各位的祭辰日期册子，说明了他们辽阳这支正是来自铁岭的。他彻底否定了那种称引他的口述而违反事实的假证。王文并言，他专程采访曹仪简，有录音录像，可资核证。

　　这种现象令人震惊，应当引起学术界注意。曹仪简先生的力证，说明了曹氏在明代的祖籍，确为丰润。）。

　　结语

　　我们研究的收获有以下几条——

　　（一）袁硍题咏曹氏楝亭的“惠穆流徽”一句，仅仅四个字，即扣紧铁定了雪芹上世是曹彬（武惠）、曹玮（武穆）之后裔，而这则是从江西武阳北迁的一支——只此一支，别无他例。故知丰润、北京（原沈阳寄籍）两曹确是“恭承骨肉惠，永奉笔墨欢”，而辽阳之“五庆堂”谱序，却自称与惠穆了不相涉（“自元以前无所考”）。

　　（二）曹端明携幼弟端广之北迁，是由于永乐二年江西灾荒待赈，故其北来的身份实属灾民，流离失所的人，所以百艰备尝。

　　（三）由于开原以南“马市”的建置与独获发展，曹端广之移往关外，当在永乐中晚期，原由即铁岭当时距开原以南四十里的马市繁荣地区正相接壤。

　　（四）曹世选（当与士直、士淳排行“士”字，而后满汉互译致讹）、曹邦皆为被俘之旗奴。盖崇祯九年（丙子）时，“虏[后金满兵]过皘阳”，曹士直还“捐金助饷，铸炮缮城”，又出钱掩葬了死于满兵屠刀下的二百多具亡骸——这是一门抗敌的氏族，他们不会是“自愿投充”去做非人所堪的旗下奴隶的（辽阳现存二石碑，上有曹振彦题名者，年月恰皆为天聪四年（喇嘛碑在四月，玉皇庙碑在九月），其立碑人为驸马总镇佟养性（后一碑之官衔前又多“皇上贝勒”四字）。此时佟养性尚在满洲旗，次年始编“汉兵”（非汉军旗）名曰“乌真超哈”，故此时佟为迁都沈阳后之辽阳留守大员，与“汉军”毫无干涉。次年，始立文馆，试儒士，编“旧汉民”（与新汉人有等差待遇）。乃亦有说者谓此天聪四年立碑时曹振彦先为“汉军旗”，其后方改为内务府属包衣，云云，是于史实全不癅然之谬说。盖曹世选自被俘即为“包衣人”，顺治为皇三子玄烨选保母孙氏，佟皇后主其事，正须从她所主的满洲正白旗包衣人家少妇中遴选，一切其余人等皆无由列入此种资格。是故曹氏自被俘归旗，始终是满洲正白旗的包衣奴隶，何曾与“汉军”有任何交涉哉。然而那种谬说，却也能蒙蔽部分读者和研究者。附辩于此，亦孟子所谓不得已也。）。

　　（五）他们一家大抵天赋文武全才，而文采尤为特长绝擅（即如曹邦之初任“他赤哈哈番”，即高级笔帖式，清初主掌文事者也）。《丰润县志》、《遵化州志》偶收曹氏父子诗词，皆卓尔不群，曹钊的小词，尤饶奇趣，信为高手。余可推知。

　　（六）此种人才，大都命运崎岖，险阻备尝，或不为世俗所容，沦于贫困——皆负过人之才而卒不能“究厥用者”，就中以雪芹尤为著例。他们都是入世的、为人的，而不同于隐逸、道释等等“遗世而独立”的那种类型的文士，更不同于小说戏本里的那些轻荡儇佻的“风流才子”。

　　（七）自本文所涉范围而观之，这个氏族的兴衰运会，与文化和政治的大变故、大兴亡、大灾难息息相关，反映出政治的隆窳与人民的苦难。考察这一切，正是为了认识史学与文学的古今脉络，人才人文的消长命运。而识卑者不明斯义，却将一个“籍贯”问题孤立化绝对化起来，而且以是为非，淆乱史实，则是大可引以为后学鉴戒的畸形现象。

　　（八）建安风骨，邺下才人，是中华诗文一大正脉，所以曹子桓之言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惟文章为不朽之盛事，传之无穷。”是故雪芹之《石头记》，所以为不朽而无穷也。

　　本文开端时曾引先师顾羡季先生评论曹氏父子的几则语录（古之语录正是听讲记录，与先师这册《诗文丛论》性质全同）。如今更拟以引录先生的另几则论曹之语，以为结束——

　　魏文帝散文真是抒情诗，有天才，也有苦心。人皆以为写散文较诗易，实则不然。……

　　中国散文家中，古今无人如文帝感觉之锐敏而情感又如此其热烈者。魏文帝用极冷静的理智驾驭（支配、管理）极热烈的情感。故有情操，有节奏。此需要天才，也需要修养。

　　魏文帝虽贵为天子，而真抱有寂寞心，真敏感，如清之纳兰性德。

　　先生特别对《与吴质书》作了精辟详细的论析，而结论说：

　　如此抒情式的散文是很好的文人的自白，可看出其生活及内心。

　　文人早熟——先衰，敏感——多悲。文帝亦然。

　　文帝善用对比，contrast，长短，黑白，乐悲。

　　文帝感觉敏锐，感情热烈而理智又非常发达。人欲成一伟大思想家、文学家，此三条件必须具备。

　　我愿高明的学人一齐来看顾先生的这种真知灼见——真正的中华文艺批评，而不是照搬洋教条，并且也必然会看到：顾先生之论魏文帝，简直句句都是讲论曹雪芹！

　　我引先生这些精言至理，是为了说明，雪芹为文的一切特色，都与文帝相合，此为何故？难道偶然？我深信这就是“氏族文采”的一个极好的显影和例证。

　　我们看雪芹的书（文），正是感受、情感、理智的高度数高境界的结合。我曾在拙著中一再表示一种粗见——雪芹一身同时具有诗人的感受量、思想家的领悟能、历史家的洞察力、科学家的精确度，合而构成了一个罕见的天才奇迹！今日得读先师的40年代的课堂讲授记录，自幸所见实与先师竟有暗合之处，盖虽用语不同，揆其实际，则其致一也（雪芹一家承其先代禀赋为人的特点，又累世与满洲风俗结合，故其文武兼擅的类型尤为特殊，换言之，他们与纯汉民或纯满人均不全同。而或者以为雪芹与“江南才子唐伯虎”或“文弱书生小秀才”（郑板桥诗句）等量齐观，则去其真迹远矣。）。

　　乙亥四月二十六日芹诞写讫

　　芒种令节修润补癐定稿于燕京之庆丰闸北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