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曹雪芹卒年辩（上、下）

　　（上）驳“壬午说”十论点

　　最近，曹雪芹卒年问题的讨论已经展开了。这非常好。通过大家研商、辨析，逐步深入，问题一定可以获得最后解决。现在我也参加到讨论中来，把一些看法写在这里，请专家和读者同志们指正。

　　本文打算分作两部分：前一部分，先把截至执笔时为止的“壬午说”各种论点归纳起来，逐条讨论讨论；后一部分，再把我个人主张“癸未说”的几点理由叙述一下，把旧日的论据补充补充。

　　先就前一部分说。“壬午说”诸家种种论点中，有些根本并不是“考证”性质的学术问题，只是些常识性的误会；分说起来，既要费篇幅，而且意义不大。不过主“壬午说”者既然以它们作为论据来驳难“癸未说”，势须一并整理澄清一下，否则搅在一起，问题就无法继续深入讨论下去。还有一些事情的真象，可能读者还不一定十分清楚，也必须加以说明才行。因此，逐一略加剖析，供读者参考、审断。只是有些事由很麻烦，不说不明，草草说来也就很够繁碎，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还望读者耐烦些读下去，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替“两造”做一下“审判官”。

　　这就有必要先把争论的概况提供给断案者。

　　争论的一方主张“壬午说”，理由是在“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一回里有一条眉批，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壬午，即指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合当公元1763年2月12日：这当然就是曹雪芹逝世的日期了。争论的另一方主张“癸未说”，主要理由是，在雪芹至友敦敏所著《懋斋诗钞》中，有一首以《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为题的五言律，内容是请雪芹于“上巳前三日”到他家来饮酒赏花；从《诗钞》中诸诗排列的年月次序而看，这一首很明显是癸未年的作品（此诗前三首题下也正注明“癸未”），那么，雪芹癸未暮春时期还在人间，不应于前一年“壬午”除夕已然“去世”；所以，雪芹实当是卒于癸未年的除夕，而脂砚斋批书时因事隔已久（批于“甲午八月”，乃乾隆三十九年秋日，雪芹卒后之第十一年），故而误记了那一年的干支。

　　“壬午说”自1928年胡适立说，多年无人异议。1947年，我提出“癸未说”。到1954年，俞平伯先生首次撰文反驳“癸未说”，主“壬午”（俞平伯《曹雪芹的卒年》（《文学遗产》第1期）。按王佩璋云：“关于曹雪芹的卒年有两个说法：俞平伯先生主张卒于……壬午除夕……周汝昌先生提出异说，主张卒于……癸未除夕……”，1957年，王佩璋先生继俞先生之后，对“癸未说”续加驳难（王佩璋《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他》（《文学研究集刊》第五册）。只是采用这篇文章的论点和结论而没有另外新论据的，如何其芳《论红楼梦》第二节注四，即不另开列。他仿此。事实上，王先生在俞文出后，紧接就批评癸未说是“有错误”“不成熟的考证”，“给广大读者不好的影响”。见其《新版红楼梦校评》一文（《文学遗产》第2期）。然文中未列任何论证，故本文未计入。）。1958年，俞先生重申己说（俞平伯《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页2、注〔一七〕。）。1961年，《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跋者胡适表示仍主“壬午”旧说。本年三四月，周绍良、陈毓罴两先生先后发表文章，支持壬午，反对癸未（周绍良《关于曹雪芹的卒年》（本年3月4日《文汇报》），陈毓罴《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文学遗产》第409期）。）。以上是截至目前为止“壬午说”的大概情况（中间支持“癸未说”者数家此处暂不阑入）。现在就把上述主“壬午”反“癸未”的各种论点综列于下。

　　（一）脂砚斋批语是“明文”，是“明明白白的话”，“信用脂评”的人就应该相信其可靠性，不该只信“除夕”而怀疑“壬午”（俞说最先提出此点，以后诸家论点相类者不一一列举；后仿此）。

　　（二）“周君所据前三者虽题癸未，但《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这一首并未题癸未，安知不是壬午年的诗错编在这里呢？”“此书（按指《懋斋诗钞》）稿本剪贴，次序可能凌乱，其《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诗并未注明年月，证据很薄弱。”（俞说）

　　（三）引敦诚《四松堂集》甲申年《紹曹雪芹》一诗，说：“这诗写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是癸未的次年。末句说‘絮酒生刍上旧紸’，注意这‘旧紸’两字。旧者，即礼记所谓‘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是旧坟不是新坟。若雪芹死于癸未除夕，其葬必在甲申；葬在甲申，则同年的挽诗，如何能说‘旧紸’，用这样的典故，应该说新坟呵。”（俞说）

　　（四）承认敦诚挽诗是甲申作，是葬时所作，“但这并不妨碍曹雪芹卒于壬午，因为壬午除夕死，到甲申下葬，这也是很平常的事”。（王说）

　　（五）《懋斋诗钞》原稿本，有“粘接”“留空和缺叶”“贴改”“文字残缺”“错装”等几种情况，因此断定它是“一个后人剪接拼凑的本子”，“被后人剪贴挖改过的，有许多颠倒紊乱之处”，所以里面的诗并不是依年月次序排列的。（王说）

　　（六）依《诗钞》的诗题及内容所示年月季节而排出一个“时序表”，结果也“看出”完全不是编年的情形。（王说）

　　（七）即使《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诗本是作于癸未上巳之前，那也“很可能敦敏兄弟都还不知道雪芹已死了近两个月了（按即指死于壬午除夕）”。（胡说）

　　（八）主张“上巳”是指壬午年三月十二日清明节，“前三日”为初九日，是特为避开清明扫墓之期；“如果指癸未的三月初九，则不但谷雨已过，杏花开落，无可玩赏，而且提前三天也太无意义了”。（周说）

　　（九）举出三首诗，证明《诗钞》的排次是实在错乱的（诗题、理由等，为便利下文的论列，后面一并详说，这里不重复）。（周、陈说）

　　（十）敦诚的《紹曹雪芹》诗注明的“甲申”，也不可靠。（周说）

　　以上，就是争论的内容、辩难的论点。依我个人看来，上举的十个论点，似乎都难以成立。今依次商榷如下。

　　（一）所谓“明文”，许不许怀疑？

　　先要指出：古往今来的学术问题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对“明文”的怀疑和反证。如果“明文”不许可置疑和反对，那我们就只有盲目地向一切“明文”礼拜了。以干支年月的问题而言，那些考订史籍、碑版纪年差误的例子，多得岂能枚举？远的不举，仍就与曹雪芹有些牵扯的例子举一两个看。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自叙同一件往事时，在同一书内相隔一叶的两处地方，就自相矛盾：一处说“予自六龄侍先公宦游于此”（曹寅《楝亭文钞》页六《重修二郎神庙碑》。），按曹寅生于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六岁为康熙二年癸卯（1663）；而另一处又说“某自康熙壬寅侍先大夫奉差于此”（同上页八《重茸鸡鸣寺浮图碑记》。），壬寅则成为康熙元年，早了一年。都是“明文”，哪个对呢？就必须查考《江南通志》《八旗通志》等种种资料，才判明“壬寅”实系出于误记，因为曹玺正是从康熙二年癸卯才由京出任织造的。又如《爱新觉罗宗谱》记载敦敏是“雍正七年乙酉十月二日子时生”，“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授宗学副管，四十年十二月授宗学总管，四十七年十一月因病告退”。可是又说“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四月初八日子时卒，年四十四岁”。这就发生三个问题：一，雍正七年是“己酉”，不是“乙酉”；二，四十七年才休官，三十七年已“前卒”，这不像话；三，种种证据，证明乾隆三十七年以后他还活着，直到嘉庆元年还作文章。可是《宗谱》上那又都是“明文”，或“明明白白的话”。那么，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就应该也一体加以“信用”吗？

　　曹寅既然可以把“癸卯”误记为“壬寅”，脂砚斋当然也可以把“癸未”误记为“壬午”：都是相差一年之例。至于“除夕”，那是“大年三十儿晚上”；我想，会把这个特殊的日子记错了说错了的人，恐怕是很少的。因此，我们若将“壬午除夕”的明文加以“割裂”而分别对待之，似乎并算不得是什么出乎情理之外的事。

　　再拿上举第二个例子来看：敦敏的死于“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已然判明是断不可通的；而死于“四月初八日子时”，在没有反证以前，我们就还难以认定说：因为年头错了，说连这个日子也都靠不住了。退一步说，就算这日子也许不无同属记错的可能，可是，年头的错，我们可以把它证得明明白白，而日子的是否真错，那就不能“想当然耳”地乱讲。因此，有关敦敏卒年的“明文”，只好也分成“两截”，“割裂”之，“分别对待”之。这，有什么不应该呢？若不这样对待，那又该怎样对待才更合理些呢？

　　实际上，俞先生自己也颇有不信“明文”、考订干支的事例，例如他的《“蜀道难”说》第五节驳改新、旧《唐书》的地方，就是明证。

　　至于“除夕”，问题就又和“四月初八”更为不同，四月初八之类，尚有记错之可能；除夕，万难相提并论。所以，当有反证年头的证据出现以后，在“壬午除夕”这明文中，我怀疑壬午，而根本不怀疑除夕。

　　（二）必须《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这首“题下”也“注明癸未”、才能证明它作于癸未吗？

　　主“壬午说”者的这一条逻辑，我觉得是最为奇怪不过了：他们说，这首诗，只它前三首注明癸未，而本篇并未注明癸未，所以就不能证明它也是癸未之作。

　　作这样的“要求”，必须有两个前提，那就是：一，所有的——至少也是多数的诗集子，一向就习惯采用“每首题下一律注明干支”的体例，或是，二，《懋斋诗钞》中别的诗，都是每首题下注明干支的，而这首诗，却与通例有异，未有明注。然而，假使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前提”，那怎么可以独独对这首诗作出这样的要求呢？难道敦敏应该“未卜先知”，知道二百年下，有人要据他这首诗考订雪芹卒年，他就应该早早地、特意地在此诗题下“注明癸未”吗？

　　不管怎么说，这一“要求”，实在是奇怪已极。若都用这种样式的“要求”作为论点，学术问题就很难讨论了。

　　从古至今的无数诗集中，共有几本是“每首题下一律注明干支”这种体例？限于见闻，不敢乱说。我只能说，在《懋斋诗钞》中，却有过注明“以下己卯”（影印本15页《清明东郊》诗题下注。）的例子。然则，这诗集子是只在某年开头第一篇存诗题下记载干支的体例。由此而推，前三首注明“癸未”之处，也就是“以下癸未”的同义省略语。这样的逻辑，不是比硬行要求“每篇都注干支”的逻辑要多少合理一些吗？

　　（三）“旧紸”的问题到底该是怎么回事？

　　俞平伯先生想由“旧紸”是“旧坟”这一点，来反驳“癸未说”；曾次亮先生指出，“旧紸”不等于“旧坟”，最多只能是“旧坟地”的意思（曾次亮《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讨》（《文学遗产》第5期）。）。我却不能因为曾先生是我的“癸未说”的支持者而即同意他这一论点。作学问就要实事求是。说俞先生解“上旧紸”为“上旧坟”是错误的，这是有点冤枉俞先生了。这和要改“一中之”为“一申之”的例子是不一样的。

　　理解旧诗，得明白它的一些规律。它因有了格律的规定，时常出现一种情况：要找替代的同义字，来适应“平仄”；如果同义字不易找到，就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即寻找虽非同义而意义相近或有些关联的字来替代应用。“紸”字正是这样的例子。作者敦诚本来是要说“上冢”（“上冢”一语，从《史记·张良传》以次，用者不一。）这句话的，可是“冢”是仄声，而此处非用平声韵脚字不可，这就得在本韵中另求替代字，于是找到“紸”字。能以“紸”代替“冢”用吗？勉强些，但还牵扯得上。晚唐诗人温庭筠《过孔北海墓二十韵》写过：

　　墓平春草绿，碑折古苔青。……兰蕙荒遗址，榛芜蔽旧紸。

　　就可以作例子，为敦诚作借口，为俞先生作辩护。

　　那么，俞先生的说法岂不正确了吗？不是的。俞说之误，不在训诂字义，而在理解句意。

　　敦诚原挽诗在说明“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后，接云：——故人惟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紸。

　　这是说：现时我亲自送葬了好友，亡者已矣！剩下的，只有他年我再来上坟时，面对着诗人的故垅，宿草萋萋，一洒我故人之痛泪了。——这是推开一层、由现在展望将来的写法。这种手法在古人诗作里例子很多。敦诚此诗存稿异文作：“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也正是此意，是说将来再来奠祭时，你死已久，尚何处可招故魂呢？再看他的另一首挽诗，一结时，写道：

　　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

　　这意思就更为明白：正是推想异日重来，新坟已成旧坟，墓有宿草，但见寒烟落日、满目凄凉了。

　　明白了这一点，“旧紸”之确是说“旧坟”就毫无疑义——但这是想像他日未来的景象，而不是写目前送葬的实景。由“旧紸”作“旧坟”解，并不能反驳癸未说，恰好相反，它给“癸未除夕卒，甲申开年即送葬作挽诗，当中并未有隔断多久”这一事实，作了有力的证据。

　　（四）曹雪芹会卒于壬午、而到甲申才下葬吗？

　　这问题用不着多费争辩，只要知道一点当时的封建制度就解决了。旗人的葬礼和丧制都有规定。据乾隆重修《大清会典》卷五十三、五十四“丧礼四”“丧礼五”载明，彼时定制：亲王、世子，是“期年而葬”；郡王、贝勒，是“葬以七月”；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是“葬以五月”；民公（爱新觉罗氏以外的有封爵者，不分满汉，加“民”字以别之），是“五月而葬”；侯、伯，是“三月而葬”；其余一二品官员等，都是“三月而葬”。上文又曾总注过一句：“先期葬者，听。”换言之，就是只许不及期即葬，却不许逾期后葬；逾期那就是“逾制”了。——试想，以曹雪芹一个内务府包衣旗籍的“下贱”“小人”（雍正皇帝的话），他能够和亲王、世子的制度“看齐”、竟要“期年而葬”吗？

　　清代倒也并不是没有故意久停后葬的事实，笔记中有人提起过，并慨叹风俗日益奢泰；事实上那些久停后葬者，只是指一般汉人富家，故意久停，以便显得更“排场”，更“高级”罢了。至于“一病无医”、穷愁而死的满洲旗人曹雪芹，又怎么能和这种情况相比并而论呢？再有，除非坟地不在此间，只好暂厝，或寄于寺庙，但那是“旅榇”；曹雪芹却非“客亡”啊。

　　说曹雪芹卒于壬午、隔年葬于甲申，并认为“这也是很平常的事”，我看，这倒是“很非常”的。

　　（五）《懋斋诗钞》原稿本是被后人搞得“有许多颠倒紊乱之处”吗？王佩璋先生费了很大的事，对稿本加以考察，下了结论：这《诗钞》是“被后人剪贴挖改过的”。这话并不全错；但她说因此“有许多颠倒紊乱之处”，这就言过其实了。

　　先要弄清楚，这“剪贴挖改”者，都是何等样人？他们作了些什么性质的“加工”？

　　原稿本显示得很明白：对它加以“处理”的人，除去作者自己而外（下文另谈），有两个，一个是作者的弟弟敦诚，一个是收藏者“燕野顽民”。前者，是在要为《诗钞》付刊作第一步准备工作，因此他标出“抄”“选”“入”等字样，和“全（选）”、“选抄”“选一”以及勾删不拟存的记号；此外，就是对个别字句因故作出润色修饰，以便写定，有旁改，有圈改；还有，偶加欣赏、月旦之语；所有这些，笔迹都出于敦诚一人之手，最易辨识。可见，这是一种积极性质的整理加工，而绝非消极的破坏、捣乱；这个“后人”，其实就是作者最亲密的弟兄兼唱和的诗友，这点从内证看，毫无可疑（《诗钞》《戏赠敬亭（敦诚）山居》诗（影印本76页）有眉批云：“谑我亦佳。”是为敦诚批注、整理之确证。笔迹问题，容在下一部分详说。）。

　　至于后者“顽民”，他在卷首题得也非常之明白：

　　……自乾隆二十九年戊寅起，至三十一年庚辰止，共二百四十首。其割裂不完之篇，想皆删而不留者。……予有《四松堂集》，今又得此残本，故略为粘补成卷，因并识之。

　　这段文字说明了三个要点：

　　第一，收藏者早已然看出，《诗钞》是自某年起、至某年止，——已肯定这集子是编年排次的（只不过他说止于庚辰，是不对的）。

　　第二，《诗钞》原有“割裂不完之篇”，明系删而不欲见存的，故曾加剪弃。这并非什么“后人”乱搞的结果。

　　第三，“顽民”得到这个残草本，很宝贵它，看出上述情况后，为了保存收藏的便利，乃为之粘补——但仅仅是“略加粘补”，修治一下，以免零落脱散而已。他并不是大加变乱颠倒（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大加变乱”的必要啊！）。这两个人，一个是和作者同时经历诗中所写各种情事的亲弟兄，为之整理待刊，一个是珍重的收藏者，惟恐其散落失次：他们如果不是“神经病患者”，干嘛反而要故意把《诗钞》横加“剪贴挖改”，以致竟使之有“许多紊乱颠倒之处”呢？

　　王先生所举的“粘接”“剪接拼凑”“留空和缺叶”“贴改”“文字残缺”诸项，如果看看我上面所指明的实况，那就丝毫不足怪诧，——不知道她怎么只由这种“证据”就能得出“颠倒紊乱”的结论来？

　　其实，和“颠倒紊乱”牵扯得上的，只有她所举的最后一项：“错装”。原稿本有错装一处，被文学古籍刊行社在影印时调整得看不出来了，而调整办法又是很可商的。

　　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她的看法。王先生对刊行社进行了指责，指出该社把它弄得“天衣无缝了”。所作的“挪动实在是有害无益的，就文字来看是整齐了，然而原本的真实情况已不可见了”。我非常感谢王先生，若不是她这样细心揭破这个谜，我险些也被影印本给骗了——而这一点，关系着研究“编年”的问题，十分重要。由于该社这种师心自用、擅加移动的办法，又不予以说明，几乎将真象埋没，害得我们研究这个诗集的编年问题的人，为此花费了不必要的冤枉力气。这种鲁莽灭裂的作法，真是太不应该了。这一问题，下文还要谈到，此处暂不枝蔓。

　　当前的问题好像是：由于全书中果然有了这一处错装，那不正好证明了王先生之所谓“颠倒紊乱”是对了吗？我的看法正相反。

　　第一，“错装”了一叶，是一个问题；原稿诗篇本身的年月次序，是另一个问题：这二者如何混为一谈？第二，这个错装的一叶，并非十分地难以发现，眼前就有明证：先就被刊行社一眼看出了——因此他们才要加以调整；接着就被王先生觑破了。可见问题并非十分复杂麻烦。第三，这个错简情况的如此容易被发现，正说明这个诗集稿本的原次序的顺理成章、头头是道，因此在不乱之中忽夹有此“一乱”，这才能够一眼觑破；若不然，假如全部真个十分“紊乱”，那么这一错简为何会这般刺眼、容易揭出呢？

　　王先生指出原稿本有一叶错装，非常有功，但她费大事去寻求“颠倒紊乱”的痕迹，结果只有这一例，而还是个性质不同的偶然事件。可决不能因偶有一叶错装，就硬说它有“许多颠倒紊乱之处”啊。

　　（六）王先生的“时序表”是怎么排出来的？

　　错装也好，剪贴也好，但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看那些诗的本身，其排次到底如何？假使本身真是乱七八糟的，那就不错装、不剪贴，也无救于它的乱七八糟；反过来，也正一样。这两个问题不应等同起来。王先生费事排比研究了。可是最值得商讨的就是她这份“时序表”。经她这一排，拿到读者面前，果然显得不但“颠倒紊乱”、而且真是“许多”了。

　　不过，我若把她是怎样排的办法告诉大家，大家一定会惊讶的。

　　“时序表”原是包括整部《诗钞》的诗题页数的，都引来，那就太浪费篇幅了，如今只检其重要部分的大次序，引列一下作例子，就足够了：

　　己卯春，冬；庚辰除夕，春，夏，秋，春，秋，春，秋，春；辛巳上元，春，夏，秋，冬，春，夏，秋，冬；癸未秋，春，夏，秋；甲申十月，冬……

　　读者看看，这够多么“颠倒紊乱”吧！这样的次序，“癸未说”者竟指为“按年编的，有条不紊”，则其“错误”该是多么出乎人情之外吧！

　　可是，王先生是怎么排法的呢？第一，她不顾我们国家的传统习惯，不管我们祖先们说“阅几年”是怎么回事，一概采用“最新周岁核实法”；第二，她之判断季节法，是一见诗中带有“花”字，就认定是“春”的。

　　她运用了这种“方法”，结果排成那个“时序表”。

　　且看三个例子：

　　1.“庚辰除夕：‘丁丑榆关除夕……回首已三年矣——’……可知为庚辰除夕。”

　　2.“辛巳上元：‘上元夜……回忆丙子上元……迄今已五阅岁矣——’……可知为辛巳。”

　　3.“甲申十月：‘十月二十日谒先慈墓感赋’诗‘七年哀隔松丘冷’自注‘先慈自丁丑见弃迄今七载’可知为甲申。”这样的玩笑开得未免太大些了。我们国家、早先时代的人，对用干支来计年计日的“概念”恐怕是和王先生有些距离的。

　　我试举由远至近的二三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尚书·召诰》：“惟丙午砋，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位成。”由丙午起，历丁未，到戊申，就叫做“越三日”；由戊申，历己酉，到庚戌，又叫做“越三日”；由庚戌，历辛亥、壬子、癸丑，到甲寅，就叫做“越五日”。而若依王先生的计算法，则《尚书》是“错了”，必须写作“惟丙午砋，越三日己酉……越三日壬子……越五日戊午”才行了；可是，那比《尚书》的原意竟多出四天来了！怎么办呢？

　　干支纪年，本是从纪日衍来的，算法正一样，由首至尾，共历几个干支，就叫做“几年”“历几年”或“阅几岁”。随手举例，《在亭丛稿》卷八《虎丘云岩寺重建大殿碑记》说：“始于乙未冬十月，讫己亥八月；历五年而竣事。”若依王先生，这位作者（康、雍时人）又是“错了”，非说“历三年十个月而竣事”不可了。再举当代人对此类问题如何理解的例子：《唐宋词人年谱·贺方回谱》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条下，引方回诗集元丰三年庚申（1080）作诗云：“故园笑别十三年”，夏承焘先生云：“庚申逆数至此十三载，别故园当在此年（按即指戊申）。”而若依王先生，则夏先生也是“错了”，应该再推上一年去，逆数到“丁未”了。可是大家都不认为夏先生类此等处有什么错误。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如果还不能说服王先生，可再举敦诚的一条例证：《鹪鹩庵笔麈》一则云：“癸巳人日宿南村大雪夜……忽忆壬午岁同贻谋居此，亦人日大雪……已十二年事矣。”若依她，十二年又非逆推到壬午前一年辛巳不可了？

　　上面所举王先生所列三条，明明应为：1.追溯丁丑除夕，回首三年者，当推为“己卯”。按《丁丑榆关除夕——》诗云：“回头三十一”，《宗谱》载明敦敏生于雍正七年（己酉·1729），到己卯（1759），才正是三十一岁。若推为“庚辰”，那岂不该说“回头三十二”了吗？2.回忆丙子上元，已五阅岁者，当推为“庚辰”。3.先慈自丁丑见弃、迄今七载者，当推为“癸未”：这样一来，任何问题都吻合得很，而不是什么“颠倒紊乱”了。

　　然后再看她所谓“庚辰除夕”（实在本是己卯除夕）以下的“时序表”：

　　庚辰除夕：……

　　春：……

　　夏：……

　　秋：……

　　春：“大钟寺——”

　　秋：……

　　春：“晓起”。

　　秋：……

　　春：“入春已十日”，“人日寄敬亭——”

　　辛巳上元：……

　　这样一来，给人的印象，又自然是乱糟糟一团的。但她所谓三处“春”诗，都是怎样的呢？

　　“大钟寺——”：“古寺传风铎，闲来游屐抛。野花开废殿，吠犬出荒郊。僧意殷相问，客心聊解嘲。禅房茶话久，斜日转松梢。”

　　原来如此！她是只凭“野花”二字就定为“春”的。——依她的意思，北京地区在秋天是“没有野花”的。殊不知，北京的野花，正多开于夏秋二季。

　　“晓起”云：“打窗一夜雨，晓起花枝乱。天际敛阴云，溟皔烟未散。”

　　好了，这里道理当然还是一个：看见“花枝”，就是“春”了。那意思，只许春雨打窗打花，秋雨是无份的。——这能说服谁呢？按《晓起》下一首，题为《同贻谋过敬亭松轩、看竹小酌——》的诗，开头就说：“刁骚一晚风兼雨，晓晴喜向松轩启；轩中画壁烟迷篧，轩外絇絈青如洗……”这正是《晓起》诗所说的打窗夜雨、晓起花乱，以及“天际結阴云”——开始放晴的那情景，晴了以后，便同贻谋到敬亭处，才又作的这首诗；而下文就说：“西风韵冷奇节劲，苔纹绿茁箨龙迸……”则可见那正是秋雨晓晴的情事，与“春”无干。王先生对这些联系，全未理会。《诗钞》本身的例子：《宏善寺题壁——四首》有“载酒闲看古寺花”之句；《送敬亭之羊房》有“看花一路丰台近”之句：幸而前者上文有“西风”之语，后者上文有“秋来”之字，否则，也一定会被她硬派成是“春”天的诗了（后一首，正是“大钟寺——”和“晓起”之间的作品）！

　　至于第三个“春”，更不成问题，“入春已十日”，然后到“人日”是去腊立春，接上当年的正月初七日罢了。查一下《御定万年书》，正是客岁己卯腊月十八日立春，“入春已十日”者，指己卯腊月二十七；然后接上当年庚辰（王先生误以为“辛巳”）的人日罢了。

　　至于她把《古刹小憩》定为癸未“秋”，则更不知何故？这首诗，明是春天之作（诗云：“柳绕山门俯碧浔，松花一径野云深。”杨霁云先生致笔者书云：“松花开于三月，与‘秋’胡涉？”）。

　　说到这里，我们把上述这几个“年头”和“季节”替代进去，就可以把她的“时序表”马上恢复得和实际相符合了：

　　己卯春，夏，冬（《诗钞》中己卯诗的情况，春日诸作之后，有《晓雨即事》诗，内言“小阶乱落槐花雨”“海榴昨买丰台种，喜见宵来分外红。”已是夏日诗，而王佩璋仍列为“春”诗，误。本年诗实只删缺秋日之作。），己卯除夕；庚辰春夏，秋，秋，秋，秋，秋，冬腊；辛巳人日，辛巳上元，春，夏，秋，冬；壬午春，夏，秋，冬；癸未春，夏，秋，癸未十月，冬；……

　　这就是《懋斋诗钞》的按年编次、有条不紊，却被王先生用她的独出心裁的办法，整个搞成她自己所谓“颠倒紊乱”的真象。

　　（七）能够是雪芹死了两个月、敦敏还不知道消息吗？

　　这问题，只消一句话就可以答复：敦诚是“鹿车荷锸葬刘伶”、送葬并作挽诗的人（挽，不同于事后的吊祭；只能有一次，就是“挽絨”“执绋”送葬之作）。同为雪芹挚友、形影不离的兄弟二人，弟弟亲自送过葬，哥哥竟在两月之后还“不知道”，竟要以诗代简、请被葬者来饮酒看花——这也算是一种“可能性”吗？

　　（八）“上巳前三日”是三月初九日吗？

　　周绍良先生这说法很别致。我只想指明两点。第一，我国的上巳节，只到后汉时代还真是用巳日，从魏晋以来到现在，就改在三月初三这一固定日期了；《宋书》卷十五《志第五·礼二》考证上巳的来历最为详核，并说：“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晋书》卷二十一《志第十一·礼下》语略同，可参看）中间再未有改变。不知绍良先生何以主张乾隆时代人忽然又要“复古”实指巳日？第二，前人笔记早经指出：如果三月朔日适逢午、未日，则本旬内不再值巳日；绍良先生却说，敦敏所谓上巳，因初一日是午日，应当推为“十二日”。可是，“上巳”者，本谓上旬的巳日；若是“十二日”，那不成为“中巳”了吗？怎么上巳会跑到中旬去了呢？仅仅解释一个词语的论点，为何自相矛盾到这样地步？

　　“上巳”，既然绝不可能指“十二日”，那么他由此推衍出来的什么清明节呀，上坟日不能宴会呀，故意要避开提前三日呀，等等，就都落空无着；为省笔墨，就不再一一辩说了。绍良先生的历法论，我看并不能驳倒曾次亮先生。

　　（九）《懋斋诗钞》的诗，本身次序真有错乱吗？

　　周、陈两家共举的一个“错乱”例：《题画四首》，据《四松堂集》应是壬午诗，《懋斋诗钞》却排在癸未诸作中了。不是明有“错乱”之证吗？

　　这话就要回到上文王佩璋先生的功劳那问题上去。原来，在《诗钞》原稿本中，这叶（影印本95、96两页）被错装在《题朱大川画菊花枝上一雀》这首诗的题目（适在前叶之末尾）和正文“此花称逸士，此鸟亦朋友……”（适在后叶之开头）之间了；刊行社看出了这叶错简凭空楔入，把一首诗给隔断了，要加调整，这本是很必要的；但是合理的办法该是：将此叶提出，以存疑的态度，附于卷末，并加说明——那样就好极了。可是刊行社却不然：不但不将错简提出，反而却只把前叶尾的诗题一行字孤立地搬了家——一搬搬到这错简叶尾的空白处去（即由原应在影印本94页末行的地位移到96页末行的地位上去了），使它以这样奇特的方式来和下叶诗的正文相衔接了！刊行社用了这一“搬运法”不要紧，却不声不响地使原错简的情况“化为乌有”了！——使错入的诗也成了“癸未”的作品了！

　　而现在，却又翻过来凭这错简之本非癸未而夹入癸未诸作中，来证明《诗钞》之“错乱”。陈毓罴先生如果因为忽略了王先生之早已有文章揭破这一内幕，尚有可原；周绍良先生是当时刊行社的工作人员，又是印行这批丛书的出力者，不会不明白其中实况，而他现在也把“人造的”“癸未诗”来作为证据，来证明《诗钞》之“错乱”，这就是非常令人诧异的事了。

　　至于陈先生所独举的二例：一，《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一诗，“吴恩裕先生相信是甲申早春的作品”，而在《诗钞》中却是“乙酉诗”，而且它前面又有甲申重阳的诗。这回该是“错乱”之例了吧？

　　可是，实情又是怎样的呢？甲申重阳诗（《九日同敬亭——》）之后，经《书怀联句——》《虚花十咏》二题（二诗内容皆泛咏，无季节性可寻），就到《河干题壁——》诗，而这诗，正该是甲申冬日回忆癸未暮春集饮之作，根本不是“乙酉”诗。

　　这诗所以被误会为“春”日诗，是因为开头“花明两岸柳霏微，到眼风光春欲归”两句。其实，这是诗人的回忆想像，所以接着就说破：“逝水不留诗客杳（雪芹已卒），登楼空忆酒徒非”了；再往下，才是实景：“河干万木飘残雪”，“寒林萧寺暮鸦飞”。如果真是“春欲归”的三月暮春时候作诗，花明柳暗的景色中，怎么会又有“残雪”和“寒林”出现呢？那太讲不通了。因此，它本是甲申诗，而非乙酉，并无错乱可言。

　　二，《小雨访天元上人》一诗，《诗钞》排次于壬午年，而《四松堂集》己卯诗题已云“……天元上人，皆作古人……”了；已知人死三年，还要去访，“这不太可笑了吗？”足证此诗又是“错乱”。

　　陈先生忘了看敦诚的《鹪鹩庵笔麈》了，其一则（印本卷五叶十七）云：

　　姑苏天元上人，年二十余，颀然鹤骨，工诗解禅，记戊寅……与上人联床茶话……癸未再过禅房，而上人示寂矣……

　　是敦诚直到癸未再访时，才知道上人已死。这位上人如已真个死于“己卯”，怎么又会等到癸未年重访时才知其事呢？可见前次之“皆作古人”实无其事，只是出于讹传罢了。

　　三个例子，都不能成为反证。《诗钞》的排次清楚、严格编年，由于这三个反证的不能成立，更显得十分明确了。

　　（十）连《挽曹雪芹》的“甲申”也不可靠了吗？

　　主“壬午说”者，在证明《题画四首》是壬午诗时，就拿敦诚的同题诗编在“壬午”年作为论据，因为这好像有利于“壬午说”；及至《挽曹雪芹》之作于甲申这一事实不利于“壬午说”时，于是就连这个两种本子都曾注明的毫无疑问的甲申“明文”也认为不足据了，一下子变成“很可能是乾隆六十年他的堂弟宜兴在编辑遗集时所加”的了，而且还说：“退一步说，就算是敦诚本人追加的，也必很晚。”一个人在几十年以后对自己的旧作全部判定干支，“难保毫无误忆”。这真是反说正说，“理”全在自己一面吧。况且，在讨论问题时，我们能不能凡遇到不利于己说之点，只要用“难保”二字，就把问题都解决了呢？

　　我看，单凭以上十点，都还不能驳倒“癸未说”，需要有再坚强些的证据出现。这是我消极方面的理由。下一部分，再陈说我主张“癸未说”的积极方面的论证。

　　（下）“癸未说”的道理安在

　　上文既将“壬午说”的十个论点逐条加以分疏了，现在可以谈谈我主张“癸未说”的几点理由。

　　前面交代明白，所谓“后人”——给《懋斋诗钞》加过工的那个人，实际就是作者的弟弟敦诚；可是重要事实还不仅此：《诗钞》里面的各种添改中，依我看就有作者敦敏自己的笔迹。这一点如不弄清，就还不能说明全部问题。

　　敦敏自己所作的添改，有两种：其一是因稿本曾经删剪而亡缺诗题和正文末尾数字的，添补齐全，其二就是王佩璋先生所注意提出的“贴改”个别字句。而弄清了这些，也就可以知道《诗钞》原本实在就是敦敏自己的手钞本。这三者是密切关联着的。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先说添补诗题一事。《诗钞》影印本（下同）26页的“春柳十咏”的总题、题后的“序”、序后的第一分题“隋堤”，共五行，是例一。77页的诗题“小雨访天元上人”一行字，是例二。

　　第一例，诗序中的“韵”字、“之馀”字、“觉”字、“然”字、“在前”字等，请读者分别对看一下119页诗“韵更凉”的“韵”字、10页《东皋集》总序中的“名之”“之侧”等“之”字和39页诗题中“一载馀矣”的“馀”字、117页诗“晓觉”的“觉”字、113页诗“悠然”的然字、107页诗“遗碑在”的“在”字和66页诗“砌前”的“前”字等。第二例，诗题中的“雨”“访”“天”“元”等字，请读者对看一下118页诗题“雨花”的“雨”字、68页诗题“访敬亭”的“访”字、76页诗“暮春天”的“天”字、38页诗“元卿”的“元”字或44页诗“上元”的“元”字等。不必备举，余可类推。我相信，凡是稍知书法的人，都会点头，这后添和原钞的两个笔迹，分明是出于一手，略无疑义。——只不过有早些时写、晚些时写，使用好笔、使用败毫，完全正楷、微带“行”意的分别罢了。

　　这事实之重要，在于两点：第一，在剪割删弃之后而补写诗题的人，既和原钞者本是一手，则剪割删弃者，绝不是王先生所想像的什么“后人”的乱搞的结果，也为几位收藏者如“燕野顽民”之流洗清了“嫌疑”；第二，原本既经剪弃亡题而又重行补齐了题目这一现象的缘由，不外两个可能：一就是我上文所谓简单的“添补”，一则是根本对诗题有所改定，然后重新写入，——这就非是作者本人不办的事了。

　　然后，再看王先生所举的“贴改”例：

　　诗句贴改也很多，如有名的“赠芹圃”（影印本第57页）之末句“一醉眅眆白眼斜”之“白眼斜”系后贴改，原为“读楚些”，而第一句“碧水青山曲径遐”之“遐”也系后贴改，原为“斜”。这样贴改之处还很多，不备举。这些在影印本中也都无痕迹可见，古籍刊行社也没有说明。

　　这举得非常好，非常重要。这种贴改，断非普通钞工因笔误而贴改——如果他竟将“读楚些”擅改为“白眼斜”，那这钞工不但“胆子”太大，就是“本领”也太大了！

　　我们知道，敦诚的建议性的改，只有圈改、点改，连涂抹都绝少有，足见是弟弟十分尊重长兄原稿的意思，他若改，是断不肯擅为贴改、湮没原文的，——那么，这贴改，除了作者敦敏本人之外，还有谁会来“代庖”呢？

　　王先生指出的“都无痕迹可见”，最要紧。何则？假如不是她为读者指明原本的实况，读者若有谁能从印本看出这是贴改的字，那他的“本领”也太大了！——这里我的意思就不在“贴”的痕迹经过印制不再可见一层，而是在于从印本看上面的两个例子，能够分得出有原钞和后改的笔迹歧异之处吗？（请并对看64页诗“阮途白眼”的“白眼”字、35页诗“斜日”的“斜”字）

　　这贴改和原钞也分明是出于一手，结合上文指出的补写或改定诗题就是和原钞一手，就有力地证明了清钞、贴改、补写三者原就是作者自己的“处理”，而绝非什么“后人”在捣乱。

　　王先生对这些，都未能辨识。

　　亡失诗篇正文末尾数字的例子，如80页《郊行》诗，末句有缺文，但已在本叶没有空隙的情形下“挤写”补齐“仙源”二字；道理和补写诗题是一个样，就不待词费了。

　　我们把这一事实弄清了，就好解决“癸未”字样为何出于贴改的问题。

　　原来，总序中的一处“癸未”，和《古刹小憩》诗题下所注的“癸未”，恰好都不是原钞，而系贴改。反对“癸未说”的，就抓住这一点，认定这纵使不是一大破绽，也是一大可疑之处。

　　但是，现在读者可以明白了，这贴改“癸未”，和贴改“白眼斜”，并无什么两样，实在值不得怪异。总序中贴去的干支，原是“庚辰”，这说明作者第一次结集时作序，是在庚辰年；可是这个稿本的篇幅富裕，过了庚辰年，他还在作诗，作了就又接写下去，这样过了几年，到癸未年重新整理时，他就不得不将“庚辰”贴改为“癸未”以符实际了——这有什么破绽与可疑之足言呢？事实上，诗钞中还又有癸未以后的诗，也只说明他还没有来得及再作第三次结集整理而已。事情最为简单明白不过了。

　　至于《古刹小憩》题下注明“癸未”的挖改，就更不成为问题，当是初番错写，次后更正。假使注明“癸未”的诗，从头数下来，排次不是“癸未”，那确实是一大破绽，——而现在，注明“癸未”的诗，数下来排次恰恰就是癸未年，这原该被人认为正相符合、确无可疑才是，怎么反而却成为大可怀疑之点了呢？这事情不也很奇怪吗？

　　王先生根据燕野顽民题明“至三十一年庚辰止”，认为顽民所见本尚未经贴改为“癸未”，足见贴改是在1802年顽民题志之后，“也即在敦敏身后（敦敏卒于1796年）”。这一点提得却有价值。不过，这位顽民并不是一位很精细的年月考据家，有点胡里胡涂的作风，例如他说的“（乾隆）三十一年庚辰止”是不通的：若是三十一年，就该是丙戌；若是庚辰，就该是二十五年，二者不能并立。推算错误，出入一年的例子尚不稀罕，出入六七年的，就太奇怪了！这出入，恐另有缘故。例如现在《诗钞》只存二百三十首左右，末尾已有入三十年乙酉的诗了，则顽民所见“二百四十首”，可能本是截止到三十一年的；二百四十首的诗篇，绝不会是止于“庚辰”的，是他搞胡涂了。再则，王先生说敦敏卒于“1796年”，不知何据？《宗谱》所载敦敏卒年是个笑话，已见上文；我们只知道他在1796年（嘉庆元年）还曾作文章，并不知他确卒于何年，他活到1802（嘉庆七年），是完全可能的，也不能因此就说贴改等等即必出于敦敏身后。

　　这问题，最好还是拿笔迹来帮忙解决。王先生已然承认，诗题下的“癸未”，“字迹与贴改序文之字迹同”，这再好没有了，否则，又要争辩两个“癸未”，是不是又有“前人”“后人”之分，那就麻烦死了。现在，我们可以仍旧用“对看”的办法：请以序中“未”字对72页诗“花木”的“木”字的笔致，以两处“癸”字中的“絉”对105页诗“登高”的“登”字中的“絉”，以题下的“未”字对34页诗“未来”的“未”字、88页诗“未分”的“未”字等，又请以序中同时贴改的“数年”的“数”字，去对看原钞的“数”字（例如63页诗题“数篇”的“数”字），尤其一模一样，——我实在还是不能不相信，这贴改“癸未”的笔迹仍然就是那个原钞手的一色笔迹，而不是什么后人乱搞或考据者“伪造证据”之所为。

　　这样，我觉得有理由说，注明“癸未”的诗，一点不错地就是癸未年的作品，这是丝毫没有什么“鬼病”。

　　壬午存诗最末首是《雪后——》然后就到《古刹小憩》，下注“癸未”。由此看下去：

　　“柳已作花初到雁”，“到眼花柳媚”，“东风吹杏雨”，《月下梨花》，《风中杨花》，“中和连上巳，花柳烟溟皔”，《刈麦行》，“莲动香微散”，《——枣子葡萄》，《秋事》，“开樽预醉重阳酒”，《九日——》，《十月二十日——》，“断冰流水咽危滩”，《蜡梅——》。

　　下面接着就是甲申的春日诗了，可见年月季节，次序分明，毫无错乱。

　　“东风吹杏雨”，就是作者小诗代简、请雪芹在“上巳前三日”来观花饮酒的那一首了。上面一首是“典裘为春服”“到眼花柳媚”的时候，下面隔了两首写梨花杨花的诗，就到《集饮敬亭松堂——》，里面写得明白：“中和连上巳”。中和节，指二月初二日，就是北京俗称“龙抬头”者是。过了二月二，来到三月三，正是在约请雪芹以后数日的另一次会饮。前后次序井然。

　　从这点看，这夹在“典裘”和“集饮”当中的“东风吹杏雨”，已毫无疑问是癸未年春天上巳之前的作品了。

　　再看下去，就到《刈麦行》。

　　关于这首诗，有两点要谈。第一，在敦诚的《四松堂集》存诗中也有一首同题的诗，循《题画四首》两人同作之例，可证亦为同时所作，这点主“壬午说”者当也不反对，——而敦诚此诗恰恰也是癸未诗。第二，敦敏诗写道：

　　……老农为我前致语，去春麦亦不寻常；未能上场伤淫潦，郊区汪眎成凶荒；今年四月愁亢旱，桑林甘雨荷吾皇；……

　　按《东华录》，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六七月，“奉天、山东运豆进京备粜”，“命直隶截留漕粮二十万石备用”，嗣又截留十万石：是麦秋荒歉之证；再看《懋斋诗钞》中壬午诗，那一年雨诗特多，并有明题“苦雨”等作，盖是年不但夏收伤潦，秋收亦潦，屡有蠲赈、平粜、开设粥厂等事，直隶全省灾情非常严重，《东华录》迭有明文；而二十八年癸未夏四月，则载明：“癸卯（按指初十日）上诣黑龙潭祈雨。”（按此黑龙潭不指北京西郊冷泉村北、画眉山麓的那处名胜，而是指前门外先农坛以西的黑龙潭，内有龙王庙，当时遇天旱，皇帝例于此祈雨）则可见癸未年又变成闹旱灾了。敦敏诗内所写，一一与史料记载相合，为癸未年夏作无疑。

　　再看下去，隔一首，即是《黄去非先生以四川县令内升比部主事、进京相晤话旧、感成长句》一诗。

　　按黄去非，名克显，号敬亭，江西瑞州上高县人，由拔贡考取教习，入宗学，敦诚由十一岁离家塾入宗学，所从受业师就是他；乾隆十七年，入蜀为岳池县知县；据《续增岳池县志》卷十职官志载：黄克显自十七年到任后，历三次调署府厅同知，最后一次自打箭炉同知回任，时为二十七年六月，然后注明内升，而下任是由叶书绅在二十七年十月暂署：则可证黄克显自六月回任，经过清理一切交卸事务的时间，正式交代离任在是年冬十月；由岳池来京，以当时交通情况而言，“剑关远自七千里”，到达京师必须转年春夏之际，再看敦诚《黄西江先生自蜀来京话旧感作》一诗即排在《刈麦行》之前，同为癸未初夏诗，又是若合符契。

　　再看下去，隔一首，就是《闻敬亭自潞河过通州至邓家庄访鸿上人——》一诗，《四松堂集》癸未诗恰亦有《访鸿上人于潞河之东——》一题可证。

　　然后，冬天的诗里面有《十月二十日谒先慈墓感赋》一题，“七年哀隔松邱冷”句下有注云：“先慈自丁丑见弃，迄今七载。”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正是“七载”，可知此诗是癸未冬日之作。

　　再往下，隔一首，是《以宁自松关载酒遗敬亭（敦诚）、敬亭以诗见寄、依韵奉酬、并简以宁》一诗。证以《四松堂集》中《以宁归自塞上、以松亭酒见惠、作此寄谢》诗，又正都是癸未诗。

　　下一首就是《蜡梅——》诗，敦敏癸未的存诗到此完毕。读者同志，你看了上面的叙述，一定相信，就算是《古刹小憩》题下根本没有注明什么“癸未”，或者说，就任凭这两个字的地方未经“贴改”、仍旧误写作什么“甲子”“乙丑”等等、不管哪一年的干支都好，就算是我上文的什么“添补论”“笔迹论”等等都是谬妄之言，都不相干，我也依然会认定这些诗是有条不紊的癸未诗，而不是任何其他年份的作品。

　　那么，在《古刹小憩》以下第三首诗：《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就真真确确排列在这年的春日诗中、上巳诗前，诗句又清清楚楚地写道：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这就使我无法相信脂砚斋的“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的话，因为到癸未年，雪芹还活着，知交密友还在邀请他欢聚。

　　因此我说，这“壬午”，可能是脂砚斋的误记。

　　巧得很，在《四松堂集》中，注明“甲申”的第一首存诗，就是《挽曹雪芹》，是开年不久的作品。于是，我更敢说：曹雪芹明明该是卒于癸未除夕，转年不久殡葬，敦诚作诗相挽（挽诗是因人死殡葬而作的诗，绝不能和一般的吊祭、展墓诗相混），一切才都吻合。

　　再看挽诗中“孤儿渺漠魂应逐”句下注云：“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这种叙次文法，也说明：必须是人死和挽葬相距很近，可作为一个单位时间来看待，才能总起来泛言“前数月”——人死之前数月，亦即作诗时之前数月；否则，若雪芹果前卒于作诗的一年以前，那就成了爸爸壬午先亡、儿子癸未后殇、而死爸爸又因子殇而“感伤成疾”，就很难讲了。

　　一切情况，都使我趋向一个结论：曹雪芹是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的除夕，合当公元1764年2月1日。

　　到1964年的2月1日，就该是曹雪芹的逝世二百周年纪念日了。

　　以上论证，我自然绝不是信口开河，可是也并不敢过于自信，一个人的智力识见，究竟非常有限，总需要他山之助，所以把一些看法写下来，给大家参考，请读者指正。主“壬午说”者，目前的一些论点虽然还不能说服我，但一旦他们又有了新的、坚强有力的论据，证明曹雪芹确实卒于壬午除夕，那我将毫不迟疑、非常愉快地放弃我的“癸未说”。

　　我们争论，不是为了争什么别的东西，只是为了客观真理。我这次再度申明“癸未说”，也就是本着这一精神而进行讨论，而并非如俞平伯先生所指责的什么“周君标新立异，欲成其说……”之类。“标新立异”，我自始也没有过这种念头，实不敢当。

　　把这么些“论点”“理由”等等费篇幅清理一下，虽然够籝嗦，但也可给作考证工作的同志提供一个具体的例子，作一面借鉴，看看我们双方争论者对待学术问题的态度是否正确、思想方法是否对头。因此，讲一讲也不是毫无用处的。

　　〔附记〕

　　本文原刊于1962年5月上海《文汇报》。当时是为了解决在哪一年举行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各项活动，问题也不是由我个人提出来的。可是发表后却大遭当时上海某些“领导”者的反对，把此文列为“典型”，“文革”中“四人帮”并继续点它，成了“为胡适唯心主义大复辟”的重要项目之一。对一个作家的生卒的研究，竟然有此奇遇，诚然也是史无前例的。现在，如同一场噩梦的奇闻异事都过去了，可是“卒年”并未解决，还是问题。所以将此文编入者，第一是留一个历史痕迹，第二是论争的对方的文章也编入他们的文集了，读者应当有机会看到“两造”的“供词”才行。

　　有人认为不久前已经有了新的论点，它将“壬午说”“癸未说”都从根本上推翻了，所以这种旧文也无价值可言。我在此郑重声明：这个新说（即认为脂砚说的“壬午除夕”是脂批的“署年”而不是雪芹逝世之日）是对“壬午说”的一个“致命的打击”（有人这样说），但我不想借此机会来贬低我所反对的“壬午说”的根据，并以此来为“癸未说”谋求“有利条件”，那不是为学术真理的态度。“壬午除夕”不可能是“署年”，我在《石头记鉴真》一书中已有论述，此处就不再啰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