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曹雪芹生卒考实与阐微

　　曹雪芹之生卒年月，久存歧见，论者不一，理据纷纭，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其他大作家们多是生卒明确者，也构成对映，呈露异象；虽历多年，至今犹未议定。本文拟就拙见所及，再申鄙意。

　　〔一〕几个基本要点

　　雪芹并无正面传记史料记载可资研考，只能从友朋诗句以及他自己所遗《石头记》小说中寻索蛛丝马迹。此虽似“法外之法”，有人不予重视，实则舍此别无依倚，亦且小说是他自己留下的遗痕，并非全属虚幻可比。是以内证不止一端，细心寻绎，综互勾稽，情实遂显，了不含混。试看——

　　第一，可靠文献是：敦诚挽雪芹诗作于甲申（乾隆二十九年，1764）开年，其两次稿先后有“四十萧然太瘦生”“四十年华付杳冥”之语。

　　据此，雪芹享年应为四十岁。上推，则雪芹当生于雍正二年（甲辰，1724）。

　　第二，如以为“四十年华”或为“概数”“成数”，实际可能或多或少，微有出入，那么即当再求参证。参证何在？即在小说第二十五回，正所谓“书有明文”。

　　这涉及雪芹著书是“自传性小说”的问题，对此，自然有人犹不承认，但事实上，古今中外，公认意见已臻一致，早经论定（论定，是鲁迅语，见下文）。

　　最早的证据，即雪芹之友敦敏、张宜泉的诗句。如敦云“废馆颓楼梦旧家”，暗点“红楼梦”一名，已甚清楚。又如张云“白雪歌残梦正长”，特标“梦”字，其义正同。是可证当时朋俦皆知其小说性质为自寓自况。其它如明义诗序，亦可佐证。

　　至本世纪20年代之初，胡适先生提出“自叙传”说，鲁迅先生于此许为“论定”，见所著《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先生特用“论定”二字，是为罕例，非漫语可比。

　　海外小说专家，如夏志清教授、刘绍铭教授、浦安迪教授诸家，皆以自传说为不诬（可略参拙著《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所引概略）。去年更有加州大学之Martim W。Huang先生新著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一书，专论清代三大自传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野叟曝言》，故其书名副题为“中国18世纪小说之自叙敏感性”（Autob-iographical Sensibility of the 18th Century Chinese Novel）。

　　由此可见，海外学者对“自传性”已趋公认，并不成为还待讨论的问题。

　　既明斯义，则书中宝玉即雪芹自况——鲁迅早言宝玉之模特是雪芹，又言雪芹“整个地”进了小说。这点已无疑问。因此，当雪芹于第二十五回写到凤姐、宝玉遭邪法暗算命至垂危而得救时，特由僧人之口点明“青埂峰下一别，转瞬已过十三载矣！”是为宝玉尔时年当十三岁之确证。一个旁证就是第二十三回，写宝玉曾作“即事诗”四首，便特笔点出曰：“是荣府十二三岁的公子作的”，合看便益见其笔下无虚。而由第十八回起直至第五十四回止，所写全系乾隆新政改元一岁（1736）之事，具见拙著《红楼梦新证》中《史事稽年》《红楼纪历》等处所考。

　　至此，奇迹出现——

　　由上述之雍正二年（生年）计起，到此乾隆改元，恰为十三岁（不待言，中国传统年龄是“虚岁”计法）。

　　这真是一个无法作出别解的显相。其生年、卒年、挽诗三层，已如符契之密合。

　　还有一个第三证：今存《甲戌本》卷前“凡例”中有了“一技无成，半生潦倒”的“作者自云”。按甲戌为乾隆十九年（1754），此本今存者止于28回书，在此本之前很难说更有写定缮清的成型本，则可推知“凡例”诸文字即此次定型时所加，而自雍二至乾十九，为整三十岁——古以六十寿为“一生”之基数（我幼时听老辈皆有此言，是一个历代相传人寿观念，甚至传说古有“六十不死活埋”之习俗云。是以杜少陵“人生七十古来稀”不是无根之漫语），故“半生”者即指三十岁。乾隆时宠臣和紇的诗集中恰也有三十岁时自言“半生”之良例。那么，雪芹在乾十九时缮定《石头记》初本所云之“半生”，正合他生于雍二的年龄计数。

　　有此三证，综合互参，我方认定：雪芹实生于雍正二年，甲辰（1724）。

　　复次，雍二江南大旱，至五月初一始降霖雨，见于曹癠奏折——这又符合雪芹所以命名为“癐”的原由（典出《诗·小雅·信南山》）。

　　综合以上诸点，推断雪芹生年为雍正二年（一种论点是不承认敦诗的“四十年华”为可据，却以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注“年未五旬而逝”为可信，且拘看其文义，以为年未五旬即等于活了“四十八九岁”，因此雪芹当生康熙之末云。此盖不明彼时亦有五十岁为“中寿”之说，人若活到五十，方不为“短命”。张氏之语，正即叹惜雪芹连一个五十中寿也未能达到。假若雪芹真活了四十八九岁，则敦诚岂能一再以“四十年华”为之挽词乎？）。理据是明晰而且充分的。

　　〔二〕四月二十六——芒种节的秘义

　　我们如何敢说自第十八回至第五十四回写的是乾元一年之事呢？许多理据中之最有力的一个就是——

　　第二十七回叙新园中众女儿首次大集会是举行“饯花”盛会，而彼日何日耶？雪芹特笔点醒：这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这样交代，在全书中实为惟一之奇例，所因何故下此奇语？知非泛泛之笔了。一查《万年历》，原来于乾隆元年丙辰这一张干支节气表上，赫然大书如下：

　　“四月小，二十六日庚寅……芒种”。

　　这可就令人惊讶而大悟了，这个特别的日期（除了时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雪芹的记忆中它是明白无误的。这一“饯花会”的类似事迹就发生在乾隆元年四月二十六那天。

　　但要答的问题还有：那次会为什么单单安排在这个日期呢？

　　消息透露的是：到了下一回书，五月初一日贾母等众多女眷齐赴清虚观打醮，张道士问及哥儿时，说的是，“前儿四月二十六”，庙里为“遮天大王的圣诞”做道场，要请哥儿来，怎么说不在家？

　　在此，又一次特笔复点这个“四月二十六”，而且带出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奇怪“大王”的圣诞来！此又何义？如不解答，则读“红楼”又有什么意味可言？岂不成了废话连篇？

　　这就是，雪芹惯以“假语”记“真事”，半庄半谐，亦虚亦实——他说的原来是：四月二十六这天本是宝玉的生日。——怎敢如此说呢？

　　一条有力参证就在第六十三回“寿怡红”时，所写第一个送寿礼的，不是别人，还是张道士！

　　这是因为，清虚观本是府里的家庙。而至于家中所送者多是“一双鞋袜”（当时礼俗如此），正与第二十七回特写宝玉穿着新鞋（探春因此与之兄妹谈心，专为做鞋之事），为呼应之笔。

　　其实，雪芹的笔是十二分精细（而又“狡狯”）的：他在第二十七回，写宝玉生日全用暗示笔法，比如单单在此时冯紫英请他赴宴，而宝玉去时，单单在四个小厮中出来了“双瑞，双寿”二名——此二名在全书不曾复出，可知这全是为了特笔点出“瑞寿”的暗主题！只不过一般人读此等妙笔时不知寻绎罢了。

　　这也就是说明：雪芹如此用笔乃是为了暗写他自己的生辰寿日。

　　我如此立论，有说服力吗？

　　如谓并无说服力量的话，那就再请细看下列的一张年月节气表——

　　〔三〕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交替之际

　　我从康熙五十四年列起，因为有人主张雪芹是曹颙“遗腹子”，而颙卒之岁即康熙五十四年也。

　　此表列到《甲戌本》成型时为止。

　　面对此表，凡属不是矫情左性而真心寻求史实真理的学人，都会承认上文的论点——

　　雪芹在第二十七回特笔点明的四月二十六交芒种节，是乾隆改元那年的真实节令，而非无所谓的闲文戏笔。

　　〔四〕另一层重要意义的呈显

　　上面列出的这整整四十年的“芒种日期表”，粲若列眉，而其间一个突出的映入眼目的特异奇巧现象就是：在此四十年关键历史阶段中，出现了两次的“四月二十六芒种节日”，一次是乾元，一次是雍三！

　　凡是尚能晓知我们传统习俗的，都还记得，在一个闰月里出生的孩子，没有“闰月生日”可过，只能是以所闰之月份为生月，即如生于闰四月，就以次年的四月为此孩的周絊生日。这就十分明白：雪芹生于雍正二年，那年闰四月，所以只能把雍正三年的四月作为生月。在此，一个耀眼的“奇日”出现了——雍三四月二十六芒种！

　　这就是说，雪芹实生雍正二年的闰四月二十六，但当他过第一个生日，正值（雍三）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日！

　　于是，芒种节从此成了这位孩童（后日的大文曲巨星）的“生辰标记”。

　　换言之，雪芹一生对四月二十六正生辰当然不会忘记或“弄错”，但倘逢此日因故没有过得生日，他便会改以芒种节日作为寿辰（细心察考，甲戌那年适逢闰四月，所以有《甲戌本》（至少一部分）缮清定型，中含纪念寿日的意义。又如《庚辰本》第75回前，记云“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此似无关别义，乃一查《万年历》，是年五月初八日芒种节，方知“对清”缮本亦为祝寿之意。此种迹象，常人难晓，饶有意味。）。

　　只因此故，当他十三岁时，恰逢乾元的又一个“四月二十六芒种节”时，全家人（以及至亲密友）都大为惊喜兴奋，以为佳话异事！

　　加上乾隆改元这个重要年头，是曹家从雍正朝政治“罪家”得以翻身庆喜的一年（见《曹雪芹小传》），所以这年的四月二十六再逢芒种——自己的“双重生日”，雪芹的记忆永难磨灭。

　　这才是他在书中特笔记下这个“奇日”的原由。

　　由此，连锁贯通的一点就是——

　　雪芹实生雍正二年（甲辰，1724）四月二十六日，前后交互合推，已是昭然无复“挪移”的余地。

　　〔五〕雪芹逝世——癸未除夕

　　雪芹卒年记载，见于《甲戌本》首回眉批“壬午除夕，芹为泪尽而逝”一语。有人执此为主证，以为不可移易。

　　但四条反证，表明“壬午”为脂砚晚年误记——

　　（一）敦诚挽芹诗，作于甲申开年，为第一篇，明言：“晓风昨日拂铭旌”，足证“昨日”为癸未除夕，而非壬午。

　　（二）敦敏《懋斋诗钞》有“小诗代简”招邀雪芹到槐园赏花饮酒，作于癸未。诗有“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之句，是为雪芹癸未春尚健在之力证。（一种意见以为“壬午除夕”四字系此批上文之“纪年”结语，以下“芹为泪尽而逝”是另条起句。但此说难以成立（因所有朱批纪年署名皆另行低格书写，绝无例外，岂容将此批从中割断而读之）。）

　　（三）雪芹因子殇伤痛成疾，以至病逝，见于敦诚诗注。拙著早经考明：乾隆癸未，京师发生特大痘疫，儿童死者以万计。敦家即有因此而丧幼孩者三口。可为芹子何以病殇的有力参证。

　　（四）60年代，曾次亮先生从历史历法气象学的资料考明：敦敏邀雪芹于上巳前来赏杏花，此一节候只与癸未年春相符，而壬午年则相差甚多（杏花之开放不在此时）。

　　有此四点，足证脂批“壬午”是隔10余年后之笔误（我曾引及曹寅、郝懿行、龚自珍……均曾有过误记干支一年之实例，绝非罕见）。

　　结论是：雪芹卒于乾隆癸未除夕——二十八年之岁尾。（有一种意见，以为若承认脂批，即应承认整句，而不应否认“壬午”却又肯定“除夕”，云云。按此近乎强辩。盖干支多有误记出入一年（或纯系笔误）者，而人之卒于大年夜，断无“误记”之理。治学贵乎通情达理，实事求是，焉用强词巧说以为自是之计。

　　又，1992年通县出现伪造“曹癠墓石”，其左下角刻有“壬午”二字。此乃作伪者弄巧成拙之最大破绽（作伪者已由知情人在《视角》杂志揭露）。）

　　〔六〕雪芹并非天祐，天祐亦非颙“遗腹子”

　　曹天盩一名，见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其文云：“现任州同。”即此一句，便知天盩并非雪芹，盖雪芹从未有“州同老爷”身份品级的任何记载与传说（只有贡生、“孝廉”〔举人〕、内务府笔贴式的文字与口碑）。假若他“现任州同”，则必不出雍十三与乾九之间（《通谱》始编至刊成之时限），那么当时与稍后的敦诚、敦敏、明义、永忠、张宜泉、裕瑞、梁恭辰……诸家的诗文中必不会丝毫不留下直接间接的称谓或暗示（清制，州设知州，正长官也，综理全州政事；其下设州同、州判二副手，无定员。州同为从六品官，比之知县正七品犹高一层次，所掌者与州判分管粮务、水利、防海、管河诸职务（可看《清会典》或《清史稿》百十六职官志三）。雪芹若于乾九之前（实际上不过20岁之人）即任从六品官，亲友朋俦岂能无所指称叙及？可知全不符合。）。

　　拙著《红楼梦新证》增订本第51页所云天盩为雪芹之“兄”，系“颙次子”，全为《辽东五庆堂曹氏宗谱》所误，亟应纠正（按“五庆”谱之不可为据，我早于《曹雪芹小传》卷末《附注》中议及。后又于《曹雪芹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撰文指其十项问题，兹不复述。拙著《新证》，因当时条件，所遗缺点疏失不少；又作稿时双目已患重病，入院治疗中间，出院完成全稿时，已不能视看，由女儿周丽玲口读待决之问题，由我聆听决断口授书写；及校样核订时，也仍赖女儿一力代核（一日三班，整整力作41天，80万言千头万绪……）。在此情况下，更易出现疵误。当然学术著作质量得失不应委诸客观困难，但有个别人多年来批贬此书，甚至在一次会上公然宣称此书“几乎每页都有错误！”云云。在此略加申说（如他说我引明人著作《草木子》以证清代旗制乃绝大笑话，到处喧说。实则我引者乃邓之诚《骨董琐记》，现代人也，邓先生所引之《京师偶记》中转引《草木子》之语以为参证而已。这与我之“错误”“笑话”何干？请复验《新证》增订本第11页。是非自有事实在，有意诬谤，与学术已无涉，岂不可骇？）。）。

　　按《新证》当时误信“五庆”谱，竟谓《氏族通谱》为“误列元（玄）孙”云云，实则《通谱》所据为内府旗档，所云元孙世次，岂有差误之理？此应自检妄言之过，自误而又误人者也。

　　盖《通谱》收录，自曹锡远（世选）为第一代，以下子振彦，孙玺与尔玉，曾孙寅、荃、宜，元孙天盩——辈次井然，何尝有错？

　　元孙辈，取名皆排“页”旁，颙、癠属之。而“五庆”谱竟云“颙生天盩”，其谬可知！

　　既知天盩为元孙辈，则其本名亦必排“页”旁。于是，吾人乃得推知：天盩者，原即曹顺之表字，其经典依据出自《周易·系辞》十二，其文云：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

　　我们已经考知，寅字子清，宣（荃）字子猷，颙字孚若，癠字昂友，皆有经典出处——此为曹家高级文化门风的一个表现。倘若天盩是“耳孙”辈人，他取名竟犯其伯父辈“顺”名的暗讳，这在当时是绝对不许发生的大笑话，曹家难道反会有那种贻讥腾笑的不学之事吗？！

　　但近年来迷信“遗腹子”说者颇不乏人（包括我交好的学友），甚至有人耍弄手法，搬出一个“明监本”《诗经》，其中《信南山》“受天之祜”句误刊为“受天之盩”，于是那位“版本学专家”竟引为“根据”，硬说此即可证雪芹（癐）为颙“遗腹”云云。此种非学术的怪现象，也迷惑了不少人，受其欺蔽（参看《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三期拙文《还红学以学》）。故必须予以揭露，庶几真妄之别不致长久淆乱（该专家的理由是，既然“受天之盩”“既既足”二句皆为《信南山》经文，所以曹癠即“天盩”云云。但经文本是“受天之祜”，绝无“盩”字在内——“明监本”之古笺注亦明言“音户”（即“祜”的注音），与“盩”何涉？！很巧，该专家正是到处喧称拙著“几乎每页都有错误”之人（他校的一部古典小说某某“全传”，却正是学界曾为之骇异的错误百出、不能再版的“版本”）。）。

　　于此，也连带可悟：假使雪芹“即天盩”，当生于康熙五十四或五十五年颙卒之后，那时根本没有什么“四月二十六芒种节”的历象，然则他书中特笔，岂不成了无聊的废话？谁能点头呢？

　　〔七〕芒种的重要取义

　　雪芹生于闰月，要定这位奇婴的生辰月日，例须以次年周絊为准期，而此日适逢芒种令节，于是芒种遂成为他的“初度节令标记”，一生中凡遇芒种日，他都会感到有其特殊的家世的、文化的、命运的多层意蕴，因而有时就径以芒种作为寿日。

　　此情得明，方知雪芹在乾隆元年的四月二十六日又巧值芒种，真是难以想像的奇情异致，这使他惊喜而难忘，方用特笔写进了第二十七回的“饯花”盛会——并诙谐地说成是什么“遮天大王的圣诞”！（按此盖暗从《西游记》的“齐天大圣”一名得思萌趣。“红楼”与“西游”的“脱化”关系，参看拙著《红楼艺术》第四章。）

　　但我们正是在芒种“饯花会”这个关目上，需要研索领会雪芹的寓怀本旨。

　　考雪芹之令祖曹寅自署别号不一，其传世墨迹之条幅，即曾署“西堂埽花行者”（见《新证》对印之书影）。这儿已经透露了他们祖孙世代门风家学的“文采风流”而又含义痛切的一条大脉络。到了雪芹这里，此念更是十倍地痛切深剧了——即，他自己觉得：我之生，殆为群芳万卉饯行而来，我一生的使命，是要向花神送行，向三春饯别！换言之，“自我生之后，便已到‘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之时节与运会了！”

　　这番意义，有十二分强烈的悲剧性的质素在内——不但为雪芹的生平际遇定了主调，也为他的小说定了主题——

　　“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

　　“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

　　“花落水流红！”

　　“三春去后诸芳尽……”

　　这也就是到了第六十三回，大题特标“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的真本旨，是为全部大书的一处点睛之笔！

　　正是在这回书中（书到“七九”之数，一大节奏关目，参看《红楼艺术》第十七章），特写麝月掣得的花名酒筹是“开到荼硃花事了”——而这签上注明的也正是——

　　“在席者各饮三杯——送春”

　　这就是给“饯花”再作（最后）一次盛会，从此家亡人散，花落水流——残红遍地，只有宝玉一个，首次收拾落英，撒向“沁芳”之流水了——！“沁芳”何义？正复是“花落水流红”的变换铸词也。

　　饯花——葬花——送春——沁芳——悼红

　　这贯串着一部大书的血脉精魂，亦即雪芹自谓“大旨谈情”真义所在。

　　这是中华文学史上（也是思想史上）的最极崇高、伟大、悲壮、弘丽的一部著作，其主题就在“芒种节饯花会”一章书上全盘托出点醒。

　　到此，自然必须说明一句：上列从饯花到悼红那一贯串通部的大主脉，就借花为喻，以写最广大的女性人才的处境、遭遇、命运、结局，展示了雪芹的最痛切最圣洁最崇伟的妇女观——这在他那个时代是难以想像的精神灵智的特高境界（可叹的是程高伪续把他的思想心灵歪曲篡改成了一种庸俗的“哥妹爱情不幸”的俗套小说）！

　　由此方知，考定雪芹生卒，并非无关宏旨之细事，本文粗陈梗概，为雪芹本怀真面略加揭橥，供学人思议。

　　〔八〕剩语

　　本文考证雪芹生卒月日，有一特点，即所有诸端，都是相互勾连，连锁呼应的，而不是孤立的单文孤证的方法与内容；真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论证上，立，是全面的建立证成的——故若想要破（质疑反驳），也必然会涉及到这个连锁的课题特色；若有对于某一点一端的反议之时，就必须要从全局所有关键节目点上作出相应的连锁反证与重建新证，——我的意思是在于说明：雪芹的生卒年月日时的考论，并不同于一个一般性的文史考证题目，它是决定于《红楼梦》（不指程高伪续本）的笔法特点，而又反映出全部精神命脉的真正根源，包含着巨大而丰富的历史内情与文化厚积。它是悲、伟、美的奇迹综合表象，达到了中华文学史上的一个难以企及的特高峰巅。（在南方某地，有一家论者，认为我们对雪芹的评价是“无限拔高”。寻其立论的原因，正因他大赏高鹗的“伟大”（据说超过了雪芹），亦即其认识水平仍未能超出“爱情悲剧”式的俗套，所以对于更高层次的理解在他心目中便是“拔高”了。此例具有代表性，表明了“红学”的歧见并非文艺范围的仁智之分，而是文化大层次上的精神境界上的以及文化素养上的差异问题。）

　　丙子二月上浣小恙中草讫

　　〔追记〕

　　本文排妥后，不便变动版面，今将撰写时遗而未备之点补记于此。

　　（一）雪芹至交敦家弟兄，每以李贺比拟雪芹，至挽吊之时，亦重言“牛鬼遗文悲李贺”之意。盖兼以李贺年寿最短而喻雪芹之亦不享年。倘若雪芹真活到“四十八九”，则李贺之比拟便不贴切了。可以佐证雪芹绝未接近“五旬”。

　　（二）从本文所列节气表而细察，雍正六年芒种在四月二十八日，与二十六相差最少，而是年正是曹癠抄家逮问枷号治罪之时也。此对雪芹少小时之记忆必极具深刻印力！又如本文提出乾十九甲戌之芒种为闰四月（与雍二复同），而“十年辛苦不寻常”之写作，上推约当乾八、九之时，令人惊异的是：乾八芒种为闰四月，未时；乾九芒种则为四月二十五，相距雪芹生辰仅一日。俱不偶然。此一考证所显示的诸端内蕴，可以供与关心“红学”的人士参考——盖一种意见认为“红学”应该研究“作品本身”，“回到文学上去”，别的都是“错了”的。此种看法至今还影响着许多人，尤其青年一代。殊不知把“作品”孤立起来的思想方法，就是对待一般小说也无法“研究”，何况论到《红楼梦》这样一部“自叙”“自况”特殊性极大的“作品”，把它放在“真空”里，时代、家世、生平一切背景不知不晓，而以为这才是“红学正路”，这难道却是最明智的理论与实践吗？

　　按第二十七回宝玉探春兄妹谈心一段文字中，话及鞋时，宝玉已明言“你提起鞋来……那一回我穿着，可巧遇见了老爷……我哪里敢提三妹妹三个字，我就回说是前儿我生日，是舅母给的……”此已明白点醒“生日”一义。

　　又按，第二十八回紧接叙述冯紫英设筵（祝寿），即有一条眉批云：“大海饮酒，西堂产九台灵芝日也。批书至此，宁不痛乎！壬午重阳。”

　　此批何谓？盖产灵芝之日，即喻雪芹降生之日也。如《汉书·武帝纪》：“元封二年六月，甘泉宫中产芝，九茎连叶。”即所谓九台芝也。灵芝一名寿征，一名寿潜，故与祝寿贺辰相关。此则批书人因书中暗写生日而感叹旧情，十分清楚。（其实“冯紫英”一句亦由灵芝之“紫茎黄盖”而构想萌文；如宋有词人周紫芝，即同义也。附说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