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一 从哪一件事说起？

　　14世纪正在结束、15世纪还刚开始，大明帝国建立了才三十年过一点，便发生了一桩不算小的事件，那就是建文帝被“靖难”兵赶走，方孝孺不顾“夷十族”的威逼而坚持要大书特书的“燕贼篡位”。这位“燕贼”（燕王朱棣）于1402年夏历六月在京师（今南京市）作了皇帝；可是父老世辈流传的口碑中，他始终是“燕王”。“燕王扫北”，是豆棚瓜架之下常常提起的古话；北方不少的人家都知道：“我们的老祖宗是跟着燕王来的。”

　　燕王永乐改元（1403）的开年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封国北平府命为北京，稍后便设留守行后都督府行部，置尚书、侍郎、六曹等官，这是新皇帝的“行在所”。由前一年九月，以“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平，赐之钞，复五年（豁免头五年的赋役）”为始，本年八月接着便又“发流罪以下垦北京田”，并“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从此，一场包括罪人、贫民、富户、地主、各阶级阶层的大移民开始了。

　　移民的序幕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揭开的；而本来僻处边疆的北平府一旦变为第二政治中心——而且日益显明即将成为新首都，它的经济地位自然相应地逐步上升；在官方发动的移民运动影响下，便有无数贫民从四面八方自动自愿地流向新京师及其附近地区来，想在此寻求更好些的生路。由这时起，经历着中间的屡次“北巡”、“北征”，直到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前后，这二十多年的大段时期内两种不同性质而又不无互相关系的移民，实际陆陆续续，未尝断绝。对于当时北方经济的发展，这曾是一个重要促进因素。

　　东北边疆的复杂情况使燕王不能不非常注意加强措置。紧继改北平为北京之后的另一件事就是以保定侯孟善镇守辽东，稍后便又以平江伯陈絋、都督佥事宣信充总兵官，督海运每年运粮四十九万石饷辽东、北京。辽东，当时的具称是辽东都指挥使司，这都司的区域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北至开原，南至旅顺海口，治所设在定辽中卫，就是现在的辽阳市。全都司共设有二十五卫，在行政上隶属山东布政司的系统；是“九边”地区之一，实为明国、朝鲜、蒙古、女真（满洲）接壤交会的地带，那情势的复杂，地位的重要，不言而喻。及至燕王起了要以北京为国都的念头以后，辽东于是形成“肘腋”重地，其重要不啻视前倍蓰，因而他之出力经营东北边事，自然更要超他父亲明太祖而过之了。

　　永乐元年，他先派邢枢到奴儿干（今黑龙江一带地方），去“抚视”江流南北；随后又以兵威相辅，乘机夸耀军容，从辽东都司到奴儿干，沿途置驿站四十余所，以便军行；又在吉林建立大造船处，以备以松花江向黑龙江下游运送兵士。元年冬天（一说次年），便在三姓地方（今依兰，在牡丹江、松花江会流处）设立了建州卫，而以在奴儿干之役出力有功的女真酋长阿哈出为卫指挥使，赐以汉姓汉名。九年，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口。八至十年之间，又设立建州左卫于斡木河（清人称为俄朵里，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东北部咸镜北道之会宁），而以另一女真部落酋长猛哥帖木儿为卫指挥使。这之前，又曾在四年三月于开原、广宁二地分设马市三处，其中开原南关一处，专以接待女真人前来进行贸易。所有种种措置，都不外是要凭这些手段来镇抚、羁縻女真，借以巩固边防的意思。

　　这位建州左卫猛哥指挥，就是清代官书所称的“都督孟特穆”，后来追尊为“肇祖原皇帝”、清统治者的老祖宗。据爱新觉罗氏自己说，由“肇祖”下传，七世而至奴儿哈赤，成为雄图大略、一鸣惊人的清太祖。

　　燕王万万想不到，就是这位经他“御口亲封”的小小一位边远的卫指挥，其子孙后来竟然占了他费力篡夺、经营的统治宝座。他更万万想不到，他出意计划的南北移民和建州左卫两件设施，正远远地但是密切地关系着我们的“只立千古”的小说家、《红楼梦》的伟大作者曹雪芹的许多事故！——要不然，也许我们这工夫就还没有空闲来提他们“明祖”“清祖”这些老账哩。

　　二“将军后”和“辽阳一籍”

　　曹雪芹的好友敦诚，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秋天寄给雪芹的一首诗中说过这样几句话：“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曹将军，本指画家曹霸；“无乃将军后”的疑似语、点缀话，我们自然不必认为它是在暗示着什么具体史料线索。但敦诚无意中的“将军后”这三个字，却是“歪打正着”，“幸而言中”了。

　　话说北宋开国之时，有一位著名的良将，姓曹名彬，字国华。赵匡胤取得中原之后，江南半壁天下还在那位能写“春花秋月何时了”和“帘外雨潺潺”的李后主掌握之中，后来就是由曹将军打下来的。他本是真定灵寿（今河北省正定县西北的灵寿村）人氏；封鲁国公，卒后追封济阳郡王，谥武惠。由曹将军第三子曹玮四传到一位名叫孝庆的，在南宋时官知隆兴府（今江西省南昌市），因此就落户在宦地，卜居在府东南的武阳渡（一名辟邪渡）。灵寿曹氏成为南方人，在武阳遗下了这一支派。

　　再表燕王作了皇帝，设立北京；虽然那还只是创立“行都”的名义，虽然他之由南京迁都北京竟然迟至永乐十九年才见实行，但他决意迁都的计划却不是很晚才有的。永乐四年闰七月，就下令于明年五月兴工修建北京宫殿。他派出尚书宋礼、侍郎师逵等许多人分赴四川、湖广、浙江、山西等地去采办大木料，包括有一位名唤古朴的，是派往江西的专员。同时又命陈盽等人办理砖瓦；征天下工匠，选在京诸卫及河南、山东诸处军民，赴北京供役。这件事的大事铺张，人使四达，工料纷驰，对民间的骚扰可以想像而见。不过从我们此刻的注意点来看，却也刺激、助长了正在进行的移民运动，使遥远地方的更多的人民加入到这支移民大队中来。永乐六年六月，诏北京“流民来归者，复三年”，这是对他们加以安置、救济的一个例子。

　　江西武阳渡的曹孝庆，四世传至一对兄弟，长名端明，次名端广。在大移民的风气之下，兄弟双双渡江北上，要到北方来“发展”。他们早已忘记了京西灵寿老家一带，却流落到京东三百里外的丰润县去。长兄后来决定留在丰润，在咸宁里八甲落户了。可是不知什么原由，二弟并未一同留下，却又单人独骑、担筐荷篓地走向关外——远远地跑到铁岭卫去了。

　　铁岭卫在开原城西南，两地相距不远，常常连称“开铁”。这是辽东都司北面的极边；再往北，那就是“野人”们采猎生活的地带了。黑龙江虽然已设奴儿干都司，但在当时就不能常保安全，后来日益废弛；到明英宗正统初年，乃不得不将奴儿干都司撤回，其都司同知就退守铁岭卫：可见铁岭实是明朝东北边境的第一道防线。那地方“好玩”吗？且不说别的，单说一点就明白了：那时候铁岭是当作充发罪犯的最穷荒边远的地区之一。例如正统九年太监王振怪罪御史李俨应对不跪，下之于锦衣卫狱，谪戍极边，那戍所便是铁岭卫。

　　曹孝庆的五代孙端广，不远千里由江西而来，不在好地方落户，竟然会想到这样一处所在去“卜居”。这事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是属于最下层、极端贫苦的人民中的一个。前面说哥哥“决定”留在丰润，弟弟“想”到铁岭，恐怕说得太“词令化”些了，实际多半由于他们是穷汉，不过是被官府分发到京畿、东北去作开荒垦业的苦农罢了。

　　真是光阴易过。自从曹端广流落辽东，转眼就是一百五十年。这时大明皇帝，传到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建州左卫猛哥的后代奴儿哈赤降生出世。在奴儿哈赤二三十岁的期间，铁岭曹氏生有一个七代孙，名唤世选（后改锡远）。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奴儿哈赤即位于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附近），“黄衣称朕”，建元“天命”，国号后金。两年后，以“七大恨”誓师，向明国开了火。明加征“辽饷”七百万，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集兵聚费，于次年三月，倾全国之力，号称二十四万大兵，四路出师，大举攻金；而五日之间，全军败覆。四月初九日，奴儿哈赤选骑兵千人，入铁岭境，掠得人畜一千而归。六月，金兵克开原，七月，陷铁岭。正如八年前建州叶赫部贝勒金台石、布扬古的预料所说：“扈伦四国，满洲已灭其三，今复及我；其意即欲侵明，取辽东以建国都，使开原、铁岭为牧马之场矣。”曹世选这时正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好小伙子，遂为金兵俘虏，分给王贝勒作了奴隶。又两年之后（1621·天命六年·明熹宗天启元年），金兵又攻下辽、沈，迁都于辽阳。这也应了当时谣谚说辽东总兵李如柏（他娶了奴儿哈赤之弟素儿哈赤的女儿为妾）“女婿作镇守，辽东落谁手”的话。从此，铁岭的曹世选就跟随满洲“主子”和他们的眷属移居于辽阳城内。

　　曹端广出关定居铁岭，是永乐初年的事，相隔二百五六十年，到康熙六至八年间（1667～1669），亦即金国迁都辽阳以后的五十来年，长房端明的九代孙曹鼎望在为《曹氏重修南北谱》工作时，已然得知“卜居于辽东之铁岭卫”的那一派已经是“辽阳一籍”了。修谱时，端广支系的九代孙、雪芹的曾祖曹玺，正在江宁作江南织造郎中。曹玺的父亲曹振彦，官至浙江盐法道，那官书上记载他的籍贯正就是“奉天辽阳人”。

　　曹彬将军当日共有七子：璨、紻、玮、紼、紽、紾、琮，后裔满天下。说也奇怪，那硬被马絀章、寿鹏飞、景梅九等人派为“红楼梦作者”的上海曹一士（康熙十七年生，乾隆元年卒），也正是“武惠王后”。我们还知道明末和农民起义军死作对头的山西大同曹文诏、曹变蛟叔侄二将，和丰润、铁岭曹家也是族人。他们的时代都相接不远，而各人的身世遭际和作为，却是多么异样悬殊啊！曹文诏，先是“从军辽左”，后来和起义军打了一辈子硬仗，结果如螳臂当车，被围自刎了结。曹变蛟，所不同于他从父文诏的，是末后随洪承畴出关抗战，被满洲兵围困松山，被执见杀。曹世选，则沦为异族侵略者的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可是，由他这里却孕育了一个奇辉异彩的文学史上的伟大事件，伟大人物。

　　三 正白旗满洲

　　大诗人李太白在《战城南》乐府篇中写过八个字：“匈奴以杀戳为耕作。”这真是一句惊人的奇语！然而其所以为大诗人，正在于不是为奇而奇，而能在奇中道着了事物的真象。

　　我国古代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边疆部族统治者，在内侵战争中，多有嗜杀的。明代满洲兵，就是一例。

　　有一位辽阳生员杨某，顺治十七年总督松江，和无锡进士刘果远会饮，时正演剧，酒酣，杨总督忽然拍案大呼：“住，住，板错了！”刘乃诧问：“老总台也精通音律吗？”不料总台答道：“我这条命还是仗着这一着保住的呢！”于是杨讲给刘听：满兵初破辽东时，恐怕民贫思乱，先拘贫民尽杀之；又二年，恐怕富民聚众致乱，又拘富民尽杀之。惟有四种人不杀：一皮工，能作快鞋的；二木工，能作器用的；三针工，能缝裘帽的；四优伶，能唱汉曲的。但遇念书人必杀。那时杨是秀才，闭户读书，面颊肥白，被满兵逮住，问他：你是不是念书人？杨忙说不是，是唱戏的。结果伪装着唱了一段“四平腔”，算是刀下留情——而由此却作到了总督。

　　这事，据明泰昌元年（1620）姚宗文奏疏所说：“（去岁）六月失事，焚掠太惨，村屯一空。”以及清·天聪五年（1631）大贝勒代善之子岳托回答祖可法的质问时所说：“杀辽东民乃太祖时事，我等亦不胜追悔！”又次年岳托奏称：“先年杀辽东、广宁汉人，后复杀永平、滦州汉人。纵极力暴白，人亦不信。”则两造对词，可无疑问。那幸而被留供役的，也是凌虐甚苦，单看天命六年清太祖训谕诸贝勒等：“尔贝勒诸臣若骄恣不逊……凌侍从，虐仆隶，则禄不保。”也就可知消息了。

　　这些幸运者，不外是因保存技工，补充采猎农耕劳动力和供杂役给使而留下的，后金满洲贵族把这些人和牲口并称为“人畜”，算作俘获资产的主要部分而按等分配，精能壮健的归最高级的贝勒（义为“支配者”）诸人享用。每获一个重要地方，常是论功行赏三日或五日。

　　当然，当他们知道了劳动力之可宝贵而不应屠戮时，俘虏就变成了侵略战争的主要和首先的目的，他们自己不农耕生产，却以战争为“经常职业”，就是为了掠夺包括“人畜”在内的生产资料。天聪七年皇太极（清太宗）向贝勒大臣征询国策时，萨哈磷和楞格哩就都主张先向明国进军，夺取俘获，第二步再图土地；而明国的辽东经略熊廷弼早已有“辽左今日之患在无人”之叹了。其后摄政王多尔衮率兵入关时，也曾明白表示：“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为俘掠而行。”这，不是有点儿像李太白所说的“以杀戮为耕作”吗？

　　曹雪芹的祖宗曹世选在屠铁岭时被俘，是凭什么本领而“留用”的，则不可知。这一等人的命运异常之悲惨，人身、生活、一切，全失自由，鞭打、穿耳、贯鼻和割脚筋的恶刑，是家常便饭，还有随时被处死的可能和为“主子”殉葬的义务。不知可是有意是无意，曹世选的重孙曹寅，在他的《续琵琶》《制拍》一折借蔡文姬的口中而写出一支深痛的《风云会四朝元》的曲子：

　　胡羌猎过，围城所破多。斩截无遗，尸骸撑卧。妇女悉被掳。又长驱西去，詈骂难堪，捶杖频加，号泣晨行，悲吟夜坐。——欲生无一可！盩！彼苍者何辜，生长中华，遭此奇厄祸？……

　　每读至此，真觉不啻是为他的先人们的苦难而作的写照和控诉了。是全由他想像而云然吗？还是在他们这种人家不乏此等世代传述的惨痛回忆呢？

　　彼苍是无知的，问也无益，曹世选终于被编入了满洲正白旗，成为包衣旗下人。

　　包衣，本是满洲语，对音为“波衣”，意思是“家的”“家里的人”，就是奴仆。至于曹家所隶的正白旗，旧时竟被错为厢蓝旗；满洲呢，起先有人说是“错误的”，该是汉军；后来又说不管满洲也好，汉军也好，“但本为汉族并无问题”。这些人似乎以为“旗籍”只是和“族别”差不多的东西，好像说，既已知是汉族，则辨旗岂不多余？他们不大知道，最早期的满洲八旗是满、蒙、汉三族合编，旗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更都要由旗籍来决定，要了解旗人，得先考查他的旗籍才行。

　　汉军，在满洲本叫“乌真超哈”，意思原是“重军”。汉军为什么反是重军呢？这就要明白最初满洲军队中的汉兵是和“红夷大炮”紧相关联的（红夷，明人本以指荷兰，又误以混指葡萄牙，明之大炮乃葡人所进献。清官书则讳“夷”改“衣”）。原来满兵自开、铁、辽、沈节节得志之后，首次在宁远役中遇到挫折，奴尔哈赤竟至受伤殒命；接着皇太极时代在二次宁远战役及遵化、永平等役中，也是屡遭伤亡失利：这都是“红衣”炮给只凭骑射胜人的满洲兵的绝大威胁。永平役后，满洲设法招致明军炮工炮手王天相、窦守位、刘计平、丁启明、祝世荫等人，才能铸造“天祐助威大将军”（当时炮都以“将军”为名），成为明清火器威力间对比的一个转折点。皇太极至极重视，于是始编汉兵（尚无“汉军”之名），专掌炮火，议定出征时每固山（旗）都有随营红衣炮大将军，共四十位，有关事项悉命额驸佟养性管理。这还只是满洲兵旗内的汉族兵而已，事在天聪五年六月。正式将汉兵拨出，编为独立旗，则是晚至天聪八年的事，以“旧汉兵为汉军”，黑色为旗帜。这才是“汉军旗”制度的开始。后来的明降兵、汉奸军队，都一律另编汉军旗籍。——这和早年被俘作“家里人”的包衣汉奴们，更是纯粹性质不同的两码事。试问，把曹世选硬派归“汉军旗”，可有什么道理？

　　内府三旗汉族包衣和八旗汉军人有根本的区别：第一，从历史讲，有如上述；第二，从隶属讲，一隶满洲旗，一隶汉军旗；第三，从政治讲，前者仕途均与满洲相同，経升九卿，亦占满缺（惟中进士分部院观政，与汉军同，那已是清代中叶以后不明本来制度的错误）；第四，从礼俗讲，八旗汉军祭祀，从满洲礼者十居一二，从汉人礼者十居七八，内务府汉姓人（注意：不称为“汉族人”），多出辽金旧族，如满洲礼者十居六七，如汉军礼者十居三四耳（《听雨丛谈》卷六）。其汉人年久满化的程度可见；第五，从阶级讲，较早期的汉军平时是农奴身份，尚有可以出旗为民的规定，而三旗包衣是世仆奴隶，都是“家生子”，永无放赎之例。这样不同的两者，却被某些研究者看作和“旗别”等尔或根本用不着辨别的东西了。

　　正白旗，就是整幅不破色的白旗，“正”读上声，是“整”的简体字，正如“厢白旗”是“镶白旗”的简写一样（白旗镶红边的意思）。这整白旗，事故可多呢。

　　旗絍的颜色，本是出猎行围时各军地位之分别的标记。当中是中军，设立黄，叫做“围底”；左右是两翼，分设红白二絍，叫做“围肩”；两翼的末端，各立蓝絍，满语叫做“乌图里”，我们可以称之为“围端”。不消说，四色中自以黄为最重要，最尊；红白次之；而蓝为下。管围者，皆王公大臣领之，两乌图里则只由巴图鲁侍卫率领而已。

　　由这演而为满洲原始的四旗军制；后因繁衍，才扩为八旗。而八旗，则成为八家贝勒的领军，拥为实力，互相雄长。除黄旗例为“汗”（最高酋长）所有外，另三色的位次和其重要性的区别则时有变化，最后并逐渐泯而不显了。天聪改元的前夕，议定总管、佐管、调遣等大臣时，那八旗次序是：正黄、厢黄、正红、厢红、厢蓝、正蓝、厢白、正白。——正白旗地位居于最末，已与最初不同。可是到顺治元年以后的情形，又与此大不相伴了，那次序变成：厢黄、正黄、正白、正红、厢白、厢红、正蓝、厢蓝。蓝旗复归于最末；而正白却又一跃而居第三，——这就是正白归入“上三旗”的缘故了。

　　满洲统治者内部之间，明争暗斗，你抢我夺，那矛盾是极为热闹的，从奴儿哈赤杀弟素儿哈赤（舒尔哈齐）及长子褚英为始，一直未有停止过。皇太极杀兄正蓝旗主莽古尔泰，于是正黄、厢黄、正蓝三旗的实力都归皇帝一手掌握，这是所谓“上三旗”的形成由来。至于其中正蓝后又变为正白的缘由，就又牵涉到“九王”多尔衮的始末。

　　原来奴尔哈赤受伤致命，临死前并未有遗命叫第八子皇太极作皇帝，相反，倒是意在于幼子多尔衮；但多尔衮，其时年仅十五，无力争雄。多尔衮和兄阿济格、弟多铎，是同母所生，三人恰又同为父亲所爱，因而母子们遭到嫉妒；皇太极谋得了帝位，竟将这位异母大妃逼死殉葬他父亲。由此种下无穷的事因。

　　素儿哈赤之子阿敏，是二贝勒、厢蓝旗主。天聪四年六月，宣布了他十六款罪状，免死幽禁，将家产人口扫数给予济尔哈朗。这济尔哈朗便是后来和多尔衮一同辅佐顺治的二摄政中的郑王。天聪六年十二月，莽古尔泰以“叛逆”罪被诛，由是正蓝旗为皇太极吞并。至此，天命年间的“四大王”势力，渐趋集中，所余正红旗主大贝勒代善，因拥戴不争之功而见留。再次，厢红旗归岳托，正白旗归多尔衮，厢白旗归多铎：这三人是较后起的“四小王”之数。

　　多尔衮的地位越来越变得重要，他的白旗兵成为一支最充实最有战斗力的大军，多立首功；入关以后，名为摄政，实据帝权，封为“皇父”，炙手可热。弟弟豫王多铎握兵柄，是统一江南的主帅；明末清初的南方人，提起这位贝勒爷的名字，真是谈虎色变。多铎故后，厢白旗亦归于多尔衮掌握；他又从年轻的顺治手中将正蓝旗强索过来，集三旗大兵于一手。曹家原是他的“家里人”，曹世选的儿子曹振彦，凭着这“九王爷”的“余荫”，已经有了“功名”，获得了“出身”。

　　九王因贪求女色，不谨致疾，顺治七年十二月死在喀喇城。次年正月，尚在被追尊为“成宗义皇帝”。不料到二月中，全案变卦，削夺封典不算，而且获罪籍没家产，党附者悉遭重祸。其罪状之一就还是“擅自诳称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之即位，原系夺立，以挟制中外”的老账。——他们这种老账有时要算下好几辈去，例如上述被杀的褚英，他的孙子苏努，在康熙四十七年还被皇帝诘问：“苏努自其祖相继以来，即为不忠……伊欲为其祖报仇，故如此结党败坏国事！”隔代的人，竟把这种关系弄得这般清楚，他们内部矛盾是如何深刻尖锐、错综复杂，不难想见。

　　多尔衮既病死势败，顺治皇帝才将正白旗从他的嗣子多尔博（本多铎之子）手中收为自己的实力，从此，两黄和正白永远成为“上三旗”的定制，而上三旗的包衣由是构成内务府全部人员。曹家正是从多尔衮的家下而变为皇帝的奴仆的。——若是“汉军”，怎么入得内务府之门呢？

　　曹振彦顺治七年开始作山西吉州知州了，这无疑还是皇父九王的威势所系；只是他从此升大同知府、浙江盐法道，直作到顺治十五年，未有波折，这现象颇值得注意。不过白旗和黄旗之间的矛盾并未就此停止，后来还有余波发展，而且曹家也与有关系。但有一点：假如不是曹振彦的儿子曹玺在顺治十一年就已成了皇三子玄烨（康熙）的“嬷嬷爹”（乳公）的话，那他们家的整个历史也许是会全部改观的。

　　奴尔哈赤爱子三人中，阿济格居第十二，封英王，就是曹雪芹好友敦敏、敦诚的祖宗；多尔衮居第十四，封睿王，就是曹雪芹的祖宗的“主子”。他们之间，也可以攀个“老交情”吧。

　　四 二十四衙门——十三衙门——内务府

　　要谈入关以后的曹家的许多事情，都离不开内务府；要了解内务府，还得了解一下明代太监；提起明代太监，可是说来话长。

　　却说奴尔哈赤，自从宁远兵败，重伤而殁，一代名酋，九原赍恨；皇太极拾此残局，那情势颇不乐观。“世为大明守边”的建州女真，到此已和明朝成为仇国，境内经济价值极高的那些特产如东珠、人参、紫貂、玄狐、猞狸狲等等，输出途径全然断绝，而倚赖明国输入的各种生产、消费必需物品，也一概无着；更严重的，还有农产问题，粮谷奇荒。这时满洲单是军兵已拥有十五万之多，一旦乏食，恐慌可想，还谈什么厉兵秣马、拓土开疆？就是想往外再求发展出路，以解困境，无奈山海关防线巩固，面对着能使“胡人胡马无数腾空乱堕”、能使“数里之外东人（清兵）狂奔不止”的红衣大炮，实又束手无策。当此之际，纵非途穷日暮，也是可兴可衰。假如明朝看到这一点，好自为之，那大局也许正难逆料。可是明朝岂足以言此？

　　奴尔哈赤之后，皇太极继承统治了十七年，清国度过难关，日益强大。天启皇帝之后，崇祯帝也继承统治了十七年，明国疽毒遍体，腐烂而亡。那最后一幕，是吴三桂“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竟向清国九王“效秦庭之哭”。这一着，正中多尔衮下怀，就在顺治元年四月二十二日率领白旗大兵先行入关。五月初二，直抵北京，明臣文武人等迎出五里外，由朝阳门进城。那伙太监们，则特为抬了大明皇帝的辇驾卤簿来，请九王乘用，径入禁内，在武英殿接受朝贺。——于是大清帝国就此“奉天承运”“定鼎安民”。而曹世选，随着九王爷，也由“包衣老奴”一跃而成为“从龙勋旧”。

　　崇祯年间，江淮一带有一首童谣，说道：“朱家面（明朝），李家磨（闯王），做得一个大馍馍，——送与对巷赵大哥（满人自己当中有‘觉罗姓赵’的传说，故此称之为赵大哥）！”这显然并非就是代表人民的观点和感想，但也说明了部分历史现象。入关以后的“赵大哥”，常和南明的士大夫为争“名份”而打一种“嘴仗”。清兵篡夺了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革命果实，占据了中原华夏，却以“仁义之师”自居，振振有词地表示：“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明人则也并不客气地揭破多尔衮所谓“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的本心不过是“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清人指责南明是“乘‘逆冠’稽诛，王师（清兵）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而在明人和后世人看来，这“坐享渔人之利”——或坐享“大馍馍”的，倒不是南明，恰好是清国。

　　这个问题临到当时史论家的笔下，就成为明朝到底是“亡于‘流寇’”还是“亡于‘建虏’”的问题。例如有人说：一时迎降恐后者（地主汉奸们），以‘寇’为先帝之仇，清能为我灭‘贼’，非我仇也。嗟乎！‘贼’之发难，以何事起？——天下嗷嗷，皆以加赋（“辽饷”等重税）之故；然加赋于何年？皆以东人发难也。那意思竟是要追究全部责任而加诸清人头上。说实在的，这却未免有点冤了。

　　明朝到底亡于谁？——亡于它自己，亡于它自己的透顶出奇的腐朽，腐朽得稀烂糟。

　　这个统治集团的腐朽现象是五花八门的，而最具“特色”的，则要推“阉祸”（因此，也有人说，明亡是“亡于宦官”）；阉祸之中，又以魏忠贤、客氏的“逆案”尤为出类拔萃，那真是“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一点也不错。

　　明代的太监们，本来分布在“司礼”等十二监、“惜薪”等四司、“兵仗”等八局，号为二十四衙门。可是他们实际却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呢？借引毛主席的话：“彼辈不注意敌人而以对内为能事，杀人如麻，贪贿无艺”，“使通国之人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者，无过于此辈穷凶极恶之特务人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718页）。今天的我们，要想从揣摩、想像中而寻求一个活的明代太监形象，实是太不容易了。《法门寺》里的刘瑾，让好角演来，倒还可以“活”起来：“……自幼七岁净身，九岁进宫，一十三岁，扶保老王；老王驾崩，扶保幼主正德皇帝登基，明是君臣，暗如手足的一般；多蒙太后老佛爷十分的宠爱，封俺义子螟蛉乾殿下，外加‘九千岁’之职！内管三宫六院，外管五府六部十三科道，执掌生杀之大权！”不过，这只是卖弄其“来头”和“了不起”，表示意满志得而已，至于他们的可怕、可恶、可恨、可杀，在这出戏里那是连万分之一也看不到的。我们有时想到，“创造”十殿阎君、十八层地狱种种“形象”的那位“艺术家”，他的想像，残忍、丑恶得可说到家了；可是要和明代的“厂臣”来比，则这位艺术家的想像力简直还是太初级、太薄弱，十殿阎君太“善良”、十八层地狱太“写意”了。

　　不知是真是假，据说在天启初年，就有一位道人在长安市上高唱两句歌词：“委鬼当朝立，茄花满地红！”委鬼，暗隐一个“魏”字；茄花，谐音“客花”（客姓，北音读作“切”，和“茄”字音近）：这指的就是魏忠贤和客氏一对。听听这，那妖孽味儿已是十足。

　　清兵攻下开铁、人民惨遭屠戮焚劫以致“数百里无人迹”——也就是曹世选被俘为包衣奴隶的那第二年，九月初六，朱由校继登大宝（天启帝）。他和他那雄才大略的祖宗燕王一上来就立北京、设建州卫的作风迥不同科，他在即位的第十五天所作的一件事却是：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太监魏进忠（后来才改名忠贤）为锦衣千户。而同时，言官顾眎、冯三元、张修德、魏应嘉等正在纷纷攻击那位努力规复边疆、使敌从不敢轻动的辽东经略熊廷弼，终至罢斥，换上了袁应泰（他一接任，辽沈马上就陷于清手，事局大坏）。——这就是“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哲皇帝”朱由校第一着经天纬地的弘猷和德政。

　　明代的皇帝们，好像和太监有“三生孽缘”，结而不解。他们有的宴居深宫鸦片烟榻之间二十多年，只接见大臣一次，却把一切事权，都委于宦官之手；而宦官们自然不负“寄托之重”，把坏事都作尽，集万恶于大成。

　　这样也正合皇帝们的脾胃。太监、官僚、乡绅，并力朘削百姓，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弱者饿得“人肉为市”“父子相食”，强者揭竿而起，去作“强寇”。对于饿死活人，某些臣僚的看法却是：“星变，当有大咎，赖陕西民饥死，足当之，——诚国家无疆福。”而皇帝听到这种解释，居然“悦甚”！至于天启皇帝，又别有妙处，其“性机巧，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因为这位工艺家每天忙于“引绳削墨”，事情就交给魏忠贤和他手下的、“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人了。天启元年二月袁化中疏陈国事可忧，总括为八点：“宫禁渐弛（指客氏事），言路渐轻，法纪渐替，贿赂渐章，边疆渐坏，职掌渐失，宦官渐盛（指魏忠贤事），人心渐离。”而熊廷弼亦曾指出：“况今日辽人已倾心向奴（后金）矣：彼虽杀其身杀其父母妻子而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彼遣为奸细，则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虽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皇上以为民心如此，能战乎？能守乎？”我们看看这些情景，而要把明亡的责任全部推给“东人”、“赵大哥”，夫岂得谓平？

　　客氏，系侯巴儿之妻，生得十分妖艳；天启帝被立时年才十六，未婚，而客氏乳母年正三十，徐娘风韵，竟使这位小皇帝“惑之”，且至于出入与俱、片刻难离的程度，客氏一度被遣出宫，就把他闪得天到傍晚茶饭不下，到底重召入宫才了。客氏在内，秽乱宫闱，毒害妃后；皇帝既婚，乃转与魏忠贤“相好”，表里为奸，无恶不作，臣僚中像会写《燕子笺》、《春灯谜》的阮大铖之辈，争拜二人为“父”“母”。那魏九千岁，是“警跸传呼，清尘垫道”“羽幢青盖”“俨然乘舆”；那奉圣夫人，是“侍从之盛，不减圣驾”“灯炬簇拥，有如白昼，衣服鲜华，俨若神仙”，而群呼“老祖太太千岁之声，喧阗震天”。他们一党用残酷绝顶的毒刑杀害反对他们的杨涟等“前六君子”、周起元等“后七君子”；诬熊廷弼以赃贿，杀死后，“传首九边”；又劾论袁崇焕（曾以红夷炮获宁锦大捷的另一辽东巡抚）为“暮气”，罢之：于是国事边事皆不可为，而农民起义军也就在这时起来了。魏忠贤一家，连襁褓小儿悉膺封爵，一次加赐庄田就是一千顷；樊维城说：“忠贤所积财，半盗内帑；籍还太府，可裕九边数岁之饷！”——

　　讲曹雪芹家世而讲到这里，真所谓“犹河汉而无极”了。可是不要忘记，这才正是曹雪芹的先人们所生活的那种世界的缩影啊；若再撂下远的说近的：魏忠贤的一个干儿子阮大铖，跑到南京，出力断送了弘光小朝廷的“恢复事业”，还有一个干儿子冯铨，留在北京做了贰臣，替新朝效忠，颇为多尔衮所信赖，他和明代东林党的残余，在异族统治者的掌复下继续“斗法”；这一层，又和清朝贵族内部以及满汉之间的各种党争结合起来，相互假手，钩心斗角，争权夺利，以致后来掀起郑王济尔哈朗倾覆多尔衮、旗人宁完我劾治陈名夏等冤冤相报式的轩然大波。这期间，两种“奴才”——太监和内务府包衣——之间的矛盾自然也跟着凑趣。再说，那些还只会管宫殿叫“大衙门”、管“东宫皇后”叫“东屋里福金”的满州贵人，乍入宫廷，种种制度、礼仪、排场、讲究，整个如“乡下佬进城”，处处离不得那些内行的太监，而太监从抬着辇驾迎接九王为始，也早安心向新主子身上用工夫了。所以终顺治一朝，阉侍得宠，内务府撤销，只将明代太监执事的二十四衙门改并为十三衙门，依旧任他们揽权柄、擅威福。那顺治临死遗诏自责十四条罪状之一就是：“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愈往时。是朕之罪一也。”其事可见一斑。这局面，直到康熙即位，将太监吴良辅处斩，尽罢十三衙门，重设内务府，永远停用宦官，才算告一结束。由此，内务府上三旗包衣人，整个替代了太监的职份。

　　看来，太监和内府包衣，虽然好像算不了什么，可也曾关系着两代兴亡的好些事情，所谓“非细故也”。

　　不由这里，我们就不好明白，为什么曹振彦在顺治年间只能在外做做州府盐道，而儿子曹玺却在康熙二年出马就做了江宁织造；而且，人们虽然都时常提起曹雪芹的上世三辈做织造做了五十年之久，可是若不知道他们是继明代的织造太监之后任、若不和织造太监的情形联系比并而看，就更无法了解何以他们却使江南人士对之颇生好感的一层道理了。

　　还有，曹玺的妻子孙氏，生时封为一品夫人，其实也就是一位“奉圣夫人”——康熙的“嬷嬷妈妈”。魏忠贤后来曾进位“宁国公”，——说来也巧，曹雪芹在小说中也竟然写到贾府的祖宗有一位封“宁国公”的，不知是有意点缀还是偶然暗合？（不知道明代制度掌故的，是造不出这种封号来的。）这些事情，也必须从明代的客、魏说起，才能了解其来龙去脉、分合异同，才可以从比较中对他们作出一番“评价”。

　　例如有人说：曹家是“炙手可热的权要”。这话究竟正确不正确？若正确，正确到什么程度？若不正确，不正确又是从哪一意义上来讲？这些问题，不从上面那些关系来考察分析，恐怕就不太容易回答。

　　交代过这些，然后也才好讲清朝的皇帝乳保和织造监督、巡盐御史等等的那些事故。

　　五“蔼春云”

　　康熙三十年的春天，曾和吕留良、黄宗义等诸贤合力经营《宋诗钞》的那位名诗人吴之振，因给曹寅题《楝亭图》，留下过五首绝句。其第一篇写道：

　　画舫听歌记夜分，深杯絮语蔼春云。

　　文章重见波澜阔，眗眂行空更不群！

　　诗人的神通真是妙极了。本来，我们对于十三衙门撤后，首次长期专任江南织造至二十余年之久的曹玺，印象上完全是模糊的，经诗人这一追怀摹写，寥寥数笔，传神阿堵，顿时觉得那个人物活起来了，这位满洲旗织造监督的风度为人，他所生活的那种环境气氛，都如在目前了。

　　画舫听歌，暂可不谈；深杯絮语，就特有味道。而更要紧地还有“蔼春云”。这三个字虽然表面是形容“絮语”者的作风，可实际上还另有作用。“君诗多态度，蔼蔼春空云。”乃是唐代大诗人韩退之《醉赠张秘书》篇中的名句；韩退之那时是和张秘书、孟东野、张文昌等众位诗家文酒相会，“为此座上客，及余各能文”；“所以欲得酒，为文俟其醺”；“性情渐浩浩，谐笑方云云：此诚得酒意，馀外徒缤纷。”诗人说得明白，这种会饮是不同于“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膻荤；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虽得一晌乐，有如聚飞蚊……”的。吴之振用了这个典故，就暗示给我们，他和曹玺的深杯絮语，也正是一种“文字饮”，——要不然，下面怎么接得上“文章重见……”“绗絎行空……”等评文（称许曹寅）的话头呢？

　　能和“黄叶村人”吴之振作文字饮的人，那可“不简单”哪！再加上曹寅自己告诉我们的，那鼎鼎大名的“栎园先生”周亮工（他的著作之一，《书影》十卷本，今天在新华书店里随时还可以看得到），和曹玺就有通家之好，“常抱寅置膝上命背诵古文，为之指摘句读”。——由此看来，常有这一班名家为座上客的曹织造，他那“文化”可不“低”了啊！

　　我说，这一事实对于曹家的“文学传统”大有关系，对曹寅、曹雪芹的文学造诣有深切的影响。但是此刻我们还来不及细谈这些问题。

　　曹玺怎么做的江南织造呢？至少有三层缘由。第一，他“走运”；第二，他“逢时”；第三，他本人具备着做织造的条件，——这条件内就包括着必须文化水平足够高，因为这时代的织造已然不再是明朝织造太监那种只单纯负责搜括作恶的下流人物了，他实是在本等职务之外，还负着特殊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这一段话，须要再解说解说，回顾回顾。

　　有如“上回书”所交代的，曹世选本是九王爷多尔衮的家下人；九王爷是入关以后的“实际大清皇帝”。顺治六年二三月间，因明将姜癈先降后叛，九王“御驾亲征”山西大同，八月末，大同的乱子才结束；而曹振彦于次年就做了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顺治八年，多尔衮已身死势败，同党大遭诛斥之际，曹振彦家却因转归内务府上三旗，依旧成为皇家亲信的世仆“内臣”，而且，在八月皇帝大婚的“覃恩”之下，反得进阶为“奉直大夫”，转年，竟由知州擢升为大同知府了。这还不好就说他家是“走运”，因为内中可能另有事由。可是到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皇三子降世时，曹振彦的儿媳妇、“曹玺家的”、年才二十三岁的孙氏夫人，已然被选为新皇子的奶母；到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日，曹家更出了一段“天大的喜事”——顺治病重，正式宣布，孙氏的这位奶儿，定名为玄烨，竟然立为皇太子了；五天以后，顺治“驾崩”，年方八岁的孩子，就成了康熙皇帝。这，可想不出更妙的说法，只好得说是他家“走运”吧！

　　提起这，曹玺家还要感谢那位“热而玛尼国”（日耳曼）耶稣会教士、饮天监监正、“通玄教师”汤若望先生。这是怎么句话呢？原来顺治当年最宠信汤若望，康熙得立，汤若望实有“拥戴之功”。说起这事来，还又得重提“红衣大炮”的缘故。汤若望本是帮助明朝铸炮、使清兵大吃苦头的人，而清人入关后，反而重用汤若望，礼遇异常，就是看在大炮的面上，是为了要和南明争夺战斗武器上的援力；可是想不到，汤若望后来对顺治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大炮”之外。

　　说来真像小说一般：顺治十六年五月，抗清义士郑成功乘清兵攻打贵州，江南空虚之际，以大军由崇明口径入长江，破瓜洲、镇江，直逼南京，同时响应者张煌言也率领浙军由芜湖进取徽宁诸路，义民争先归附，不战而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扬、常、苏等州，也纷纷准备反正，全国大震。清国存亡，在此一举，而清廷并无兵将可派，恐慌万状，以致顺治始而颇作“逃回关外”之想。皇太后闻悉之下，赶紧来找皇帝；也不知太后说了几句什么话，就把顺治惹得暴跳如雷，像疯狂一样，拔剑将御座劈为碎块，宣言誓要亲自出征——这种“毛包”式的孩子见识、儿戏作为，当然无救于危急，只能使事情更为糟糕。太后见拦他不住，急得去请皇帝的奶母来加以“劝诫”……最后，还是汤若望的谏止发生了效力。汤监正因此被称为“国家的救星”，许多显贵权要，都到他馆舍来，伏地叩头，以致其崇敬感激之意。——汤若望在当时的“魔力”是如何的巨大，可以窥豹一斑了。

　　因此之故，到顺治要议立“储皇”——这在封建王朝是头等严重的大事——为了拿大主意，也还得向汤先生征询意见。这位通玄大教师以为，皇三子曾出了痘，力主当立，于是事情就一言而定。龚鼎孳《汤先生七十寿序》所说：“最后则直陈万世之大计，更为举朝所难言。”指的就是这回事了。所以我说曹家应该感谢他，说曹家是“走运”，实在是事出有因的（出痘，在当时是一“大关”，满洲人尤其害怕它。顺治屡因“避痘”在元旦免朝贺大礼，多尔衮征大同时，因弟弟英王阿济格的两位“福金”都痘亡，竟欲遣归英王、罢大同之围，又因接着弟弟豫王多铎出痘之讯，即日班师而返；多铎旋亦死亡，年止三十六。明白这层关系，就明白为什么立太子竟会考虑到出痘的问题，——也就明白为什么“王熙凤”女儿大姐出痘，全家就至于那般“热乱”了）。

　　说也奇怪，顺治一时信任通玄教士，一时却又崇拜和天主教不相容的禅门高僧。有一位玉林琇，被尊为国师，顺治对他称“弟子”，自号“痴道人”（连那顺治宠爱而康熙诛杀的太监吴良辅，竟也曾在悯忠寺“祝发”皈依）。玉林之后，则由他的徒弟絏溪和顺治交往。据玉林年谱纪载：“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日早刻，佟大人奉旨往杭，请絏公为上保母秉炬。”秉炬，就是行焚化之礼。我们看看，顺治六岁“登基”“升辇”时，乳媪就欲“同坐”；发生了大事，不可开交，也要靠乳母解纷；乳母死后，至于特派大臣远请高僧为之焚化：则乳母在满洲人家庭中的地位何似，略可概见。——这倒实在只限于是家庭里面的地位，清代的皇帝乳母，虽然也是一种“奉圣夫人”（封号），但已不再是客氏那样的妖孽了。

　　曹玺家的、孙氏夫人，就是这样一种地位的乳母。

　　在明代，乳母一旦选入宫内，终身不能再出；崇祯十四年，才许期满放归。这被选的乳母，用奶去喂皇帝的儿女，自己的儿女却又要由别人来代乳。孙氏这次丢在家里的孩子，多半是曹寅的姐姐，因为孙氏是奶康熙到五岁时，九月初，才又生了曹寅，排行老大，而曹寅也曾提到自己有一个姊丈。及至康熙又有了这位“嬷嬷兄弟”，就把他做了自己的“书僮”小伴当。——这是后话。

　　至于目前，康熙的“嬷嬷爹”曹玺，自然先得要挨上一个好地位。可巧顺治一死，太监势败，十三衙门既撤，织造一职改由内务府人担任，于是嬷嬷爹首先简放为江南织造监督。请看，这岂不就是我说他不但“走运”、而且“逢时”的缘故了吗？

　　禅门高僧对顺治的影响，正像汤若望之不止有关“大炮”一样，却牵涉到文学艺术方面。他们在参禅论道之间，讲到了书法，评及《红拂记》，以至连金圣叹的批《西厢》、《水浒》，也讨论到了，顺治居然还很有些见头。他向大师供认：“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人，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亲政，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由是发愤读书。”并说，自己苦读了九年，因此曾经呕血。可见单靠长弓快马打天下的满洲英雄，到统治全国时，文化问题就日益严重起来了。他们始而利用明朝降臣，继而命令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皆须读书，并一再考拔人才，可是到底也还得自己精通才行啊，于是赶快补课。——这样他也就很快地在文化上“汉化”了。在这种形势之下，曹振彦之已是“贡士”，曹玺之能和吴之振作“文字饮”，事情就不足为怪。话说回来，正因为曹玺有这水平，才让他到江南去做织造。这又就是我说他本身具备着条件的意思。

　　做织造，要偌大的文化何用？然而，清朝统治者的手段高明，就在于此等地方。在明朝，权之所在，就是利之所在——也就是太监之所在：天下军政万事，都归其手，织造不过其一小焉者也；可是对于东南富庶之区，织造就是奉使吸取脂膏的主要人物。终明之世，织造太监的问题，旋罢旋复，真是史不绝书。嘉靖二年，因江南连岁不登，中官却请准了重督织造，众臣纷纷力争，皇帝坚决不睬；御史张曰韬说：“陛下既称阁臣所奏惟爱主惜民，是明知织造之害矣，——既知之而犹不已！实由……群小为政也。……臣闻织造一官，行金数万、方得之。既营之以重赀，而欲其不责偿于下，此必无之事也。”这使我们明白：要谋织造一缺，光是下本钱就要几万两银子！那么“油水”有多大？可想而知。所以到曹家时代，士大夫们给他们家作有关的记序文章时，都忘不了提到明代的余痛之深，寓规于颂；熊赐履就说，明代织造太监之祸害东南，简直就可以和宋朝朱籤“花石纲”之为厉三吴相比拟！这就是为何到清初撤罢织造太监时，竟使大诗人吴梅村为之作诗“志喜”的缘故了。

　　清代最初是改差户部员管理（以后十三衙门时期又曾一度恢复太监督造），据记载，那些部员也是以“钦差”自居，“睥睨督抚，奴隶州县，纵恣骄矜，寮吏因是多不法”。那情形，对江南人来说，是走了阎王，来了夜叉。可是后来到底真有些不同了，这不同就是换来了“蔼春云”的曹玺，“雄才倒峡，邃学絗渊”“奇怀道韵”“称神童”的曹寅，和“落笔为诗文，冷冷有爽气”的李煦。

　　这批人来了，真使江南人士耳目一新，大为诧异。

　　他们作什么来呢？当然主要目的还是来朘削东南民力。据清代一位笔记家告诉我们：内库大缎皆金陵（南京）所织，因系供奉皇家，大江之中每年定时就自己浮来一只江豚，——原来织大缎染色时就要用这江豚的油来秘法调制，所以染出来格外出色。依我们看，这倒不是“天子圣神，百灵献瑞”的问题，正说明了那种“穷极纤巧”的考究奢侈的实况。只是，若谈到纺织工业，经济剥削，这些事就需由专家作论，而不是《丛话》所能“话”得了的了。

　　他们的第二重职务是政治使命。曹玺的“陛见，陈江南吏治极详”，曹寅、李煦的密折暗奏，举凡地方百务，官民动态，天时岁收，巨细无遗。这都是我们已然熟知的旧话，不必多赘。至于他们还负有“文化使命”这一层，谈者就似乎还不甚多。

　　上面说，封建统治者知道统治全国离开文化不行，那还是就他那批阅章奏一面而言；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简单。统治者们也很明白，那时南方地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明遗民，这些人强烈反抗异族新朝的问题，实在比汤若望的大炮、郑成功的义军，还要麻烦。因此他们就必须作些工作，来笼络那些文人学士、遗民父老，使之麻醉，不要去煽动人民起事。这工作谁能去作？怎样去作？这固然不是“带兵的”所能办，也绝不是那班肠肥脑满的贵人所胜任，必须是皇帝自己的亲信之人，又能沾点风雅之味，兼处于人文荟萃之乡、风物优美之区、财力雄足之地。——这自然非落到南京、苏、杭、两淮等地的织造、盐臣们的头上不可，由这些人以文酒流连、主持风雅、爱才好士的方式去进行，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从曹玺往下的曹家，就是这样一种局面的“产物”。

　　研究这方面的人说，明珠遣使包衣安图（书画大收藏家安岐的父亲）去作盐商，囊括巨资，交结士夫，明珠之子纳兰颙若给徐乾学三十万银子，编《通志堂经解》，又广行延揽名士，殆亦有使之者。这话和我上面所述事态联系而看，从曹寅、纳兰等的相互关系而看，亦觉颇有道理。

　　不过，事情就是复杂的，事物发展演变的情形是辩证的。曹玺、曹寅等人，本是要去影响遗民文士，用以“潜销反侧”，可结果也被遗民文士影响了。曹寅和明遗民的特殊密切交往关系，曹寅这人的文学作品内容思想，将是我们以后的专篇话题，——也就是了解曹雪芹的一种重要参助。

　　至于在织造、盐政的优越条件的促进之下，怎样滋养生长起来了那一部分的清代文艺、学术和其他文化事业，这将更是一个绝大的、有意义的题目，那已不是《丛话》的范围，应该有专家好好地全面研究一下，写一部书，以惠学人。

　　六 弧骑剑槊

　　大约就是雪芹死后不久、转年的春夏之间，友人张宜泉作诗伤悼他，在“谢草池边晓露香，怀人不见泪成行”的情景之下，写出过两句话：

　　琴裹坏囊声漠漠，剑横破匣影铓铓。

　　在这一联诗句中，出句的琴既然不是为“配景”而平空撰造出来的，可见那下面落句的剑也就不会是为了“作诗”而“对对子”，雪芹生前，确实喜爱宝藏过一口长剑，习过剑术。——敦诚为酬答雪芹而作的《佩刀质酒歌》也曾说：“我有古剑尚在匣，一条秋水苍波絘；君才抑塞倘欲拔，不妨斫地歌王郎！”似乎也不无可供寻味消息、相互参证之处。

　　实际，曹寅、曹雪芹祖孙二人，在文学上，既同是大师巨匠，在“武学”上，也都很“有两下子”！曹寅的舅氏顾景星（赤方先生）说曹寅是：“弧骑剑槊……悉造精诣。”固然顾老可能有“誉甥之癖”，但年高德劭的当代名流，说话也总不至过于支离的吧。

　　要说曹氏成名，是在文学；而其“起家”，实在与文无干，却系由武，——江宁的明代遗老方仲舒，不就说曹氏是“起家侍卫皇恩繁”吗？不过我这里所说的“起家”问题尚不限于侍卫一点，和方老先生的“皇恩繁”也没有多大交涉。不免另起一桩葛藤。

　　我们还没有忘记曹家的老祖宗曹世选吧？关于他，我前回曾说过：“至于曹世选是凭什么本领被‘留用’的，则不得而知。”这是他当初被俘时候的一个问题。被俘为奴以后，就还有一个问题；不知他为他的满洲正白旗旗主，都是作些什么事情？服哪些劳役？

　　要谈到这样的问题，本来应该学习孔夫子的态度：“夏礼，吾能言之，絙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不过我们若真是严格遵守圣人之训，那《丛话》就写不成了！倒是那位“善读书”、“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的朴学大师阎若璩说得“活动”些：“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我自己就时常想，谈曹家的事，完全寄希望于“文献”，即使还有待大力发掘，其结果也许总不能尽免于失望，不得已，向“书缝”上想想办法，有时或者不失为一种“权宜”之方。

　　清代精熟于八旗制度礼俗的一位内务府包衣旗籍的专家，告诉我们说：内府三旗人，分为佐领、管领两个系统，身份不尽相同：其管领下人，是满洲“发祥之初”的“家臣”（家奴），而佐领下人是当时所置兵弁，所谓“凡周之士，不显亦世”也；及后“鼎业日盛”，满蒙各部落归附日多，乃于“天命”建元的前二年，增设外八旗佐领，于是内三旗佐领下人，“亦与管领同为家臣”，这是两者日后合一的原由；不过，其本来的分别始终没有尽泯，因为“内廷供奉亲近差事，仍专用管领下人也”。

　　这一条掌故知识非常要紧。原来，曹雪芹的家世，本是佐领系统，而不是管领一类，——换言之，他家给满洲作“家臣”，原是“兵弁”形式的奴隶，而不是仆役形式的奴隶。

　　从《八旗通志》里看情况：曹雪芹家的人属于正白旗包衣第五、第四两参领。第五参领所属共有四个佐领、一个管领；其第三旗鼓佐领，“亦系国初编立”，始以高国元管理，高故后，即以曹尔正管理，这就是雪芹的叔伯曾祖；尔正“缘事革退”，继之者为张士鉴、为郑连，——郑连的官运和曹尔正差不多，也“缘事革退”，然后就由曹寅管理了。再说第四参领中，所属共有两个佐领、两个管领；其第二旗鼓佐领，系康熙三十四年编立，初以马虎管理，中经更代数人，乃以护军参领曹宜管理——即兼任了佐领。

　　佐领官，满洲语叫作“牛录额真”，旧制每一佐领管理三百人，官阶四品，“为管辖旗籍人丁亲切之官，凡户婚、田产、谱系、俸饷之考稽，咸有所责，如汉人之于牧令焉”。这就是八旗编制中军、政合一的特殊制度，而佐领是这制度的基本构成单位。但佐领一职在当初却极为尊重，由此而历显宦的最多，如大学士尹泰，以国子祭酒授锦州公中佐领，病免家居，旋于雍正元年起为内阁学士。可见佐领地位之重。佐领共分四种：勋旧佐领、世管佐领、互管佐领、公中佐领（参领之下、相当于佐领地位的单位，除管领之外，还有一种“分管”）；而在包衣牛录额真中，又有后改汉名为“旗鼓佐领”的。这“旗鼓”，本是明代兵制中的一个名词，满洲人继承沿用下来的。——曹家所隶属并管理的佐领，正是这种旗鼓佐领的两个公中佐领。

　　康熙年间的一位理学名家、著名的清官张伯行，说曹寅：“至于佐领本旗”，是“简阅训练之有术”。曹宣，虽然在康熙三十年已经做了侍卫，可是到三十六年也还要“从军”（须知做侍卫“扈驾”“巡幸”等事是不得谓之为“从军”的）。曹宜，刚才说过，是包衣护军参领兼佐领，这是在兵部官秩里的正五品武职（若是非包衣的护军参领，那就还要高一品）兼正四品的例子。曹颀呢，也做了二等侍卫兼佐领（二者恰好都是正四品）。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面载明的，曹雪芹家人还有两位：一个是“原任司库”的曹荃，是个“七品官耳”的小杂吏（司库一职各衙门多有，曹荃所任当是内务府广储司六库的司库）；一个是“现任州同”的曹天盩。惟此两人与武职无关，但也就和“内廷供奉亲近差事”的内管领更不相类了。

　　内务府的管领，隶属于会计司之下，正副各三十人。选宫女、挑乳保、尚膳尚茶及鹰鹞鹘狗各房的执事人、各厩圈厩丁，都是“三旗佐领”，和“内管领”不分，共同应选；至于宫中祭神、内廷供奉，那就必须是由“内管领率所属男妇敬谨从事”了，——而“内管领妻”也是执行太后、后妃等人吉凶诸礼中各种仪注的一位重要角色；余若经理“官三仓”（米、盐、蜜腊）、监造醯醢、造办饼饵、车舆设库、器皿日用等事，也都限于内管领掌理；因为这都是皇帝一人一家的生活上的细琐而又要紧的事情，一出毛病，就会关系到他的“身家性命”，所以必须严格注意便利和安全，这就非用亲近的家奴系统的人不可，别的人，就“贴不上边”了。这就是所谓“内廷供奉亲近差事”的意义。曹家却显然不是“这号人”。

　　《皘阳曹氏族谱》有一则记载，说：“十二世讳邦字柱清，颖异为学，智虑过人；于崇祯二年，以各地荒乱，遂赴辽东避兵；因彼地原有族人引荐，随本朝（按指清国）大兵出口，占籍正红旗，随征屡立奇功；顺治十年，授他赤哈哈番。”这是皇太极天聪三年所发生的小小一件旧事，却不但借此可觇那时节明清的情势，部分民心的动向，不但说明他们曹家关内丰润一支和关外铁岭一支根本并未失去联络，也可看出九王多尔衮正白一系和大贝勒代善正红一系之间的某些关系，也可看出曹世选，跟随九王，到此已经十余年，已有了相当的地位，居然可以通过旗主向其他旗内引荐族人去当兵效力了。这似乎也可以透露，就连当日曹世选，也未必就是那种“免役”的管事家奴——如崇德二年皇太极对群臣所说的“朕包衣之子，皆非应役（指当兵）之人”的那一种——而颇有可能就是九王手下的一名兵弁。

　　由种种迹象看，曹家都不像是“内管领”的属下人，他们只当属于三旗佐领。他家和皇家的关系特别“亲近”起来，看来看去，到底还要算是从曹玺夫人做了康熙的乳保这件事开始的。

　　曹玺由于这一亲近关系，随即在康熙二年出任江宁织造。其时曹寅已然六岁，已是“就傅”之年。曹玺在南京，对造就儿子下了工夫，真是“温经课业，靡间寒暑”。由康熙六年、曹寅十岁，到康熙十一年、曹寅十五岁，这五六年对这孩子说来，实在是在学习文武两方面同时获得发展的一段重要期间。

　　曹寅十岁时，我们已然讲到过，他还在周亮工的“膝上”学习古文“句读”。——这“句读”，我们不要上了曹寅的当，以为他那时真的连文句还断不清，那是他自己在谦词罢了，事实上，才四五年后，他刚刚十五岁，就中了壬子科顺天乡试，成了韩癛一榜的举人，和纳兰容若、王鸿绪等名流，都是同年，同出于蔡启絚、徐乾学之门。不同的人异口同声地说他“束发即以诗词经艺惊动长者，称神童”，“幼而岐嶷颖异，通经史，工诗文，虽老师宿儒，已叹为雄才之倒峡、而邃学之淳渊”，这显然并非全是文家夸张之词。——至于纳兰，次年就成了名进士，韩、王二位，且荣膺状头、榜眼之选，独有曹寅不见列名此榜，这事很怪！我以为，其间必另有缘故，因而他根本未能参加会试，而不是“秀才康了”之过。

　　曹寅何时由栎园膝上来到玄烨身旁？这我连“书缝”也还没找到。不过，我们知道他是从“舞象”之年就“入为近臣”的，那就是至少他在十五六岁，就已经选为侍卫，而在这之前，据说他还有给皇帝做“伴读”（这在明朝也正是太监“小伴当”的差事）一层经过，如果是那样，那就进京更早了。不管怎样，反正这时期在少年皇帝左右，正流行着一种风气；康熙鼓励他身边的一群满洲“小朋友们”练武摔跤，使枪弄棒。夫上有好之，下必甚焉；曹寅自己就曾供认：“少年十五十六时，关弓盘马百事隳。”可见那时期他们这种人家的子弟是多么格外地重武了。

　　提起这，恐怕不能忘掉当时朝廷之上，就还有一件大事，与此密切相关。

　　满洲贵族入关以后，正像曹雪芹在小说里所说的“蜂起”的“鼠盗”一模一样：“无非抢田夺地，民不聊生。”顺治元年十月初一日，福临“即皇帝位，仍建有天下之号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一面正在颁诏蠲赦，以解“小民”之“困苦”，可是一面就谕户部说：“我朝定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及前明皇亲、驸马、公侯伯、内监……无主庄田甚多；尔部清厘，……尽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满洲宗室、权要、八旗兵丁、各种爪牙人物，纷纷强占民田，“指手为边”，圈以标记，号为“圈地”；“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任田主）携去，（满人）欲留者，不敢携。”连祖坟也无例外地被圈入，子孙没法祭扫。

　　在这场大抢夺中，正白旗圈得通州、三河、玉田、丰润、永平、遵化等处之地。顺治四年，又来了一次大拨换——嫌原圈地太“薄”，以致“秋成歉收”，故而另换膏腴，据明文记载，仅此所谓拨换地，即达九十九万三千七百多垧（垧合亩，有六亩至十二亩等不同比例算法）！其实这拨换地者，当然又带来了另一场大抢夺、兼并。正白旗在这一次，又圈得宝坻、香河、滦州、乐亭等处之地。——曹寅所说的“予家受田，亦在宝坻之西”，大约就是这回事的结果了。

　　圈地之事，产业之争，和八旗内部政治矛盾结合起来，到康熙五年，酿成一件大案子。

　　原来康熙八岁登基，这位“冲龄践祚”的“幼主”，不过是个小傀儡，实际事权，却在四位辅政大臣手中——四大臣就是：鳌拜、遏必隆、索尼、苏克萨哈。鳌拜，又是四人中最掌实权的，党羽满朝，专擅凶横无比，其时朝政昏浊不堪。遏、索二人附和鳌拜，独苏克萨哈一人敢与之迕，于是两个人由姻亲变成仇敌。鳌，隶镶黄旗，是勋旧功臣；苏，属正白旗，是九王爷的旧人。这就是福临、多尔衮两系斗争的余波所及、荡起的一痕水纹。

　　到康熙五年，圈地之事业已粗定，人地之间，二十来年刚得一些安生，鳌拜忽然硬要换地。这事本是因多尔衮在时，自己欲占永平府地，所以将原应由镶黄圈有的，给了正白旗，另划镶黄圈地范围于保定、河间、涿州等处：至此，鳌拜定要将两旗圈地互换回来。

　　受命办理此事的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都疏陈不便，说旗民交困，亟请停止，朱昌祚至言：“臣等履亩圈丈，将及一月，而两旗官丁，较量肥瘠，相持不决！”“至被圈夹空民地，百姓环恳失业，尤有不忍闻见者！”——这所谓不忍闻见的事，并非指汉民的悲愁啼诉，直到乾隆时代才透露出消息，是“几至酿成大事”——差点引起“变乱”来！

　　却说当时鳌拜见此谏阻，不但不听，反而大怒，坐三人以“藐视上命，纷更妄奏”的罪名，要置之死地；康熙不允；可是鳌拜却矫旨将三人立绞。并籍没了家产，并以苏纳海的族人英俄尔岱为多尔衮私党，尽削其世职，以泄私忿。

　　不但如此，鳌拜因苏克萨哈不同意他这些作为，抓了一个小“碴儿”，诬以二十四条大罪，要将苏氏与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皆凌迟处死，余子六人、孙一人、侄二人，皆斩决，族人前锋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额尔，亦皆斩决。康熙明知冤枉，不允其请，鳌拜“攘臂上前（皇帝之前），强奏累日”，终于将苏处绞，余亦竟如所议。

　　康熙这时已亲政二年了，深知鳌拜早有异志，渐难制伏，就假装贪耍，叫一群“哈哈珠子”（满语幼男，小童）每日在宫中练习“布库”（满语摔跤、相扑）为戏；鳌拜习见，只当孩童玩耍，不以为意；不料一日入宫奏事，十数小儿忽起而眛之于地，立即成擒，乃付外廷议罪，——卒以欺君擅权等罪三十款，免死籍没拘禁，弟侄伏诛，党羽立斩，此一案才算粗了。

　　因此，旧日史家都非常称赞十六岁的康熙心计手段，“神明天纵”，而野人之语，以为嗣后宫中每逢年节行宴，都还要演习布库，就是从此留下来的风俗礼节。

　　这事，发生在康熙八年，那时曹寅已十二岁，如已进京当差伴读，以正白旗满洲、嬷嬷兄弟的身份，正应该是这一伙布库英雄中的一员小将。即使他进京稍后，那也仍是正在这件大事的余波（穷追党羽）之间，流风所被，就无怪乎他也“弧骑剑槊，悉造精诣”了。曹玺、曹寅的家教，就是“读书射猎，自无两妨”；曹寅自己少时，是“短衣缚裤，射虎饮獐，极手柔弓燥之乐”，身后，康熙爱惜、培养其子曹颙，也还是因为“在差使内务府包衣之子内，无一人及得他……是有文武才的人……朕甚期望”。所以，到曹雪芹这里，区区一把宝剑的问题，便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我们必须清楚，清代满洲的文豪，较之明代汉族文士完全别是一个类型，千万不要被传统印象中的什么“文弱书生”“风流才子”“白面郎君”之类给骗过去。——那就有点像清初的一位姑娘，听说新状元议婚，甘心愿嫁，及至合卺，才看到新郎是个又黑又麻、大腹彭亨的胡子先生——就是叫戏台上小生俊扮的状元给骗了。

　　闲话揭开。且说鳌拜一案，康熙已是宽大处理，不料到他儿子雍正夺得皇位，竟然“赐鳌拜祭葬，复一等公，世袭罔替”，定要翻他老子的旧案，而孙子乾隆上来时，又翻了儿子的案：说鳌拜之累累众恶，因雍正不尽明了，致邀“侥幸”，“所关犹小，而后之秉钧执政者，无复知所顾忌，将何以肃纲纪而杜佥邪乎？”（怪！他说着这话时就有和紇上来了！）乃又将一等公停袭，仍依康熙所断。

　　祖孙数辈，矛盾重重，反掌复掌，为云为雨，当其事者，被牵连者，诚何以堪？——雪芹和他家几辈人，做了这些人的奴才，肚子里装满了无数的这样的“掌故”（可惜不敢写出来以贻后人！），也目击身经了这些惊涛骇浪，而且时时被卷入涛浪中，随时有碎骨粉身、毁家灭族之险，在表面“威扬显赫”的内里，他家人也提够了心，吊够了胆，流尽了辛酸之泪！雪芹在闲来舞动他那柄长剑时，光色铓铓，正不知心中是何感慨，是何滋味？

　　七 鹭品鱼秋

　　曹寅为纪念他的亡父，求名画家绘过好几幅《楝亭图》，一时名流题咏殆遍，分装为四五巨轴。就中琼章宝翰，应接不暇，而阎若璩最赏杜浚的四首五律。其诗不见收于《变雅堂集》，遂觉这一段笔迹比纳兰容若的小楷题记还要名贵难得得多。

　　有位老史学家曾因谈论《变雅堂集》的版本、文章而兼及作者杜浚的为人，说过一段话：“溶、伏处江介（南京），穷饿自甘；观与王东皋（潜）、孙豹人（枝蔚）书，君子嘉其有守。独惜不免奔走声气，遍交一时名士：若周亮工、施闰章，犹可言也；熊赐履、时方向用，亦以文字泛爱及之。虽曰同里之契，气味相投，然因人而热，岂草衣卉服之所宜乎？盖好名之累，——与岩穴幽栖之士，颇异其趣矣！”这批评，自是春秋责备贤者的善意。

　　若提到清初的明代遗民，假如不原心略迹，单是检查他们和朝士是否严格断绝往来并因而论其人品，那么真是少有“完人”。傅山，在众位“征君”之中是最称佼佼者的，他在康熙十八年被人死拖活拽地抬到京师，坚卧古寺，以死为拒，才得不入新朝、放归故里，可是次年就还要画一幅“荷竹”寄给身为翰林、将迁祭酒的王渔洋。要说王渔洋不能和“文端公”熊赐履并论，那另一位“文端公”张英总能吧？可是钱饮光却要和张英鱼雁往还、情好甚密——饮光非他，就是那位早被南京阮大铖置名党籍、先佐嘉善钱絝起义、次赴东闽唐王聿键、后从南粤桂王由榔，以实际行动抗清、屡折不回的田间先生。顾宁人，坚决不受笼络，而北上徘徊，并不曾和他的外甥徐乾学真正断绝关系。谈迁，一介不取，而至不惜为人幕友，以“褐贱”入燕；他时常置身于吴伟业、曹溶等人的广座之间，不足为奇，还要“日伺贵人们，对其牛马走，屏气候命，辰趋午俟，旦启昏通”。黄宗羲，人人尽知，“明夷待访”，却也派遣儿子代应史馆之聘……这样的例子举不尽。若不问其真际如何，但核形迹，那可议的则岂止杜浚一人而已哉。

　　尽管如此，但像上述这种人，纵然出处不同，他们的关系、渊源，本是千丝万缕，藕断犹连；他们的伤心怀抱，也是表为万殊，总归一本：彼此交往过从，毕竟不算新奇；新奇的，是一大串的“草衣卉服”的“岩穴幽栖”者，竟然和满洲内务府郎中、苏宁织造曹寅交往过从，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交往过从。——尤其新奇的，是他们竟使曹寅在交往过从之际，逐渐感到一种自惭形秽的心理，而从衷诚中唱出“影虽渐鹭品，心已觉鱼秋”，“我岂入流客，临风惭影形”的声音来了。

　　曹寅从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和明遗民们接触的呢？那还得由康熙说起。康熙八岁即位，十六岁就“庙谟独运”，智擒鳌拜，亲收帝权。十九岁，决议撤藩，真是“圣断”非常；二十二岁时，败吴三桂，降耿精忠、尚之信；次年，尚可喜卒；又次年，吴三桂死；数载之间，三藩略尽，仅有孑遗——就在这同时，干戈待定，礼乐已兴，这位年方二十三四的皇帝下决心以修明史开博学鸿儒科为名，急不可待，要一网打尽普天下的“胜国逸老”了。——三年以后，诸藩悉平，已死的吴平西、降后的耿靖南，惨遭拆骨磔身之酷，而同时朱方旦以刻“秘书”被杀，文字之狱亦由此端倪；一句话，凡是前朝剩留下来的“危险人物”“麻烦家伙”，不管你“武士”还是“文士”，都一面牢笼、一面镇吓地要他们贴伏用命，事情就是如此。

　　博学鸿儒科一开，诏命极紧，地方官手忙脚乱，遗老们被逼迫得鸡飞狗跳、苦不堪言，一百四十余人终于毕集神京。曹寅却大得其所，欢喜若狂。这位天资极高、深思好学、多才多艺的曹公子，那时才刚二十一二岁，已经是一个像样子的诗人，颇使这群先学长者惊动；他一下子会到这么多的胜流，他的快乐就在于“文章光焰思前辈”，“脱帽论文快十年”这件事上，因此结识了很多位谊兼师友的酒侣诗朋。

　　最奇奇不过，这些朋友不算，其间竟还有他的长辈情亲——就是上回提到、称赞曹寅“如临风玉树，谈若粲花，甫曼倩待诏之年，腹嫏嬛二酉之秘，贝多金碧，象数艺术，无所不窥，弧骑剑槊，弹棋擘阮，悉造精诣”，而曹寅视为“全身”“楚狂”的那位蕲州顾景星先生（他被征至京，坚决辞疾而归）。他们之间的“舅甥契谊”，已无疑问。这是因为不但曹寅亲口称顾老为“舅氏”，就是顾老作诗作文给曹寅，所用的典故，如“老我形骸秽，多君珠玉如”，如“李白赠高五诗，谓其‘价重明月，声动天门’，即以赠吾子清”等话，也正都是舅甥的故事。这事就奇了！我至今闹不清，大明蕲州顾氏和大清满洲曹氏，是什么时候、什么缘由而结成姻亲的？据他们舅甥两位自述，二人分明是从康熙十七八（戊午、己未）年间开科征士时才晤面初交的，前此不曾相识；而曹寅在二十二年之后重睹舅氏遗像，说“颧颊宛然，謦絟如在……中间人事不足述，感叹存殁，悠悠忽忽，何以遂至二十二年之久！……然自今以往，得睹此卷者尚有日，虽寿至耄耋，子孙满前，亦终拳拳于二十二年之前也！”语气含吐异乎常谈，——也更使我感觉胡涂。诚盼海内博雅，告以原委，借明此段满、汉、朝、野，势不相并的两种家族间联姻的掌故，所关或亦匪浅也。

　　及至曹楝亭来做苏州织造，他更结识了大批的文学之士，这时期他征题求咏的行动也最活跃。桐城方面，是他的“目标”之一；像题过《楝亭图》的方仲舒（方苞的先人）、潘江（戴名世的老师），已都是令人注目的人物，而钱饮光也在内，更可惊讶。

　　题题诗册画卷——若仅仅是这种应酬来往，并不说明多大问题，怎奈他们的关系实不止此。他们诗文唱和甚多。曹楝亭答和方仲舒的诗，有“岁月柳生时，江湖鱼脱纶”的句子，——方老先生还送“鸡”给楝亭吃哩！至于钱田间，就更有趣，他到苏州，亲自“趋候”楝亭；他是楝亭向桐城人士征诗的代理人，说：“敞邑人士，久慕风谊，勇于请教”，并惋惜“诗多页少”，册子太“短”；他连他的儿子、孙子、曾孙，一门四世，都题了诗，目的是“以志通家之谊”；他意味深长地说：“弟老矣！与先生后会何期？此辈（指子、孙、曾孙等）少壮，趋风有日，车笠相逢，陈述旧好，兹诗其张本也。”这事可妙极了！

　　田间又向楝亭慨叹，“杜苍略遂作古人……平生故交，零落殆尽，可为涕泗！”这杜苍略，就是杜浚的难弟杜癋。他弟兄并称“黄岗二杜”，又在“湖广四强”中两人就占得其二，明遗民中身价气节极高，侨居在南京最僻远的地方，极难接近。可他们和曹楝亭从很早就成了知交。

　　那是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曹玺既卒于官，有诏晋曹寅为内务府郎中，即须进京当差；这时曹家在南京已经安居二十三年之久，至此遂赋北征。登舟之日，杜苍略特意江干送别，并珍重以诗为赠。这首诗——五古为体，《思贤》名篇，长达三百四十言，情词切至，真是非同小可！

　　那诗中有云，“曹子在金陵，游宦同世籍；言非父母邦，眷恋朋友契；读书二十载，与我倾盖立”；今天，“举目判关河，携手百端集”了，感怀无限。后言：“宿离（读若俪）恒不贷，忧患亦难述；伊余既缔交，宁禁弹清瑟？摆脱优游谈，欲宽行者恤。”意谓既属深交，无事肤泛，欲吐肝膈，以慰行人。他教导楝亭，要明哲、素位，勿贪富贵，以老氏“外身”、箕子“恭”“寿”（九畴中恭为“五事”之先，寿为“五福”之首）、周易“柔顺”之道为处世南针，可以春水野航、悠游自泛，最好是努力从事著述，赏奇文，析疑义；最后，举吴季札和曹子建二贤为例，要他深思远鉴。

　　这事真透着“玄”！说这是教他为人之道、处世之方，当然不算错，但就曹楝亭来说，谈到他所“处”的那“世”、所“为”的那“人”，岂是寻常一般可比？杜老先生的“清瑟”，弹来弹去，不客气，分明是弹到曹楝亭的政治态度上来了。

　　要说单是杜苍略，他万万不会这般孟浪，当然是在前时曹楝亭曾和他深谈过心事的。楝亭留别杜老，至有“愿为筇竹杖”之言，可见倾倒之致。楝亭此时已二十八岁，非复少年，阅世既深，忧危渐积，又值孤露新恫，茕然四顾，不禁要有问途指迷之请。大概杜老这种的示教，结合了他自身的内因，对他深有影响，自今以往，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是遵循了这种教诲的。

　　楝亭既与苍略分襟，想念特甚，至屡形梦寐；苍略得知之下，感怀赋诗，写出“异姓交情笃，惟君知我心；形疏千里外，梦寄一灯深……”的句子，太息“茅屋”“华筵”，等伦非匹，人生梦梦，觉路难寻。分别四年之后，楝亭寄诗集于苍略求序；次年，七十三岁的老人，特濡大笔，又写下一篇惊心动魄的文字。

　　那序上来就单刀直入：“与荔轩（曹寅）别五年，同学者以南北为修涂、以出处为户限，每搔首曰：‘荔轩何为哉？’”这先老实地表明曹寅于“同学者”乃是“异类”。接云：“既而读陈思（曹植）《仙人篇》，咏阊阖、羡‘潜光’，乃知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未尝不爽然自失焉！”这说明这位“异类”的思想实与“异类”不同。然后说荔轩以诗为性命，辗转反侧，无时不有诗魁垒郁勃于胸中，“精微烂金石”，与曹植何异？然而曹植当日，有刘桢、王粲、丁盭为唱酬，有白马王彪为弟兄，求知甚易，今荔轩二千里外，独求知于我，“如鱼山天乐，写为梵音；此予所以欲笺释要眇，为之旁皇抚卷而不能已也！”最后说，读荔轩之诗，当知人论世，盖其诗中有物，有“奇怀道韵”，有“君子之心”，有“要眇”之音，最为要紧；“使徒赏其诗、渊渊尔、锵锵尔，非曹子所以命予者已！”——这简直“玄”透了！

　　我尝想：曹楝亭既非“皇子”，又非不见亲信，更谈不到“克让远防”和“终致携隙”（陈寿论曹子建语），而杜苍略一直把这二曹牵在一起，拟于不伦，这究竟是怎么个道理？难道只因为他们“同姓”吗？那就太玩笑了，绝非如此。那么“陈思之心”，“君子之心”，到底又是个什么“心”呢？后来读楝亭过东阿绝句：“不遇王乔死即休，吾山（即鱼山）何必树松楸。黄初实下千秋泪，却望临淄作首丘！”其自注云：“子建闻曹丕受禅，大哭。见魏志。”不禁有触。又读复社张溥之论子建：“论者又云：禅代事起，子建发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终身臣汉。若然，则王之心，其周文王乎！余将登箕山而问许由焉。”于是恍然，杜老微词闪烁地所谓“陈思”的“君子”的那“之心”，就是这个“臣汉”“之心”了。看这事更“玄”不是？

　　这也许是“求之过深”罢。说曹楝亭必有此心，则凿；然而，说杜苍略必无此意，则固。他们之间的对话，本也难讲，不过目送飞鸿，会心不远，大嚼则味尽矣。但是要看看楝亭的《对牛弹琴》诗，清湘大涤子竟亲笔大书于自己的画幅上（此画今藏故宫博物院）；要看看楝亭给姚后陶的诗：“雄心作达深杯见，老眼题愁素纸空。”给洪皉思的诗：“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文章恐惧成。”给赵秋谷的诗：“海鸥自狎原无主，芦燕辞秋更不还。”给马伯和的诗：“义熙老尽江门柳”；过恒河的诗：“恐是秦时避世人。”他自己，常是在交游中体味到“感兹风雨交，得遂鱼鸟性”。常是“鹦鹉巢中感寄生”，“羞入金瓶伴牡丹”，常是感叹“哀鸣尔何为？纵步不能离”（咏病鹤）。他“服官愁过日，识字悔终天”，“卧护江湖晚，余生任举絩”，自觉是“回翔几触抨弓怒”，“雨虐风欺到白头！”因而切感“身世悲深麦亦秋！”——我们就可知道，要真正深刻地了解他，并不容易。说曹楝亭如“索隐派”所解于雪芹的是有“反满复明”的思想，那也许是个笑话；而把他只看作满洲豪华公子、八旗达官贵人，则诚恐又失之太简单。这是个复杂的题目，这里“话”不清。

　　重要的是，楝亭的这种思想，实予雪芹以深切的影响，他“胸中”的“魁垒郁勃”，正紧紧地关联着雪芹的“胸中粿磊”。

　　八 悬香和掉云

　　乾隆二十六年的冬天，敦敏访雪芹于其村居而不值，那时正是野浦寒云，夕阳欲落，山村寂，诗人未归，敦敏空对着柴门，在疏薄的晚烟暮霭中，怅然而立，不禁百感茫茫，写下了一首五言绝句，以志其荒寒寂寞之意。城郊中诗人们正是在这样的生活和活动着的时候，那朝廷上却也有另一种诗人在作另外的一种活动，因此并曾引起了一桩“诗案”。

　　“暮年晚遇，人亦谨愿无他”的长洲沈德潜，不肯老老实实地“在家食俸”，忽然异想天开，这年冬天，特地进京，把他选刻的《国朝诗别裁》拿给乾隆看，并且求为题辞，以邀光宠。沈德潜满以为自己在皇帝面前很得脸，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乾隆对他的“选政”大加吹求批评，连江苏地方大吏尹继善、陈宏谋都吃了挂累：为什么不好生看管着沈德潜“安静居乡”，“不至多事”！结果，沈德潜获得了“身既老愦”的考语，那部《别裁》，因“断不可为学诗者训”，也遭到了“命内廷翰林逐一检删、为之别白正定”的待遇。

　　沈老先生，不用说，是兴尽而返，就连我们此刻，也是为之败兴非常的，因为这部诗选，现在所能得见的，就只是经过如彼处理后的版本了。——不过也有了好处：我们却有机会看到，不但钱牧斋第一个恭遭“检删”，跟在他后面的许多诗家都荣膺“正定”，给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文学史上的特种痕迹。

　　从这桩“诗案”回溯到七十年以前，也曾有过一桩“剧案”，那就是洪皉思的《长生殿》传奇所引起的一场轩然大波。赵秋谷、查初白，皆因此被累放废。这些诗人的遭遇，又引起了同时多位诗人的感怀吟咏，如《莲坡诗话》、《两般秋雨庵随笔》等书所记，久在人口；赵秋谷的“牢落周郎发兴新”，查初白的“摇手休呼旧姓名”，朱竹絫的“薏苡明珠谤偶然”诸篇，尤盛脍炙。只是有一首佳作，独独不见称引，向以为憾事（也是怪事）；今录于此，聊当表白：

　　惆怅江关白发生，断云零雁各凄清。

　　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文章恐惧成。

　　礼法谁尝轻阮籍，穷愁天欲厚虞卿。

　　纵横捭阖人间世，只此能消万古情。

　　我尝说，若是掩去了作者姓名和题目，说它是题品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诗篇，倒能令人相信，因为实在有些对景；可是这首诗本是雪芹令祖曹楝亭为洪、赵二人而作，见于《楝亭诗钞》卷四。沈德潜在他的《别裁》里，一共只收了楝亭两首诗，而这首就居其一，不能不说是有心和巨眼。

　　然而，问题也出在这首诗上：翻开现在的《别裁》本卷二十，赫然在目，其诗竟如下作：

　　惆怅江湖白发生，断云零雁各凄清。

　　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文章忧患成。

　　礼法世难拘阮籍，穷愁天欲厚虞卿。

　　纵横捭阖人间世，只此能消万古情。

　　我对《楝亭诗钞》的版本毫无研究——因为这部集子太难得，我只蒙朋友借给过我一种拼配全集本，已是万分感幸，要想集合初刻、后刻各种不同本子作对勘，实在不能，只好盼望收藏专家来帮忙了；此刻所能说的则是：不管是由于内廷翰林诸公，还是由于沈老先生，乃至是由于楝亭诗集的改刊者，总之，这首诗之经过“正定”，是昭然若揭的了。“江关”之变而为“江湖”，显然是为了避免北朝庾信“暮年诗赋动江关”的麻烦；“恐惧”之变而为“忧患”，这理由就更不待讲；至于“世难拘”，反又比“谁尝轻”硬软不同——看来，这首诗的两种版本，分明是经过了不同“人次”的打磨，分别把某些“圭角”切磋得圆了一些，而由于小心未到、又各自保留了未曾磨净的一些“碍手”之处。

　　这样较为具体而“形象”地拈举这些，有用处吗？完全有的。我们读清朝人的集子，不能不“知有此事”，稍明其间的若干奥妙；而且，只有知了明了这些之后，才真正能体会，敦诚一再称道雪芹的“爱君诗笔有奇气”，“知君诗胆昔如铁”，并非闲文淡话，在那种时代，要想作诗而能“奇”，是必须有些“胆”才行的，骨子里是必须有点“铁”才行的。——雪芹的诗，他那种所谓“奇”，并不仅仅是“石破天惊逗秋雨”的那种意境之奇啊！

　　提起这句诗，不免令人想到，敦诚曾屡次说雪芹诗格是“直追昌谷”。我时常就想：敦诚的这一譬喻，是真正确切的吗？又怎样来证明它的是与否呢？

　　曹氏祖孙，和李贺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他家在北京的最早一所座落贡院附近的府园里，有一处“掌大”的“悬香阁”（阁内可能是供着一尊魁星像，傍阁有桂树），这“悬香”一名，就是从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的第三句“画栏桂树悬秋香”而来；雪芹写小说到第三十七回，给探春安排了一幅笺札，札尾说：“若蒙××而来，娣则扫花以待。”空着的那两个字，使《红楼梦》版本校勘家很伤脑筋，因为各本中有的作“绰云”，有的作“掉雪”，有的作“踏雪”，有的又作“造雪”……结果，有些专家只好定为“棹雪”，这大概是以为探春所用乃雪夜扁舟访戴的故事吧？可是狄批早就说过：“今本改作‘踏雪而来’，却忘其为尝鲜荔、开秋棠时也！”（其实下句原有“扫花以待”，本身就说明其矛盾不可通了）。殊不知这也是由李贺而来的典故：其《——忆昌谷山居》诗结句云：“不知船上月，谁掉（一作棹）满溪云。”雪芹正用此也。“掉云”，或将“云”妄改为“雪”，或将“掉”误写为“绰”；至于“踏”“造”，更全出臆改。可见校勘红楼，只凭版本和猜想不行，还很需要点“杂学”呢。

　　楝亭集中也有确实是效昌谷体的作品，翻开《诗钞》卷一，第三题《梦春曲》，就是佳例。然而，所有这些，依然不能帮助我们判断，雪芹诗风到底是不是“直追昌谷”的。四十年前，有人评论雪芹的诗，说过几句话：“最可惜的是曹雪芹的诗现在只剩得‘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两句了。但单看这两句，也就可以想见曹雪芹的诗大概是很聪明的，很深刻的。敦诚弟兄比他做李贺，大概很有点相像。”这种论诗方法，倒有点“聪明”，只是不够“深刻”。而且，“单看这两句”，分明是宋人的家数和意格，这和李贺哪里“大概很有点相像”？若说，昌谷集中本没有多少七言律绝一类的体裁，不能作准为比，那么，《红楼梦》中诗词诸体具备，而那些古风歌行又何尝有半点李贺气味？若又说，那些诗，本是雪芹为小说人物而设的，出于摹拟声口，不足为凭，——我就要举前辈的诗替我辩论了：“心画心声岂失真：遗山高论失安仁；史编要是他人笔，宁比当家语意亲？”雪芹纵使聪明灵巧煞，要想完全掩藏他的原来的诗格，怕也不易，何况小说中的诗也并不全部是代人立言的。敦诚的比况，毕竟是“他人笔”啊。

　　雪芹诗草早已扫数亡佚了。必欲撮摩虚空、硬行揣测，较是量非，无乃“痴人说梦”。但依情理来推，雪芹在诗词曲的造就上，恐怕不能不受楝亭的影响，犹少陵之于杜审言。看看这一方面的一些线索，也不失为无法中之一法。

　　还是那句话：雪芹诗稿既亡，只好从他的惟一遗著小说中去寻些蛛丝马迹。惜春，贾氏四姑娘的芳讳，楝亭已曾用过了，在《续琵琶》中那本是蔡文姬的侍女之名；范石湖“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两句，为妙玉特赏的，却也在《续琵琶》中出现了，那是在《祭墓》一折由丑角李旺口中特特举出的；警幻仙姑飨宝玉以佳曲，第一句先唱了“开辟鸿蒙……”那是从楝亭“茫茫鸿蒙开，排荡万古愁”两句而来；“无材可去补苍天”、遗在青埂峰下的石头，大概和楝亭的“娲皇采炼古所遗，廉角磨砻用不得”的想像和用意不无关系；绛珠和神瑛，则疑取自楝亭的“承恩赐出绛宫珠，日映瑛盘看欲无”；黛玉葬花，人们习惯引唐六如为来历，我看不能忘记楝亭早有“百年孤冢葬桃花”之句；“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香”固然和楝亭的“轻含瞴蔻三分露，微漏莲花一线香”有渊源，其实就连“梦中咏白秋海棠”的题目也是见于楝亭集的；稻香村“好云香护采芹人”的对联，分明和楝亭的“夜香深护读书人”大有瓜葛；像“姽婳”一词，始见宋玉赋中，向极冷僻，而楝亭则已用于“姽婳如刺绣”句内；余者，如楝亭“潇湘第一岂凡情”、“湘草湘云自有家”等句，断章取义，都隐隐约约对雪芹似曾起过一定的启发或联想的作用……

　　这些迹象，至少可以证明：雪芹对他祖父的遗诗非常熟悉，下过寝馈学习的工夫；连作小说时因为点缀细节之用都流露出了不少痕迹，那么，他的真正的诗格反倒会不受其深刻影响吗？

　　所以我觉得，从楝亭诗中大约可以窥见雪芹诗的若干风格意度——虽然我们自不能迳认楝亭诗为雪芹诗。

　　楝亭诗又是怎样的路数呢？他在集子里曾有自道：“吾宗诗渊源，大率归清腴。”魏武帝曹公，似不能用“清腴”包纳，他大概是从曹子建往下数的意思吧？——这是颇值得注意的话。然而，这是概括，而非分析。四库存目提要倒有过分析，说楝亭诗是“出入于白居易、苏轼之间”。这种“分析”，又像康长素一见魏碑《张黑女》，就说东坡书法全由此出，好似内行，无如太陋，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凑巧了。毛际可为楝亭集作序，不就明言“无论逐逐于历下竟陵，不屑闯其藩篱，即以眉山剑南争位置者，自先生视之，不啻如避秦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焉”吗？

　　毛际可的话，或犹不免大言欺人之嫌；说得最有条理、最中肯綮的，要算姜宸英的跋了，他一点不模棱地指出：“五言今古体，出入开宝之间，尤以少陵为滥觞：故密咏恬吟，旨趋愈出。七言两体，胚胎诸家，而时阑入于宋调；取其雄快，芟其繁芜。境界截然，不失我法。”这才真是分风劈流、甘苦有得之言，比四库馆臣之见高明多了。

　　不过，姜宸英的偏见也在“阑入于”三个字上现露了。论顺康诗坛，必须懂得“宋调”的意义和力量；“阑入”是不大能用得的。在那时，除了吴梅村等少数人，宋调可说是“基调”，连王渔洋也不能不说“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其实渔洋诗貌似唐音，实质则亦宋调；故国之痛亦极深，而以“神韵”掩人耳目。此点俟识者定之）；骂宋诗骂得最尽情的是朱竹絫，可是他作的诗却也正是宋体呢！

　　这是和时代有关系的。宋调，对清初诸家来说，已不仅仅是门户流派之分的那一层意义。以批点八股文章的独特的方式来寄托民族思想、爱国主义的吕晚村，和黄黎洲、吴孟举，大张旗鼓地选钞宋诗，更起了极大的作用。如果认为这种提倡只是一种流派之见，而忽略了其间的另有政治目的，诚不免买椟还珠之憾。大约吕晚村看到“百首以上则易厌”的那种肤廓的唐音（明人死学唐音的恶果），流弊已久，想要寻求足以胜任反映当前社会现实，抒写爱国思想内容的途径，在彼时自然就只有归到“十首以下为难入”的宋诗上去。这诚然是时代为之。楝亭和那些“宋调”大家无不深有交谊。——因此，如果说明楝亭诗“阑入”了“宋调”，就不应当使用惊讶的语气，更不应该以遗憾的口吻而出之。

　　“雄心作达深杯见，老眼题愁素纸空”，这种千回百转、千锤百炼的宋调，正是楝亭的擅场，深沉老到，叹为独绝。朱竹絫评他的诗：“无一字无铸，无一语不矜奇：盖欲抉破藩篱，直窥古人統奥，当其称意，不顾时人之大怪也。”说得极中要害，是内行话。——我以为，若把这种评语来移赠雪芹，大概也相当恰切；雪芹两句遗诗，已备见铸矜奇之致，敦诚不也正说雪芹诗是“直追昌谷破篱樊”吗？从楝亭而窥测雪芹，或不致全属捕风捉影，想求侧面的参考线索，恐怕要在这里着眼。

　　当然，雪芹的经历和处境和楝亭又大不相似了，雪芹的“胸中粿磊”，自不能全同于楝亭的“胸中”“魁垒”；他另有他自己的“奇气”和“诗胆”了。吴敬梓身后，犹有《文木山房集》遗于世人，雪芹连这也没有。其故何哉？若说雪芹穷，自己刊刻不起，那么吴敬梓的集子难道不也是有赖于方嶟的“遽捐囊中金”才能“付之剞劂”的吗？试想，雪芹既亦有至友敦诚时时为之资助，敦诚又如此赏爱其诗，又如此嗟叹其身后“牛鬼遗文”无人收拾，分明有零落之忧——那么，他会忍于坐视其遗文散佚而徒作无益之悲辞吗？其中定然有故，我们于此等处正不可不用心以求之。

　　曹雪芹，作诗者诗胆可以如铁；敦诚，收拾遗文者却不一定有如铁之胆——我们也不能怪他，还是那句话，各人处境不同，所以，雪芹的富有奇气的诗，敦诚只引了两句，其余的，设法为之传刻吗？会不会惹起大麻烦？大概他就不能不犹豫顾虑了。一句话，敦诚实在不敢传！

　　雪芹的诗就是这样湮灭了！——其实，八十回以后写巨变的小说稿（连末尾“情榜”都写完了），也正是由于同样原因而使脂砚斋不能往外传写了。——若是残损零散，为什么不是残至八十一回半或九十二回少尾巴？那缘故自是“可思”之至。

　　九 太祖舜巡

　　乾隆，对于康熙来讲，说不上够个“肖似”的子孙，却事事要“效法祖宗”，苦学他爷爷。长处学不来时，就会学来短处，把康熙学走了样。康熙在位六十年，所以他也六十年，这倒罢了；最奇的是康熙南巡六次，他也一定来个六次。康熙为什么要南巡？要说纯为玩乐游逛，怕就有点只知其一。他是为了治理水利，巡视河工，再则可以亲自访察东南半壁的吏治民情，着眼实是在于国计民生的大端。乾隆则不然。他的南巡，历史背景已与康熙时候不同，还要来上六次，没有别的，游玩“上升”为主要目的。看看乾隆南巡的铺张场面，穷奢极侈，斗富争奇，使他爷爷不禁“黯然失色”，这就可以明白其中的消息。他从老早就打主意的，歆羡姑苏风景人物，要往这“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去游赏一番。揽虎丘之夜月，聆采莲之艳歌。不料偏偏遇上了煞风景的大学士讷亲，奉命往浙江“查道”回来，竟然复奏说：“虎丘……实则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仄逼，粪船坌集，午后辄臭不可耐！”这下子，败了万岁爷的兴。这讷大人，虽然唐突西子，硬对“香菱”“黛玉”的故乡失敬，却居然把乾隆的南巡推迟了十多年。

　　从明朝的那些皇帝比过来，从清代的这些皇帝比过去，令人实在不能不对康熙发生好感，这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若借用一下大鼓书的旧词儿，就是有道明君。到他那年代，河山舆地需要统一巩固，农工生业需要恢复发展，历史要前进，提出了这种要求，而他很好地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他八岁登极，辅政的鳌拜贪霸专横，包藏祸心。司马昭之心虽然是路人皆知，可谁也莫奈他何。正黄旗的鳌拜，因为欲望无穷，在“圈地”问题上与正白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两旗夺权的现象，包含着前进与倒退的实质。结果，康熙用“童子侍卫”（满语“哈哈珠子”）计擒巨凶，——这时康熙才不过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而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在这件大事上也与有其功。康熙到二十岁刚过，就独排众议，毅然决然，扫平了三藩割据。在外患上，他击退了在东北方面越界侵略无恶不作的罗刹；在内部中，他粉碎了在西北方面破坏统一勾结外敌的准噶尔牧主头子的叛乱……不必多举，只说这几件大事，在我们赤县神州的青史简册上，难道不应该记下康熙的（尽管是一位封建皇帝的）功绩？

　　可惜他老运不佳，两桩事使他意外伤心，终生抱恨：一是诸藩不肖，争位谋储，一是屡驾巡舆，劳民害国。——且莫小看了这两桩事。若说它们是大清国整个兴衰的枢纽，不免还有语病；若说它们是内府正白旗曹家荣枯的关键，却是了无疑义。

　　这就无怪曹雪芹和他的朋俦亲旧们在乾隆屡次南巡的岁月里，不禁时时想到康熙的屡次南巡，“心中多少忆昔感今”。

　　说到南巡这种“盛典”，它到底有多大“动响儿”？我们这些“草野”“细民”在今天恐怕想也无法想像，在这点上，我们连曾入大观园的刘姥姥也望尘莫及——因为她究竟“身临其境”、见识过一些偌大场面，我们却又“寡陋”万倍了。不过，也有小“过节儿”可以帮助我们想像。如今单表一件：皇帝南巡之时，别的随从执事，且不要讲，只是预备御膳用的牛奶一项，就要一队专船——并不是要装载这么多“罐头”“炼乳”，却是要把百十只活的奶牛，随御厨运往，一同“南巡”胜地。这百十只奶牛一路上的“生活”，如何照料，多少标准饲品，多少伺候人佚，多少必要设备……就可想而知。我们哪里谈得到有“造化”综览全部盛典，其实只要能有缘分看一看这队御奶牛的势派，也足以归来夸耀乡里了。

　　夫如是，我们就也算得是尝脔知鼎，窥斑见豹，而不应该再为前人的某些说法所误——例如多少年前就有人主张曹雪芹写“省亲”乃是假此以写南巡云云（后来又有主张此乃借写曹寅长女平郡王妃“归宁”云云）。要说“省亲”那场面，在小说里固然算是很热闹的笔墨，而对刘姥姥和我们这些“草野”人等说来，也委实已经很了不起；不过要和南巡相比，那岂止小巫大巫而已，简直是千里万里；亦且一切略无相似之点，诚风马牛不相及也。只能说这些主张者于清代“朝章典制”一点也不清楚罢了。

　　当时中外人士记叙南巡的，也颇不乏其人。大清国的臣子们自不待言；连外国传教士也记下过他们的见闻大概：“在他（康熙帝）到南京的前夕……他那时是骑在马上，他的侍卫在后面跟着，还有两千到三千骑兵；城里来迎接的，有拿军旗的，有拿绸制的旌旗的，也有天盖和万民伞，以及其它无数的装饰品。路上每二十步有一彩牌坊，布满了各种绸花，飘荡着各种丝带，凡是他要经过的地方，花团锦簇，富丽异常。路上的民众，也人山人海，拥挤不堪……”

　　如果只看这，那南巡岂不正是“千载希逢”的旷典和盛事？岂不是“锦绣乾坤”“与民同乐”？

　　然而，另外也有一种记载，写出“巡幸”所至的那种实际内幕之一斑。试读一段：“山西抚噶礼，迎驾至庆都，并率百姓百余人来邀请圣驾。百姓皆夜间露立；问之，云：‘票押，不敢不来！’轿顶及钩锁皆真金；每一站皆作行宫；顽童妓女，皆隔岁聘南方名师教习，班列其中。渠向予辈云：‘行宫已费十八万（两）；今一切供馈还得十五万！’”这不过小小西巡而已。南巡如何？就不必再问了。

　　至于所至之处，是否皆如“春台”之“熙熙”，那也可以另找证据。如今也引一段看：

　　孝感（熊赐履）才出，上（康熙）便卒然上观星台，众人奔挤上山，乱石岈嵯，予与京江（张玉书）相攀步上，通身流汗；上又传呼急切非常，既登，气喘欲绝。上颜色赤红，怒气问予云：“你识得星？”……上又曰：“那是老人星。”予说：“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上云：“甚么相干！都是胡说！”

　　上怒犹未平，急传一钦天监；彼人（钦天监）在寓饮酒已醉，又传得急，放马归来，到山上，跌下来死了。——上犹责怒其迟，就有人说：“跌下马来了。”上云：“着烧酒灌。”哈哈驹子（即前回曾提到的那种“哈哈珠子”）附皇上耳云：“已死了”……

　　看看这种见证，约略可明：伺候南巡，并不是一件很好顽儿的把戏。

　　不过，康熙总还算是个好的，据说他听说那人死了，就“即时气平，言语都低了”云云。比皇上“刚强”几倍的，却是皇太子。

　　皇太子胤納，聪明才干，极为康熙喜爱；皇帝凡有巡游，总要带着这位殿下，也为叫他历练一切，也为显他的本事。于是皇太子的派头就格外不同些。大家惧怕、奉承皇帝到十分，惧怕、奉承皇太子就到二十分三十分。当时一位道学家大臣私下里微词拟议说：“建储，大事，须是讲究慎重为是。一立后，起居服物，一同帝制，到底不妥。故连仪注也要斟酌。”起居服物一同帝制了，别的那可更“不堪设想”，他甚至有权随便赏官爵给人。这位年富力强的候补兼实任的“少君”，那份气焰，驾越“天威”，足使大小臣工们谈虎色变。

　　行宫的供张，虽然圣训煌煌，力崇节俭，可是如果过于“草创”了，那就交代不了层层的随驾人员，尤其交代不了皇太子。江宁知府沧州陈鹏年，就因为先是不同意总督阿山借南巡供费增加赋敛，后是他所负责的行宫比不上别处的，就惹恼了不少人，都要杀他；康熙犹在为陈鹏年的性命踌蹰，皇太子却不点头，非取他脑袋不可。在这节骨眼儿上，康熙似乎就有点主不了儿子的事了。

　　当此“陈青天”命悬一丝的时刻，谁敢道个不字。说来令人难信：却有一位素与鹏年不和的曹寅，胆大包身，不顾一切，出来请免陈鹏年一死。在他后面的内兄李煦深恐惹恼了皇帝皇太子，偷偷地拉他的衣服示意，不要捋须批鳞，甘蹈不测。这曹寅真是好样儿的！他回过头来怒问李煦，说：“你这是干什么？”请之益力。陈鹏年的一条命，竟因曹寅这种忘身的崇高精神而得救。无怪乎当曹寅出来时，江苏巡抚宋荦迎着他说：“君不愧朱云折槛矣！”

　　我们由这一件事，就看出了曹寅的风力人品，看出了南巡的真实情况，也看出了皇太子的威福势权。

　　曹寅那时以江宁织造、两淮巡盐的身份，“赫赫扬扬”，“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他“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去“买这个虚热闹去”，这罪过他是犯了的。单是在扬州一处，“繁华无尽”，“锦绣瞒天”，“行宫宝塔上灯如龙，五色彩子，铺陈古董诗画无计其数”，就有诗人讽刺过：“玉皇闹里凝双眼，真说家馀跨鹤钱！”（小民们，实则是“役到淘沙”“卖尽婵娟”的）曹寅每日要献御筵，进古玩，这里固然也有他的自愿，却也有他的“上官差遣，概不由己”的苦恼在。

　　“正式”供张以外，还不要忘了“一切供馈”的那个馈字。陪圣驾出京到江南来的，一层一层人，除了来开眼、享受之外，还有一项“外快”，就是都是要来发一笔不算太小的财的。平时内府一个笔贴式，派到南方去办事，地方大吏一馈就是六千两；一位户部侍郎被差去祭禹陵，便将浙江盐商诈骗“多金”（其数定然可观！）。这种行为是当时的“规矩”。当织造的，虽不比他人，却也另有烦难之处：除了皇帝不算，皇家的各位亲王贝勒，都把织造当作“江南私人银号”和“取货站”，不时向他索要银钱、东西、爱物，甚至要“人”——苏扬美女。这也成了“规矩”，相沿已久，以致沿到乾隆年代，皇帝恐怕所关不细，至于诫示亲王人等，不许恣意随时向织造处勒索钱财、采办物品。织造们此应彼付，都要酢酬，疲于奔命，哪一处打点稍不如意，马上就会有祸事临头，不知在什么“碴儿”上给按上几句话，不难家破人亡。

　　康熙的“皇子”们又特别多——他的四十位后妃嫔侍，共生了三十五位皇太子，序齿者二十四位——又都野心不小，奢欲很大，都要支使“家里人”织造，要东要西，办这办那。苏州织造李煦，后来“罪”发时，被鞫问出来的口供，有些残余纪录尚在：李煦自供用银八百两买女子五名送与阿其那（胤納）。再看同案的赫寿，其家人王存供称阿其那派阎姓太监向赫寿取银二次：一次两千两，一次一千两——然而及至雍正揭露“朕从前即知阿其那自赫寿取银二万两，建造胤納花园”之后，不但供称二万是实，二万之外又供出六千两。——此亦不过多少例子中的一个，九牛之一毛耳。

　　曹寅等人，每年官俸不过区区之数，而一亏空就亏出几十万两之多！其故安在？那就是为“四次接驾”的“虚热闹”所累，再加上历年各式各样的“供馈”，使他们不能不摘东借西、装神弄鬼，正有点像贾琏、凤姐夫妇所说的：“这起外祟，何日是了！”“我略慢了些，他就不自在起来，得罪人之处不少！”

　　在那世界里，小民们又该到什么地步呢？就便也引起那位道学大臣的话来对证：“朝廷一免江南银米，即二百万；自古无如此之多者。只是天地间却不见有宽裕润泽之气，是何缘故？”“国家免钱粮，动数百万，而民不感恩，民不受惠。想是官不好：上有法捐，他有法敛；州县敛之以贡府道，府道敛之以贡两司，两司敛之以贡督抚，督抚又有交际及办差诸事：宛转归上，民穷日甚！今日泽州（陈廷敬）言其苦，几至泪下！此是国家元气。大臣愁饿死，殊非美事……”一派的微词可掬（虽然他们还只是站在一般地主阶级的立场来讲话的）。他还指出：“又民于平居无灾害时，休养生息，如人保养，不到病来。至有灾祲始谋赈救，却是有了病去医治。一般医得好也才得平常。毕竟教他平常壮实方好。”所以南巡时，竟发生过总督大人派官往库提银一万两，中途被盗劫去一桶的煞风景的事情。而康熙却“宽厚以豫大，丰享以驭国用”，自以为“国用充足，朕躬行节俭，今即因数次巡幸。用钱粮四五十万（实际远不止此），亦不为过”，以致“库帑亏绌，日不暇给”，而江南则“地方官备办供应，挪用公款，亏空甚巨；大吏惧挂吏议，责令赔补，敲骨吸髓，上下交困，仕者至视南中为畏途”。这后果的严重，到康熙五十年代，就现了原形，至令大学士张鹏翩专差察审此一公案。

　　张鹏翩不敢实话实说，一力支吾，倒是康熙自家心里明白，一口道破；张鹏翩颂圣之下，康熙接云：“朕非但为百姓，亦为大小诸臣保全身家性命也；钱粮册籍，皆有可考；地方官借因公挪用之名，盈千累百，馈送于人；若加严讯，隐情无不毕露，朕意概从宽典，不更深求。”因为他十分清楚，他自己才是这一案的主使人。

　　据说，江南由此遂得“昭苏”云。曹寅、李煦，也正是在皇帝的曲意保全之下，这才得以把“戏”唱到康熙年代的最末期。

　　可是，祸机就也孕育其间。他们的保全者，被诸皇子气死整死之后，马上局面大变。雍正出乎所有人的意外，用阴谋手段篡取了大权，不认他老子和弟兄们的账。于是他们所作的孽，就全部着落到奴仆们的头上。

　　所以我说：“且莫小看了这两桩事。若说它们是大清国整个兴衰的枢纽，不免还有语病；若说它们是内府正白旗曹家荣枯的关键，却是了无疑义。”而曹雪芹等人的“心中多少忆昔感今”，那实际内容又是多么丰富而复杂，——只有“凤姐儿”之流，才会只从“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即所谓“赶不上繁华”论）一点来着眼吧？

　　我们的下一回书，就要接表雍正这个专搞宫廷政变、特务暗杀的篡位者如何残害康熙以及忠于康熙政道的曹李等人的种种事由。

　　（一九六二）